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得体性是语言运用的首要特征,是交际语言能力的核心要素,也是语言使用者或学习者语用能力的评价标准。在分析得体性起源和界定的基础上,考察不同交际语言能力框架中得体性的内涵,可发现得体性主要体现为话语是否与社会文化语境和社交语境相符合。而语用学研究将得体性视为理论构念,对得体性与语境之间关系的讨论兼顾语言语境和认知语境,认为交际活动的意向性作为最基本的语用前提,使得体性构念和语境构念合为一体。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中得体性的内涵,提高得体性子量表的效用。
关键词： 得体性; 交际语言能力; 语用能力;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
Abstract： Appropriateness is crucial for language use, communicative language competence, and also for assessing the pragmatic ability of language users or learners. After a concise review of its origin, definition, and connotations in communicative language competence frameworks, it can be found that appropriateness is mainly defined as to what extent the utterances accord with socio-cultural and social context while it is viewed as a theoretical construct in pragmatics focusing on all types of contexts in which the constructs of appropriateness and context are unified by intentionality.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appropriateness in CSE may facilitate the application of its standards in English teaching,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Keyword： appropriateness; communicative language competence; pragmatic ability; CSE;
1. 引言
得体性(appropriate/appropriateness)是语言运用的首要特征(Grundy 2008)。语言运用得体性概念(Hymes 1972)明确提出后,受到应用语言学界的关注,这体现在不同的交际语言能力框架中(Bachman 1990;Canale & Swain 1980;Celce-Murcia et al.)。尽管各交际语言能力框架中得体性的内涵不尽相同,但得体性均为描述语言使用者(学习者)交际语言能力不可或缺的要素。同时,得体性也受到语用学界的重视(Asher 1994;Fetzer 2004,2007;van Dijk 1981),其内涵亦得到了深入的探讨。
当前,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使用者(学习者)语用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得体性用来描述语用表达的效果,是评价语言使用者(学习者)语用能力的标准(Tsutagawa 2013;Kecskes 2014)。作为我国外语测评体系建设的首要任务,《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China Standards of English,简称CSE)也对得体性进行了界定与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2018)。在这一背景下,厘清得体性的起源与界定,分析得体性内涵的嬗变过程,有助于更加清晰、全面、深入地理解与把握《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中得体性的内涵。
2. 得体性的起源与界定
得体性与Chomsky语言运用的可接受性(acceptable/acceptability)渊源颇深。可接受性是指“话语完全自然、无需通过书面分析即刻能懂,且毫不稀奇古怪、也不带外国腔调”(Chomsky 1965:10)。它与合乎语法性(grammatical/grammaticality)的概念相对,是Chomsky区分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和语言运用(linguistic performance)时提出的。合乎语法性和可接受性均为有关程度的概念,前者属于语言能力的研究范畴,而后者则属于语言运用的研究范畴1。
