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奥斯特勒在《语言帝国———世界语言史》中提出,“要寻找出一种语言盛行的原因,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许多。”尽管研究语言变化的理据较为困难,但我们仍然可以从时代发展、文明进步、社会变革、文化嬗变、科技革新等社会因素的影响角度进行分析,因为语言与人类文明、社会进步、文化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天然联系,网络流行语也不例外。
一、研究背景
目前我国有网民 6. 18 亿。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攀升和政治文明建设的推进,网络社会迅速崛起。
(一)人类社会迈向全球化信息时代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把人类社会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并认为信息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三次浪潮”。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提出“后工业社会”的概念。贝尔曾说,后工业社会就是信息社会,甚至建议人们用信息社会的概念代替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基于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在 20 世纪 90年代中后期,美国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从因特网的迅速发展入手,对信息社会理论进行了新的描述。信息社会意味着知识和信息成为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新的信息技术,使我们的生存方式朝着信息化方向发展,新的知识、新的概念、新的词语、新的表达要求,使作为信息载体的语言也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新变化。“面对世事的变迁、潮流的更替、文化的撞击、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令人常有‘变化太快,语言不达’的感触。”
在这种情形下,大量新词汇尤其是网络词语大量涌现,丰富了语言对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的表现能力。
也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提奥多尔·拉维特首次提出全球化(Globalization)概念。全球化是当今时代不可逆转和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与趋势,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都呈现出新的特点。以技术全球化为例。交通、通讯、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整个地球真正成为了一个鸡犬相闻的“村落”,即使远在太平洋彼岸的地方,我们也能知道那里发生的很多大事,甚至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世界各地的人们利用现代技术实现了便捷畅通的交往,在这个网络化的过程中,新的观念、新的生存方式、新的语言不断产生,促成文化全球化。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技术使前所未有的交往和通讯变为可能。语言是交往的工具,全球化从某种角度讲也是语言的全球化。
全球化使得人类社会得以超越各种障碍及制约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生活等诸方面实现交往与合作,互动、交流、共享、融合已成为全球化时代突出的特征。而这些,构成了语言包括网络语言形成的重要社会语境。针对全球化网络化趋势,1995 年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就提出会出现一种被称为比特的数字语言,“没有颜色、尺寸或重量,能以光速传播。它就好比人体内的 DNA 一样,是信息的最小单位。”
这就是我们说的网络语言。
(二)我国步入互联网大国行列
20 世纪 70 年代,“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中国人的梦想。1987 年,我国创建互联网。1994年,中国被国际上正式承认为真正拥有全功能 In-ternet 的国家。从最初的拨号上网,到宽带上网、手机无线上网等移动网络,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互联网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14 年 1月发布的《第3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13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6. 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 8%。相较于1998 年6 月网民 117. 5 万的数据,增长了大约 51. 6 倍(见表)。
在全球互联网用户 28 亿中,中国互联网用户占比 22%,也就是说,全球每 5 个网民中就有一个中国网民。我国也因此成为互联网大国,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互联网市场。
