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民众包的理论内涵
公民众包是公众参与形式的一种变革与创新，有着深刻的理论内涵与意义。它不仅意味着公民权利、责任的实现形式与公共产品、服务的生产方式的重大转变，也意味着公共管理模式的创新与发展。
在管理学层面上，首先，公民众包是“大众生产”理论在公民领域的应用。“大众生产”（PeerProduction） 是在互联网信息技术环境下，尤其是Web2.0环境下出现的一种新型的组织模式，即“不依赖市场和层级制，众多利用互联网的参与者共同互动、协作而创造产品与服务，尤其是知识产品的生产组织模式”[11].这种以群体网络的开放、共享、协作为准则的生产组织模式正改变着整个社会的知识创造、资源配置、技术创新方式，其所倡导的“人人参与、共同协作”的理念不仅成为商业热潮，政府和社会组织也可以将其运用于公共产品、服务和社会福利的创造过程中。其次，将公民纳入到社会公共产品与服务的创造中来，这是“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为政府、社会组织的公共管理模式带来的革新。企业在寻求技术创新的时候，开始将内外部智慧有机地结合起来[12],从而顾客逐渐从产品或服务的被动接受者转化为产品与服务的共同开发者、共同生产者和共同创造者。技术创新的视角开始从企业内部转向企业外部，“用户创新”理论 （User Innovation）[13]、“用户创造内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简称 UGC）、“产消者”[14]等反映消费者新的角色与行为的现象和理论层出不穷。开放创新模式同样适用于公共部门，社会组织、公共部门开始寻求展开与公民的合作式创新（Collaborative Innovation）[15].可见，公民众包的实质是公民参与到社会服务与管理的过程中，并为其创新与改善提供智慧与信息支持。与用户参与企业产品与服务的创新的顾客创新对应，公民众包是公民创新（Citizen Innovation）的体现。在公共管理活动中，公民开始扮演起创新者 （Citizen-innovator）的新角色。最后，公民众包的组织模式是网络模式的发展和延伸。公民众包的组织模式其社区文化强，成员边界更加模糊，参与者根据自己的能力自主承担任务。如同开源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Raymond在其名作《大教堂与集市》中形容的，这种分散的、民主的组织方式，像是“一个巨大的、有各种不同议程和方法的乱哄哄的集市，但一个稳定的系统奇迹一般从这个集市中产生了”.这种基于众多个人关系网络的模式的“集市治理”,不仅是一个技术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化过程。
在政治学层面上，公民众包也具有深刻的理论内涵。互联网时代是一个全民论政的时代，是一个全民要求而且可以参政议政的时代，因而也是一个“大众政治”的时代。社交媒体的普遍联系性和Web2.0技术的互动性，把原本分散的公众连接起来，使他们在网络空间中获取政治信息、关注政治事件、感受政治生态、展开政治讨论、进行政治协商，直到参与到政治决策中。通过互联网引发自下而上的舆论风暴，民意臧否中展示的是“大众政治”的力量[16].相对于“精英政治”,“大众政治”强调的是大众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现代政治中折射出“大众政治”的两种镜像：一个使现代自由民主框架下大众大致有序的参与政治，核心是政治选举；另一种是大众集体大规模涌入公共领域，表达述求，参与管理[17].公民众包平台作为连接政府与公众的平台，公众把自己的情绪和诉求呈现在政府面前甚至直接参与到政府管理中来，促使政府决策接受民意拷问，官员执政顾及公众情绪，从而推进民主政治进程。另外，公民众包在电子政务--这一公共服务创新模式的基础上，将公众参与的理念纳入其中。互联网环境下，电子政务的发展不仅是公共服务手段、形式和理念创新的体现，更有效促进了公共服务职能、体制的创新和公共服务能力的提高[18].而更加强调互动性和沟通性的公民众包在发挥电子政务依托于信息技术优势的基础上，实现了政府内部资源与公众集体智慧的整合，最终体现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和公共管理模式的创新。
