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章基于意义发生理论的社会生物学理据和神经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内涵, 探索系统功能语言学 (SFL) 中意义发生的神经生物学基础以及人类的语言认知, 以此厘清SFL与神经生物科学的关联基础, 认为意义发生研究是SFL与神经生物科学的关联发展方向。意义发生的神经达尔文主义观凸现了SFL的辩证唯物主义语言演化观;SFL与神经认知科学的相互印证表明, SFL不但考虑语言的社会因素, 而且也考虑生物体内部因素, 这有助于澄清部分学者认为SFL忽视生物体内部因素的误读。SFL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为语言的神经生物学研究建构了连贯的语言处理模型, 而后者又为SFL提供了坚实的生物体内基石, 为今后的超学科研究指明了方向, 有助于拓展系统功能语言学领域的复杂性科学研究。
关键词： 意义发生; 神经达尔文主义; 系统功能语言学;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traces the sociobiological acountability of semogenesis and then interprets the tenets of neural Darwinism, with an aim to explore the neurobiological basis of semogenesis and language cogn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FL and thus illum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FL and neurobiological science, holding that semogenesis is a new direction in relating the two disciplin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semogene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ural Darwinism highlights the dialectical materialistic view of language evolution in SFL.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FL and neural cognitive sciences indicates that SFL covers both inter-organic (i. e. social) and intra-organic (i. e. neuro-biological) aspects of language. This may help to clarify the misconception that SFL ignores the intra-organic factors. Due to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SFL, a coherent language-processing model has been constructed for the neurobiological study of language, which in turn provides a solid intra-organic basis for SFL.It is then argued that the complexity science should be adopted into the study of SFL, which will be a new direction in the 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 of SFL.
Keyword： SFL; semogenesis; neural Darwinism;
引言
