毛泽东社会救助工作以追求社会正义为目标，以生产自救和互助合作为救助方式，以兼顾公平与效率为方针，以保障民生为基本理念。毛泽东的农村社会救助工作各方面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他认为只有遵循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所引导的政治理念才能够创造具备团结公平，互助合作精神的社会道德环境，为农村社会救助事业提供思想基础。然而何谓集体主义，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在农村社会救助活动中如何发挥作用，是讨论毛泽东农村社会救助思想所蕴含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应当首先解决的问题。
一、社会主义集体主义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真正的集体主义必须在社会主义框架内才能够得到正确的理解。那些自由主义者中坚持反对集体主义的个人主义者基本上将集体主义僵化而片面得等同于集权主义或者国家专制主义。他们认为“集体主义者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必须建立起前所未有的巨大权力”集体追求共同利益必然导致权力的集中，而自由主义者认为“哪里存在着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任何一般的道德或规则的容身之地”。他们认为集体主义必然限制个人自由，破坏市场的自由竞争秩序，从而导致社会被极少数人所控制。个人自由主义价值观认为只有保证个人的自由，依赖个人自主性去实现自我生存价值。而集体主义却依照有限的一些原则希望通过制度法律规范来设计人类利益的取得和分配。因此个人自由主义者认为相比集体主义的体制性僵化，个人自发的活动更能够有效地配置社会的福利资源。然而，这种个人自由主义的社会福利观并没有看到人的社会本质属性。个人只有存在于集体之中才能够有效发挥其潜能获得生存的机会。个人主义同样没有看到集体通过个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不断调整创造更加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一种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公平合作的和谐社会关系。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个人力量由于分工转化为物的力量这样现象……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并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集体，这不可能实现。”
只有将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组成集体，才能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不可避免的劳动分工所造成的社会矛盾。然而这种集体并不是“从前各个个人所以结成那种虚构的集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真正的集体不是为了反对某一部分人而排除异己的势力，而是为了将人从阶级中解放出来，通过集体重新把握个人自由和发展。“在真实集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集体主义并非如个人自由主义所曲解的那般，通过牺牲个人自由而实现社会平等。恰恰相反，真正的集体主义是根植与对个人自由的更深层认识，以协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为准则，以个人自由的保障为集体目标的一种价值追求。
二、毛泽东农村社会救助体现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
从社会保障作为一种调节社会生产关系的社会制度，必然受到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支配。马克思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理论，即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两对基本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运用马克思关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理论分析了社会保障与发展生产的辩证关系。对于农村社会救助问题，团结集体的力量开展生产自救，是农村社会救助最实际最有效的解决途径。马克思在其著作《资本论》中指出：“在一个国家里，……剩余劳动首先必须在农业中出现，然后才有可能在从农业中取得原料的那些工业部门中出现。“”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毛泽东在领导农村革命的过程中，继承马克思列宁关于农业的基础性思想，提出发展农业生产必须摆在经济建设的第一位。他还强调，“谁忽视了农民和农业，谁就要犯错误”。
（一）民主革命时期的农村生产自救运动
民主革命时期，农村经济遭受战争与自然灾害的破坏，难以负担不断增长的革命战争需求。为减轻农民的生产负担，毛泽东在 1933 年 2 月发布的关于政府工作人员帮助春耕自助种菜的训令中规定：“凡属政府工作人员（从中央政府到乡政府）均须在不妨碍政府日常工作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动员起来，亲自下田，去帮助政府旁边的红军家属及缺乏劳动力的贫苦农民群众耕田。”
毛泽东还在革命根据地开展“夏耕运动”。他在致各级苏维埃负责人的信中提到“现在夏耕已到，大家不拿出战斗精神来对付夏耕，那么为了群众利益、为了革命战争去增加二成收获的计划，就要受到极严重的影响。”在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带动下，农村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有所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也逐步得到改善。
（二）抗日战争时期的军民联合生产自救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克服日本侵略者的“扫荡”，毛泽东在敌后根据地提出军民联手共同发展生产的主张。他号召广大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粉碎敌经济封锁最有力的办法，还是发展根据地的生产力使达到自给自足的地步。”
“前方努力打仗，后方努力生产，一定能打跨日本帝国主义，不仅老百姓要如此做，其他如学校、党政机关、军队都要参加生产运动。”
