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后的中国，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西方社会的各种文化思潮纷至沓来，中西两种异质文明之间出现了激烈的碰撞和交融，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在悄然随之变化。这一历史背景下展开的中国近代慈善事业，既秉承了乐善好施、仁义为本的等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又汲取了西方社会慈善福利思想中的有益养分，从而呈现出古今贯通、东西融会的特点，并逐步向制度化与近代化迈进。
这个时期的威海既地处齐鲁孔孟之乡，是道教全真派的发祥地之一，又在１８９８年至１９３０年间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是闻一多笔下的“七子”之一，因此在研究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上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本文以威海为范例，通过对近代威海慈善事业发展状况的考察分析，管窥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主要特征及其成因，扩展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的研究视野。
一、近代威海慈善事业发展状况
（一）早年的寺庙善举
威海历史上的寺庙有从事慈善活动的优良传统。早年寺庙的善举主要有救灾、修桥铺路、助学、就医施药以及代耕等方式。灾荒年间，不少寺院都要举办祈禳法会，既是代民求天，同时也借机向富人募捐用以赈灾。据威海地方志记载，道光年间文登甘泉寺曾放粮数千石，救济灾民；上世纪２０年代，文登太平观在观内设“太平观私立同化小学”，初、高级各１个班，初级４年，高级２年，教师２人，周围村庄３０多个学生就读。民国期间，威海卫境内６１处寺庙中，有３１处庙属房产成为助学的资产。荣成、乳山境内的寺观也有半数房产成了助学资产。
（二）西方教会的宗教慈善活动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西方的天主教和基督教相继传入威海。其间，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在威海兴办了许多公益机构，从事慈善公益活动。这些机构与活动包括：
１．设立教会学校，为贫家子女提供受教育机会。
１８９９年英国中华圣公会创办了安立甘堂中学。
１９００年天主教法籍神甫罗汉光创办了约瑟小学。
１９０４年基督教弟兄会英籍传教士格雷沙姆、罗特两人创办了讲书堂小学。
１９０８年基督教弟兄会英籍传教士孙约翰夫妇创办了石岛明德小学。
１９２３年法国天主教堂创办了海星小学（１９４５年改名为鲸园小学）。
１９２８年法国修道院创办了专收女生的明星小学。
１９３５年法国天主教堂又创办了西南园初级小学。
２．开设医院，义务施医施药。天主教堂于１９０８年创办方济医院，１９３５年创办妇产院，用西医的施诊手段，为天主教会内的产妇助产，为孤儿和其他天主教徒施医。
３．建立福利院，安老抚孤。天主教堂于１９０８年创建圣母养老院，１９３５年创建孤儿院。养老院接收的对象是孤寡年迈的天主教徒。孤儿院收留的是私生子和家庭贫困的幼儿。在孤儿院内，孩子长到６岁后就为教堂充当无偿劳动力，女孩学习刺绣、做花边、编制及勤杂事务，男孩学印刷、木工、铁工及其他杂工或园艺工，同时进行宗教灌输和必要的识字教育。１９５２年全部由人民政府接管。
（三）英租威海卫的赈灾活动
