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老龄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人口问题,而作为城市发展到成熟阶段的空间组织形态,城市群是老龄化的特殊区域。粤港澳大湾区由广东省的九个城市和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构成,是具有国家战略性地位的城市群。基于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香港统计署官方数据以及澳门统计暨普查局官方数据,分析粤港澳大湾区人口老龄化现状并提出应对策略。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整体呈逆“核心边缘”结构;近一半的城市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政府应该创新养老模式、构建养老数据信息共享平台并实现社保制度与养老信息对接、制定区域养老行业标准、打造粤港澳养老产业链,从而应对粤港澳大湾区人口老龄化问题。
关键词： 人口老龄化; 粤港澳大湾区; 应对策略;
1. 引言
粤港澳大湾区是指由广东省的9个珠三角城市——广州、佛山、肇庆、深圳、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共同组成的城市群,是我国新时期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2015年,国务院授权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粤港澳大湾区”首次出现在国家顶层设计文件之中[1]。2017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应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并合理规划和发展。同年7月《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在香港签署[2],标志着粤港澳三地将在中央支持下,打造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至此,粤港澳大湾区纳入国家战略层面的顶层设计。2019年国务院出台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3],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和发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规划。
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多次提“养老”,可见党和政府极为重视大湾区的养老问题。人口老龄化是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积极探索和应对老龄化问题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研究成果显着,国内学者从不同层面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展开研究。在全国层面上,胡杰成[4]分析了我国老龄化的现状、趋势。在省级层面,易卫华[5]、姚玲玲[6]、梅林[7]、段玉珊[8]及丁林梅[9]等学者分别对广东省、黑龙江省、吉林省、西藏自治区及辽宁省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和人口老龄化的时空演变进行分析。在城市群层面,学者们的老龄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长三角城市群[10][11]和珠三角城市群[12]的人口老龄化时空演变的分析。而对粤港澳大湾区老龄化的研究仍有欠缺,笔者将利用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香港统计署官方数据以及澳门统计暨普查局官方数据,分析粤港澳大湾区老龄化现状,并提出政策建议。
2. 粤港澳大湾区人口老龄化现状分析
本文以粤港澳大湾区9市和两个特别行政区为研究对象。相关人口老龄化指标中,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计算人口老龄化率,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计算为人口老龄化系数。
由于广泛存在人户分离现象,户籍人口不能准确衡量区域老龄化水平。同时,解决以往人口老龄化研究统计口径不一致的问题,采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常住人口数据进行计算。其他数据,未经说明,均来自各城市统计年鉴。
表1 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地区9市老龄化系数
表2 香港特别行政区老龄化系数
表3 澳门特别行政区老龄化系数
2.1、 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整体呈逆“核心边缘”结构
