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历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但背后的民生问题已成为当前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关键。中国的财政收入是中等收入水平国家中最高的，但民生性支出却是低等收入水平国家中较低的，这样的对比表明中国应该有足够的能力提供适宜的公共服务，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优质教育、医疗资源不仅总量不足，而且分布不均，优势资源更多地集中在省、市等高层级地方中，而县、乡等基层地方则面临着看病难、上学难等基本民生资源的缺失。中共十八大明确指出“保障和改善民生”,并将其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如何让公众更好地共享发展成果已经成为举国关注的问题。
一、已有研究述评
按照公共产品理论，那些由于市场失灵导致的无法有效提供的、但对社会有益的、必需的产品和服务应该由政府来提供，那么，医疗卫生、基础教育、社会保障等福利性社会安排必然是政府责任体现的一个方面。事实上，中国的地方政府也确实承担着这种支出责任，如杨良松（2013）认为中国的地方政府承担着教育发展的主要责任。
罗尔斯强调的初级产品分配公平、阿马蒂亚·森的可行动能力公平、诺齐克的程序和权利公平，这些理论都强调政府在社会发展中应当承担责任、确保公平。问题在于，同样是由政府承担的责任，却呈现出不公平的配置状态。虽然理论上地方政府应该为居民提供合意的公共服务，但实际经济运行过程中，政府责任的良好实现仍然需要两方面支撑：（1）地方政府官员愿意实施这种有效作为；（2）这种有效作为需要有充足的财力保障。Coleman（1975）认为政府能力是政府获取相应资源来满足公民基本需求的能力，也有学者将政府能力定义为汲取能力、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和强制能力。虽然学术界没有关于政府财政能力的详细论述，但仍然可以从对政府能力的阐述中探寻到财政能力的内涵。财政能力来源于政府能力，是政府能力集的子集。从上述对政府能力的界定中，不难发现财政能力涉及到政府获取资源，并有效地使用资源，因此本文认为财政能力涵盖汲取能力和配置能力，这也与学者们对政府能力的理解一致。
按照理性经济人假说，地方政府实施作为是为了获取回报，政治与经济激励自然而然地成为众多此类研究的焦点，但这些激励本身仍然无法满意地解释中国地方民生性支出不足导致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状态。作为地方政府，面对的制度约束相同，理论上激励效果也应该相同，事实上却存在巨大差异：刨除固有的资源禀赋差异，某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公共服务甚至优于经济发达地区。按照已有研究的解释，当前民生问题的关键原因在于生产性财政支出过量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即以GDP最大化为目标取向的官员晋升锦标赛。那么，民生性财政支出不足是否因为生产性财政支出过量而产生了挤占？
GDP化的考核机制是否在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均发挥着同等的激励作用？依据财政分权理论，居民可以通过“用脚投票”的机制影响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模式，这种机制下的地方政府会提供居民合意的公共服务。但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安排，以及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归根”情节导致了“用脚投票”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的实际。早期财政分权的思想主要局限在公共财政的范畴内，尽管也涉及了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但还没有更集中地涉及地方政府的激励模式。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文献开始更多地关注中国的地方政府激励，Qian和Roland（1998）及黄国平（2013）将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激励、经济转型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中国特殊的政治激励安排更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Blanchard和Shleifer（2001）从中国和俄罗斯的比较出发，强调了中国的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之间的纽带，他们认为俄罗斯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较弱，地方政府不存在主动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的经济分权伴随着政治集权，晋升激励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有非常强的（政治）动力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主要是对上而不是对下负责的机制安排，导致了地方政府必须要以上级领导意志为偏好取向：不仅要保证GDP的高增长（否则在政绩考核中被一票否决），还要根据GDP等指标排名，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政绩就会有竞争GDP增长率的激励，从而形成了一种基于上级政府评价的“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主要是从政治激励的角度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及其背后的民生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由此可以看出，财政配置能力是众多学者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激励研究的落脚点。
