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清代中国的人口增长规模空前,然而,具体到不同的地区,人口的变化却是十分复杂的.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已经注意到清代中国的不同地区人口增长速度有差异.比如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清代前中期的人口增长率是比较低的[1]146,149.而在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人口增长率高得多.例如秦岭 - 大巴山区,清代的人口增长规模巨大,出现了显着的人口压力[2]259.不过,中西部各地条件也千差万别,其人口变动情形多种多样,更需要进行具体分析.那么,在湖南与贵州交界的雪峰山 - 武陵山地区,主要是沅水流域,人口变动又有什么特点呢? 本文根据有关史料,对清代这一广阔区域内的人口增长及其区域差异作出论述,以就教于同行专家.
清代沅水流域的人口到底增加了多少? 要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需要用当时的户口资料作出说明.但是,清前期的人丁数并非可信的户口记录.何炳棣认为,清前期的 "丁"只是纳税单位,并不是人口统计单位,与人口无关[3]41.也就是说,清前期的区域人口数是不能简单地依据人丁数来推算的.不过,笔者认为,清前期到中期的原额人丁与滋生人丁记录并非毫无意义,人丁的变化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口变化的.见表 1.
资料来源: 钦定四库全书本 《大清一统志》湖南省,卷280、284、285、286、289.说明: 沅州原额及滋生没有分列,总记为 256379,表中原额与滋生数为笔者据其他府州比值推算所得.
据表1,从清初到中叶,原额人丁合计为110 556,滋生人丁合计1 870 825.在11 万人丁的基础上,滋生多达 187 万人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总人口的增长是显着的.
到了清代中后期,沅水流域各地陆续留下了比较丰富而又相对可靠的户口记载,把这些资料汇集起来,就能比较确切地说明全流域的人口增长规模,见表 2.
据表 2,可以看出,沅水流域的人口数量从乾隆中叶的440. 3 万增至清末的 662. 4 万,说明确实出现了持续地人口增长.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人口增长反而较多[1]139,沅水流域的事实也印证了这一推断.
资料来源: 1776 年 ( 乾隆四十一年) 数据采自 《清朝文献通考》的修正,1820 年 ( 嘉庆二十五年) 数据来自《嘉庆大清一统志》和 《光绪湖南通志》卷 48 至 49 《赋役志·户口》的修正,1851 年等数据来自曹树基的推算,参见曹树基 《中国人口史》第五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144,150 ~153,257 ~259,548 ~552,693,696 页.
但是,细究起来,沅水流域内部的人口变迁趋势和规模也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是分析各地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状况时应该予以充分重视的,因此有必要对各府州的人口增长状况分别进行探讨,兹分述如下.
首先,沅水干流中下游河谷腹地的人口呈稳定增长态势.
沅水下游的常德府,大部分属于洞庭湖平原,只有桃源县西部为山区,虽然水患频仍,但居住的条件相对优越,人口增长迅速.正如同治 《武陵县志》卷十七 《食货二·户口》所言: "武陵处楚南一隅,其士敦诗书,其民习耕织,安土而重迁,不逐末务,轻去其乡,故二百年来户口称盛."光绪 《桃源县志》卷三 《赋役志·户口》也说: "嘉庆二十一年计户127 235,口453 775,视明初且加至十倍之多.二百年深仁厚泽,民得以益畅其生机,则成效亦可觌矣."明万历年间,该府有21 145户,144 544口[4].到了清代中叶,嘉庆二十一年 ( 1816 年) ,常德府已有202 562户,1 249 996口[5].期间的户口增长可谓显着.沅水中游的辰州府,群山环抱,因有面积可观的盆地错处其间,土壤肥沃,所承载的人口也实现了显着地增长,详见表 3.
资料来源: 乾隆 《辰州府志》卷九 《户口》,光绪 《湖南通志》卷四十九 《户口》.说明: 乾隆以前,辰州府还管辖沅州三县.
