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道路交通事故纠纷处理模式及启示(4)

　　观察其实际运行过程，我们还是不难发现，以2003年道交法为一道分水岭，从制度上看，责任认定被定为证据，交警调解变为选择性的，纠纷解决的主导权似乎已从交警易手给了法院。但是，交通事故纠纷量大、复杂、专业，让法院望而却步，实际上也不愿完全接手。在来回博弈拉锯之中，催生了交通法庭，并逐渐变为解决纠纷的主要场域。在这里，非诉为基本形式，交警责任认定和调解依然是支点，承上启下，起着核心作用。
　　
　　（ 二） 自行协商、快处快赔
　　
　　自行协商、快处快赔颇有中国特色。快处快赔，仍然需要警察的介入与调解，是传统的余绪，但警察多不出现场，而是坐堂问案，在快处快赔中心候着。自行协商解决，意味着当事人意思自治，可以不问当事人的公法责任，单纯以民事责任来解决。对于责任基础，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替代论，以民事责任替代公法责任，二是免除论，公法责任显着轻微，可以不予处罚，只剩下了当事人之间的民事赔偿责任。
　　
　　自行协商、快处快赔的这种机理，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治安调解，只不过治安调解是为了邻里和睦，自行协商是要快速疏导交通。这种解决纠纷模式可以称之为“当事人自治型”.这一机制引入之后，因交通事故而导致的交通拥堵得到了明显缓解。
　　
　　这既是一种积极姿态，也是无奈之举。自行协商解决，明显是对传统理论与秩序的冲击，必须控制在可容忍的限度之内，所以，只允许适用于仅造成较小的财产损失、没有人员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即便如此，依然有一定风险，比如伤者病情的恶化未知、车体损伤的不确定性、骗保、故意规避法律制裁等。〔50〕上述潜在风险归根结底其实是事后发生争议时的举证困难。然而，手机APP的引入、“事故e处理”以及标准化的深入，〔51〕已经能够极大地降低了自行协商的风险。
　　
　　但是，据我观察，自行协商、快处快赔收效之余，也暗含弊端。因为不少地方缺少标准化的指引，当事人缺乏有关专业知识，对各方过错、责任之有无、大小，不易形成共识，有时还得闹到警察调处。实践上也不乏加强警察调处的呼声，也引入了“事故e处理”,但也因缺少统一的认定标准，警察的裁量权过大，当事人也不易形成妥协，最后还是得走上旷日持久的诉讼。
　　
　　（ 三） 交通法庭
　　
　　出于应对拖沓严重的诉讼，〔52〕20世纪90年代开始，〔53〕不少地方的法院在基层先后设立了交通法庭 （ 交通巡回法庭） ,2000年之后较为普及，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常驻交通事故处理中心； 二是预约上门听审案件； 三是通过远程视频审理案件。此举颇受欢迎，首先，效率高，又便民。
　　
　　从某种意义上看，交通法庭的设立，不来自法律要求，而是实践挤压下自寻的出路，是法院主动为交警站台助阵，或者双方“一拍即合”,力求进一步发挥行政作用，将大量矛盾排解在诉讼之外。交警调解之后，“法庭就在这里，当事人一旦对协议内容有疑虑，就可直接向法官咨询，提高了对处理结果的信赖感”.〔54〕当事人达成协议后，可以立即申请法庭司法确认。对于警察扣押的肇事车辆，当事人可以立即申请法院财产保全，以保证民事赔偿的实现。其次，有效克服了当前保险的拖沓。保险公司现场办公、当场咨询，比如，“提前预付伤者医疗费用”,“明白、快捷的理赔计算”,“打消了当事人的顾虑，更好更快地促成了双方当事人的和解”.〔55〕因此，在交通法庭，实现了法官、交警与保险公司相互配合，形成了合力。
　　
　　一则对厦门同安区交通法庭的新闻报道介绍得更感性。“按照以前的处理方式，交通事故赔偿将涉及交警责任认定、法院审调、保险理赔等多方主体、多个步骤，正常周期要一个月以上。道路交通法庭成立后，赔付程序部分在几天之内甚至当天就都走完”,“案件处理最快速度为半小时”,“案件调撤率为92. 11%,总结案标的履行率高达92. 33%,法院未发生一起因交通事故而引发的上访事件”.〔56〕
　　
　　（ 四） 保险与救助基金
　　
　　机动车保险经历了从20世纪80年代的自愿保险到2003年道交法的强制保险，〔57〕保险意识在逐渐普及与强化。通过浏览文献，以及与一些交警交谈获悉，保险对交通事故解决影响至深。救助基金的引入，主要是为了及时抢救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严格地说，与交通事故纠纷解决并非无关紧要，却没有很大关系，只有间接关系。〔58〕
　　
　　实践上诟病较多的是救助基金大多空转，交强险又不尽合理，“分项限额”的赔偿模式，是“对受害人保障程度最差的模式”,〔59〕交强险与商业险之间又不尽匹配，驾车风险无法完全转移出去，对受害人的赔偿也不能够完全到位，导致了弊端丛生、成效不显。〔60〕
　　
　　在医疗费用快速上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涉诉信访压力加大、维稳任务繁重的背景下，不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实际上已突破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2006年） 的分项限额，在发生交通事故后，只要不超出总的限额 （12. 2万元） ,都要求保险公司给予赔付。〔61〕
　　