语言运用极为复杂,不仅涉及语法能力(grammatical competence)和语用能力(pragmatic competence),还涉及多个认知系统,因此,应先厘清语言能力,再研究实际的语言运用(Chomsky 1964,1965,1977)。Chomsky认为,没有必要为语言运用的可接受性划定一个更为细致的界限。尽管如此,他还是对可接受性进行了说明。他指出,可接受性是一个多维的、有关程度的概念,其程度有高低之分,其范围亦有大小之别。同时,可接受性的话语“更可能被说出来、更易理解、相对灵活(less clumsy),且在某种意义上更为自然”(Chomsky 1965:11)。Chomsky对可接受性的阐释为交际语言能力研究中得体性概念的引入奠定了基础。
得体性起初是文化人类学的术语,为Conklin, Frake等学者所使用,后由Hymes(1964:39-41)引入语言研究领域(转引自Hymes 1972:285)。Hymes(1972)诠释交际语言能力的概念时,认为Chomsky合乎语法性和可接受性的二分法不足以分析交际语言能力,应依据不同类型语言运用的特征对可接受性进行更加明确的区分,且“必须在完整的交际中对(区分可接受性时所用到的)整套术语进行考察并彻底修改”(Hymes 1972:281)。他以提问的方式设置了形式可能性(formally possible)、实施手段可行性(feasible)、语境得体性(appropriate2)和实际可实现性(performed)四个参数,进而构建了交际语言能力框架。
在Hymes的交际语言能力框架中,得体性是指语言运用是否与特定语境相符、符合程度如何。它涉及“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说的时候说什么,对谁说,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什么方式说3”(Hymes 1972:277)。具体而言,得体性可涉及交际场景、交际参与者、交际目的、交际内容特征与交际形式特征、交际基调、交际途径、互动规则与理解规则、语体等SPEAKING模型所描述的言语事件的诸多要素(Hymes 1967),且各要素又可进一步细化。例如,从交际语言参与者的视角判断语言运用是否得体,需考虑交际双方对语言特征和语言运用所持的态度、价值观、动机等因素。得体性会随着上述因素的变化而改变,这足见其复杂性和动态性。后来,Hymes(1984)将交际语言能力框架的参数修正为系统潜能(systemic potential)、得体性(appropriateness)、可操作性(occurrence)和可行性(feasibility)。同时,将得体性限定为文化得体,专指有关语言运用规则的知识,体现了语言形式与语境之间的关系。语言运用得体与否取决于对语言形式和语境的分析,二者缺一不可。
3. 交际语言能力框架中的得体性
Hymes的交际语言能力框架引起了应用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诸多学者参考该框架后提出了不同的交际语言能力框架(Bachman 1990;Bachman & Palmer 1996,2010;Canale 1983;Canale & Swain 1980;Celce-Murcia et al. 1995;van Ek 1986;Usó-Juan & Martinez-Flor 2006),而这些框架无一例外地都对得体性这一要素进行了界定。不过,由于各交际语言能力框架构建的目的不同,得体性在不同框架中的界定亦有区别。
Canale & Swain(1980)为测量以法语为第二语言的中小学生的法语交际能力,在区分交际语言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和交际语言运用(communicative performance)的基础上,提出了交际语言能力的理论框架,旨在考察该框架对法语二语教学与测试的意义。他们认为该框架至少包括语法能力、社会语言能力和策略能力(交际策略)三个参数。其中,社会语言能力是指掌握语言运用的社会文化规则知识和语篇规则知识。得体性主要是指在话语的理解与表达中所用到的社会文化规则知识是否与其所涉及的言语事件(Hymes 1967,1968)诸要素相符合。具体而言,得体性首先体现在命题和交际功能与话题、交际参与者角色、场景、互动规范等特定社会文化语境因素的符合程度;其次体现在某一语法形式所传达的态度、所涉及的语域或文体与特定社会文化语境的符合程度。不过,Canale和Swain特别指出,通盘考虑Hymes等学者所提出的言语事件全部要素是否足以判断得体性,尚无定论。此外,得体性还指话语的连贯程度,即语篇(combination of utterances)与交际功能的符合程度。可见,Canale和Swain一方面基本认同Hymes(1972)对得体性的界定,但对其可操作性持一定的怀疑态度;另一方面,又将得体性的内涵拓展到了语篇规则知识。