随着网民数量的急剧增长和互联网普及率的不断提高,对社会交际的影响是全面的。从理论上讲,每一个在网上的网民,都可以实现和世界上任何一台计算机旁边的网民进行联络与沟通。再加之人际网络的存在,按照六度空间理论,世界上任何两个素不相识的人,通过一定的方式,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状态下,一定能够产生必然的联系或关系。互联网普及率越高,网络文化产业就相应更加发达,网络文化产业对人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乃至意识形态的影响也就会越大。近年来网络流行语不断催生与涌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网民数量的增长和互联网在我国城乡的不断普及以及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截至 2013 年底,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5 亿,大约占网民总数的 80%。移动互联网发展使得信息传播主体更加多元,舆论表达方式也更加多样。移动互联网已经和社交深度融合,如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塑造了新型的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情感表达也更加丰富,网络流行语在社交媒体大发展的网络时代不断出现也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必然现象。
(三)互联网成为社会变革的驱动器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为了传递信息,产生过各种介质,如陶鼎、泥板、绢帛、羊皮、纸张、电子技术等,这些介质的变化,是基于使用的便捷、成本的高低、容量大小、传播速度快慢、互动性和感染性的强弱等越来越高的社会需求。造纸、活字印刷、电话电报等媒体技术发明,都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这一点,传播学家施拉姆非常直接地谈到了印刷媒介与电子媒介对社会变革的影响,他说:“书籍和报刊同 18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是联系在一起的。
报纸和政治小册子参与了 17 世纪和 18 世纪所有的政治运动和人民革命。正当人们越来越渴求知识的时候,教科书使得举办大规模的公共教育成为可能。正当人们对权利分配普遍感到不满的时候,先是报纸,后来是电子媒介使普通平民有可能了解政治和参与政府。”
大众传媒达到 5 000 万人使用界限,报纸经历了1 000 年,广播用了38 年,电视用了13 年,而互联网只用了短短 4 年。进入互联网时代后,我们经常谈到虚拟世界。今天,虚拟世界已经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交往等各个领域,其发展速度之快、影响范围之广是其他媒介无法比肩的。互联网和传统媒介相比较,其显著特点是信息海量、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去中心化。因为有了互联网,我们足不出户就可知天下事,我们可以和每个节点上的人产生联系,我们可以参与全球变暖、环境污染、经济全球化、金融危机、信息安全、反恐等全球话题的讨论,发表意见和看法。在web2. 0 时代,博客、微博、SNS、RSS、podcasting、搜索引擎、wiki 服务、社区网络等各种工具形成了全新的媒体生产与发布环境,每个人的话语权得到了极大满足。
话语权也是一个表达问题,这种表达,可以是宏大的话题,也可以是日常生活琐事;可以指涉具体目标与利益,也可能是情感宣泄与观念交流。
纵观我国网络流行语的发展,其实就是在一个日益表达自由的空间里网民的话语实践。只要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开放而非封闭的社会,就必然出现新的词语,语言的发展是与社会变革的进程紧密相关的。网络流行语,是与网络在社会变革中的显著影响分不开的。
(四)社会转型的丰富图景
话语理论认为,话语不仅是符号文本,更是现实社会的主观镜像,反映和记录着社会变迁。从另一方面讲,话语也在建构社会现实。福柯认为,“变化着的话语实践是社会变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说,语言的变化本身是社会变化和文化变化的组成部分,同时不断变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为语言变化提供了重要来源。查看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政治、经济、文化变革时代往往也是语言发生变革的时代,比如魏晋南北朝佛教兴盛,译经事业迅速发展,导致大量佛教词语传入;“五四”运动时期,爱国救亡、思想启蒙、文化革新,思想文化领域空前活跃,大量外来词语被引入,民主和科学被形象地称为“德先生”“赛先生”就是明显的例子。
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都会面临社会转型的问题。一般认为,一个国家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农业社会步入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的转变过程,就是社会转型。1978 年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进入了一个全面的社会转型期。尤其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失衡,使得中国在城乡面貌、社会关系、社会控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环境保护等诸多领域呈现出复杂性。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新旧观念的碰撞、新旧事物的冲突,在冲突与包容中,开放性与封闭性、多样性与单一性、宽容性与狭隘性、活跃性与僵化性等的较量在各种社会热点、社会焦点现象中显得特别明显。这种较量,作用于每一个社会个体,并作用于他们的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社会态度及社会行为。这些变化与在每个个体身上发生的复杂作用,首先通过话语的变化表现出来。社会转型的丰富与复杂的图景,为网络流行语的产生与传播提供了丰富的内容、适宜的土壤和环境。
