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戏曲是特色鲜明的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其海外传播对树立中国国家形象、建立中国话语体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大翻译视域下，分析中国戏曲海外传播现状，指出大翻译视域下中国戏曲“走出去”，不应仅聚焦于传统剧本的文本语内、语际翻译，更应顺应时代，利用信息时代的一切优势条件，着重符际翻译，创造大翻译，为世界贡献中国的文化智慧。
关键词： 中国戏曲; 海外传播; 大翻译; 符际翻译;
中国戏曲是特色鲜明的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中国戏曲“走出去”，为广大海外观众所接受，对于构建中国国家形象、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与国际地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戏剧传播离不开翻译，戏剧翻译是人类文明的桥梁。长久以来，国内探讨中国戏曲海外传播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从传播学视域出发进行思考，一类虽从翻译角度进行分析，但仅限于戏剧文本翻译，有其局限性。本文试图结合中国戏曲海外传播的现状，从大翻译的大格局出发，以创新性、前瞻性的角度探讨中国戏曲的海外传播路径，以期增强中国戏曲的国际竞争力，助力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一、中国戏曲海外传播的意义与现状
中国戏曲历史悠久，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话语权的增强，跻身世界舞台、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愿望日益迫切，1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的需求也日渐强烈，让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呼声越发高涨。扬·阿斯曼所论述的文化记忆原理中，社会组织基于符号象征、宣传媒介、组织运营和工作实操等途径多次尝试后所形成的宣传功能，以及成员间所共有的文化印记，统称为文化记忆。2戏剧所带来的听觉享受与视觉冲击，不仅蕴含着一个国家的历史故事与审美情趣，国家形象的构建和传承也能在戏剧中见微知着。戏剧中的情节命脉、文本陈述及景致建构是对整个社会风貌的描绘。观戏者经常在戏剧中寻找自己的故事与共情，也经常在戏剧中感叹时代的枯荣、变迁、再现。而中国戏曲正是集体文化记忆的媒介。世界舞台中，中国集体文化印记一旦遗失，话语体系和国家形象的建设必将成为空谈。因此，当代中国戏曲的海外传播肩负着新时代的历史使命。
中国戏曲是最古老的戏剧文化之一。1930年梅兰芳赴美演出为弘扬中国戏曲作出了巨大贡献，实乃戏曲海外传播的先驱，但戏曲在海外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美国Grolier集团出版的《美国百科全书》，是流通在英语国家中的着名大型百科全书之一，但“中国戏曲”这一条目指出:“中国戏曲缺乏‘动’的特性，上千年的发展历史中竟然没有流传出故事架构完整的剧本，剧中人物的个性都是荒诞的，与西方戏剧均衡的原则背道而驰。”如此有失偏颇的定义，让人无法卒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戏曲在海外的刻板印象。即使在海外较有名气的《赵氏孤儿》，尽管马若瑟、伏尔泰、哈切特18世纪已对其进行过翻译和改编，并将其流传到欧洲，但其市场反响却并不理想。阿尔央斯指出，作者秉承欧洲戏剧的各项原则进行创作，进而导致受众的部分情感诉求难以得到满足，同时说白和歌唱两种艺术形式应当明确地梳理开来。3伏尔泰曾认为，尽管这类作品被冠以悲剧之名，实质上只是难以捉摸的故事。41932年，来自捷克记者基希对于国粹京剧的评价如下:民众注视着台上的表演者，他们的声音尖锐，说话方式、服饰装扮异于常人，和人类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在普通人眼中，这仿佛夜莺和狮子之间的沟通。52008年美国出版的《100部戏剧:世界最着名的戏剧排行榜》，评委由来自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9所大学不同族裔的世界一流文学专家组成，该评选中，中国戏曲经典《牡丹亭》名列第32位，并且是唯一入围的中国戏曲作品。6直到2012年，还有西方学者用“神经质”这样的词汇来描述戏曲动作中的亮相和亮相时的眼神。4