英租威海卫之后，有限的财政收入使得殖民当局无力承担救荒的职责，只有寄希望于社会和民众。作为已经崛起的民族工商业者的代表，威海卫商埠商会逐步承担起赈灾的责任，成为英租时期威海卫频频发生的水旱风灾的主要救灾组织。
１９２０年春，威海遭遇大饥荒，威海卫商埠商会呼吁成立了由威海卫华商和洋商组成的赈济会，在全区设立６个放粮中心。商埠商会充分发挥其内外组织能力，通电派团、奔走呼号、广为劝募。在其努力下，国内外商业团体和慈善团体，如新加坡马六甲英商会、香港华商总会、上海总商会、天津总商会、烟台商会等，纷纷慷慨解囊，捐款捐物。其中，仅香港华商总会和东华医院捐款即达１１０００元。曾任山东巡抚的北洋政府要员孙宝琦也将威海所办赈粮全部免税。大连广源泰、文盛裕等商号顶住日本占领当局的压力义务为威海灾民代购高粱。据统计，此次救灾活动共筹得捐款６５７３０元，为１万多名灾民发放了４个月的无偿救济，为３万多灾民发放了有偿救济，租界内灾民几乎都得到了救济，其救济范围甚至扩大到了租界外的荣成北部沿海一带。
（四）民国年间官民共同参与的救济活动
民国年间，地方士绅是慈善事业的主要力量，他们自发成立了赈济会、周急会等救助组织。赈济会专门办理普通赈济事宜，资金来源于１９２０年的旱灾余款，共约万余元。周急会专门从事渔船被灾、渔人淹毙等赈济事宜，经费由渔商凑集。赈济会和周急会的善款都由地方士绅、商人经管，平时存放在殷实银行生息保本，并于每年贫危时刻提出若干施行赈济。
威海卫管理公署成立后着手筹备成立救济院，筹拨开办经费近千元，聘请地方绅董８人并委派公署官员２人共同管理，凡属养老、育婴、施医、济良等事宜，悉由救济院统筹办理。周济贫困方面，设立乞丐收容所。当时本地贫民在春、夏、秋三季尚能自食其力，凡沦为乞丐多是外来穷困或年老残废之人，收容所对他们一律收养或出资遣送原籍；附近极贫年老之人，也按月拨给赡养费。
赈济灾疫方面，１９３２年津沪时疫流行，政府当即招集商绅紧急商议，在救济院设防疫临时医院，并于埠内四乡筹设临时诊所，进行消毒预防等事。责令西医轮流诊治，不分昼夜随叫随诊。当年秋雨成灾，公署会同商会共同筹划设立粥厂，并发放玉米面４万余斤。
（五）威海红万字会的慈善义举
１９２９年李翼之联合威海绅商共同出资，成立世界红万字会威海分会，内设因利局、育婴处、施诊所、小学等４个机构。（１）因利局主要任务是负责扶贫济困以及恤嫠、恤产等救助活动。每年春季和冬季各放粮一次，冬季施舍棉衣一次，遇有荒年还在街头施粥。对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鳏寡孤独户，采取定期补助的办法，每人每月５元，以解决其生活问题。（２）育婴处主要任务是收养因无力抚养或不愿抚养的婴儿（如私生子）。婴儿在育婴处由保育员抚育到７、８岁时，被送到牟平县红万字会设立的恤养院去读书、做工，至１８岁时可离院自行谋生。（３）施诊所有所长兼医生１人，医助１人。凡来诊病取药的普通群众，一律免费治疗。（４）小学收留因家境贫寒上不起学的学龄儿童。学生总数有１００余人。威海红万字会办慈善事业所需经费多由会员捐助，有时也向商会或资本家募集。救济方式分为两种：永久慈业和临时慈业。永久慈业包括施医、施棺、恤产、育婴、附设小学、春赈冬赈、资遣难民等，临时慈业包括临时性的赈济本区和邻境灾荒事宜。
二、近代威海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特征
（一）地方商绅是近代威海慈善活动的捐赠主体
慈善是公众以捐赠款物、志愿服务等形式关爱他人、奉献社会的自愿行动。通过某种途径自愿地向社会及受益人提供无偿的社会救助和社会援助的行为是慈善的核心所在。捐赠主体的存在是慈善事业发展的首要条件。在近代威海的慈善事业中，商绅自觉充当了捐赠主体的角色。１９２０年的特大饥荒中，威海卫商埠商会充当了赈济会的发起者和主要捐赠者，还利用商会的广泛联系，通电派团，争取国内外商业团体和慈善团体的援助。１９３２年预防时疫中，设立防疫临时医院的主要费用是由商绅无偿捐助的。民国时期威海的慈善事业由地方士绅经营，经费全部来自商绅捐赠。在境内寺庙和威海红万字会的募捐中，商绅始终被作为重点募集对象。
