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研究显示，人口流动会促进艾滋病的传播。鉴于我国流动人口较多，其行为动力很可能成为影响我国艾滋病疫情发展的关键因素。由于经非法采供血传播 HIV 的途径已被有效控制，同时流动人口使用非法毒品的比例很低，因此流动人口的艾滋病风险主要与风险性行为有关。艾滋病风险性行为( HIV Sexual Ｒisk Behaviors) 指的是商业性行为和非商业性的多伴侣性行为，尤其是指在上述性行为过程中没有使用安全套的无保护性行为。研究显示，相对于非流动人口流动人口从事风险性行为的可能性更高。为了降低流动人口的艾滋病风险，遏制艾滋病传播，需要深入了解推动流动人口从事风险性行为的动力机制。
有研究注意到流动人口内部的分层或分化现象，由于艾滋病风险与社会地位等级或阶层密切相关，研究者不应再泛泛谈论流动人口或农民工的艾滋病风险，而应关注流动人口内部的阶层分化与艾滋病风险等级之间的关系。本文将以从事经商的流动人口为例，探讨阶层与艾滋病风险之间是否存在关联，以及这种关联是如何实现的。
1 资料来源与方法
1． 1 研究地点和对象
研究地点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中国艾滋病防治联合评估报告( 2007) 》数据显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性病和艾滋病感染率在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排在前几位。截至 2010 年 9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累计报告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达 6 万人，其中柳州市累计报告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超过 1 万人，在区内位列首位。
以前的流动人口研究主要关注打工人群，对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商贩关注较少，因此本文把在柳州市区市场中经商的男性商贩作为研究对象。考虑到商贩的多样性，采取目的性抽样，首先挑选不同类型的市场，然后挑选商贩。接受调查的商贩共计 60人，来自 10 个市场。
1． 2 资料搜集和分析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和面对面的深度访谈来搜集资料，访谈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进行。在访谈的开始阶段，研究者特别强调保密原则，消除被访者的顾虑，并在此基础上征求他们的知情同意。在被访者许可的情况下，研究者对访谈进行了录音。如果被访者不同意录音，研究者则进行笔记，并在访谈结束后尽快地进行补充。由于话题的敏感性，大部分访谈采用了笔记方式。问题涉及商贩的流动经历、社会经济背景、家庭生活、社会交往、休闲娱乐、商业性行为和非商业性的多伴侣性行为、艾滋病风险认知以及安全套使用情况等。在资料分析中，本文借鉴了扎根理论( Grounded Theory) 的思路，通过反复细致的阅读所有转录的资料来识别关键的编码类别和主题。
2 结果
2． 1 风险性行为的阶层差异
在 60 名男性商贩中，49 人在 30 岁以上; 42 人为中等教育水平( 初中和高中) ，5 人为高等教育水平( 大专或本科) ; 52 人已婚，在接受访谈时与妻子共同居住的有 46 人; 超过一半的商贩( 32 人) 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其他地方，其他人分别来自浙江省、湖南省和湖北省; 57 人为农村户籍，3 人来自柳州之外的其他城市。商贩内部存在明显的阶层分化，30 名商贩在市场中通过摆摊的方式销售蔬菜、水果、肉类或其他食品，可称其为摊贩。另外 30 人在市场中通过开店的方式销售服装( 13 人) 、小商品( 9 人) 和建材( 8 人) ，可称其为店贩。两类商贩在收入上存在明显差别，摊贩每日的净利润一般不超过 100 元，店贩每日的净利润不低于300 元。两类群体在闲暇时间长短及闲暇生活方式上也存在明显区别。
15 名商贩承认曾从事过风险性行为，其中 10 人曾与女性性工作者发生过商业性行为，4 人曾有过临时性伴侣( 即仅发生一次或性关系持续时间很短的性伴侣) ，7 人曾有非婚、非商业性的长期性伴侣。15 名商贩均为店贩( 由于一些商贩有过多种类型的风险性行为，所以分类汇总后的人数不等于 15) 。这表明，商贩的阶层地位与其艾滋病风险密切关联。但是，这种关联不能完全归结为经济实力的差异，因为并非所有店贩都从事风险性行为，所以还需要提供其他解释。