从表 3 可见,辰州府在乾嘉时期的 51 年间,从 12 万多人增至 150 万余人,增长了十倍以上,幅度是很大的.嘉庆以后,辰州府的人口增长仍未放缓.如溆浦县,嘉庆二十一年 ( 1816 年) ,全县有户43 358,口247 850.到了民国七年,根据调查,合共有户63 446,口333 589[6].从嘉庆二十一年( 1816) 到民国七年 ( 1918) ,溆浦县的人口数又增长了34. 6% .辰州府的上游是沅州府,介于沅水中上游之间,也有宽阔的河谷.因清初战乱,芷江县的人口遭受严重损失,史称"吴逆变乱,沅城被贼兵盘踞,人民逃散"[7].但 "自康熙十九年削平叛逆之后,国家休养生息,丁户倍蓰于前."[8]其地人口增速也很快,见表 4.
资料来源: 乾隆 《沅州府志》卷十二 《丁口》,同治《沅州府志》卷十二 《户口》,光绪 《湖南通志》卷四十九《户口》.
在表 4 中,至乾隆六十年 ( 1795 年) ,已有承粮花户计36 751户,大小男丁妇女 212 855 名口, 到嘉庆二十三年( 1818 年) 拨出晃州厅后,芷江县还有承粮花户37 211户,新奉编查烟户大小男丁妇女233 840名口[7].其中原因之一,大概是芷江县的赋役负担比较轻,史载: "湖南洞庭以西,免征漕米.邑以山多田少,征饷尤轻."[7]
这对于人口增殖是有利的.此外,麻阳县也是 "生聚日盛,每逢编审,人丁有加."[9]黔阳县虽然屡遭 "苗寇",但由于 "土谷腴美",人口也持续增长,"嘉庆二十一年,户29 760,口192 535."[10]
其次,沅水流域西北部地区的人口增长因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而或快或慢.在沅水流域西北的武陵山区,清代设置了永顺府和乾州、凤凰和永绥等三厅.作为改土归流和新辟地区,这一地区的人口增长尤为迅速.改流后的移民迁入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原土司地区人口的大幅度增长.见表 5.
分析表 5 中的各地人口变化,可以看出两种不同情形:
第一,在雍正年间改土归流的永顺、保靖以及邻近的永绥等地,大量移民迁入,导致人口增幅较大.永顺县从雍正十二年 ( 1734 年) 到嘉庆二十一年 ( 1816 年) 的 82 年间,人口年均增长率为 23. 8‰; 保靖县从雍正十年 ( 1732 年) 到嘉庆二十一年 ( 1816 年) 的 84 年间,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8. 7‰; 永绥厅从雍正十年 ( 1732 年 ) 到嘉庆二十一年( 1816 年) 的 84 年间,人口年均增长率为 13. 9‰.嘉庆以后,该地人口已近饱和,新的移民迁入不多,并且还有人口外迁,故其增速放慢直至减少.第二,受汉苗关系紧张的较大影响,乾州的人口增长出现过倒退.从康熙到乾隆年间,乾州厅的人口迁入较多,人口增加较快,康熙四十三年( 1704 年) 有4 557 户,到乾隆二十九年 ( 1764 年) 增至7 704户,60 年间年均增长率为 9. 2‰; 但在嘉庆时由于苗民斗争和战乱,导致人口损失,然后从嘉庆二十一年 ( 1816年) 到同治八年 ( 1869 年) 共 53 年间年均增长率再提高到12. 3‰.例外的是,龙山县在从雍正七年 ( 1729 年) 到嘉庆十九年 ( 1814 年) 的 85 年间,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 5. 4‰;凤凰从乾隆二十一年 ( 1756 年) 到道光二年 ( 1822 年) 共66 年间,年均增长也只有 5. 7‰.