（二）宗教团体在近代威海慈善活动中作用明显
在人类历史上，慈善是宗教发挥社会作用的一个重要领域，宗教对慈善思想的产生和慈善活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近代威海，宗教慈善也成为其慈善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本土的寺庙、道观和红万字分会组织，还是外来的基督教、天主教等教会组织，都积极发挥宗教“劝人向善、救人苦难”的作用，兴办了许多慈善学堂、免费诊所、福利院、育婴处等公益机构，主动承担了对穷人、残疾人、被遗弃者提供照顾服务的责任。宗教团体的经常性慈善救助活动，在近代威海慈善事业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官府在近代威海慈善活动中有所作为
慈善事业作为一项社会性、公益性事业，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其中政府的支持不可或缺。在近代威海，无论是外来的殖民政府还是本土的国民政府都组织和参与过赈灾活动，这固然是其救助职责使然，但客观上对民间慈善活动起到了一定的组织号召和管理协调作用。１９２０年的救灾中，经商会陈请，租界行政长官出面组织成立了赈济会，尽管支撑赈济会的主要是商会等民间力量，但当政者在宣传联络、采粮运粮、募捐散赈等事务中发挥了较好的组织协调作用。山东巡抚曾将威海所办赈粮全部免税，这是赈灾活动有序开展并取得成效的重要因素之一。１９３２年为预防津沪时疫，威海卫管理公署当即招集商绅紧急会议，果断做出开设防疫临时医院的决定，并积极组织实施，使疫情得到及时控制。
（四）近代威海慈善活动的运作方式初步体现出现代特征
一是慈善行为体现出组织化特点。近代威海几乎所有慈善救助活动都是有组织进行的，不仅宗教性慈善公益活动都是依托寺庙、道观、教会、红万字会等中外各类宗教组织开展的，官府和商绅发起的其他慈善救助活动，包括临时性、应急性的活动也都是有组织进行的，如：
１９２０年为救饥荒成立了赈济会，１９３２年成立了救济院作为经常性救助机构。
二是救助方式体现出制度化特点。近代威海慈善救助程序规范透明，救助方式合理得当。
１９２０年赈济会建立的散赈机制中，救助程序为事先由各村村董负责调查本村灾情，上报各区总董及当局稽核；发放赈粮时，由村董与巡捕房头目共同签字，并派官员监督；散赈方式分为无偿救济和有偿救济两种，有偿救济必须有村董或总董担保。红万字会由专门机构———因利局对临时困难户给予无息贷款，对鳏寡孤独户实行定期补助。
（五）近代威海慈善活动体现出较为先进的救助理念
一是不囿于地域，广济天下。平等博爱是慈善行为的最高境界。现代慈善更是强调无论亲属与远近均推崇爱人如己的博爱理念。尽管中国传统慈善更注重街坊邻里熟人间的互助，具有浓厚的乡里情结和亲族情结，但威海近代慈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地域限制，将威海域外乃至国外的救助需求都纳入视野。如：民国年间的救济院对外来乞丐或收养或出资遣送原籍；上海“一、二八”兵灾、黄河水灾、北平冬灾等都曾得到威海红万字会的救助；朝鲜万宝山排华事件后，威海各界积极援救旅韩被难侨胞。
二是“输血型”救助与“造血型”救助并举。现代慈善理论认为，慈善应不仅仅局限于扶危济困，还应该探索防止贫困产生的途径，为推进社会的长期福祉而投资，从而达到“真正永恒地造福世界”的目的。由于时代的局限，威海近代慈善事业仍属于救助性慈善，但救助理念正在逐步接近现代慈善理念，不仅从事以钱物为主要形式的简单的“输血型”救助，而且重视以培养教育为主的“造血型”救助。寺庙出资助学、太平观内设小学，天主教、基督教等西方宗教团体开办各类学校，红万字会开办培德小学、育婴处等一系列善举，促进了慈善事业由“施养”向“教养”的转变。