　　五、比较与改进
　　
　　在解决交通事故纠纷上，日美和我国各有千秋。有自己的特色也不算特别，关键是对我们有没有启发。但我们之间还是有一些共性 （ 共识） 的，只不过做的有深有浅，一是设立专门的交通法庭，积攒专业性，尽量通过简易程序处理纠纷。二是非诉解决机制十分重要，可以将不少纠纷挡在法院之外。三是保险必须到位，能够尽可能转移驾车风险，将车祸的赔偿尽量化解在保险之中。要实现快捷公正目标，夯实上述三点，应当不谬。
　　
　　在我看来，我国交通法庭和非诉解决的实践一点也不比日美逊色，日美交通法院均是立足司法的化繁为简，但就管辖而言，趣味不同。美国交通法院的管辖相当于总和了我们的交警处罚和法院刑事制裁，这显然与美国的正当程序观念有关。我国交通法庭更接近日本的交通法院，仅关涉民事赔偿，却是主动寻求与交警、保险公司的积极合力，以调解为主要手段，偏行政的色彩浓一些，对交警的倚重还比较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司法服务于行政，也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产物，实际成效也不错。
　　
　　只是与日美保险发挥的功用相比，我国的保险落后了许多，无论是观念还是制度，一直是个短板，扯了后腿。从日美经验看，无过失保险无疑能够有效地促进交通事故纠纷解决。至于实践上的一种顾虑，认为强制保险或无过失保险存在道德风险成本 （moral hazard costs） ,会导致交通死亡人数增多 （leading to an increase in traffic fatalities） ,〔62〕在我看来，完全可以通过来年保险费率上调予以抑制，实在不足为虑。
　　
　　因此，除了要进一步做实救助基金外，保险改革也在讨论之中，且势在必行。首先，不论未来改革是否将上述司法实践固定下来，还是学者提出的其他设想，比如“取消现行的封顶式法定限额制度，改而采用仅有保底而无封顶的法定保障模式”,〔63〕保险改革的方向应当是明确无疑的，就是要能够通过保险彻底转移机动车驾驶人的驾车风险，受害第三人能得到充分的赔偿。其次，保险公司的定损赔付程序也应当改革，应该更加便捷。不能像现在这么繁琐，让当事人望而止步，知难而退。小刮小碰，只好自认倒霉，不走保险。今后能否做到，在自行协商、快处快赔中，当事人将手机拍照的事故现场发给各自投保的保险公司，就可以像美国那样直接由保险公司之间代为协商处理，当事人无需出面。
　　
　　在解决交通事故纠纷上，我国还有两个制度是日美所无或不曾强调的，一是自行协商、快处快赔，对于轻微的交通事故，鼓励自力救济，尽快恢复交通。二是责任认定相对独立，构成一个单独的操作程序，规定为警察的一项职责。日美都没有赋予警察这项任务。但是，对于法院而言，警察出具的责任认定又仅是一项证据，是否采信由法官决定。这种姿态又与美国的专家证人制度靠拢了。
　　
　　根据我对实践的长期观察，尤其是参与道交法修改，以及与四川交警合作制定有关指南，我发现，一方面，作为本世纪初引入的一项重要机制，自行协商、快处快赔对疏浚交通、加快纠纷解决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却又或多或少地受制于当前标准化之不足。在我国，责任认定、保险赔付和赔偿上虽然也有零散的标准化实践，只是各地有无深浅参差不齐。与日本相比，呈碎片状，没有形成内在和谐统一的体系。另一方面，责任认定准确与否，直接关系法律责任多寡，以及纠纷能否顺利解决。然而，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责任认定恐怕还难以实现道交法预期的目标，也就是难以实现像美国式的完全开放的专家证言模式。在很多案件中，责任认定始终是争执的焦点，无法尘埃落定。所有这些都极大地影响了非诉以及诉讼解决纠纷的效率。
　　
　　因此，在我看来，也正是在这两点上还有着进一步改进的空间，是未来进一步疏通快速解决纠纷的制度关隘。简而言之，〔64〕第一，在政府的主导下，在交警、律师、法官和保险公司等领域适度地推行责任认定、保险赔付与民事赔偿的标准化，彼此的标准化之关联性应该清晰可见，又便于操作，和解、调解乃至裁判才有坚实的基础，才能减少商谈成本，减少诉讼需求。第二，实行可控的开放式责任认定机制，建立责任认定委员会与复核委员会。责任认定的复核是一种特殊的行政复议，因专业性极强，无法、也无需纳入政府的相对集中复议权之中，却可以复议委员会化，也就是，在公安系统内建立责任认定复核委员会，广泛吸纳专家学者、律师和技术人员参与，实现复核机构的相对独立性，为法院审判解决专业判断问题。
　　
　　六、结束语
　　
　　如何进一步改善我国道路交通事故纠纷的解决机制，这无疑是一个宏大的、可以接续不断探讨的话题。比如，必须建立当事人的信用制度。又比如，在每年的车检时，如果有未处理的交通事故，则不予年检，〔65〕等等。对于以往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我们还应当坚持，比如，在基层广泛设立交通法庭 （ 交通巡回法庭） ,以调解为手段，并辅以司法确认，形成法官、交警与保险公司的合力，尽可能在诉前解决纠纷。
　　
　　在我看来，未来更为重要、也更为迫切的改革应当是，建立从责任认定、保险理赔到民事赔偿的标准化体系，以及责任认定实行可控的开放模式。当然，还应当积极推动保险改革，包括保险公司第一时间介入现场调查，简化自行协商、快处快赔的定损赔付程序，实行保险公司之间代为协商解决机制，实现保险转移驾车风险、充分赔付受害第三人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