相比而言，改革开放40年来，西方戏剧大势来袭，抢滩我国戏剧市场。近年来，乌镇戏剧节、林兆华戏剧邀请展、首都剧场剧目邀请展等一系列重量级戏剧节频繁邀请西方戏剧作品来华演出。姑且不论部分西方戏剧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的事实，仅从市场上看，中国戏曲海外市场抢滩率的确无法与其匹敌。2016年是莎士比亚和汤显祖逝世四百周年，纵观世界范围内相关纪念活动的规模和热度，纪念汤显祖的活动影响力远逊于纪念莎翁的活动，悬殊的对比背后，反映了中国戏曲在海外市场演出的困境重重。戏曲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想要大规模“走”出中国，必先“译”出去。由于文化、语言结构、思维方式的差异，戏曲对外传播的冲突、误会频现，戏曲翻译相对滞后是造成中国戏曲海外传播受阻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何加快中国戏曲的国际化，加强中国集体文化记忆、建构中国国家形象，成为时代命题。
二、大翻译视域下的中国戏曲海外传播初探
(一)大翻译为何大
着名布拉格学派学者雅可布森提出了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三种翻译类型。人们熟知的翻译大多是指一种语言符号对另一种语言符号作出的阐释，即语际翻译。而一直以来的戏剧翻译研究更多的聚焦于文本翻译，局限在语际翻译的范畴内，没有对翻译的文化传播给予足够重视。而在当今互联网时代下，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文化交流已不再局限于文本，文化传播的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字、声音、图像、动作等多种语言与非语言符号都在进行着叙事跨文化交流，交互性传播已不再是单向式的，大翻译概念应时而生。
2015年，王宁从七个方面重新界定了翻译的含义，将其视为在同一个语言体系之下从古代到现代形式的转变;视为突破语言界限阻隔的两种文本文字的转化;视为从符码演化为文字的翻译和解释;视为突破语言、文化阻隔的图像诠释载体;视为突破语言界限的形象与语言的转化;视为从读写领域的文本字体转化为演出领域影视脚本的编写和二次创作;视为主要承载于语言之上的跨媒介诠释形式。7这样的界定，突破了雅各布森的传统语言中心主义思维模式。
2016年罗选民提出了大翻译的概念，认为大翻译是一种集体性、协调性的翻译行为，是基于大格局之上的群体性、规制性的符号多样的翻译手段，是形成于通关模式之下的语符翻译，能够在历史的轨迹中形成文化烙印。其概念实则包括了雅可布森提出的语内翻译、预计翻译、符际翻译三种类型。8
基于该理论，戏曲翻译不应再简单地局限为剧本间文字符号的对应转换，元杂剧与话剧、京剧与电影、昆曲与诗歌等都可进行多模态的互文转化。戏曲大翻译模式应当首先对拥有的文本符号进行反复诠释，深入发掘其内容含义，从而实现再次创新、创造的目标，而不再受限于语言、题材、媒介本身。这种立体化、协约化的翻译，使得中国戏曲传播的时效和功效得以扩大。
(二)中国戏曲海外传播路径思考
1．大使命下的大格局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戏曲传播不再是简单的剧目传播，在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中、在现阶段西方文化强势竞争的环境下，中国戏曲作为中华文明的媒介，其海外传播更负有新时代的国际使命。大翻译视域下的中国戏曲传播应具备大格局，加强顶层设计，对于中国经典戏曲剧目的海外传播应作好长远的全局规划。
首先应关注戏曲的语内、语际翻译。语言障碍一直是中国戏曲走出去的难题之一，部分开设了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院校可增设戏剧翻译课程，开设了翻译专业的院校亦可增设中国戏曲文化选修课程。可在复合式人才培养方案下，尝试构建戏剧翻译理论，并对中国戏曲进行大量翻译实践。