系统功能语言学 (以下简称SFL) 自创立之初就着重探讨语境中的语言以及语言与现实的关系, 较少论及社会互动所赖以形成的语言大脑, 因而引起部分学者的质疑和挑战, 如van Dijk[1]、王寅[2]等, 认为SFL没有探讨语言使用者的认知及其心理表征以及语言形成的主观因素和认知方式等。系统功能语言学界对此也做出了回应, 如Fawcett[3]、Halliday&Matthiessen[4]、胡壮麟[5]等。Halliday的确曾坦言对生物体内认知机制不感兴趣[6], 但他也明示语言是一种高阶意识[7], 关于语言的认知和进化的解释与神经达尔文主义[8]是高度一致的, 但没有给予具体阐述。神经语言学与脑科学研究也为SFL提供了心智世界的支持, 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开拓型的研究成果, 例如Chao&Martin关于可操控物体在人脑背侧通路 (dorsal stream) 中的表征阐释以及关于运动动词的神经元处理的研究[9], Feldman&Narayan关于语言在神经元理论中体现意义的研究等[10]。Halliday进一步阐释了SFL与神经语言学融合研究的框架模型, 认为神经系统的发育就是语言系统的发育, 并阐述了SFL与神经语言学相结合的四个维度:例示化、层次化、元功能和轴关系 (组合和聚合关系) [11]。这为SFL的复杂性科学研究提供了更多启示, Melrose从概念元功能出发阐述了认知成分与大脑神经系统的关联, 也就是概念基块 (经验语法) 的神经生物学基础[12]。丁建新[13,14]、严世清[15]已对SFL的进化论思想做了解读和溯源, 然而对意义发生理论的语言生物进化思想及其对语言科学的贡献还没有被人完全认识到。鉴于此, 本文基于意义发生理论的社会生物学思想和神经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内涵, 结合神经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探讨意义发生论的构建理据以及语言认知的神经生物基础, 进而明晰SFL与神经科学的关联基础, 并对SFL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在超学科中的应用和发展加以展望。
一、意义发生理论的社会生物学理据
意义发生理论 (semogenesis) 在某种程度上又可以称为意义演化论, 意在阐述人类语言的发展嬗变。Halliday作为唯物主义者, 其语言学理论无不受到达尔文进化论影响。达尔文进化论在物质与意识的二元区分上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同时具有方法论意义。19世纪哲学家Hackel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扞卫者和传播者, 他建立了“一元论哲学”, 创造了“phylogeny”和“ontogeny”两个术语, 强调“个体发育”是“种系发育”的简短而迅速的重演, 由遗传和适应的生理功能所决定。Halliday借用Hackel的phylogeny和ontogeny两个术语, 通过类比自创logogeny一词, 分别指语言系统、个体话语的历时演变以及意义在语篇中的展开过程, 进而明晰个体发生层面语言与思维的关系[15]。
Halliday的意义发生学思想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萌芽, 散见于其关于婴幼儿语言研究的论文[16], 在其论文“如何表达意义”中正式提出, 其核心思想是从种系发生、个体发生和话语发生三个层面阐述人类语言从原始语言向成熟的现代语言演化及其传承过程。后来在《通过意义识解经验》[4]一书中继而运用中国阴阳学说加以阐述, 他认为意义发生的历史至少在三个时间框架内展开, 即:种系发生 (phylogenetic time frame) 、个体发生 (ontogenetic time frame) 和话语发生 (logogenetic time frame) , 并提及还有其他框架, 但没有明述, 例如意义发生的空间框架[17], 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补充。Williams&Lukin合编的论文集整合了多位学者从社会功能的视角探讨了种系发生和个体发生的演变, 认为语言是层次化复杂系统中的一个, 包括物理系统、化学系统、生物系统和符号系统等。个体发生过程是适应并形成种系发生, 人类的语言本能来自于社会互动, 大脑是语言演化和生成的核心[18]。其中, Matthiessen对意义发生理论做了进一步阐释, 他认为语言的三个演化维度都是意义潜势的逐步增加过程, 是一个复杂的、渐进的意义发生过程[19]。
