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回顾
通婚圈是指适婚青年可能选择配偶的范围或者择偶的自由度。一般可以从地理距离（通婚半径）、地域范围和族群范围三个方面来进行考察。［1-2］李若建认为在制度性的择偶中，择偶范围被称为通婚圈，并将其分为地理通婚圈和等级通婚圈。［3］翟振武等认为通过分析夫妻户口登记地情况也可以看出通婚圈的大小。［4］本文由于数据限制，只能从配偶或者意愿中的配偶家庭所在地与本人家庭所在地是否跨越某一行政区域来度量通婚圈的大小，本文通婚圈是指地域范围。国外学者在研究婚姻匹配时提出趋同论，认为个体趋向于选择那些与自己年龄、居住地、受教育程度、种族等属性相近的异性为配偶。美国社会学家古德也认为“一切择偶制度都倾向于同类匹配，即阶级地位大致相当的人才可结婚”。［5］1990年法国290万移民组成的家庭中，有1/3以上已经婚配的移民，其配偶均不是移民，但夫妻双方均为移民的多数为族内婚（即夫妻双方均来自同一国家），其婚配概率为90%。［6］国内学者对通婚圈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通婚圈发展态势判断、变化原因和社会影响。学者们对通婚圈发展态势存在四种判断：第一，通婚圈扩大。代表学者有：段成荣、刘传江、王金玲、黄佩芳、李富强、史清华等。［7-12］第二，通婚圈缩小。代表学者有：邱泽奇、吴重庆、新山等。［13-15］他们认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婚嫁距离急剧缩短，通婚区域快速内卷，通婚村减少，婚入和婚出出现了地域上的不对称性。第三，通婚圈没有发生显着变化。雷洁琼于1987~1988年对全国6省市2 799个农民进行户主与其配偶婚前两家的距离调查发现，近距离通婚是一种普遍现象，各年龄组通婚圈大致相同。［16］第四，通婚圈呈现扩大与内卷并存。唐利平认为农村通婚圈总体比较狭小，但有扩大也有缩小的情况，通婚圈的变化和社会结构变迁一样经历着转型的过程。［17］韦美神认为我国农村地域辽阔，通婚圈出现“内卷”和“扩大”共存的现象。［1］通婚圈演变主要因素包括社会制度因素与经济因素，但二者在不同地区影响不一致。马宗保等对宁夏通婚圈的研究发现，通婚圈会受到所在地区的生活条件影响。［18］曹锦清等认为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有利于人口流动，社会流动空间的扩大促使人们婚配对象选择的空间也增大。［19］另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加上户籍制度的松动，人口迁移流动席卷了全国，随着交际圈的迅速扩展，通婚圈也在逐渐扩大，人口迁移流动对婚姻和生育造成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寻找配偶和维持婚姻关系稳定性上。［20］通婚圈扩大的影响：首先，大范围的跨省通婚可以简化婚礼仪式、节约成本，但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姻亲关系。［21］其次，通婚圈扩大可能会形成骗婚现象，因为人口迁移流动范围扩大，如果夫妇双方婚前互相了解很少，婚姻风险会增大。［22］再次，通婚圈扩大增大了女性婚后社会适应的重要性。［23］最后，通婚圈扩大导致区域之间婚龄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程度加剧。如王家宝认为，上海市男子娶了外来妹使得阴阳趋于平衡，但是某地的男女比例必然会更加失衡。［6］通婚圈缩小带来的影响主要是对后代人口素质的影响。有研究认为通婚圈内卷尽管不是近亲结婚，若通婚距离太小也会对后代的遗传素质产生影响，可能因为某些微量元素的缺乏或过度摄入而导致发育不良，影响人口身体素质的提高。［24］纵观已有的研究发现，学者们对通婚圈变化态势判断出现了很大分歧，但认为通婚圈在扩展的观点是主流，出现这种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目前的研究大多基于农村或者局部区域来分析，而很少从城市和全国范围来研究，关于原因的分析也主要从宏观社会经济因素简要地泛泛而谈，有关迁移流动对通婚圈的影响主要是定性的描述，而很少通过定量方法来深入研究。在我国乡村人口不断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背景下，从城市区域视角来研究通婚圈的变化特征与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鉴于此，本文将聚焦城市青年通婚圈的研究。