社会转型必然导致文化转型。文化转型的过程,从某种角度讲,充当了对社会的启蒙作用。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新的话语方式的产生,新的话语方式为社会转型过程中新兴阶层参与社会公共治理提供了可能性,典型的体现就是在社会转型期形成了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这种变化正在推动中国社会民主化和现代化进程。网络流行语,或温文尔雅,或嬉笑怒骂,或戏虐嘲讽,或调侃不恭,但作为一种话语表达,与社会转型期社会各个层面发生的显著而微妙的变化分不开。这种表达方式,与社会阶层的整合、变化或重构紧密相关。
二、研究意义
网络流行语传播范围广、速度快、影响大,很大部分涉及特定社会事件,加之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之间特定互动关系的存在,其对公民社会构建、政治文明建设和社会稳定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从社会学视角对网络流行语进行研究,具有丰富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学术意义和价值
通过对网络流行语的生成和传播机制的分析,可以勾勒出网络流行语意义构造与现实社会的关系,丰富和发展网络文化社会学研究成果。
1. 开拓语言社会学研究新视野
顾名思义,语言社会学是对语言的社会学研究,主要探讨语言发展变化的社会因素与社会功能,探讨语言与社会的关系。19 世纪 70 年代,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其著作《古代社会》中,从易洛魁人和奥季布瓦人对自己亲属的称谓研究入手,发现称谓的变化实际反映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与婚姻制度、家庭制度相关。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符号学创始人索绪尔把言语活动分为“语言”和“言语”,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语言与地理、文化、民族、历史等有关系,并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由能指与所指两部分组成,是不断发展变化的。20 世纪初,索绪尔的学生梅耶特别重视社会因素对语言变化所起的作用,并揭示出语音变化的心理机制。梅耶认为,语义和文字的变化,可以从语言文字本身的结构中寻找原因,但环境和社会关系的变迁、社会结构的变化才是最根本的原因。20 世纪 30 年代,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的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通过在新几内亚的田野调查,提出理解一个词的意义必须依靠“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并认为语言是协调人类活动的纽带,在不同文化情境中发挥不同的功能,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成熟与语言知识的成熟紧密相关。20 世纪 30 年代,符号互动理论的提出者米德认为,符号是人类“有意义的姿态”,主我与客我的相互作用产生自我意识,社会控制、社会组织化与制度化功能,均与符号有关。50 年代,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语言是人类相互联系的网,婚姻制度、亲族关系都应当看做一种符号系统,人们通过语言符号进行沟通交流,语言是人类整个社会结构体系的纽带。
中国人民大学刘少杰教授认为,社会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向大概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符号互动理论的思想基础上,出现了解释社会学、交往社会学、反观社会学、后结构主义社会学等,代表人物有利科、哈贝马斯、布迪厄、福柯、德里达等人。
解释学家利科认为,我们要理解自己存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必须借助“语言”组成的“文本”和各种不同类型的“记述”,人的行动离不开语言和复杂的社会网络系统,主体、社会、他者与世界在语言的引导下调整相互关系。通过对语言的分析和诠释,我们可以发现文化和历史,可以预见未来,人存在的意义。
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哈贝马斯认为,人们的社会交往分为内容的交往与角色的交往,交往行为是协调观点和行为的过程,也是构建生活世界伦理道德规范的过程。交往是主体之间的一种“相互理解”的话语行为,每一个交往者都处在与他人建立起的符号化的网络中。话语呈示内容、表达意向及建立人际关系。话语交往以理解和共识为目标,体现观点意义、行为意义和生活实践意义。语言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存在,受特定意识形态控制,语言又是控制社会权力的媒介。
法国后现代思想家福柯首次提出“话语权”概念,从政治学的角度研究话语。他认为话语与权力密不可分,权力通过话语来实现。所有人在社会生活中都需要借助话语权来寻求呈现和表达机会,人们通过话语赋予自己以权力,确立和赢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并由此获得利益。受福柯话语权力理论影响,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一直关注语言与符号带来的“温和的暴力”(the gentle violence),认为每种话语的产生都和权力紧密相关,其传播既体现权力也加强权力,是一个权力运作过程。