另一方面, Piaget的认知建构论[20,21,22]影响也促使了Halliday不得不关注语言演化的内在生物机制, 但认知论过分强调生物机体内部因素, 忽视社会因素。与Piaget同期的社会心理学家Vygotsky从社会文化角度阐释语言发育机制的做法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立场完全一致[15], 所以Halliday明确推崇Vygosky的社会建构主义思想[15], 认为人类的思维是在生物进化的基础上, 受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规律所制约, 从意义行为中涌现, 个体变异是群体多样性的来源。人的低级心理机能是生物进化的结果, 高级心理机能是人类所特有的, 以语言和符号作为工具, 是社会文化历史发展的内化结果, 是个体在文化环境的影响下由低阶意识向高阶意识转化的过程[23,24]。社会建构论从互助论视角理解人类高阶意识, 重视意识与语言的关系, 强调话语分析和意识的社会建构, 强调竞争与互助合作, 是对达尔文主义的补充和发展。
20世纪80年代神经科学家Edelman又为理解意识问题提出了新思路[8,25], 促进了意识价值的回归, 从理论预设上否定了天生论、行为主义的机械论立场和还原论方法, 对我们从宏观社会角度深入理解意识的实质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Halliday明确提出Edelman的神经达尔文主义为人类语言意识的进化提供了一个连贯的阐述[7], 是区别于乔姆斯基范式的关于语言本质和功能的探索。
二、神经达尔文主义概要
神经达尔文主义思想最早由1972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获得者G.Edelman提出, 该理论基于达尔文进化论思想, 在系统研究脑神经科学的基础上, 探索心理机能与人脑的反应, 针对还原主义和取消主义问题进行修正和补充, 提出了神经达尔文主义意识观[8], 即神经元群选择理论———以神经元选择活动解释脑的感知及高级认知功能, 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个人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中高阶意识 (即语言) 是如何产生的问题。他主张意识产生于大脑的各种组织和指令, 是大量神经元群聚类在一起而组成的高度复杂性的统一的神经活动过程, 大脑的进化如同自然进化的选择过程, 在群体影响下大脑接收大量的某种刺激, 某一特定的神经元群体从大量神经元片层中被选择出来, 其中某些突触的联结强度被感觉经验所加强, 而其他的联结则被取消。在这个进化过程中, 参与进化的是神经元群体而不是单个神经元, 也不是基因控制的过程。因此, 不同的大脑通过进化得到的结果也就不同, 所以他认为群体思想不仅是思考大脑如何演化的关键, 还是考虑大脑发育和运行的基础, 这就是他提出的“神经元群选择理论”。
该理论主要包括三个选择机制:1) 发育性选择 (Developmental selection) , 指在个体发育早期, 大脑解剖结构的形成受到基因和遗传的制约, 但是随着个体发育, 体细胞选择在各个层次的突触之间建立大量联结, 这些分枝产生了大量多变性联结模式和神经回路, 即初阶节目单在神经元群中的产生;2) 经验性选择 (Experiential selection) , 这种选择交叠于发育选择的早期阶段并在此后延续终身。行为经验使得神经元群体的节目单中出现突触选择过程。也就是说, 大量突触强弱的变异源于通过行为输入的外界环境的变化而形成各种回路, 即二阶节目单。这种选择过程受到弥散性价值系统活动的制约, 该上行系统随时准备将发生的重要事件通知整个大脑;3) 再进入 (Reentry) 映射, 指大脑各个分离映射区之间沿着大量并行解剖联结不断进行并行、递归信号的交互式纤维传递过程。大脑各个映射区选择性事件之间的相关性就是由再进入的动态过程产生的。再进入有助于不同脑区活动的时空协调使得不同脑区内神经元群体的活动同步化, 将功能分离的活动绑定到一个协调一致的输出回路上。因此, 再进入是使各种各样的感觉事件和运动事件的时空协调得以发生的核心机制。简言之, 发育选择造成极其多样的回路集合, 神经元通过紧密互联形成的神经元群体是脑内神经联结的结构和功能模式的选择性活动主体;经验性选择使得突触群体之间的联结强度发生变化, 通过价值系统的约束, 突触群体联结强度的变异选择源于作为输入信息的行为经验的变化;在再进入过程中, 再进入信号沿着神经元群体间的交互联结传递并确保各脑区中的神经元群活动的时空相关性。由此可知, 发育性选择和经验性选择为意识状态的神经元分布的巨大多样性和分化性提供了基础, 再进入则使这些状态成为一个整体, 一起形成一个复杂的选择系统。