二、数据来源与方法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2009年11月14日~12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城市青年状况调查”课题组在北京等地进行的抽样调查。由于该调查依托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中国独生子女状况调查分析》项目来完成，所以调查区域主要选择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得到独生子女比例（31.58%）比较接近的河北、湖北和陕西三个省，进一步选择与各省平均水平比较接近的城市，北京因地缘优势和直辖市特性被补充进来。最后确定调查区域包括北京7个城区、河北省保定市16个街道、湖北省黄石市11个街道、陕西省西安市13个街道。调查对象为1975年1月1日~1989年12月31日出生的现有人口（本文“青年”年龄界定为20~34岁）。样本量3 832，其中北京820，黄石829，保定813，西安820，四个省市样本量基本均衡。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人口学基本信息、就业与经济状况、婚姻与情感、生育意愿与行为、家庭成员及关系几个方面。经课题组对原始数据清理检验，改正错误数据，删除无效数据，该数据质量比较高，同时四个城市具有一定的区域代表性。北京为直辖市、河北省和北京市为东部地区、湖北省为中部地区、陕西省为西部地区，地理区域覆盖了全国东、中、西部地区，其代表性较好。若无特别说明，本文所有分析数据均来自该调查。
（二）方法说明
本文首先采用常用的单变量描述统计和双变量交叉分析，此外在已有通婚圈研究成果和双变量交叉分析的基础之上建立回归模型以进行推断统计。由于未婚人群的通婚圈调查只是一个主观意愿，与未来的实际通婚圈可能会存在一定差异，所以在此将城市未婚青年的通婚圈定义为“意愿通婚圈”，相应地将已婚者通婚圈定义为“实际通婚圈”，分别研究人口迁移流动与意愿通婚圈、实际通婚圈的关系，以便更好地把握通婚圈的发展变化趋势。
原始的意愿通婚圈变量总共分为5类：分别是希望配偶家庭所在地与自己父母家“1=在同一县/市”、“2=在同省不同县/市”、“3=在不同省份”、“4=无所谓”、“5=其他”；但只有两个被调查者选择了“其他”，该类单元格频数太少，因变量的变异很小，为了避免影响结果的可信性，所以将其剔除。因此，意愿通婚圈模型中的因变量最终只有前4类。
实际地域通婚圈测量共分为4类：分别是初婚配偶家庭所在地与自己父母家“1=在同一县/市”、“2=在同省不同县/市”、“3=在不同省份”、“4=其他”，但在有效样本中没有选择“其他”选项，所以实际地域通婚圈模型结果只有前3类。因为因变量不论是意愿通婚圈还是实际通婚圈，其取值都在3~6个之间，所以选择多项式Logistic回归模型比较合适。
三、中国城市青年的基本特征与通婚圈发展变化
目前有关通婚圈的研究主要以农村为切入点，而专门以城市为对象的研究相对薄弱，而且从农村研究得出的结论分歧较大，在流动人口不断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过程中，不仅对农村青年的择偶行为产生影响，对城市青年择偶行为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以城市为切入点对中国通婚圈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一）中国城市青年的基本特征
从此次调查的样本来看，女性青年偏多，每一年龄组的女性青年都比男性人数多，样本性别比仅为65，明显低于总人口性别的正常值域（95~102）；年龄结构以20~24岁（1985~1989年出生队列）较多；低龄青年和高龄青年较多；另外，由于调查对象的居住地特性和年龄特性，导致样本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未上过学和小学文化程度所占的比例非常低，大专及以上所占的比例非常高；同时由于该调查区域为城市，所以非农业户口的比例较高，占3/4左右，而农业户口的比例只占1/4左右。从人口的迁移流动情况来看，大概只有1/3的城市青年有过流动，而2/3的城市青年从未流动，一直居住在本地。婚姻状况中未婚和初婚各占一半，再婚、离婚和丧偶三者合计不到1%。我们根据调查对象的婚姻状况，将通婚圈分为意愿通婚圈与现实通婚圈。所谓的“意愿通婚圈”主要是针对未婚群体而言，根据他（她）们对未来配偶家庭所在地的期望进行判断。对意愿通婚圈的分析可以掌握未来通婚圈的发展变化趋势和方向。“现实通婚圈”是针对已婚城市青年而言，根据他（她）们初婚配偶家庭所在地来确定。尽管二者的对象不一样，没有直接的比较意义，但从总体上可以看出未来通婚圈可能的变化情况。通过比较意愿通婚圈与现实通婚圈发现，未来城市青年的通婚圈会有扩大的趋势，未来小范围的同县市通婚圈比例比已经形成的同县市通婚圈低，而大范围的跨县市甚至跨省比例可能增加。未来城市青年的通婚圈变化趋于扩大。从城市青年结婚相识的途径来看，主要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或者在工作、学习中认识，其他途径所占的比例很低。