财政配置能力体现了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激励，然而，不管地方政府有怎样的激励，地方政府实施任何行为的前提是要有财政汲取能力做支撑。
1994年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到政府总支出的60%,同期，工业化国家为34%,发展中国家仅为22%,这表明地方政府承担了过多的责任。与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责任不断增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锐减，纵向财政不均衡问题相当突出，尤其是县乡等基层地方政府更面临着相当严重的财政困境，这导致基层地方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能力受到极大制约。因此，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也是影响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因素，是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的物质基础。
众多文献对地方公共服务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仅从地方政府责任缺失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大国发展道路中的“发展失衡”仍然显得有失偏颇；财政纵向不均衡理论指出的县级财政困境也不能对民生性支出的差异给出令人足够信服的解释，毕竟某些经济并不十分发达的县市却能够实行许多发达地区想都不敢想的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等社会福利安排。对体态庞大的中国，地方民生性支出不足既有地方政府作为选择偏好的因素，也有地方政府作为实施能力的因素。鉴于此，本文将尝试在一个框架内，通过面板数据的分析方法，研究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机理。
二、计量模型、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分税制改革很明显地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支出，也对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产生了重要影响。已有文献多是从财政分权的角度对公共服务提供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研究，分析财政分权制度影响下公共服务提供效率与水平。
Zhuravskaya（2000）在控制了财政支出水平之后，考察了财政分权对俄罗斯部分地区公共物品供给的结果的影响，并且认为，实证结果反映了财政分权对公共物品供给效率的影响。
Faguet（2004）则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对教育、农业、城市发展、自来水等多项基本公共物品的影响，并回答了财政分权是否提高了政府对居民需求的回应。张军、高远和傅勇（2007）运用GMM方法检验了财政分权、Tiebout竞争、向发展型政府转型等因素是可解释基础设施投资支出变动模式的重要变量。陈硕（2010）考察了中国财政分权过程中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变化对地方政府财政境况和支出结构的影响。大部分研究公共服务提供的文献讨论的皆是财政支出，用人均财政支出来度量公共需求的敏感性。但是，为了研究到底哪些因素影响了公共服务提供，财政支出必须作为投入因素，而不是产出因素来对待。这方面，傅勇（2010）做了很好的尝试。他以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产出或质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而将人均公共物品的投入作为控制变量，经典理论认为分权提升的是公共物品供给的效率而不是其投入。为了能够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的机理进行探讨，参考Zhuravskaya（2000），Faguet（2004），张军、高远和傅勇（2007）及傅勇（2010）等的做法，建立回归模型如下：PSit=αi+ηFDit+λVit+βPREFit+γCONTit+εit其中，下标 i 和 t 分别代表第 i 个省份和第 t年，η、λ、β、γ分别是各变量的系数或系数矩阵，ε是残差项。PS是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为被解释变量；FD代表财政分权水平，因为已有研究已经表明财政分权水平对地方公共服务有影响；V代表地方财政均衡水平，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重要变量，也必然对地方公共服务产生影响；PREF代表地方政府财政配置能力；CONT代表其他影响地方公共服务的控制变量。
本文所选取的样本是1996-2009年中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的面板数据，由于西藏和重庆的数据不全，因此没有包括。
GDP数据及财政收支数据都按照各地2000年CPI为基数进行调整。①1、地方公共服务。目前研究主要利用三种方法来度量公共服务：第一种是直接利用政府支出加以度量，这种方法简单易行，例如利用公共教育支出来度量教育服务，但这种方法并不能很好地捕捉到公共服务提供质量；第二种是利用政府公共投入的产出加以度量，如利用人均医疗床位数、师生比与公路密度来度量公共医疗卫生、公共教育和公共基础设施服务，这种建立在经济学投入产出理论上的方法，较好地克服了第一种方法的缺陷；第三种是利用消费者最终获取的结果加以度量，如利用死亡率来度量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这种方法给出的度量是最宽泛的。大多数研究倾向于采用第二种研究方法。为了能够较好地度量地方公共服务，因此本文遵循大多数研究的做法，采用第二种方法来选取公共服务指标。