神经达尔文主义从进化论的自然选择说出发, 以神经选择活动解释意识的发生和作用, 明显区别于线性思维取向和客观主义研究取向, 开拓了意识研究的思路, 试图融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解释模式, 但并不认为意识的一切方面都来自大脑, 因为脑的高级功能要与外界相互作用, 也需要与他人相互作用。意识的适应性功能是生物进化的结果, 是把整个机体聚集在神经系统的周围, 产生越来越完善的对环境信息处理的能力, 神经系统愈进化, 其反映也愈有效生动, 进而出现主观感受, 出现更高程度的发展形式———高阶意识 (即语言) 。
三、意义发生的神经达尔文主义观
(一) 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意义发生观
SFL将语言看作社会意义符号[26], 语言和大脑都是复杂的、自适应的、自组织的生态选择系统, 都遵循自组织临界性规律;意义是社会建构的, 生物上激活的、通过物理信道进行交换的, 意义通过物质来实现, 同时, 物质通过意义来组织;语言认知至少是在三个时间框架内展开:语脑 (language-brain) 在物种内的进化、语脑在个体内的发育以及语脑在意义行为中的激活, 即例示化[7]。这三个时间框架宏观勾勒了作为人类种系特征的语言进化图谱。种系发生是语言系统在物种里的演化反映, 它包括意义演化和语言演化;个体发生是个人语言在脑内的发育发展的演化历史;语篇发生则是信息流的展开历程, 是经验、个体意义行为和社会过程在语篇中得以实现的过程。SFL认为, 种系发生为个体发生提供环境, 个体发生又为语篇发生提供环境;反过来, 语篇发生为个体发生提供原料, 个体发生又为种系发生提供原料, 可以看作是种系发生的窗口和缩影[4,16]。
意义发生根植于语言使用者的互动本能和群体间互动, 语言不能离开大脑而存在, 同样也离不开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语言是一种意义潜势, 是人类经验的物质层面与意识层面相结合的产物。意义发生理论是关于意义的本质探讨, 是SFL语言哲学的核心。因此, 我们认为意义发生研究是SFL理论的源头和出发点, 也是SFL与神经科学的关联基础, 也是该领域的研究前沿和最后皈依。
意义发生体现了语言系统的功能和意义的演化进程。意义潜势由概念元功能、人际元功能和语篇元功能实现, 分别体现为概念基块 (经验基块和逻辑基块) 、互动基块和语篇基块, 由此构建人类的语言认知。
(二) 意义发生的神经生物学基础
神经达尔文主义主要阐释了语言大脑 (意识) 的神经生物基础及其演化过程, 旨在回答语言产生和演变的神经生物基础 (即大脑及意识) 的形成、发展、演化、语言处理过程的神经机制等。神经达尔文主义的群体思想在大脑处理个体发生的众多变异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这些变异又存在于所有结构和功能层次 (即种系发生) 中。也就是说环境不同, 个体所表现出的遗传、后天秩序、肢体反应和经验也不同, 结果导致神经元化学物质、网络结构、突触强度、记忆和价值系统所控制的激励模式 (即个体发生) 的变异等方面的巨大变异, 最终使人与人之间在“意识流”的内容和类型 (即语篇发生) 上也明显不同。这种普遍存在的变异构成不同的变异群体, 人脑通过发育选择 (神经元群体———认知范畴化的神经基础) 、经验选择和再入列条件选择能够自主构建对新环境的适应性反应模式 (即人类知识) 。这就是“适者生存”的意义选择, 进而为意义发生奠定了神经生物学基础。意义发生是一个不断进化的生态-意义系统和意义过程, 是意识长期进化和系统选择的结果, 这个系统和过程构成了哺乳动物大脑的最新进化状态, 推动着意义系统的选择和进化进程。
(三) 语言认知的神经生物基础
神经科学的终极目标是为人类认知提供一个合理的生物学阐释, 如果把大脑的动态表征视为一个非符号过程, 那么这个目标就能达到[27]。神经达尔文主义为意义发生的生物体内认知奠定了神经生物基础。Edelman关注的是人类认知的范畴化问题, 他认为大脑本身从一开始是没有被分类或被范畴化的, 预先没有任何程序来指导其发展过程。大脑是我们已知世界里最复杂的物质客体, 是一个自组织的、生态的、历史的选择识别系统。语言大脑是在应对更为复杂的环境中进化的高阶意识, 是后天逐渐发育的, 主要集中在布洛卡区和韦尼克区, 意识的涌现是神经元群选择的结果, 包括三个更高的大脑功能:知觉分类 (范畴化) 、记忆和学习;记忆的属性是概括化、联想和模糊性, 学习取决于范畴化和记忆的相互影响和作用, 跟价值系统密切结合, 以此建构与环境互动的概念, 额叶皮层 (frontal cortex) 是概念形成的中心。