语言的交流体现权力关系,语言的表达体现为权力行为,语言的实践和运用总是卷入权力和资本的不平等的分配过程。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在《言语与现象》《书写与差异》《论书写语言学》三本书中,系统地提出了结构主义哲学。他反对语言表达的内在化,强调文字的主体性,文本意义的多元性、多样性、非中心性和不确定性。认为语词与概念只有在与其他以不同于它们的方式来传达意义的语词和能指形成一种参照关系时才可能获得意义;认为永远不变的意义是不存在的,意义是不断变化流动的。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文化社会学家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这本文化研究及语言社会学的重要著作中考察了一百多个“关键词”语义的历史流变(如何被形成、被改变、被重新定义、被影响、被混淆、被强调)及其背后的文化政治关系,认为词语意义的复杂变化,可以在社会秩序结构及其历史变迁中寻找到根源,词义的复杂性,呈现的是文化与社会的问题。“分析文化就是去发现作为这些关系复合体的组织的本质。在这个语境之下分析特定的作品或体制,就是去分析它们的组织的基本种类,分析作品或制度作为总体组织各个部分而加以体现的关系。”
从语言社会学研究的历史可以看出,语言社会学是研究语言和社会的关系,落脚点在社会学。
网络流行语作为一种主要在网络空间使用的特殊语言,除了研究其与网络社会规制、秩序、结构的关系之外,因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嵌入关系,网络流行语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也是研究的应有之义。通过对网络流行语的社会学研究,可以拓宽语言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这种研究视野的拓展,是与网络这种新媒体的发展及其特性分不开的。
2. 丰富流行文化社会学成果研究
在社会学发展过程中,文化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积累了很多分析和解释文化现象的理论和方法。网络流行语是反映社会文化的符号,研究网络流行语,除涉及语言社会学之外,还涉及文化社会学等分支学科。
从 19 世纪以来,就文化的本质和社会功能,形成了进化论的文化社会学、传播论的文化社会学、功能论的文化社会学、心理论的文化社会学等观点。斯宾塞、泰勒等人认为,文化的产生发展由一定时代的种族和自然地理环境决定;利佩特认为,人类文化史是从低级到高级、从野蛮到文明的发展史。米德从符号互动的视角研究文化,认为文化传播是互动的过程。罗伯特·路威在《文明与野蛮》一书中也是从文化传播的视角研究欧洲文明如何受到埃及文化、希腊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影响。法国社会学年鉴派迪尔凯姆、英国功能学派马林诺夫斯基等人认为,文化产生于社会功能的需要,文化作为一种价值工具,本质在于维护社会规范。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人类活动体系中的地位、所关联的思想等决定了文化的意义。T. 帕森斯认为,作为社会结构体系工具的文化,其功能的发挥受社会结构层的制约,文化体系决定人的价值观念。还有一些学者如巴斯蒂安、罗海姆·盖佐等从“原始观念”“原始信仰”等个人心理研究民族文化特性及发展。
我国文化社会学的研究,发端于 20 世纪 20年代,50 年代因为种种原因一度被废弃,在 80 年代开始恢复重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司马云杰出版的《文化社会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文化社会学的专著。作者认为,各种文化现象是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世界,文化社会学要研究文化产生、发展的规律及趋势,研究人、社会、文化的交互作用。
因经济发展水平、都市化程度等原因,新中国建立后的文化社会学研究,较少涉及流行文化研究。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城镇化率每年增长一个多百分点,成为全球城镇化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中间阶层规模扩大;实行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互联网普及率逐年提高,看电视、上网已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这些发展,使得流行文化的生产与传播速度加快,流行文化的研究提上议事日程是必然的。
网络流行语,实际上是一种流行文化现象,开展这方面的社会学研究,是具有学术意义和价值的。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咬文嚼字》杂志、猫扑和天涯等社区网站每年发布网络流行语,但这些机构只是做了列举工作,鲜有学术性。这些流行语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哪些转型趋势、反映了什么社会热点、具有什么样的社会效果、对社会变迁有何影响等问题,如果纳入社会学研究视野系统进行研究,是具有一定启发意义的。
3. 丰富网络社会学研究成果
被誉为“电子社会先知”的加拿大媒介学者麦克卢汉曾提出“媒介即讯息”“地球村”等重要论断。他认为,“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而是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
计算机网络作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不仅是技术领域的革新,其对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社会结构建构等均具有革命性的影响。基于此,国内外社会学者从社会学理论视角对网络技术带来社会变革进行了研究。网络社会学家卡斯特认为,互联网的崛起是具有社会学意义的事件,在网络社会中,社会发展的核心要素体现为“信息”和“知识”,并影响了社会分工。郝华德·雷因哥德(Howard Reinhold)把网络衍生出来的社会群聚现象称为“虚拟社区”,认为虚拟社区是基于网络的具有相同兴趣或需要的人们互动的体现和结果。英国社会学教授蒂姆·乔丹认为,网络空间也存在权力,由个人权力、技术权力和想象力组成。
国内社会学者对网络社会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戚攻认为网络社会学应主要研究网络社会对现实社会的重塑与再造的条件和其自身运行机理,以及人在两种互动环境中的关系与作用。