（二）中国城市青年通婚圈的变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迁移流动日渐活跃。开始主要是以乡镇企业为目的地的就近就地转移，即所谓“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钟摆式流动，这是人口流动的第一次浪潮。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发展，80年代后的新生代流动人口逐渐活跃，他们不局限于老一代的就近就地临时性转移，而是常年外出到沿海发达地区，这是第二次流动浪潮。目前，我国流动人口又出现了长期性的举家式迁移，由单个劳动力外出向举家式迁移转变，他们在流入地平均居留时间比较长，2013年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平均居住时间超过5年，这是我国人口流动的第三次浪潮。人口流动出现三次浪潮，除在流入地居留时间延长外，另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流动地域范围和距离也在不断向外扩展，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空间的扩展，人口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城乡交流趋于频繁，目前正处于婚龄期的新生代流动人口，他们从学校毕业后没有从事农业生产活动，而是进入城市打工，在多年的外出流动中，不断扩大自己的社会交往圈子，结识很多异地朋友，这种朋友圈子具有强烈的扩散效应，不断放大青年的社会关系网，这种关系网的扩散效应不仅仅表现在流动人口内部，也会展现在流动人口与城市本地人口之间，城市青年人口的圈子也会得到扩大。人们社会关系网络的变化必然会对未婚青年的择偶范围产生影响，从此次调查的数据来看，自90年代以来，城市青年的跨省通婚在稳定增长。中国1994~2010年城市青年的地理通婚圈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城市青年同县市和同省跨县市通婚比例都在降低，而跨省通婚在持续稳定地增加。十年内跨省通婚的比例由5.61%迅速增长到14.29%，为什么城市青年通婚圈会出现如此迅速的增长？下面将进一步对城市青年通婚圈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论证分析。
四、中国城市青年通婚圈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中国城市青年迁移流动与通婚圈的关系
人口迁移流动最明显的变化是人口在空间地理位置上的变动，与此同时还会带来很多附带社会关系的变迁与交叉。比如居住圈的邻居关系、工作圈中的同事关系、娱乐圈中的朋友关系都会发生变化，在家为兄弟姐妹或朋友关系到了流入地可能变成同事关系。人际关系的变迁与交叉，对未婚青年的择偶将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据此次调查资料显示，城市青年结识结婚对象的途径主要通过朋友介绍或者在工作、学习中认识，可以推断迁移流动必然会促进通婚圈的扩展。据相关研究显示，我国人口外出流动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因素，外出务工经商占了很大的比例。［25］笔者根据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数据计算也发现88%的流动人口本次外出原因为务工经商。从这个意义上说，流动人口外出基本都是为了获取一份工作，同时在工作中又可以结识很多异地的朋友，很多流动人口直接与流动中认识的异性朋友恋爱结婚，或是通过流动中认识的朋友给自己介绍对象。因此，随着人口迁移流动规模的不断增加和流动地域范围的扩大，通婚圈也会不断得到扩展。下面结合“中国城市青年状况调查”数据对城市青年是否有过迁移流动与地域通婚圈的关系进行分析，其结果如表2所示.