应酬在阶层与风险性行为的关联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一方面，应酬在特定情境下会卷入商业性行为或者为发展情人关系提供机会。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需要，一些店贩更多地参与应酬，因而拥有更多参与风险性行为的机会。
2． 2 应酬与风险性行为的关联
应酬是旨在建立或维持特定的社会关系的活动，在我国应酬体现为宴请或送礼。研究显示，与商业性行为相关的应酬主要围绕宴请而展开，就商贩而言这类应酬又包括两种类型: 生意伙伴之间的应酬和朋友之间的应酬。其中，朋友应酬不仅与商业性行为有关，也与非商业性行为有关。
2． 1． 1 生意应酬与商业性行为。柳州市经济比较发达，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重要工业城市和商品集散地，周边地区的商贩是在柳州市区的市场上批发商品，然后以更高的价格进行零售或批发，从中赚取差价。因此，柳州市区的店贩有两类客户群体: ①为自身消费而进行零星购买的消费者; ②为自己的经营活动而进行批量购买的商贩。尽管店贩只靠零售业务也能获得一定的利润，但是如果他们想获得更多的利润，就必须扩大批发业务所占的比重。为了做到这一点，部分店贩试图通过应酬来强化与经营类客户的关系。他们把这些客户分成两类。①对于进货量较少的客户，他们只须设宴招待。②对于进货量较大的客户，店贩除了宴请他们之外，还会邀请他们参加休闲娱乐活动，这其中包括性服务。一名 56岁的服装店商贩表示，做生意的商人去娱乐场所不可避免，唱歌或桑拿后叫个小姐的情况很普遍。
2． 2． 2 朋友应酬与商业性行为。店贩和朋友之间的应酬在某些情况下也与商业性行为有关，店贩一般从早上 9、10 点钟开始营业，下午 5、6 点钟关门，因此有较多的闲暇时间进行社会交往。关系要好的老乡、朋友之间会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聚会。在只有男性参与的应酬中，商业性行为有时构成了娱乐活动的内容之一。一名 50 岁的小商品商贩表示，偶尔会约朋友打牌，大家把赢来的钱凑一起，吃饭喝酒之后就会去桑拿，花几千元钱，美女一大排任人挑选。
对于经常一起参与应酬的朋友来说，寻求性服务似乎成了惯例，相互间心照不宣。但是，刚刚进入一个朋友圈子的新成员，由于不熟悉圈中的应酬文化，在面对他人的提议时会表现出迟疑，而这则会激活其他成员的合理化辩护。由此而形成的群体压力促使一些新成员就范。一名 28 岁的服装店商贩表示，有时吃过饭后朋友会去消遣一下，我会犹豫，但经不起朋友的忽悠还是会去。
2． 2． 3 朋友应酬与非商业性行为。应酬不仅与商业性行为有关，也与非商业性行为有关，这是此前的研究所没有注意到的。在一些应酬中，参加者除了店贩及其男性老乡、好友外，还有一些女性。这些女性不是他们的妻子或女朋友，也不是性工作者，而是参与应酬的一些柳州市当地男性的同学、同事或其他女性朋友。这说明，外来商贩的社会网络已经越出老乡的圈子，通过当地男性店贩结识了当地女性。某些店贩会利用这些机会来发展潜在的( 非婚、非商业性的) 性伴侣。
综上所述，4 名店贩有过临时性伴侣，7 名店贩有过情人( 非婚、非商业性的长期性伴侣) 。他们均是在吃饭喝酒的情况下结识这些女性的。尽管其中某些人对网络很熟悉，也会使用网络聊天工具，但并不试图通过网络来寻找性伴侣。在他们看来，通过上网接触的都是陌生人没法信赖; 而在饭桌上认识的则是朋友的朋友比较令人放心。在个别情况下，店贩在应酬当晚便与刚结识的女性发生了性行为。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双方需要后续的联系和互动才能建立必要的信任。
2． 3 应酬机会的阶层差异
相对于店贩，摊贩参与应酬的机会非常少，两个方面的因素限制了他们的参与。
首先是经济实力和闲暇时间。对摊贩来说，应酬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金钱。摊贩一般早上五、六点钟起床，赶到批发市场进货，然后迎接早市; 晚上八、九点钟结束营业，然后回家吃晚饭，看一会儿电视，10 点钟左右睡觉。如果摊贩参与应酬，他们的生意会受影响。尤其是应酬活动安排在晚饭时间下午六、七点钟，对于经营食品生意为主的摊贩来说，这个时段恰好是生意的晚高峰，是人们购买食品准备晚饭的时段。因此，即使是之前朋友很多、喜欢交往的男性，在做了摊贩之后也倾向于避免应酬活动。