感受特性 (qualia) 或主观特性是高阶意识的标志, 是对神经元群活动过程中形成动态核心的一种高阶分辨, 是对现实经验的质的特征或内容的感受, 能够区别自我与他我、告知过去、现在和未来经验的一种意识或思维。这些功能需要层次化的意义系统 (即SFL所指的语境、语义、词汇语法和音系等意义层次) 来实现。SFL认为, 语言作为社会意义和高阶意识, 是在一个可知、确定的发展过程中, 并且依赖于其他主体的环境交互中逐步涌现的, 音系、意义先于句法涌现, 经验语法的形成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 是一个社会建构过程。语言认知是从范畴化开始, 现实的范畴化不是先前存在的, 而是通过语法建构的, 是关于现实的经验范畴化, 是由全局神经元映射强加于我们的高阶意识而产生的[7]。意识是一个显型的自然选择过程, 思维不是物质, 而是一个过程;语言认知或意识就是表达意义, 是一个心理图画, 表达意义就是语言建构的过程[4]。这跟Vygotsky所讲的“意识是心灵的机体”相近。
语言的元功能原则能够使语言同时识解并建构经验 (即语言认知) 、实施社会过程 (人际功能) 和传递意义 (话语功能) 。大脑选择的核心是小句 (即图形) , 包括参与者、过程和环境三个成分, 分属不同的脑区管理体系。在认知过程中, 语言一方面作为现象, 是个体认识自然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 语言作为元现象, 是人类意识活动的发电站和源泉, 例如建构意识进化理论和语言演化理论, 是一个不断范畴化的动态过程, 是从概括化、抽象化到隐喻化再到去隐喻化的过程, 是关于日常话语的语法———经验语法。这是基于大脑发育选择的基础上, 经过经验性选择和再进入选择的加工程序, 群体共同建构系统资源, 也是个体不断进行修正选择的系统资源。这就构成语言的三大元功能形成的生理机制。
言语事件是神经系统和语言系统共同选择的结果, 语言认知由序列、图形、成分等三个不同秩序的现象复杂度体现, 通过范畴化、整体—部分扩展性、生态—功能性选择这三种方式来识解建构经验, 以此表达意义[4]。序列体现人脑的逻辑功能加工, 图形体现人脑对外部环境的内部模型表征, 由成分体现, 是人类识解建构经验的认知工具, 跟脑区主管不同成分的神经基片的激活密切相连。例如, 具体名词和抽象名词分别由左基底颞叶皮层 (left basal temporal cortex) 和左额下回 (left inferior frontal) 处理[28]。
脑科学研究证明, 大脑皮层运动区包含多通道神经元, 例如视觉、体感觉、听觉系统等感官刺激, 主要处理感觉信息, 例如后顶叶区域 (posterior parietal areas) 在动作控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前运动区域 (BA 6) 和顶叶区 (BA-40) 是动作词汇意义的神经基片[9,10,12,29,30]。当前研究显示, 猴脑的F5区有两类神经元, 一类是经典神经元 (canonical neurons) , 负责对呈现的物体做出反应;另一类是镜像神经元, 只负责对具有目标导向的动作做出反应。脑成像实验表明, 对个体现象的观察、默念或使用物体会激活脑区腹侧前运动皮层 (ventral premotor cortex) 的状态以控制动作, 而不是对物体的表征[28]。由此可见, 人类是通过经典神经元群建构人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多模态互动模型, 主体和客观现实包括参与者 (包括动作者和目标) 、互动牵涉过程和环境。也就是说, 及物性系统的不同成分选择各自基于大脑的神经加工基片, 语言成分选择的过程即是人脑的神经加工过程, 例如概念基块中的几个动作选择过程。
根据Melrose[12], 做事过程 (物质过程, 包括做、发生和行为过程) 位于颞叶-枕叶皮层区 (temporaloccipital cortex, 即BA-19区) 、双边前额叶皮层区 (bi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即BA-10/11区) 和尾状核区;心理过程加工位于后外侧的颞叶区 (posterolateral temporal, 即BA-22/21/37区) ;存在过程 (包括关系过程) 位于左边背外侧前额叶皮层 (left 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即BA-46/9/44区) 、右腹侧额叶皮层区 (right ventral frontal cortex, BA-11) 和丘脑 (thalamus, 主要负责基于规则的范畴化, 相当于识别类型的关系过程) 以及右侧下顶叶皮质区 (right inferior parietal cortex, 即BA-40区, 主要负责基于相似性的范畴化, 相当于归属类型的关系过程) 。