表2统计结果显示，人口迁移流动经历对初婚者的现实通婚圈和未婚者的意愿通婚圈都会产生显着的影响。有迁移流动经历的城市青年配偶（或希望配偶）的家庭所在地与自己在同一个县市的比例均比没有迁移流动经历的低，而其配偶（或希望配偶）的家庭所在地与自己在同省但不同县市和跨省份的比例均偏高。这说明迁移流动对城市青年的通婚圈扩展起到促进作用，从现实通婚圈的差异中更能体现迁移流动的效用，尤其促进跨省通婚圈的作用非常明显，有迁移流动经历的城市青年跨省通婚的比例是没有流动经历的3倍多。因此，不能忽视迁移流动对通婚圈的影响。
（二）中国城市青年家庭成员与通婚圈的关系
人类的婚姻既有自然属性的特点，又有社会属性的特点。婚姻不仅是两个个体之间的结合，也是两个家庭甚至家族之间的联合。因此，个体婚配对象的选择除了婚姻当事人以外，还会受到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影响。即便在现代社会中，传统“父母包办”婚姻已经荡然无存，但父母对子女婚姻的选择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虽然失去了决定权，但没有放弃“参谋权”，父母对子女结婚对象选择的影响比其他家庭成员大。而且不同代际或同一代际在不同的历史年代对婚姻选择所考虑的因素可能存在一些差异或变化，有的父母比较反对远距离的通婚，尤其是跨省通婚，担心结婚以后各种文化习俗的不适应、语言不通、两个家庭具有姻亲关系家族成员交往不方便，导致姻缘关系弱化等。更为严重的看法是，父母认为女儿嫁到很远的地方以后，和没有养育女儿一样，“远嫁”就等于“没生”。这种思想在一些偏僻的农村地区尤为突出，在城市也存在，有的家庭还因此闹得家庭不和睦。所以当父母对子女有强烈的通婚地域限制时，通婚圈也可能会受到影响。从此次调查资料来看，城市青年和父母所考虑的比较重要的前三个因素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不同代际都把对方的人品作为择偶最先考虑的因素，其次是考虑对方的能力，第三个择偶因素是对方的健康状况，择偶因素既包括个体因素，也包括与家庭有关的因素。个人因素主要有性格、人品、学历、能力、年龄、身高、外貌、经济状况等；家庭因素主要有家庭所在地、家人态度、家庭条件和户口性质等。不同代际对择偶因素的选择差异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不同代际对择偶首要考虑的几个因素比较一致，但其他方面的因素却存在不同，其中对家庭所在地的考虑两代人之间有所不同，父母一代比子女一代考虑得更多。一般情况是父母的思想趋于保守，希望子女选择配偶时考虑地理距离比较近的对象，尤其是父母对女儿的对象选择更为明显，父母不放心把女儿嫁到很远的地方，担心自己老了以后就没有能力去看女儿，女儿也没有时间和金钱频繁地回家探望父母，但就子女本身而言，对配偶的家庭所在地可能受到较少限制，他（她）们考虑更多的是配偶的能力、人品、健康等个人因素。一旦青年人口发生了迁移流动之后，他们与家庭的互动和联系就会大大削弱，在流入地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且交往的对象也主要是同辈群体，随着人际关系变化与更新，青年人受父母思想观念的影响也会随之减弱，而受同辈群体的现代化思潮影响更为迅速，大城市的现代化生活方式立即映射到青年人的潜意识中，并促使他们不断调试自己原有的行为，婚恋事件是青年人的重要生命历程，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和冲击。
家庭成员对婚姻的影响，除父母外最重要的就是兄弟姐妹的影响。首先，是兄弟姐妹的看法和建议，有时候同辈群体甚至比父母的影响力更大，属于同辈群体之间不存在代沟，容易在心理上达成共识，但本次调查没有涉及与此相关的数据，因此还有待证实。其次，兄弟姐妹的数量与出生顺序也可能会对通婚圈产生影响。一般兄弟姐妹数量越少（尤其是独生子女），其通婚圈可能越小。在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和十分重视家庭感情纽带环境中，独生子女的通婚地域扩展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和约束；另外，过去许多家庭喜欢将出生较晚的子女留在父母身边，所以出生较晚的孩子被留在父母“身边”的可能性越大，其通婚圈就会相对较小（见表4）。
从表4中的统计检验结果可以发现，不论对已婚者的现实通婚圈还是未婚者的意愿通婚圈来说，独生子女的地域通婚圈明显小于非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在本县市内通婚的比例明显偏高，而跨县市和跨省通婚的比例较低。但通婚圈的发展与兄弟姐妹的数量没有必然的联系，不会因为兄弟姐妹数量的变化而发生明显的变化。配偶是否是独生子女也对通婚圈产生显着的影响。可以得出结论：独生子女通婚圈小于非独生子女的通婚圈，非独生子女的通婚圈不会因为兄弟姐妹的数量变化有明显的差异。
