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旨在了解宁波市居民生育意愿现状及其影响因素。采用分层抽样方式随机抽取宁波市10个街道（乡镇）的800名居民，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调查。采用描述性分析、卡方检验和logistic回归等方法进行数据分析。分析得到宁波市居民二孩生育率总体偏低，个人、家庭、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对生育意愿均存在显着影响。建议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生育成本，完善社会资源配置，从而促进居民生育意愿。
关键词: 生育意原,现状,影响因素，
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存在相关关系，是反映生育水平的重要指标。生育意愿受到政策、生活环境、生存压力、受教育水平等多种因素影响。根据宁波市统计局2019年年鉴数据显示，自2016年我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后，出生人口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整体增长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1]。宁波市2017年人口出生率为10.31‰，较2016年增幅达18.8%左右，但在2018年出生率出现回落现象[2]，说明全面二孩政策受到了某种因素的影响。了解当前社会中生育意愿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生育政策的制定及未来人口结构预测，为政府决策提供数据支持。本文将以宁波为例，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宁波市生育意愿进行调查分析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
一、研究对象和方法
（一）对象选取
本调查的调查对象是宁波市居民，年龄在16至50岁之间。年龄小于16岁或大于50岁的宁波市居民不在本次调查范围。其中调查对象以女性为主、男性为次，主要考虑男性生育意愿对生育行为存在影响。
通过对宁波市10个区（县）进行随机抽样，选取了海曙区、鄞州区、奉化区和宁海县四个区块，并在每一个区块中随机抽取一个乡镇和一个街道作为调查样本区域。
（二）调查方法
根据各样本区域人口比例，进行问卷随机发放，其中海曙区214份、鄞州区304份、奉化区120份、宁海县162份。采用独立匿名填写方式进行，共计发放问卷800份，回收有效问卷656份，问卷有效率82%。
（三）问卷设计和质量控制
为了保证数据采集的全面性和准确性，本问卷设计了不同的问题类型。（1）个人信息，包括样本的性别、年龄、是否独生子女、学历、职业等；（2）家庭信息，包括婚姻状况、家庭人均收入、居住地位置、孩子数、一孩性别等；（3）社会环境信息：居住地小学配置情况等。除此之外还加入生育意愿和政策支持等相关的问题。不仅如此，本次调查还加入了甄别规则，如年龄和婚姻状况不符，年龄和学历不符等，以此排查问卷的有效性。这也是本调查问卷有效率较低的原因。
本次调查通过电子设备采集方式进行，在调查前为调查员配备了调查设备并进行了培训。正式调查时，由被调查人进行匿名作答，并当场提交。为避免问题理解不清或设备不会使用等情况，调查人员进行了全程的陪同。电子设备的应用能够很快的进行数据汇总和有效问卷的筛选。在本次研究中，Cronbach系数[3]为0.81,属于可信范围。
（四）分析方法
所有数据利用SPSS Statistics 26进行数据汇总及统计分析。主要用了以下统计方法进行分析：（1）描述性分析，通过对单个问题选项的频数、比例等统计量进行分析，来描述被调查者的结构组成、分布情况。（2）交叉表分析（χ2检验），利用交叉表进行生育意愿和各潜在影响因素的相关性分析。通过非参数检验方法（χ2检验）来确定各分组数据的差异性，从而判断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3)Logistic回归，通过二分类逻辑回归模型，进一步确定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差异。
二、研究结果
（一）调查对象人口学情况
被调查对象男性占32.9%，女性占67.1%，男女比例接近1:2，符合预期。从年龄结构看，21-30岁人群最多，占44.2%，其次是31-40岁，占25%。20岁及以下和40岁以上人群分别占11.0%和19.8%。居住地以城镇为主，占59.8%，农村占40.2%。被调查对象是独生子女的占33.5%，非独生子女占66.5%。学历以大学学历为主，占48.2%、高中及初中及以下分别占比24.4%和24.7%。年收入以3-6万为主，占23.78%，其次是9-12万占22.0%。职业分布以企业员工为主，占32.9%。详细见表1。
表1：被调查对象人员构成基本情况
（二）生育意愿现状分析
在被调查的656份有效样本中，明确表示愿意生二孩的占41.5%，不愿意的占43.6%，有14.9%的居民持犹豫态度。从政策了解问题中可发现，71%的人表示对政策了解，并且有61.3%的人表示对全面二孩政策支持，仅有5.5%的人对该政策持反对态度。不难发现支持全面二孩政策，与愿意生二孩之间还是存在较大差距的，其中必然有很多因素影响了居民的生育行为。
（三）不同特征人群二孩生育意愿的单因素分析