黄少华对网络社会结构、网络行为、网络社区族群认同等进行了研究认为网络社会学研究的关键应是网络空间的独特社会特性及其社会学意义。邓伟志认为,“网络社会学是一门研究在特定的网络社会生存方式下的团体和个人(网民)以及家庭、社区、政府、企业等机构、组织的社会生活(活动)的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童星认为,网络社会学旨在研究网络社会中各种关系互动规律、网络社会自身运作规律及网络社会与日常社会的相互影响。黄晖认为,网络社会学应重在对虚拟社会中的人际关系、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进行研究。夏学銮认为,网络社会学主要研究“网络行动者在网络时空中的沟通和互动规律以及网上行为和网下行为的相互关系”。
郭玉锦等认为,网络社会学研究的是网络社会行为及社会行为体系。谢俊贵对信息化转型中的社会分化进行了研究。
网络社会是一个虚拟社会,但与现实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卡西尔认为,人类的文化世界就是依据符号来创立的,符号是人类意义世界的一部分。同样,语言作为一种符号,是网络社会意义交换和建构的核心要素。曼纽尔·卡斯特认为,网络是一种具有历史一致性的文化边界意义上的社会,网络社会对文化有很大影响力,“在网络社会的理想类型下所概述的社会转化过程,超越了生产的社会与技术关系领域,这些过程也深刻地影响了文化。”
探讨网络流行语,也是在探索网络社会流行文化的独特性。网络流行语,是一种综合的网络社会文化现象,是虚拟场域中作为行为主体的人的文化行为。把网络流行语作为网络社会学的内容进行研究,尤其是对网络舆情进行研究,能为年轻的网络社会学学科增添新内容。
(二)实践意义和价值
从 21 世纪开始,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新闻信息中心开始发布媒体流行语。随着互联网社会影响的日益扩大,网络流行语的提取成为了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互联网搜索和统计软件的运用,使网络流行语的提取和分析更加科学。
社会学的学科价值就在于其关注社会问题、探寻社会发展规律、探究人与社会的关系。陆学艺认为,“社会学是一门通过研究人们社会行动以揭示社会结构和过程的规律性的科学”,中国社会学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恢复和发展,就是时代和现实的需要。可以说,中国社会改革和社会转型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内容。网络流行语研究,不仅对语言社会学、流行文化社会学、网络社会学、传播社会学等社会学分支学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具有十分显著的社会实践意义。
1. 有利于扩大了解社会舆情的范围
上海交大舆情研究实验室主编的《中国社会舆情与危机管理报告(2011)》提出,“舆情,是作为主体的民众以媒介为载体反映现实社会这一客体的动态过程,是个人以及公众关于公共事务的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的总和。”
对社会舆情进行科学有效的监测、分析和研究,可以为政府了解民意、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从而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在口语传播时代,人们对公共事务的态度和意见只能通过口耳相传,传播范围小、速度慢、随意性强,相应来说在一定时期内社会影响也较小;在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时代,舆论传播的主要渠道是报纸、书刊、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相比口语时代,影响范围更广,力度更大,甚至会形成社会思潮。由于传统大众媒介往往立足于舆论宣传视角,体现的往往是官方舆论,且受到语言使用规范的限制,因而反映社会舆情的能力相对不足。同时,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非官方舆论对社会稳定及政治安全的影响显现不充分,那时候的社会舆情监测多采取自下而上报送的方式。在 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随着互联网的逐步普及,我国舆论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舆情监测工作日益受到重视。从 2003 年开始,舆情监测上升为各级党政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开始进入制度化、规范化发展阶段。
社会舆情是反映民意的窗口。网络的飞速发展,使报纸、广播、电视等以线性传播为主的传统舆论场逐渐式微,传播迅速、互动性强的网络成为反映社会舆论和民意的重要场域。借助网络、微博、微信等新载体,人们对社会热点事件、焦点事件的关注度日益提升,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日益高涨,出现了网络舆情“井喷”现象。政府机构、大型企业大多成立了舆情监测部门,专职从事互联网信息监测、舆情态势分析、舆论环境研究、网络危机处置等工作的网络舆情分析师成为了一个热门职业。这些都是社会舆情尤其是网络舆情得到社会高度重视的体现。
“每个时代都会在社会世相中留下基本烙印,而流行语就是这一世相民情的真切反映。”
网络流行语同样是社会舆情的直接反映。人们通过电子邮件、即时通讯、新闻跟帖、论坛、聊天室、博客、微博、微信乃至个人网站,生产、传播网络流行语的行为和过程,就是公开表达意见的社会行为和过程。相较于传统大众媒介,通过网络媒介传播的流行语,因其传播主体的多元化、讨论议题的多样化、话语表达的直接化等原因,更能反映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诉求。尽管网络流行语不能等同于社会民意,网络流行语也不是社会舆情的绝对客观完整的反映,但网络流行语反映的网络舆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以及这些舆论表征下的社会背景、社会现实,相当程度上是客观真实地反映了社会民意。因此,研究网络流行语,扩大了了解社会舆情的范围。