Canale(1983)在区分交际语言能力和实际语言交际(actual communication)的基础上,对其交际语言能力框架(Canale & Swain 1980)进行了修正。修正后的框架包括语法能力、社会语言能力、语篇能力和策略能力四个参数。该框架中的社会语言能力仅涉及语言运用的社会文化规则知识,语篇能力则涉及语篇规则知识。也就是说,Canale将先前框架中的语篇能力从社会语言能力中剥离出来,使之成为修正后框架中的一个独立的参数。此时,得体性是指话语的理解和表达与交际参与者的地位、交际目的、互动规范或规约等不同社会语言语境因素(Hymes 1967)的符合程度。话语得体性体现在意义和形式两个方面。话语意义得体性是指特定的交际功能、态度和观点与其所在情境的符合程度;话语形式得体性则指交际功能、态度、观点或命题等所含特定意义的语言呈现方式或非语言呈现方式与其所在社会语言语境的符合程度。由此可见,Canale对得体性的界定重新回归Hymes(1972)基本观点的同时,又将得体性的评价标准进一步细化为意义得体性和形式得体性,这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二语教学与测试中得体性评价的可操作性。
相较Canale & Swain(1980)与Canale(1983)的交际语言能力框架,van Ek(1986)为制订外语教学目标而提出的交际语言能力(communicative ability)框架要更加复杂。该框架共包括语法能力、社会语言能力、语篇能力、策略能力、社会文化能力和社交能力六个参数。其中,社会语言能力指交际者能够通过交际场景、交际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交际意图等交际情境要素4意识到语言形式选择的不同方式,即意识到话语表达方式的差异。社会语言能力涉及语言符号与其语境意义或情境意义之间的关系。得体性涉及社会语言能力,是指语言形式的理解和表达与交际场景、交际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交际意图等交际情境特征的符合程度。得体性尤其表现在使用话语传递交际意图的过程中。此外,得体性还指话语形式和内容与文本类型(text-type)选择之间的符合程度。需要指出的是,社会语言能力与语篇能力、社交能力之间的界限无法严格划分,其构成要素有重合之处,因此,得体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语篇能力和社交能力。在语篇能力中,得体性体现在口头语篇(texts)和书面语篇的策略选择上;在社交能力中,得体性体现在移情等互动技能中。可以看出,van Ek对得体性的界定与上述交际语言能力框架中的相关界定差别较大。一方面,van Ek将一套新的交际情境特征引入得体性的界定,使得体性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方面,他将语篇要素和社交要素引入得体性的界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得体性的内涵。同时,我们需要注意到,van Ek的得体性用于外语教学目标的制订,而Canale & Swain(1980)与Canale(1983)的得体性用于二语教学与测试实践。因此,前者相对宏观、全面,后者则相对具体,可操作性强。
Bachman(1990)的交际语言能力(communicative language ability)框架被称为“测试的里程碑”(Skehan 1991:15),主要用于测试的开发与使用。该框架包括语言能力、策略能力和心理生理机制三个参数。其中,语言能力分为组构能力(organizational competence)和语用能力(pragmatic competence),前者包括语法能力和语篇能力,后者包括以言行事能力和社会语言能力。社会语言能力指在特定语境中得体地实施语言功能的社会语言规约知识。得体性涉及社会语言能力,是指话语与其所在语境特征的符合程度。这些语境特征包括方言或变体、语域、自然表达、文化参照和修辞5。很显然,相较上述交际语言能力框架,该框架中得体性的界定更加明确,得体性的内涵更加具体,因此,相较而言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在Canale(1983)和Bachman(1990)的交际语言能力框架的基础上,Celce-Murcia et al. (1995)提出了用于外语教学实践的交际语言能力框架。该框架包括语言能力、策略能力、社会文化能力、行事能力和语篇能力五个参数,其中语篇能力是核心要素。