但中国戏曲的海外传播推广若仅仅依靠语际翻译，则是苍白、静态的。大翻译视域下，可对经典戏曲作品进行阐释、再现和演绎。中国经典戏曲是中华文化文脉流传和精神内涵的体现，承载着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而经过大翻译阐释再现的文化记忆更能承载历史并发挥现实作用。为此，可建立中国经典戏曲海外传播精品库，对部分海外市场相对成熟且承载中华文化集体记忆的剧目进行重点推广，有的放矢地逐步推进中国戏曲的海外市场传播。
2．大翻译，大数据
大翻译概念的提出，不仅强调语言与语言的转换，更注重跨语言、跨文化的符际转化。中国戏曲海外传播本质上而言，首先是文本转换，而要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绝不能忽视跨语言跨文化的符际翻译。大众所熟悉的美国电影《欲望号街车》，实则来源于大翻译后的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的同名戏剧。戏剧大翻译并不是简单的戏剧类型的转换，而是在了解了目标语文化、对目标受众接受力进行考量后，作出的多模态转换及尝试。中国经典昆剧《牡丹亭》1933年便在德国上演，但反响一直平平。2004年，着名作家白先勇先生将原着中的五十五折去粗取精，仅分为上、中、下三部上演，并在三场演出中融入歌、舞、诗、戏，服饰也极其华美。改编后的青春版《牡丹亭》在美国上演，完成了符际翻译的蜕变，获得了巨大成功，剧中所蕴含的中国优秀传统价值理念随之也得到了广泛传播。海外获得好评的肢体剧《水生》实质上是对《聊斋志异》的大翻译版本，以丰富的肢体语言讲述了一个关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选择”和“轮回”的故事。
在信息技术时代的今天，全球人民的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要想客观评估目标受众对中国戏曲的接受程度，进而进行中国戏曲的阐释、再现、大翻译，利用好信息时代的优势显得至关重要。为此，可利用大数据分析中国戏曲在海外传播的选材、观众的反馈，甚至还可以利用大数据对用户喜好进行相关信息推送，分析以何种模态对中国戏曲进行大翻译，从而精准助力中国戏曲的海外传播。
3．小着手
中国戏曲要“走出去”，绝不应是一厢情愿的。完全依靠政府运作，传播势必会受到限制。为此，应以市场为导向，建立多渠道多模态的海外传播机制，如政府牵头、出售甚至免费提供部分制作优良的中国戏曲版权，在影响力较大的视频音乐网站或App上播发，同时利用偶像影响力，由国外明星推介中国戏曲，向海外市场大力宣传中国戏曲，培养海外观众群体。与此同时，还应鼓励华人、华侨以及热爱中国戏曲的外国观众都成为推动中国戏曲“走出去”的一份子，这样不仅能突破地域的限制，还能提升人们对于中国戏曲海外传播的主观能动性。
结语
在不同民族和国家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文化外交俨然是外交的特色途径，中国戏曲海外传播正是搭建该途径的重要桥梁。大翻译视域下的中国戏曲“走出去”，不应仅仅聚焦于传统剧本的文本语内、语际翻译，更应顺应时代，利用信息时代的一切优势条件，着重符际翻译，创造大翻译，为世界贡献中国的文化智慧。
注释
1许钧:《直面历史关注现实---关于新时期翻译研究的两点建议》，《外国语》，2014年第3期。
2扬·阿斯曼着，陈国战译:《什么是文化记忆》，《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6期。
3龚和德:《乱弹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页。
4(7)林一:《中国戏曲跨文化传播的创新模式》，《戏曲艺术》，2014年第4期。
5周宁:《比较戏剧学---中西戏剧话语模式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6丹尼尔·S·伯特:《100部戏剧:世界最着名的戏剧排行榜》，上纽约资料汇编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20页。
7(8)王宁:《重新界定翻译:跨学科和视觉文化的视角》，《中国翻译》，2015年第3期。
8(9)罗选民:《大翻译与文化记忆:国家形象的构建与传播》，《中国外语》，2019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