以被调查者是否愿意生育二孩进行分组，分别对性别、年龄、是否独生子女、婚姻状况、学历、居住地、职业、家庭人均年收入、居住地离中小学距离、现有孩子数、第一个孩子性别等数据进行检验。分析结果显示，按照显着水平的标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学历、居住地、家庭人均年收入、居住地离中小学距离、现有孩子数、第一个孩子性别等因素对生育意愿有显着影响，而是否为独生子女对其生育意愿无显着影响，具体见表2。从结果显示：（1）男性生育意愿比女性更高；（2）年龄越大生育意愿越小；（3）在婚人群相对非在婚人群更不愿意生育二孩；（4）不同学历的生育意愿呈现中间低两头高的现象；（5）城镇居民相对农村居民生育意愿更低；（6）个体户、医护人员等工作压力较大人群生育意愿偏低；（7）家庭人均收入基本呈现收入越高，生育意愿越高的现象；（8）居住周边教育配套设施越便利生育意愿越强；（9）已生育且一孩为女孩的居民生育意愿较高。
表2：二孩生育意愿单因素分析
表2：二孩生育意愿单因素分析
（四）居民二孩生育意愿的多因素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本文以二孩生育意愿作为因变量，并将在单因素分析中影响显着的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其中自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学历、居住地、职业、家庭人均年收入、居住地离中小学距离、现有孩子数、第一个孩子性别。回归模型中，自变量采用逐步向前回归方式进入模型（，）,各自变量参照组设置及模型拟合结果，见表3。模型最终筛选出6个影响因素有显着意义。其中男性比女性的二胎意愿更加强烈，非在婚人群更加有意愿在未来进行二胎生育。从职业角度看，个体户生育二孩意愿较其他人群明显偏低。从家庭年收入角度看，中低收入人群生育意愿显着低于高收入人群。另外教育便捷性、现有孩子个数均对二孩生育意愿有显着影响。
表3：多因素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表3：多因素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
三、结果讨论
根据研究结果可知，宁波市居民二孩生育率为41.5%，高于袁素波等人的研究结果[4]。分析原因，这可能是样本选取范围所导致的。本研究样本选择包括宁波市城市和农村的男性和女性人群，而袁素波等人的研究是面向宁波市城镇育龄妇女。从本文研究可以看出，男性的生育意愿明显高于女性，并且农村人口生育意愿明显高于城镇。研究还发现，宁波居民对二孩政策支持率较高，但生育意愿偏低，两者形成鲜明的反差。其影响因素较多，个人因素、家庭因素、社会环境因素均对生育意愿带来影响。
（一）个人因素
从个人角度出发，男性个人生育意愿明显高于女性。这可能与我国家庭传统思维有关[5]，子女陪护大多由女性承担,其感受到的抚养压力更大，导致女性生育意愿的降低。此外年龄越大则生育意愿越低，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状况逐渐下降，生育风险增高，养育压力增大，这是导致高龄人群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在婚人群相较于非在婚人群，生育意愿更低，原因可能是婚后体会到更多的生活压力和家庭压力，顾虑相对更多。高学历人群并没有成为生育行为的主力，大学学历人群生育意愿最低，主要原因是大学学历人群在社会上承担的工作压力较大，对生活品质要求较高，不愿意因二孩而降低生活质量。相对而言，研究生人员的二孩生育意愿较高，主要原因是这部分人群经济压力会比其他人小。另外，职业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根据Logistic回归显示，个体户人群生育意愿显着低于其他群体，主要原因可能是个人户生活压力和经营压力更大，劳动时间长，生育二孩的影响较大。同时医护、机关事业单位生育意愿同样偏低。
以上研究表明，二孩生育势必会影响个人事业的发展，特别对于女性影响更大。25-35岁是生育的高峰时期，但也是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很多职业女性因为顾及事业的发展而推迟一孩的生育时间，从而错过生育二孩的最佳年龄。工作压力较大的职业（如个体户、医护工作等）会占用人们更多的精力，从而事业照顾子女和兼顾事业两者之间无法很好的平衡，导致生育意愿的降低。对于待遇好，门槛较高的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职业同样生育意愿较低，根本原因是不愿意因为二孩而放弃现有的工作，或导致个人事业的停滞。相对而言，学生生育意愿反而较高，更多的原因是学生群体面临生活压力较小。研究表明，在被调查人群当中，表示生育压力主要来自时间成本的有43.4%的人，有限的精力是影响二孩生育的很大因素。
（二）家庭因素
从家庭角度来看，收入高、无男孩、农村家庭相对生育意愿较高。收入高的家庭能够更好地承担养育成本，保证现在环境下孩子养育的基本支出，如：生活支出、教育支出等。同时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3万的人群，同样保持着较高的生育意愿，主要原因可能是这部分人群受传统观念影响，如“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更多考虑的是基本生活支出，此类人群大多是农村家庭。相对于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较高，根本原因可能在于孩子的生活支出和教育支出有显着区别。家庭承担的经济压力不同，导致生育意愿的不同。研究还表明，一孩是男孩的家庭生育意愿低于女孩的家庭，究其原因，并不是传统思维中的“重男轻女”造成的。当前环境，使得男孩后期的预期支出成本更大，如购买房子。在一孩为男孩后，会给人们生育二孩，带来更大的心理负担，担心两个男孩而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相反，一孩为女孩的情况，会增加家庭二孩生育的勇气。