在文化学的层面上，首先，公民众包散发着新信息文化的特质。信息文化是指一切与信息的处理、存储、传播、流动及信息媒介相关的文化。新信息文化之所以新，主要体现在其依托于由卫星通信、网络技术构建的文化新时空下，通过自然空间平台和虚拟空间的文化平台，由大众广泛参与并通过手机、网络等多种媒体的组合来表现并传播信息。新信息文化在互联网技术发展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大众参与。公民众包的组织模式体现了新信息文化自由、开放、多元的特质。开源平台和虚拟社区内的信息是自由共享的，公众可以自由阐述观点。同时，这种全球性的信息交流、互动平台打破了国家、地区甚至时空的壁垒，实现了创作的开放性。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决定了思想来源的和文化形式的多元化。其次，个体在网络社区中持续的互动和才华的表现使他得到其他参与者的认同，获得成就感和满足。Jenkins将此概括为消费者的参与文化[1],指公民通过创作媒介文本、传播媒介内容、加强网络交往等主要形式，主动创造出来的自由、平等、公开、包容、共享的新型媒介文化样式。公民众包是参与文化的产物，发挥公民的集体智慧，通过团队协作解决问题是公民参与力量的集中体现。每个公民都作为生产链中的一环，以一种自发的协同机制深度参与到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中去。个人、社会组织和政府之间得到了充分互动，集体智慧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同时，公民众包也体现了大众文化的盛行，如大众生产、大众传播、大众消费，与传统文化相区别，大众不再仅仅作为信息的“受众”,而是作为信息与内容的“主体”和“受众”,自主地创造、参与与互动。
四、公民众包模式下的公共管理创新
公民众包可以说是在电子政务和公众参与的基础上，政府开放治理的进一步发展方向，对转变政府组织形式、提高政治民主性，使政府管理真正趋于社会化管理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公民众包这一新形式的开放政府治理模式虽然在国内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其将公民参与纳入政府公共治理的新理念和与新兴技术紧密结合的新形式势必会使其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应用。
（一）公民创造公共产品和服务
与消费者产品生产情境相区别，公民不能够直接修订公共政策或完善公共基础设施，他们也不能够简单地去创建一个理想中的公共产品，但是公民可以选择是否使用政府所提供的公共设施或者是否按政府的要求使用[9].如何突破这种困境，让公民切实参与到公共产品或服务的生产中去？其实公民不仅可以协同实现以维基百科为代表的“知识公共品”的生产，也可以通过公民自发组织社会团体、用户生成内容和集资等方式，提供质量监管、危机灾害响应等公共服务。首先，如前文所列BruckerLand的案例，通过建立一个协调各方的中介平台，各利益方可以通过中介自主协商制定出能够得到共同认可的规范制度，实现对流通中的产品的监督和管理，以集体协作的方式生产“产品准则”.此外，自主形成的中介也可以作为公共信任、社会资金、资源筹集和再分配平台，通过社会资源的整合实现社会产品和服务的创造。目前，国内外已经开始形成基于网络社区的灾难响应机制，建立起依托于社交媒体和用户生成内容网站 （如 Wikimapia、Open Street Map、谷歌地球等） 而形成的志愿者地理信息 （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现象，由广大用户即时创建和传播用于指导灾后救援、灾难评估、供给补养和灾后重建等灾害管理工作的各种地理数据。2009年美国圣巴巴拉的森林大火中，由用户生成的27个在线地图，就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关于火灾地点、疏散命令、紧急避难位置等重要救援信息[19].再如，汶川地震后由公民自主建立起的“一帮一”灾后乡村家园重建计划和“华夏公益行动网络”民间志愿救灾团体，分别针对灾后重建资金的筹集和公益资源需求信息采集、志愿者动员、物资筹备调配等开展工作，提供指导。
（二）利用公民众包开展社会营销
诸如提高健康水平、预防伤害、环境保护和社会服务等社会营销问题，切实关系到公民生活质量水平。由于社会营销的产品主要是服务和某种社会行为，而公民是服务的对象和行为的发出者，因此，社会营销更加重视公民的参与过程。有时社会营销倡导的社会行为如“不吸烟”的观念与某些相关群体的意愿是相悖的。利用公民众包的组织模式，将社会产品的“自产”与“自推”相结合，不仅节约政府资本，发挥民主效能，当部分公民倡导的宣传理念与其他利益群体的观念相悖时，甚至可以通过引发网络社区内的大范围群体辩论，使热点问题得到最为广泛的关注和快速的宣传。因此，政府和社会机构应鼓励公民设计社会公益活动宣传的方案，承担社会理念、政策制度的推广与传播等营销职能，通过网络互动平台和虚拟社区，建立网站、论坛、微博、微信平台等，在政府、公民以及公民之间形成巨大的互动关系网，便于公民对良性社会理念和信息进行口碑和病毒式的传播。一方面，政府和社会组织可以通过向公众征集健康、安全、环境以及其他社会、法制理念的宣传创意以及公益广告、宣传口号、宣传海报等设计方案；另一方面，在外包给公众设计任务的同时，使公民自愿宣传所提倡的社会理念，通过开展网络投票，将点击率、转载率纳入评比标准等形式，放大宣传效果，激励公民参与热情。
（三）通过公民众包开展政务治理