本文的主要实证分析，将从教育与公共医疗两个角度来研究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因为基础教育和公共医疗是地方政府提供的最重要的两种公共品，因此采用教育产出与医疗产出两个指标代表公共品供给水平。①教育产出。乔宝云、范剑勇和冯兴元（2005）以小学入学率来衡量基本教育服务，但是义务教育是“普九要求”的重点，这个指标的样本方差系数非常小（仅为0.05），无法反映中国基础教育质量在时间和地区上的差异。
Barro（1990）认为，师生比和成人识字率是度量教育质量更好的指标；在Eckaus（2003）研究中国公共物品质量的文献中，基础教育的教师负担学生比例被用来衡量教育质量。因此，在省际数据中，本文选用成人文盲率（ILLITRATE,%）作为教育质量的度量。成人文盲率是指15岁及以上文盲半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②医疗产出。当前较少的几项实证研究中，衡量公共医疗供给的变量通常会选取每万人拥有医疗从业人员数、每万人拥有医疗机构数和每万人拥有医疗机构床位数三个指标来衡量。然而，由于医疗服务质量未被考虑其中，这三个指标不能完全描述公共医疗事业的发展水平，但是在没有更为合适指标的情况下，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反映公共医疗供给水平的良好变量。本文以每万人拥有医疗机构床位数作为指标来衡量医疗产出。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财政分权。财政分权反映地方财政自主性的大小，财政分权可以导致地方政府按照激励的方向改变公共服务提供的行为模式。在学术界，如何度量财政分权还没有统一的标准，而中国财政分权的复杂性也使得对任何一种分权指标的构造都会存在争议。目前的文献主要用两种方法来度量财政分权程度：①Oates（1985）首先采用财政收支指标，用下级政府的财政收支份额来刻画财政分权程度。
Zhang和Zou（1998）在讨论中国财政体制时采用的指标是人均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人均中央政府财政支出的比值。②Lin和Liu（2003）采用自有收入的边际增量来表示财政分权程度。
事实上，陈硕和高琳（2012）认为，“没有一个最优指标可以适用于所有时段……不同分权指标背后反映了迥异的事实与逻辑，彼此不能相互替代或混用”②,而分权指标选择的困难还是源于对财政分权定义的不同理解和偏重。政治学上的分权定义要求充分的地方自治，但地方自治程度很难用具体的指标度量。从广泛的意义上讲，财政分权意味着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下放财政权力，财政分权的程度可以用下级政府拥有的财政权力的大小来度量。但是，政府间的财政权力配置也和各个国家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体制变革等因素息息相关，在很多转型经济中，地方政府虽然拥有了一定的收入和支出权力，但并没有自主确定税率和税种的权力，具体的收入和支出决策还要受中央政府调控的影响。即使两个国家有相同的地方支出份额，对支出内容安排的不同限制也会导致两者的财政权力并不对等。因此，财政分权是一个多纬度的问题，单一的指标很难度量分权程度。然而，遗憾的是，正如Marinez和McNab指出的，“信息的缺乏导致我们不得不用简单的收支份额度量财政分权”③.在仅有的几篇关于中国财政分权的实证研究如乔宝云、范剑勇和冯兴元，张军、高远和傅勇，陈硕和高琳，关于财政分权指标的构造也皆不相同，但类似的是均采用收支份额来度量财政分权。参照已有研究和本文研究目的，分别选取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角度来构造了两个财政分权指标，即各省预算人均财政支出/中央预算人均财政支出（FDexp）、各省预算人均财政收入/中央预算人均财政收入（FDrev）。为控制政府支出规模与人口数量之间可能存在的正向关系，对分权指标进行了人均化。这两个指标可以看作是实际分权程度的一种度量。④
3、政府财政配置能力。作为有限理性经济人，地方政府追求自身消费以及GDP增长都会带来效用，因此，地方政府偏好水平也体现在这两方面。①已有研究通常用行政管理费用来衡量地方政府自身消费水平，但由于国家统计数据的调整，行政管理费已经在财政支出中消失，因此必须寻找其他指标来替代。本文用财政负担来衡量地方政府消费水平，因为财政负担意味着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会造成不同的财政压力，在部分地区甚至会产生吃饭财政的问题。财政负担水平=每万元财政收入的公职人员人数（BURDEN）。预期财政负担将会对地方公共物品供给造成负面影响。公职人员数量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②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偏好的主要体现在于吸引外资，但吸引外资的前提是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因此地方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偏好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解释：不仅实现了基础设施投资拉动GDP增长，而且可以引入更多的外资，从而产生累积效应。已有研究关于基础设施投资指标的选取也存在争议。郭庆旺和贾俊雪（2006）利用财政投资，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来自预算内资金部分度量公共物质资本投资；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6）利用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度量公共物质资本投资。然而由于统计口径的变化，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在2007年之后已经不再公布，因此这样的指标选取方法也被最近的研究所抛弃。