与Canale(1983)的框架相比,该框架发生了如下变化:一方面将语法能力改为语言能力,另一方面将社会语言能力拆分为社会文化能力和行事能力;前者旨在避免歧义,后者旨在明确社会文化能力与语言能力、行事能力、语篇能力三者间的关系。社会文化能力指能够根据不同类型语言运用中的语用要素,在交际所处的整体社交语境和文化语境中得体传递信息的知识。社会文化能力包括社交语境、文体(stylistic)得体性、文化和非语言交际四类要素。得体性涉及社会文化能力,因此,得体性可概括为交际者的信息传递与社交语境和文化语境要素的符合程度,也就是说,得体性是交际者所传递的信息与交际所涉及的相关社会文化规则与规范知识的符合程度。不难看出,该框架中的得体性与van Ek的得体性相类似,其内涵甚至比后者还要宽泛。由于该界定过于宏观与全面,因而在外语教学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不强。
不同于上述交际语言能力框架,Usó-Juan & Martinez-Flor(2006)将各项语言技能融入其交际语言能力框架中,用于指导外语的听说读写教学。该框架包括语篇能力、语言能力、语用能力、跨文化能力和策略能力五个参数,其中语篇能力是核心要素。得体性既涉及语用能力中的社会语言知识,又涉及跨文化交际能力。语用能力中的得体性是指话语意义与交际参与者、各类情境因素、礼貌等社交语用要素的符合程度;跨文化交际能力中的得体性既指话语意义与目标语言社团的社会文化知识、方言知识、跨文化意识等要素的符合程度,又指话语意义与肢体语言、交际空间使用、接触(touching)或沉默等非语言交际要素的符合程度。可以看出,该框架语用能力中的得体性对应前者的社交语境得体性和文体得体性;跨文化交际能力中的得体性对应前者的文化得体性和非语言交际得体性。因此,尽管该框架所用术语有别于Celce-Murcia et al.(1995),但二者得体性的内涵却大致相当。
上述分析表明,应用语言学研究者都认识到了得体性的重要性,得体性是交际语言能力的核心要素(Fisher & Adams 1994)。但由于交际语言能力的研究目的、研究视角不同,得体性构念的界定也并不完全一致,这有助于从多视角深入理解《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中的得体性。此外,语用学研究者也认识到了得体性的重要程度,并对这一理论构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4. 作为语用学构念的得体性
如前文所述,得体性与可接受性联系紧密。语用学研究中对得体性的分析,也总离不开可接受性,但二者差异迥然。依据van Dijk(1981)的观点,可接受性是一个实证概念,而得体性是一个理论构念。可接受性锚定外部语言(E-language),独立存在于人脑之外,是一个社会语言学概念(Asher 1994);而得体性则锚定发话人、受话人、交际意图、交际行为、语言表征和语境,是一个语用学构念(Fetzer 2004)。
得体性作为一个语用学构念,与语境密不可分。Fetzer(2004)指出,从Austin和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来看,言语行为的实施有恰当和不恰当之别。得体性构念体现在言语行为的恰当实施过程中,此时,得体性构念可在功能上作为言语行为恰当实施的充要条件。因而,得体性和语境在言语行为恰当实施所需的语境构造中交汇在一起。也就是说,言语行为理论把得体性视作语境的一个子集。从Grice的会话合作原则来看,得体性也是语境的一个子集。不同于言语行为理论关注恰当实施的单个言语行为,会话合作原则聚焦以合作、会话准则、会话逻辑与会话蕴涵、吻合性为前提的会话参与。依据会话合作原则,语境是话语参与的环境,包括交际参与者及其心理特征、物理场景和背景信息;得体性则需体现在该环境中。因此,得体性作为一个关系构念,蕴涵在语境之中。与言语行为理论和会话合作原则相比,语篇分析关注篇幅相对较长的话语,认为语境具有双重性,即语境既影响着当下的话语,又会影响即将发出的话语。因此,语境的双重性使得语境构念和得体性构念在交互组织的话语中达到统一。在语篇分析中,得体性构念在功能上相当于语篇规范程度和语篇连贯。
可以看出,得体性构念和语境构念在言语行为理论、会话合作原则和语篇分析中都实现了交汇。不过,鉴于语境的多面性和内在复杂性,Fetzer(2004,2007)指出,判断话语是否得体需考察交际活动、其语言体现(形式)与其在语言语境和社交语境中的嵌入程度。也就是说,话语得体与否取决于用来实现交际参与者意图的语言和该语言所在的社交语境、语言语境之间的结合程度。可见,得体性本质上与意图有着内在的联系。而意图在锚定认知语境的同时,其子类交际意图又是社交语境的构成要素。社交语境要素还包括时间、地点、交际个体、交际参与者的角色或机构。从互动社会语言学的视角看,语言被视作一个社会文化构念,因此,交际意图也就成为了语言语境和社会文化语境的构成要素。同时,交际活动的意向性6作为最基本的语用前提,使得体性构念和语境构念结合在一起(Fetzer 2004,2007)。也就是说,交际活动的意向性将语言语境、社交语境、社会文化语境和认知语境联系在一起,各类语境中的得体性在交际活动意向性的前提下实现了统一。厘清这一点,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中得体性的实质内涵。