其次是经营模式。店贩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批发业务，而一些店贩为了拓展批发业务，努力通过应酬来拉拢客户。与之不同，摊贩基本上都是零售商。他们从柳州市的批发市场上批量购买各类食品，然后零售给个体消费者。尽管有些摊贩( 如卖鱼或卖肉的摊贩) 有时也会为餐馆小批量供货，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因为餐馆为了降低成本也是从批发市场集中采购，只是在一些应急的情况下才在零售摊贩那里购买原料。因此，摊贩没有稳定的批量购买者，他们不会像店贩那样为了加强与客户的关系而进行应酬。对他们来说，那种做法是得不偿失的。
3 讨论
3． 1 健康风险的阶层分化
社会不平等与健康之间的关联是社会医学、公共卫生和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普遍关心的问题。从二战时期到现在所积累的大量研究文献表明，在社会阶层和健康之间始终存在正相关关系，人们的社会阶层地位越高，其健康状况越好。换言之，人们的社会阶层地位越高，其面临的健康风险越低。
尽管具体的经验研究表明，社会阶层与健康风险之间的关联还存在很多复杂状况，但作为一个总体性的结论，社会阶层与健康风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仍是被广为接受的。
有学者在全面回顾艾滋病研究的相关文献后得出结论: 社会阶层与健康风险的一般关联模式同样适用于艾滋病领域，即人们的社会阶层地位越高，其艾滋病风险越低; 艾滋病风险较高的群体主要来自贫困的阶层或地区。作为一般性的结论，这种概括是有道理的。但是，它无疑忽视了一些复杂的具体状况。
例如，本研究表明在流动人口这个亚群体中，就艾滋病的性传播风险而言，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店贩群体因为其更多地参与商业性行为或非商业性的多伴侣性行为而面临更高的风险。该发现有悖于上面陈述的一般模式，但却并非特例或偶然因素使然。
一个基于中国普通人口的随机抽样调查发现，收入更高的男性更可能从事无保护的商业性行为，而与收入更高的男性存在性关系的女性也更容易感染性传播疾病。这表明，至少就艾滋病的性传播风险而言，社会经济地位越高，面临的风险越高; 并且，这种模式并不局限于特定人群( 如流动人口) 。由于商业性行为和非商业性的多伴侣性行为要求当事人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所以在艾滋病越来越多地通过性途径传播的背景下，艾滋病越来越趋近一种富贵病。
当然，由于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具有更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因此在收入较高的男性群体中，性病和艾滋病风险较高的男性更可能是经济上比较成功但教育水平和自我保护意识较低的男性。本文所考察的店贩恰好符合这一特征，将来更可能遭遇艾滋病的人群也应该主要是具备类似社会特征的人群。
3． 2 应酬在健康风险阶层分化中的作用
应酬的主要目的在于建立和维持社会关系，并借助这些关系提高自身的收益。在中国，应酬主要围绕吃喝和娱乐这两类活动而展开，这两类活动分别与不同的健康风险相连。
男性应酬中的娱乐活动常常围绕女性提供的服务而展开，包括性服务。事实上，商业性行为经常甚至主要发生在应酬的背景下，本研究中的店贩就是这种情况。另一项研究考察了四川省曾有过商业性行为的 562 名男性，发现 67． 8% 的男性经常是在应酬的背景下与朋友一起寻求性服务。应酬与商业性行为的关联使得其与艾滋病风险联系起来。同时，由于参与应酬的机会与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关，这进而使得应酬在艾滋病风险的阶层分化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其他健康风险的阶层分化中，应酬同样可能扮演重要角色。应酬中常常涉及饮酒和吸烟，应酬的氛围能制造很大的规范压力，常常使得拒绝饮酒难以实现。拒绝吸烟面临的压力相对小一些，但是在一个烟雾缭绕的环境中，即使个人不吸烟，也难免二手烟的危害。另外，应酬背景下的饮食结构也不甚合理。
因此，经常参与应酬的人罹患各种慢性疾病的风险便会显着增加。同样，由于应酬要求人们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所以与应酬相关的各种慢性病风险也是阶层化的，并且与阶层地位成正相关关系。