三、近代威海慈善事业发展的根源
（一）缘于齐鲁文化的影响
威海自古属齐鲁之地、孔孟之乡，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齐鲁文化在这里得到了代代传承，造就了适宜近代慈善事业发展的文化沃土。“仁爱”是孔孟思想的核心，也是齐鲁文化的精髓，他孕育了尊老爱幼、孝慈为怀、邻里相助、济人危难、助人为乐等优秀道德品质。孟子倡导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处世境界，不仅被历代仁人志士奉为圭皋，而且被威海近代的民族工商业者予以践行。他们中的一些贤达之士富而不忘“仁”，在近代威海历史上，既是境内中西各类慈善宗教组织募捐的主要对象，也是当地殖民政府和国民政府共同依靠的赈灾力量。
面对灾难，作为民族工商业者代表的威海卫商埠商会不仅自己慷慨解囊，自觉地承担起赈灾的重任，还积极呼吁社会各界出钱出力，表现出强烈的仁慈之心和社会责任意识。同时，政府对社会救助活动的支持与参与，也是儒家“仁政”思想的具体体现。
（二）缘于渔捕文化的影响
威海的渔业生产方式产生了独特的渔捕文化，这种文化又孕育出了威海人的慈善情怀。威海位于胶东半岛最东端，北、东、南三面濒临黄海，基于人同海洋的关系，这里形成了独特的渔捕文化。由于海洋是肆虐的大自然，人们在常年海洋劳作中，必须协同劳动、齐心协力，才能战胜风浪、繁衍生息，因此同舟共济是渔捕文化的突出特点。在近代威海慈善事业中，从英租威海卫时期商埠商会会众以赈灾为己任，到民国年间地方士绅自发成立赈济会、周急会等救助组织，专门办理赈济事宜，处处彰显着渔捕文化孕育下的威海民众同舟共济的处世风格。
（三）缘于道教文化的影响
威海具有厚重的道教文化积淀，境内至今保存有“仙山之祖”昆嵛山、道教胜地铁槎山、《道德经》磨崖石刻圣经山、“玉阳洞天”圣水宫等多处道教文化遗迹。全真教以道教教义为主，杂糅儒、释两教，主张济贫拔苦、先人后己、与物无私。威海近代寺庙、道观常年以救灾、修桥铺路、助学、就医施药以及代耕等方式从事慈善活动，就是对“教以行善立功，以致神仙之旨”的道教宗教伦理观念的具体践行。
（四）缘于西方文化的影响
甲午战争后的威海成为闻一多先生笔下的“七子”之一，这是民族之大不幸。但英租时期，威海卫行政长官署曾在辖区兴建了“爱德华商埠区”，一度把威海港变成了世界性的自由贸易港，并与世界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过贸易往来，这又促使西方慈善文化不断传入威海，实现着中西慈善文化的碰撞交融，促进着威海慈善事业的发展。一方面，天主教、基督教的慈善公益活动，极大地丰富了近代威海慈善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另一方面，西方慈善文化中无论亲疏与远近均推崇推己及人、爱人如己的博爱理念，和重视制度安排、强调组织化运作的管理理念的传入，提升了威海近代慈善事业的现代化程度，使近代威海的慈善活动具备了组织化、制度化、规范化和开放性等现代慈善事业特征。
（五）缘于纯朴敦厚的民风
威海自古民风纯朴，百姓敦厚、重信义，这也为威海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生态，一个典型的例证是：１９２０年赈灾活动中，获得有偿救济的３万多灾民，在灾情过后都按期如数归还了借粮。百姓的守义践诺行为，不仅对捐赠者、施善者是极大的精神鼓舞，也使慈善活动发起者、组织者信心倍增，甚至连殖民政府官员也肃然起敬，英租威海卫最高行政长官骆克哈特曾在当地树碑立传表彰如数归还借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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