5.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中的得体性
语言使用者(学习者)的语言运用能力通常以准确性(accuracy/correctness)和得体性作为评价标准,前者侧重语法能力,后者则聚焦语用能力(Tsutagawa 2013;Kecskes 2014)。语用能力作为语言运用能力的重要构成要素,得到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其中,Bialystok(1993),Kasper & Blum-Kulka(1993),Cohen(2010)等强调非字面意义的理解和表达;Rover(2011,2013)关注理解与表达中的必要手段和社会规约;Taguchi(2012)则强调理解和表达的效果,即准确理解与得体表达。可见,语用能力的上述界定皆聚焦语言意义的理解与表达。
在考察语用能力构念的基础上,《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依据“基于语言运用”的语言能力定义及相关框架,从应用语言学的视角对语用能力(pragmatic ability)进行了“窄式”界定,认为语用能力是指语言使用者(学习者)“结合具体语境,运用各种知识和策略,理解和表达特定意图的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2018:7)。与上述聚焦语言意义的语用能力界定相比,该界定关注话语意图,聚焦语言使用者或学习者话语意图的理解与表达,因而,它就更加接近Austin(1962/1975),Searle(1969),Grice(1975)等关于语用实质的相关主张。
作为语用能力的评价标准,得体性在《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中被界定为语言使用者(学习者)的“语言运用是否与特定语境相符,符合程度如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2018:74)。遵循语用能力的“窄式”界定与可操作性原则,这里的“期待和需求”主要聚焦知识层面,是指对Bachman & Palmer(1996,2010)语用知识,尤其是社会语言知识的期待和需求得到满足。社会语言知识包括语体、方言或变体、语域、自然表达或惯用表达、文化参照及修辞等社会规约知识。换句话说,满足知识层面的期待和需求就是要遵循上述知识所涉及的社会规约,遵循了上述社会规约,也就能在语言运用中做到得体。
6. 结语
本文分析了得体性的起源和界定,分别讨论了不同交际语言能力框架中得体性的内涵和语用学研究中得体性与语境之间的关系。通过简要考察语用能力概念,探讨了《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窄式”语用能力界定中得体性的内涵,这有助于得体性相关子量表更好地服务我国英语教学、学习与测评,助益“实现以测促教,以测促学”(王守仁 2018:4)。
此外,除了上文提到的知识层面,得体性界定中的“期待和需求”似乎亦要涉及面子层面,这可理解为对积极面子(Brown & Levinson 1978/1987)的期待和需求得到满足。也就是说,同时满足知识和面子层面的期待和需求无疑能够做到得体,仅满足知识层面的期待和需求也能够做到得体。不过,有时未满足知识层面的期待和需求,也就是未能遵循语用知识所涉及的社会规约,而仅满足了面子层面的期待和需求,亦能做到得体。例如,诗歌、小说等的创作中,作者并未遵循语用知识所涉及的社会规约,而是“创造”出了具有特别效果的表达方式,进而维护了听话人或读者的积极面子。如此看来,对面子层面的期待与需求亦可包括在得体性的考量范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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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谈及合乎语法性和可接受性的关系时,Chomsky(1965)指出,可接受性涵盖合乎语法性。这一观点贯穿Hymes(1972)交际语言能力框架的全部参数。
2 Hymes(1972:281)把appropriate与adequate、happy、successful视为同义词。
3 许国璋先生1985年译。
4 对交际情境要素的详细描述可参见van Ek(1986:36)。
5 语境特征的类型在后来的语言能力框架中有所调整,可参见Bachman & Palmer(1996,2010)。
6 对意向性的阐释可参见薛旭辉(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