资料来源: 民国 《永顺县志》卷十二,嘉庆 《龙山县志》卷二,光绪 《龙山县志》卷四,同治 《保靖志稿辑要》
卷二,宣统 《永绥厅志》卷十五,道光 《凤凰厅志》卷四,光绪 《乾州厅志》卷三.说明: 表内上行为户口数的系年,如乾隆竖行下的 [22] 即表示乾隆二十二年,中行为户数,下行为口数.
再次,沅水流域南部地区的人口增长甚为迟缓.沅水流域上游之南部主要为靖州地区,该地山高谷深,适于人居的空间狭小,户口增长相当有限,见表 6.
从表 6 中可以推算出,从嘉庆二十二年 ( 1817 年) 到同治十三年 ( 1874 年) 共 57 年间,会同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1. 7‰.而绥宁县,虽然人口规模稍大,但从乾隆二十二年( 1757 年) 到咸丰十年 ( 1860 年) 间增加也很少,65 年间平均增长率为 0. 49‰; 至于通道县,从乾隆二十二年 ( 1757年) 到道光十六年 ( 1836 年) 共 79 年间,虽然户数有少许增加,但口数减少.更甚者为靖州,从乾隆十二年 ( 1747年) 到同治十二年 ( 1873 年) 的 116 年间,人口呈现负增长,年均为 - 6. 2‰,从同治十二年起人口才转为增加,直到光绪三十三年 ( 1907 年) ,年均增长率为 2. 2‰.
为何靖州会有这种户口增长滞缓情形? 首先是因为战乱所致,据 《靖州乡土志·户口》揭示: "自咸丰来,迭遭兵燹,户损过半."其次是由于自然灾害. 《靖州乡土志·户口》又称: "光绪九年牛瘟,民户大困,二十五、六年水旱频仍,二十七年夏大疫,户口渐减,今考十九汉里,每里不过千余丁,惟贯六、古一里数盈三千,汕村、由一、在四、贯二、贯五里数盈二千,在城坊六千,且有客籍在内."可见,除了兵灾,还有水旱和瘟疫等重要原因导致靖州户口大量减耗.
资料来源: 光绪 《靖州直隶州志》卷四.说明: 表内上行为户口数的系年,如乾隆竖行下的 [22] 即表示乾隆二十二年,中行为户数,下行为口数.据光绪 《靖州直隶州志》,靖州直辖地乾隆七年户23 955,口119 328.
上述考察表明,清代沅水流域各地的人口增长是不平衡的,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区域: 第一,常德府、辰州府、沅州府因处于流域腹地,交通便捷,人口数量稳定增长; 第二,永顺府因改土归流后接纳移民数量大,故而人口增速较快;第三,乾、凤、永等三厅的人口受民苗关系制约而增速较慢; 第四,靖州僻处边陲,人口增速最低.总之,沅水流域的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受自然条件的不同制约,加以民族关系的复杂影响,流域内部各地域单元的人口增长当然不平衡.这一格局,既是各地的经济发展实际进程的反映,也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开发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 李伯重. 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2] 张建民. 明清长江流域山区资源开发与环境演变 [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3][美] 何炳棣,着. 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 [M]. 葛剑雄,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4][明] 徐学谟. 万历湖广总志·卷十一·户口 [M]. 济南: 齐鲁书社,1996.
[5][清] 李翰章,等. 光绪湖南通志·卷四十九·户口 [M]. 长沙: 岳麓书社,2009 年影印本.
[6][民国] 吴剑佩,等. 溆浦县志·卷七·赋役志·户口 [M].民国十年 ( 1921) 活字本.
[7][清] 盛庆 ,等. 同治芷江县志·卷八·田赋志·丁粮 [M].同治九年 ( 1870) 刻本.
[8][清] 张官五,等. 同治沅州府志·卷十三·田赋 [M]. 同治十二年 ( 1873) 增刻乾隆本.
[9][清] 姜钟,等. 同治新修麻阳县志·卷三·赋役 [M]. 同治十三年 ( 1874) 刻本.
[10][清] 陈鸿作,等. 同治黔阳县志·卷十四·户书·户丁[M]. 同治十三年 ( 1874) 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