相对于原有电子政务，公民众包的形式更具开放性与互动性，因此在电子政务的基础上更能发挥民众民主政治的力量。首先，公民众包的受众广泛，因此在多数时候，受众的信息量将远远超过政府的接触范围。不同学识、背景的受众群体将有机会了解到不同层级、类型的政务人员，因此，把政务监督、绩效考核和反腐廉政工作外包给广大公民群体，通过建立网络投诉、举报和公民互动交流平台，可以全面地揭露政务人员在公共权力运作过程中出现的行为不当、态度不恭、能力欠缺和绩效低下等问题，提高政务效率。其次，通过公民众包，开展犯罪查处和追踪工作。2011年巴拿马政府利用Ushahidi开源平台 向公众收集犯罪信息并将信息可视化到互动网络地图上，报纸和电视媒体依据公众提供的匿名信息展开后续报道和调查，信息一经核实，政府便会采取相应措施对犯罪行径予以处罚和治理。同样，我国政府也可以建立网络开源平台，实现公民、媒体和政府的有机结合，通过对受众发包缉拿任务，协作追缉越境逃犯，打击跨国职务犯罪。最后，公民众包也是开展反腐教育工作的有效途径。在互联网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公民众包，在囊括网络及时、快捷的优势的基础上，通过用户生成内容整合文字、声音和图像等，将公民参与纳入到宣传教育中来，这样与传统的方式相比，公民众包能传达更加丰富生动、更加体现民意的信息。因此，利用公民众包模式展开的党风廉政示范教育和警示教育活动可以使社会教育声情并茂。同时，由于信息可复制、可保存的特点，可以运用数字技术对通过众包活动搜集的信息和揭露的现象以数字式历史档案的方式记录下来，为后人警示[20].
（四）构建虚拟社区实现公共管理的网络化治理
网络治理已经成为公共管理理论的前沿课题，公共治理过程已经不局限在政府的正式结构中，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更多是在相互依赖的行动者网络中完成的。没有任何国家或社会一方的行动者能够单方面的决定公共政策过程和执行过程[21].因此，构建一个有着共同价值诉求的自组织系统，形成在信任机制、价值协同、信息共享等方面的良好协调机制基础上的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互动网络治理机制，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虚拟社区成为公共管理的网络治理便捷、有效的实现媒介。通过构建一个将政府、非盈利组织和公民纳入其中的虚拟社区，依托网络平台，通过信息共享、共同商讨、交流对话、共同规划、共担风险、形成战略联盟、共同体等形式，实现社区内各利益方的协调和整合。社区内，一方面，政府对非盈利组织和公民言行进行法律上的管制和道德伦理教育；另一方面，通过建立信息披露机制和监督评估机制，公民对政府和非营利组织行为进行监督，促进其社会治理和社会公益功能的有效进行。
五、结 论
互联网环境下，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公民与政府和社会组织间的沟通和联系，公民与政府的新型关系也由此产生。通过网络通讯技术，公民不仅具备了前所未有的知识信息，利他主义动机和民主权利意识的增强也促使公民积极参与到社会公共管理中来。政府和社会组织也开始要求通过公民“嵌入”参与共同创造价值，从而实现最大社会满意，弥补内部资源的不足，降低成本与风险。参与文化盛行下，这种通过网络竞赛与相互协作使公民参与到公共管理中的组织模式，不仅实现了公民自我效能感知的满足，同时也为他们带来了无限的乐趣。因而，近年来基于“公民众包”组织模式的公民创造价值现象在国内外层出不穷。“公民众包”孕育着很多公共管理创新的机遇，但是目前在利用公民众包模式促进公众参与方面，我国政府、社会组织尚处于起步阶段，没有系统规划和大规模实施。因此，如何有效利用“公民众包”来增加公民参与度和政治的民主性将成为我国公共管理的一个新方向。政府和社会组织要扎根于“公民众包”、“用户创新”、“大众生产”、“产消者”等新兴理论，依托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和信息技术背景，实现与公民信息共享和互动性对话，充分发挥公民的主观能动性，将公民的创造能力运用到政治建设中来。支持和倡导公民参与到某些社会产品、服务的设计、创造中，调动公民的集体智慧，通过众包平台实现社会资源的再调控，实现其使用效率的最优配置。以竞赛、协作的模式鼓励公民参与到社会营销宣传中来。通过对开源平台和虚拟社区的构建和管理，将公民大众纳入到政务治理和网络化社会管理中，发挥公民在政务监督、犯罪查处和教育示警工作方面的力量，实现公民、社会组织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促进社会管理创新。健全公民参与的互联网渠道，有计划、有组织地向公民发包社会任务，赋予公民通畅自由的言论平台，这些行为都将为我国的公共管理，尤其是政务建言、网络反腐、网络化治理提供新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