Prud'homme（2004）以提供的服务的种类划分的基础设施包括交通、供水、水处理、灌溉、垃圾处理、供热、电信服务和能源等几个方面。因此，本文以人均基础设施投资来衡量地方对经济增长的偏好。基础设施投资所选取的指标为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基本建设投资。其中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在2002年以前的统计指标为地质勘探和水利管理。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该指标在《中国统计年鉴》里是作为一个单独的项目报告的，可以得到十分明确的数据，不存在数据的模糊性与随意性；第二，该项目中所包含的各个子指标都包含在世界银行的定义中，本文选取的这三个基础设施投资指标能涵盖这些方面。该项目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并经过各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
4、财政汲取能力。分税制改革使国家对政府间财政关系重新进行了调整，在政府间支出责任分配维持原有格局的情况下，中央政府重新集中大部分财政收入，各级政府间财政关系由分税制前的“收入分权，支出分权”模式转变成了“收入集权，支出分权”模式。政府间财政关系转变的结果也导致了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出现财政失衡的局面。由于财政转移支付并不能反映地方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所以本文采用统计数据中的一般预算收入来表示财政收入。因此，财政均 衡 水 平 可 以 表 达 成 :FG province=REVprovince/EXP province（FG province表示某省财政收支缺口，REV province、EXP province分别表示该省财政收入与支出）。⑤
5、相关控制变量。①地方人均GDP,以此来衡量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对公共服务提供与需求均会产生影响。②放入农业人口比重（AGRPOP）。公共物品供给有明显的城市偏向，因而农业人口比重越高，公共物品供给的整体水平就越低。③某类项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水平如：地方医疗支出/财政支出、地方教育支出/财政支出，加入财政支出变量是为了控制在模型中出现的投入-产出问题，以此来控制由于变量缺失而引起的内生性问题（Barankay和Lockwood,2007）。④反腐败水平。在政府治理的文献中，反腐败和公共物品供给都是政府良治的表现，两者之间应有正向关系。基于已有文献的研究基础，这里采用每百万人口中的腐败案件数量度量中国分省的腐败程度，本文用各省每百万人口中的贪污贿赂案件立案数（Corrp_Pop）来表示腐败程度。其中，“贪污贿赂案件立案数”数据来自于《中国检察年鉴》（1997-2009年）中的分省《人民检察院年度工作报告》；“人口”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9年）中“年末人口数”.由于缺少1997年和2001年的“贪污贿赂案件数”,本文采用1996年和1998年的平均值、2000年和1年的平均值来代替1997年和2001年的相应数据，在总的观察值中，按此方法推算出来的观测值只占15%.单位是件/百万人。【表1】
参照Zhuravskaya及张军、高远和傅勇的处理方法，被解释变量万人中医疗床位数量为对数值；相应地，在回归方程右边，除分权（FD），某类公共服务支出水平：地方医疗支出/财政支出、地方 教 育 支 出/财 政 支 出 ,农 业 人 口 比 重（AGRPOP），财政负担（BURDEN）以外，其他指标均为对数值。
三、统计描述、计量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一）平稳性检验与描述性统计
LL和IPS检验与单纯时间序列的ADF检验对应，如果LL和IPS检验拒绝单位根假设，则面板数据是平稳的；反之，则意味着数据可能是非平稳的。检验结果见表2.【表2】
从表2可以看出，除FG、PGDP两个变量的Im-Peranran-Shin检验值未能拒绝原假设外，其他所有检验量均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了单位根假设，说明变量基本上是平稳的。
表3给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数据。从均值和标准差可见财政能力、分权水平、财政负担水平在样本间的波动较大，而公共品供给在样本间的波动均较小。【表3】
（二）计量结果分析
表4给出了以医疗、基础教育为代表的地方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表5则给出了分地区的地方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中可以发现以下结论。（1）就总体而言，财政均衡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呈现正相关，并且结果显著。也就是说地方财政均衡度水平越高，其公共服务供给越好。以支出分权为例，财政均衡对基础教育与医疗的促进系数分别为0.46与0.58.但对分地区而言，对东部地区，财政均衡水平确实显著地提高了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但对西部地区，财政均衡明显地阻碍了地方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这验证了前文分析的结论：西部地区财政汲取能力较弱，抑制了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表4】
（2）作为衡量地方政府偏好的指标，基础设施投资与地方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呈负相关。尤其是分地区讨论时，基础设施投资对东部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呈现负相关，且十分显著，这也与当前主流研究相吻合，因为晋升锦标赛使得地方政府更偏好于基础设施类投资，而东部地区已有的学校、医院等基础建设均已较为成熟，所以基础设施类的投资更具有经济性。但对西部地区则是正相关关系，可能的原因是西部地区基础设施较为欠缺，基础设施的投资中也包含了对学校、医院等提供公共物品的载体建设，所以反而促进了地方公共服务的发展。
（3）财政负担水平对地方公共服务呈现负相关，无论是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均是如此，且较为显著。这表明地方政府的自身消费偏好对地方公共服务供给起到了十分明显的阻碍作用。但反腐败水平作为地方政府治理的一个重要参变量，对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有着促进作用，这表明反腐败水平越高，可能地方政府治理水平越高，从而越能体现公众的公共利益。