通过大生产运动，一方面领导人民掌握生产技术，提高农村生产力水平，改善农村经济状况代替施予性的救济形式，主动保障农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除组织人民生产外，党政军自己的生产极为重要”，为保障根据地经济的自给自足首先必须以爱惜民力为原则。抗日抗战的持久性与残酷性决定了根据地必须精兵简政，爱护民力。毛泽东认识到“如人民（主要是农民）经济趋于枯竭我党即无法生存”，于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中提出“党委、政府和军队，必须于今年秋冬准备好明年在全根据地内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 的大规模生产运动，包括公私农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而以农业为主体”。
毛泽东号召党政军队参与大生产，这样做不但减轻了农民负担，实现了解放区的自给自足，更为抗日战争提供了必要的经济供给基础。
（三）解放战争时期的军民大生产运动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巩固发展大生产运动减轻农民负担的经济建设方针。针对解放区的粮食和供给问题，毛泽东在深入分析内战形势后提出：落后的农村经济与近代战争的战需供应，以及战争需求与人民负担的矛盾是最突出的。“战争需要多少军队，人民最多能养活多少军队，生活待遇应当怎样规定，怎样保证，如何开源节流，使我们既能保证战争供给，又不致于过分加重人民负担，更不致于妨碍生产发展”，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继续研究扶助群众生产，从发展经济中来保障供给”。
具体而言，“必须努力生产，使一切必需品，首先是粮食和布匹，完全自给。……在财政供给上，必须使自卫战争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同时又必须使人民负担较前减轻，使我解放区人民虽然处在战争环境，而其生活仍能有所改善。”
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依靠军民团结自力更生，而蒋介石依靠外国，统治贪污腐化民不聊生。因此，毛泽东要求“在任何地区，一经消灭封建制度，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党和民主政府就必须立即提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将农村中的一切可能的力量转移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方面去，组织合作互助，改良农业技术，提倡选种，兴办水利，务使增产成为可能。”他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支持长期战争，取得全国胜利。”
综上所述，无论是抗日战争的大生产运动还是解放战争的军民联合生产自救运动，都充分发挥了集体的力量，即为战争胜利提供了物质保障，又为农村人民的基本生存提供了可靠的社会救助资源。可见，毛泽东的农村社会救助，以生存自救为基本救助模式，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
三、毛泽东农村社会救助体现集体主义价值取向的评价
毛泽东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即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价值观一脉相承，又深受中国传统社会带有“小群体主义”特点的集体主义文化影响。一方面，毛泽东认识到只有联合无产阶级阶级，建立广泛的工农联盟,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消除阶级剥削, 实现民主从而根本上保障人民的生存问题。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农民工人生活贫苦难以维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这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正是这些反动阶级为了维护小团体利益，而罔顾中国广大人民的共同生存利益。因此，毛泽东认为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建立以维护人民集体利益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保障全中国人民共同的生存利益，实现每个人民对于自我生存发展的基本追求。而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宗族血缘和乡土地域维系的小群体主义影响着人们对社会救济的态度和行为准则。特别是以小生产经济为基础的农村，传统家族亲缘救助以及邻里互助体现了群体内部的集体主义色彩。但是群体之外则排他性地体现出利己主义的倾向。
因此传统社会救助思想始终存在这种不可避免的矛盾性，即“内与外的区分、自利与他利的共存，以及‘由己及人’的自我中心主义和服从群体意志的依附心态互相交织的矛盾性”。然而毛泽东认为集体主义必须遵循的原则是社会正义，而不是群体格局中的差等正义。因此毛泽东认为在农村必须通过走合作化的道路，将农民纳入到合作社的集体。只有通过合作化才能带领全体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虽然大跃进时期的人民公社运动一度将集体主义理解为“大锅饭”和“平均主义”，使得集体主义价值观成为一种“社会大同”的乌托邦式幻想。但他在经过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败后，及时纠正了对集体主义理想化的理解偏差，并充分认识到集体主义必须建立在自愿平等互惠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对于习惯小生产私有模式的农民而言，他们难以在短时间内认识到集体化对于发展农村生产力和改变农村贫困面貌的积极意义。毛泽东意识到，在农村集体生产组织中，必须通过建立集体劳动关系来创造一个充满信任、平等互惠的社会环境。他在谈及农村人民公社的分配问题时强调“论在目前和将来, 在供给的范围内,必须注意使社员的生活有适当选择的自由。”
也就是说，集体中也应当尊重个人利益，允许不同分工和收益的高低，即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同时，互惠平等并不是直接体现在一部分人给予另一部分人的直接利益交换中，而是从集体的整体调节来实现个人需求的满足。例如，农村五保制度规定生产队必须从总产品中提取一定的公积金用于救济集体内部的贫困成员；生产力水平有差距的不同生产队之间的物资可以适当得调整盈余，互通有无。
综上所述，毛泽东社会救助思想所蕴含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继承发扬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赋予集体主义在政治领域的助推作用。同时，毛泽东摒弃了传统社会救助以“差等正义”为基础小群体主义特征，扬弃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包办福利制度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并最终坚持以追求社会正义为基础的集团主义作为社会救助活动指导思想，不断推动农村社会救助事业的发展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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