从家庭因素来看，二孩生育主要的影响可以总结为生育成本的问题。除了个人的时间和精力的付出，更多的是生活、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养育支出。从研究数据表明，在被调查人群当中，有69.5%的人表示生育压力主要来自于经济压力。当前人们养育孩子的观念在逐渐改变，体现出优生优育。对于孩子更多地是要“精养”。从孕期各种检查和营养补充，到生产时的住院费用，月嫂费用，再到生育后孩子的衣食住行以及教育费用，费用越来越高。其中教育费用是当前养育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有51.2%的人认为最大的经济压力来自于教育支出。各种高额的培训、辅导费，给各个家庭带来较大压力。相比而言，农村人口对教育支出的力度较低，这也是造成农村生育意愿较高的重要原因。这就导致了大部分人，能够生二孩，但不愿意甚至是不敢生。
（三）社会环境因素
本研究中，居住地离中小学距离因素在单因素分析和Logistic回归中均非常显着。说明社会配套资源，如教育资源的配置，同样是影响居民生育二孩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居住地离中小学距离越近，二孩的生育意愿就越强。完善的社会配套，能够很大程度降低人们的生活压力。
研究表明，有44.5%的被调查者是自己独立带孩子，这就要求夫妻双方既要照顾小孩，又要兼顾事业，或者一方放弃事业，全身心投入到家庭中。子女照料问题是居民生育二孩的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即便有老人帮忙照看小孩，同样会因为隔代的育儿理念不同，导致对二孩生育意愿的降低。不仅如此，当前家庭多数呈现“421”结构。老人如果年事较高，本身同样需要照顾，这就给家庭生活带来更大的压力。要么放弃二孩，要么一方放弃工作全身心照顾家庭，无论那种选择，无疑是对家庭经济压力增加负担，这势必会导致生育意愿的下降。由此可见，提供优质的托幼服务，托老服务都有可能会增加人们的二孩生育意愿。
四、建议
（一）完善保障制度，降低女性生育压力
现代女性更加独立，更加希望有自己的事业。生育二孩，会给女性在生活上、工作上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女性生育的社会价值认识不充分[6]，导致女职工在单位中受到的关注度不够。我国在2012年颁布出台了《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以保护女性权益，但是依旧出现女性在孕期、产期、哺乳期被降低待遇甚至辞退的现象。对于用人单位来说，产假、哺乳假期间，必须多支出一份用人成本，这无疑是增加了企业压力。全面放开二孩后，企业面临的这类压力进一步加强，这就导致了企业对员工二孩的支持力度不够。不仅如此，由于女性需要进行生育的原因，导致企业在录用员工是会更倾向于男性，使得女性获取工作岗位更加不容易，从而进一步降低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
因此，政府机关应当制定更加严格、更加明细的保障制度，让女性权益切实得到保障。加大监管力度和出发力度，杜绝在招聘过程，用工过程中，女性所遇到的一切不公平待遇。与此同时，应该给予生育二胎女性所在企业一定的激励政策，如减少税费、降低贷款利率，以降低单位的用人成本，从而鼓励用人单位录用女性职工。
（二）出台激励政策，降低二孩生育成本
从研究中刚发现，影响生育意愿的很大原因是经济压力造成的。降低二孩家庭的生活成本，能够有效地提高生育意愿。2018年我国印发了《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明确将子女教育作为扣除项目，从而降低育儿成本压力。生育二孩会面临改善住房的需求，而当今的高房价，会带来不小的压力。建议国家进一步为二孩生育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如二孩家庭在购房上给予税收上的优惠等。此外，充分发扬全民创新、万众创业的精神，鼓励二孩妈妈走上创新创业道路。帮助那些为了生育二孩而放弃事业的妈妈们重新开启自己的事业。政府可出台政策，鼓励用人单位为此类人群提供就业岗位，同时也可以为敢于创新创业的女性给予政策上的扶持。
（三）完善社会配套，促进教育资源平衡发展
生育二孩不仅在于生，更多的需要养育。社会在发展，人们对教育的关注越来越高，良好的教育环境，能够提高人们生育二孩的意愿。提高优质中小学的覆盖面，有计划地增加公共托幼资源，均能够有效的降低二孩抚养成本，减轻养育负担。完善的社会配套，能够帮助家庭在生育二孩时无后顾之忧，解决孩子的幼年托管、少年的教育问题，解决家中老人的抚养问题，加之完善的医疗保障，均能够降低家庭整体压力，提升家庭安定性，从而促进二孩生育意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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