由此可见, 基于概念基块的语言认知是由神经系统经过多项加工和排除的结果, 主要负责这些选择的神经组织有额下回皮层区、前额叶腹外侧皮层 (ventr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 以及尾状核区 (caudate nucleus) 。而基于互动基块的表达人际功能的语气系统和情态系统大致位于左侧额上回/内侧前额叶皮层 (left superior frontal gyrus/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即BA-9/32区) , 由内侧颞叶和额下回/基底神经节 (medial temporal lobe/inferior frontal gyrus/basal ganglia) 负责加工处理, 右脑额叶和颞叶区 (right hemisphere frontal and temporal regions) 主要负责重音和语调;基于语篇基块的表达语篇功能的主位系统和信息系统也位于左侧额上回/内侧前额叶皮层, 由额下回/基底神经节负责调节主述位结构, 右脑额叶和颞叶区域负责新信息的处理加工[12]。而互动本能的神经生物学基础[31]也为SFL中互动基块提供参考和启示, 例如进行刺激评价的神经生物学基础位于杏仁核、眼窝前额皮层区、脑干和下丘脑[32]。但以上这些科学论断依然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例如关于某一个动词 (包括动词化) 、名词 (或名词化) 或者语法隐喻的具体神经基片的激活和处理, 以及关于情景语境与语言生成的神经处理、人际系统和语篇系统的神经联结等。
四、结语
意义发生的神经达尔文主义观渗透了关于意识研究的自然科学转向, 为SFL与硬科学的融合发展提供理论依据。Halliday把神经达尔文主义作为解释意义发生和大脑工作的整体理论, 标志着SFL语言科学哲学思想的丰富和完善, 有助于厘清语言、生态环境和意识的关系问题, 强调语言和思维都是自然选择和进化的结果, 消除了二元论、泛心论、神秘主义论、天生论的主导地位, 是关于语言哲学思想的诠释和综合体现, 其发展、自然选择、演化的思想凸现了SFL的辩证唯物主义语言演化观;同时, SFL也为神经达尔文主义找到了语言学阐释的依托框架。
SFL与神经认知科学的相互印证表明SFL不但考虑语言的社会因素, 也考虑生物机体内因素, 其未来的超学科研究空间是广阔的。SFL的不断发展和完善, 为语言的神经生物学研究建构了一个连贯的语言处理模型, 其基本原则和理论 (如语境思想、元功能思想、自然语法、意义进化论思想等) 得到了神经科学的论证和支持[12], 为今后的超学科研究指明了方向。另一方面, 语言的神经处理模型又为SFL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生物体内基石, 有助于进一步拓展神经语言学领域的复杂性科学研究, 例如评价系统的神经处理还有助于美学和伦理学领域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等。SFL与神经科学的结合也有助于临床语言学研究以及临床医学领域, 例如精神病治疗、神经心理综合征以及失语症、威廉姆斯综合症、阿尔海默茨症等方面的应用治疗。
语言的研究是关于心智和大脑的研究, 对语言本质的认识最终要归结到对大脑结构的认识。语言是洞悉大脑功能的一个窗口, 不论是通过语言探索认知, 还是通过认知来探讨语言, 这都是认知科学和语言学的中心议题和核心任务, 需要更多的语言学家和神经生物学家的共同努力和科学实验。由于意义过程是更高层次上的复杂度, 意义如何在社会过程和生物过程中得以演化的谜底还有待揭开, 随着语言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如事件相关电位 (ERPs) 、三维脑电波 (3D-EEG) 、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 (CT) 、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 (PET) 、脑磁图 (MEG) 、功能性磁共振成像 (f MRI) 及近红外光谱 (f NIRS) 等科技进步, 语言的复杂自适应的神经加工处理机制以及大脑如何加工意义的难题也会得以逐步解决。新近涌现的复杂自适应系统理论又为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复杂性科学研究提供新的科学观和方法论, 为SFL与其他学科进行互补与整合研究提供理论基石, 进而在更深层次上开辟语言认知研究的新范式[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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