3． 3 对健康教育工作的启示
通常人们倾向于把艾滋病风险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联系在一起，从而忽视了那些拥有较高社会地位但却面临更大风险的人群。今后的艾滋病工作应该克服这种局限，在重点人群的选择上，由于应酬与风险性行为具有密切关联，将来的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应该对经常参与应酬活动的男性给予特别关注。
同时，由于应酬能够增加人们罹患慢性病的风险，将来的相关健康教育工作也应该关注那些经常参与应酬的人群，并思考如何削弱甚至切断应酬与慢性病风险的关联。
不过，由于导致艾滋病或慢性病风险增加的活动嵌入在应酬实践中，而应酬实践则深深植根于中国人建构和维持社会关系的文化传统之中，有效地健康教育工作不能仅仅针对具体行为( 如饮酒、吸烟、商业性行为等) ，而必须回应和改造将这些行为裹挟在一起的整体性的文化实践。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因而需要持久和富有创造性的努力。
参考文献
［1］汪宁． 艾滋病在中国和全球的流行现状及面临的挑战［J］． 科技导报，2005，23( 7) : 4 －8．
［2］Wong F，He N，Huang Z，et al． Migration and Illicit DrugUse Among Two Types of Male Migrants in Shanghai China［J］． Journal of Psychoactive Drugs，2010，42 ( 1) : 1 －9．
［3］Wang W，Wei C，Buchholz M E，et al，Prevalence andＲisks for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 among a NationalSample of Migrants versus Non － Migrants in Chin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D ＆ AIDS，2010( 21) : 410 － 415．
［4］唐灿，冯小双．“河南村”流动农民的分化［J］． 社会学研究，2000( 4) : 72 －85．
［5］景军． 泰坦尼克定律［J］． 社会学研究，2006( 6) : 123 －150．
［6］Parish WL，Laumann EO，Cohen MS，et al． Population －based studyof chlamydial infection in China［J］． JAMA，2003，289( 10) : 1265 － 1273．
［7］Yang C，Latkin C，Luan Ｒ，et al． ，Peer norms and con-sistent condom use with female sex workers among male cli-ents in Sichuan Province，China［J］． Social Science ＆Medicine，2010，71( 4) : 832 － 839．
［8］Uretsky E． The risk of success: cultural determinants ofchronicdisease and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s among ur-ban Chinesemen［J］． 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2011，26( 2) : 212 － 219．
［9］Uretsky E，＇Mobile men with money＇: the socio － culturaland politico － economic context of ＇high － risk＇ behaviour a-mong wealthy businessmen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ur-ban China［J］． Culture，Health ＆ Sexuality，2008，10( 8) :801 － 8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