2. 有利于加强健康网络文化建设
网络流行语属于大众文化,是在网络社会中传播的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其生产者、受众群体是谁,其主要生产内容是什么,哪些话题及内容更容易成为网络流行语,其生产传播的内在机制是什么,在网络空间和日常社会的流行程度及对整个社会文化建设的影响,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问题。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媒介对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印刷媒介的出现,造成了信息传播向社会下层转移,促进了教育的普及、知识的推广和素质的提升,但也造成阅读群体明显的等级差异和相互间交往的隔绝;电子媒介的出现,打破了传播的文化条件限制,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政治信息环境,消除了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阻隔,但同时色情、暴力等问题也格外突出;网络媒介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社会生活理念,促进了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催生了信息服务业,促进了文化的共享与交流,促进了文化产业全球化的进程,然而随之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如网络垃圾、网络色情、网络暴力、网络管理漏洞等。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新媒介的产生和发展,在给社会文化建设带来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这就涉及社会控制问题。
如何加强健康的网络文化建设,营造和谐的网络社会环境,需要我们做出回答。网络流行语,反映了信息社会当代人的素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能深刻揭示当今的社会文化现象及问题。网络流行语的内容涉及“从政治到经济、从社会到民生、从法律到道德,都印证着时代前行的脚步。”
“网络流行语是文化盛开在网络技术土壤中带刺的花朵,是带有狂欢和娱乐功能的交流武器,是智慧和庸俗并举的文化现象。”
网络流行语的来源、内容及生成方式,对文化内涵都会产生影响。网络流行语是网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大众文化。既然是大众文化,就必然是一把双刃剑。其反映出来的价值观和文化内涵,是否能在对精英文化进行另类诠释的同时,从主流文化中吸取有益的养分,积极引导大众文化健康发展,非常值得深入探讨。加强网络流行语的研究,是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使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真正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新阵地、公共文化服务新平台、人们精神文化新空间”的客观要求。
3. 有利于促进社会管理创新
加强、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是新形势下党和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华东政法大学何明升教授认为,在人类发展史中,特定社会的生活范式与合作模式总是与其所使用的工具有关,这种关联现象看起来是人类借助工具凝结成历时性的生存方式,其实是社会以特定工具的内在规定性为基础所取得的管理模式创新。
在社会剧烈转型和信息科技飞速发展的新时期,旧的社会管理理念和方法已经无法应对各种新的情况,因此社会管理创新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被提出来。
网络流行语,反映着澎湃的网络舆情,给社会管理提出了全新的命题。转型中的社会矛盾和国民心态,往往通过网络流行语反映出来。这就涉及网络流行语的控制问题,涉及虚拟社会管理的问题。针对虚拟社会的种种问题,学术界提出了以下理论:第一,无政府主义思想,认为虚拟的网络空间应该是独立自由的,不需要政府治理,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是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Barlow,1996);第二,有限政府理论,认为政府应该在对网络行为主体提供一定的民主和自由的前提下,制定维护虚拟社会运行的制度和提供充分的虚拟社会公共产品,为虚拟社会运行创造良好的大环境;第三,信息化理论,认为虚拟信息社会产生的社会问题应该回到技术治理层面,应该用信息技术来解决虚拟社会的发展障碍和问题,这种观点来源于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思想;第四,社会系统理论,认为虚拟社会是一个自组织,有着自己的运行规律,具有自净化的能力,不应受到现实社会主体的强制约束,虚拟社会的治理应充分发挥自律,这种观点来自卢曼的理论;第五,公共领域理论,理论来源是哈贝马斯,认为虚拟社会是一种虚拟公共领域,既要加强网民道德行为自律,又要发挥技术屏障的过滤和维护作用。
网络流行语包含深刻的社会意蕴,有的表达对社会某些不良现象的不满,有的表达对社会改革的期盼,体现了网民复杂的社会价值观念。从社会管理的层面讲,我们理应从纷纭复杂的网络流行语中探究其蕴含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原因,涉及的社会群体,其对人们社会生活方式、观念及行为的影响,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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