目前我国独生子女的比例较高，尤其是在城市地区。“中国城市青年状况调查”课题组根据2005年全国抽样数据计算得到全国独生子女比例高达31.59%，全国大约平均每3个城市孩子中就有1个是独生子女。许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区超过了50%，天津市的独生子女比例高达60%，最低的广东省也超过了12%。这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启示：家庭的“二孩生育”应该成为国家生育政策的最终归宿，独生子女的减少可以促进通婚圈的扩展。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出发，做出了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重大决策部署，强调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尽管很多专家认为“单独二孩”对我国长期人口总量影响不是很大，但未来几年可能会出现一个小的出生高峰。“单独二孩”生育政策的调整必然会减少未来独生子女的比例。结合本文研究结论可以判断：在独生子女比例减少的同时还会带来通婚圈的扩展，通婚圈的扩展又可以促进人口健康素质的提高。人口通婚范围日益扩大，有利于人口素质提高和社会进步，可以促进地区之间经济交流与文化融合。从这个意义上说，“单独二孩”的启动不仅是数量的调控，更是一次以数量调控为契机的人口均衡发展战略部署。“单独二孩”生育政策的调整只是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迈出的第一步，由于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和孩子机会成本导致城市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不高，仅有“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对促进独生子女降低作用可能比较有限，如果未来实践证明政策的效用力度确实不够，那么还需要配合其他措施以降低独生子女的比例，实现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与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人口内外均衡发展的社会目标。
由于城市独生子女比例比农村和欠发达地区高，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迁移流动，就可适当降低城市独生子女“双独匹配”的概率和机会。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人口迁移流动也可以起到促进通婚圈扩展的作用。
（三）中国城市青年通婚圈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从以上双变量交叉分析可知，城市青年通婚圈与迁移流动、是否是独生子女都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但仅从双变量来分析问题还不够，为了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我们采用了多项式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分别根据未婚者的理想通婚圈和已婚者的现实通婚圈进行模型对比，以便发现哪些因素会影响通婚圈的变化以及具体是怎么影响的。在本研究中，我们以同一县市的地域通婚圈作为参照类，来分析省内跨县市通婚以及跨省通婚分别受哪些因素的影响。通婚圈模型回归结果如表5和表6所示。