（4）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呈现负相关关系，且十分显著。这个结论在所有的回归中都是一致的。财政分权的指标基本都在1%以下的水平上显著（无论分权指标选择支出分权还是收入分权得到一致结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分权程度越高，文盲率越高，从而教育质量越差，医疗床位数越低，从而医疗服务质量越差。即便是在控制了对应的人均财政支出和财政自给率之后，这个结论仍然成立。
（三）稳健性检验
由于基础教育和公共医疗都是公共品的测量指标，所以其数据应该彼此相关。统计上这意味着模型1到4的残差项应该彼此相关。此外，模型1和模型2以及模型3和模型4中的解释变量也基本相同（除了分类的财政支出），这表示加在各个方程上的限制相同。对这些模型进行单独估计会浪费掉这些限制提供的信息。本文将采用似不相关回归模型（Seemingly UnrelatedRegressions,SUR）进行估计，以此获得更有效率的结果，并验证表4和表5中的结论。
SUR模型估计结果报告在表6,可以看到财政均衡和公共品供给的水平依然是正的且显著，较高的财政均衡水平意味着较高的公共品供给水平。而且基础设施投资、财政分权水平均与表4中结果吻合，证明了结论的稳健性。最后，除了基础教育和公共医疗等政府公共服务之外，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品还包括社会保险、基础设施建设、支农补助、社会治安等。【表6】
因此，以上采用两个测量指标无法描述出公共品供给水平的整个面貌。为了提高研究结果的外部有效性（External Validity），本文又加入了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⑥和城市人均绿地⑦来检验财政能力对于这些公共品供给的影响。表7的模型7、8、9、10分别汇报了相关解释变量对于公共交通和城市人均绿地的影响。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财政均衡改善了城市公共交通与绿化水平。财政负担水平则显著地阻碍了公共交通与城市绿化水平的提高，这表明地方政府自身消费与所有类型的公共物品负相关。分权水平则显著地改善了地方公共交通与绿化环境。和基础设施类似，城市绿化环境也是外来资本是否落地的重要考虑因素，因此地方政府具有改善绿化环境的激励。
四、结论与启示
转型经济中，财政能力与地方公共服务供给之间存在复杂的动态互动关系。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本文构建了计量模型，运用LSDV分析方法对此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证明了：（l）地方政府财政均衡水平对公共服务供给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对于东部地区的供给有着明显加速作用，而对西部地区的供给却有着明显的抑制效果。所以，财政汲取能力的差异，使得不同地区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供给呈现不同的状态。（2）基础设施投资及财政分权对地方公共服务的供给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对政府公共服务呈现明显的阻碍作用，而对交通、绿地等涉及投资的经济性公共物品则起到促进作用，财政分权及其所带来的标尺竞争效应，是转型经济的中国公共服务供给出现诸多问题的关键所在。（3）政府治理水平对教育、医疗等软公共服务供给的增加有明显作用。按照前文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政府（官员）有激励把财政的更大比重用在腐败机会较多的领域。与加大扫盲力度和增加医疗床位相比，城市交通和绿化建设显然具有更大的寻租空间。回归结果显示，反腐败力度的加强，显著地降低了城市人均绿地面积、公共交通，同时也显著降低了文盲率。这一结论与Mauro（1995）的跨国实证研究以及张军、高远和傅勇（2007）关于中国基础设施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反映出城市公用设施供给存在着明显的寻租驱动特征。
公众偏好要求加强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在地方经济发达的地区，需要优化地方政府财政配置能力；而在地方经济欠发达的情况下，则必须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汲取能力。而其背后的核心问题则是如何处理好财政分权下的激励问题。对于各级政府而言，当前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分权激励设计与实现经济可持续稳定增长的关系。本文认为，增加地方政府民生性服务考核指标，同时减弱地方之间的标尺竞争，更好地运用转移支付手段强化省级以下财政汲取能力是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必须谨慎细致对待的关键问题。
参考文献：
①陈硕：《分税制改革、地方财政自主权与公共品供给》，《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9期。
②陈硕、高琳：《央地关系：财政分权度量及作用机制再评估》，《管理世界》2012年第6期。
③傅勇：《财政分权、政府治理与非经济性公共物品供给》，《经济研究》2010年第8期。
④郭庆旺、贾俊雪：《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经济研究》2006年第7期
⑤黄国平：《财政分权、城市化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失衡的实证分析--以东中西部六省为例》，《宏观经济研究》2013年第7期。
⑥贾俊雪、郭庆旺、宁静：《财政分权、政府治理结构与县级财政解困》，《管理世界》2011年第1期。
⑦吕炜、王伟同：《发展失衡、公共服务与政府责任》，《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⑧乔宝云、范剑勇、冯兴元：《中国的财政分权与小学义务教育》，《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