现实通婚圈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具有迁移流动经历对城市青年省内跨县市通婚、跨省通婚都具有显着的影响。与没有迁移流动相比，有迁移流动经历的城市青年跨县市通婚高出同县/市通婚的2.94倍，跨省通婚高出同县/市通婚的4.18倍。由此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因素影响的情况下，迁移流动仍然对通婚圈扩展具有显着的影响，尤其是对跨省通婚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这主要与我国大规模跨省流动人口相关，城市是主要的流入地，尤其是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对全国各地人口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全国各地的流动人口聚集于大城市，导致城市与乡村间的物质、文化、信息人才等各种形式的交流，因此促进通婚圈的扩展。
城市青年通婚圈还会受到户口性质的影响。与农业户口相比，非农业户口的城市青年选择跨县市通婚比县市内通婚高55%左右，但在跨省通婚中，二者没有明显的差异。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与户口的影响相反，在跨县市通婚中没有影响，但在跨省通婚中具有显着的影响，说明受教育程度对通婚圈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大范围的通婚圈上面，与未上过学的城市青年相比，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年跨省通婚比例明显比同县市通婚高。
从模型中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之后，本人是否为独生子女对通婚圈没有显着的影响，但是配偶是否为独生子女对通婚圈仍然具有显着的影响。配偶为非独生子女的城市青年选择跨县市通婚的比例比同县市的通婚高出66.45%，但对跨省通婚没有影响。
从意愿通婚圈模型回归结果发现，迁移流动对未婚群体的择偶圈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与没有迁移流动的城市青年相比，有迁移流动经历的城市青年未来选择跨县市通婚、跨省通婚的可能性更高。在意愿通婚圈模型中除人口迁移流动因素之外，其他因素均不明显。结合已婚者的现实通婚圈与未婚群体的意愿通婚圈可以归纳出：城市青年是否有过迁移流动经历对其地域通婚圈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城市青年状况调查”课题组抽样调查数据从中国城市青年的地域通婚圈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人口迁移流动经历对通婚圈具有显着的影响，流动后结婚比流动前结婚的通婚圈明显变大，尤其是对跨省通婚的促进更加明显。城市青年认识结婚对象的途径主要依靠朋友或在学习工作中认识，所以在迁移流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会对通婚圈产生影响。2.人口迁移流动经历对意愿通婚圈和现实通婚圈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未来的地理通婚圈可能会进一步扩展。在择偶因素中，首要的几个因素父母一代和子女一代具有高度一致，主要是对方的人品、能力和健康，但在一些次要的因素中两代人之间存在差异。如对配偶家庭所在地的考虑父母要高于子女。3.城市青年家庭中的同辈群体也会影响通婚圈的发展，独生子女的通婚圈比非独生子女小，这可能受我国传统的家庭养老和注重家庭感情纽带发展的影响。但在有兄弟姐妹的城市青年通婚圈中，其通婚圈与兄弟姐妹数量没有必然的联系。4.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下，本人是否为独生子女对通婚圈没有显着的影响，但配偶是否为独生子女仍然会对通婚圈产生显着的影响，独生子女的通婚圈比非独生子女小。
（二）讨论与思考
基于本文分析结论，独生子女的地域通婚圈比非独生子女明显偏小，而兄弟姐妹的数量增加又不会对通婚圈变化扩展产生显着影响，这提示我们“二孩生育”应该是我国生育政策的最佳落脚点和最终归宿。相关研究认为，通婚圈过小不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而独生子女比例偏高不利于通婚圈的扩展，但这并不是说兄弟姐妹数量越多通婚圈就越大。因为通婚圈的变化与兄弟姐妹的数量没有必然的联系，兄弟姐妹数量对通婚圈的影响只是在有无之间有差别，不存在多少之间的差别。所以可以推出：有兄弟姐妹但又不太多的“二孩生育”既可以控制人口数量，又可以促进通婚圈的扩展，提高我国人口素质。“二孩生育”是多方利益的结合点，是我国未来人口与家庭持续健康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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