从图1中可以看出,以深圳市为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地区9市呈逆“核心一边缘”结构。据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深圳市常住人口有11378900人,其中65岁以上人口数为383700人,据计算,如表1所示,深圳市老龄化系数为3.37%。深圳市2015年老龄化系数居9市最末位。江门2015年老龄化系数为11.39%,居首位,而肇庆2015年老龄化系数为10.01%,居第二位。笔者以深圳为中心,将其余各市按距离深圳远近程度排序,发现除了广州以外,离深圳越近的城市,其老龄化系数越低。学者黄润龙[13]在研究长三角城市群的老龄化时,发现老龄化与城市经济发展和人口迁徙有关。经济发达地区会吸引大量外来劳动力流入该地区,降低老龄化程度。笔者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地区9市老龄化也符合这一般规律。深圳、东莞、广州、珠海、中山、佛山这几个城市是珠三角地区经济发达的城市,经济发展迅猛,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进而降低了老龄化系数。而江门和肇庆相比其他几个城市,经济发展较缓慢,外来务工人员较少(据官方统计年鉴显示,肇庆市2017年常住人口总数比2016年仅增加了3.08万人。而深圳市2017年常住人口数比2016年增加了61.99万人,是肇庆市的20倍),且人口流出率较大,所以老龄化系数偏高。
图1 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地区9市人口老龄化水平
此外,从图中可以看到,广州市在图谱中是凸起的,笔者分析,广州老龄化系数偏高有以下两点原因:第一,广州市原住民总数较高。据统计广州市1978年就有了482.9万常住人口,东莞市1978年末常住人口为112万人,深圳市1978年末常住人口仅有31.41万人。广州市是广东省的省会城市,历史悠久,早在唐朝便是广州都督府,是岭南道的道治与都督府治所在地。解放后,广州曾一度划为直辖市,1954年全国行政区域调整时改为省辖市。与其他几市不同,广州一直是经济繁荣的具有较高政治地位的城市。故而,它的原住民数远高于其他几个城市,原住民人数占常住人口数的比例较高,这一定影响了人口老龄化系数。第二,第一次民工潮涌进广州的外来务工人员逐步进入老龄阶段。上世纪80年代,广州迎来了第一次民工潮,1987年流入广州的省内外民工达到45万,90年代初,更是有“百万民工入广州”之说[14]。
2.2、 近一半的城市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
以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计算2010年和2015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市和特别行政区老龄化率,如图1所示,粤港澳大湾区老龄化空间差异显着。结合粤港澳大湾区2010年、2015年人口老龄化情况,将人口老龄化水平分为三个梯度。7%～10%的,为低度人口老龄化。10%～12%的,为中度人口老龄化。大于12%的,为高度人口老龄化。(由于香港和澳门是特别行政区,且历史背景特殊,所以笔者将两个特别行政区与广东省9市区分开来分析)从表中可知,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地区9市中有3个城市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广州市2015年老龄化系数为7.9%,处于低度人口老龄化阶段。江门2015年老龄化系数为11.39%,肇庆2015年老龄化系数为10.01%,这两个城市处于中度人口老龄化阶段。虽然珠海、惠州、佛山三个城市的老龄化系数未达到7%,但是都已经超过6.55%,且增速较高,未来5年极有可能步入老龄化社会。此外,从表中可知,香港早在2001年就已经进入中度人口老龄化阶段,2011年进入高度人口老龄化阶段,2016年老龄化系数高达15.9%,社会老龄化危机严重。而澳门也在2000年步入了老龄化社会,2000年至2015年一直处于低度人口老龄化阶段。笔者认为,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这两个特别行政区原本是殖民地,经济繁荣,国家化程度高,社会文明程度较高,生育意愿较低。香港2018年出生人数为53700人,较2017年出生人数下降5%。出生率低直接影响了社会人口年龄结构,影响了老龄化系数。
3.应对之策
第一,创新养老模式,从以政府为主体的模式转变为多元主体合作模式。推动区域间政府、区域间社会组织等多主体参与,构建区域养老合作体系。区域政府间合作是实现区域一体化的重要路径,笔者认为,可以参考长三角区域间政府合作模式,设立粤港澳养老合作办公室,协调各方力量,推进区域养老服务一体化合作。再者,鼓励已经涉足养老产业的企业、提供养老服务的社工组织、基金会、具备专业知识的养老专业人才等多主体参与到三地养老规划中。粤港澳养老合作办公室负责协调三地管理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同时监督各项资金流动,为公共养老服务产业发展保驾护航。第二,以信息技术为驱动,建立粤港澳养老资源数据共享平台,实现社保制度与养老信息对接。粤港澳三地社会保障制度不同,不利于民众跨地区养老。香港和澳门人口密度高,老龄化程度高,养老问题极大威胁了社会安定。跨境养老有利于缓解港澳地区养老压力,同时可以给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地区带来养老经济。因此,应加强社保制度与养老资源对接,加快整合粤港澳三地医疗和养老资源,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养老数据共享平台,实现三地养老信息共享。第三,制定区域养老行业标准。一方面,借鉴港澳地区先进管理经验,结合区域养老行业实际,加快制定区域行业标准,香港有社会工作领域标准化建设和香港机构协会合作标准化建设的经验,大湾区可以借鉴香港的经验,设立养老服务业的标准。另一方面,制定养老服务业从业人员评价标准,粤港澳三地政府和相关机构共同探讨从业人员培训模式并设立养老服务业的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基地,推动粤地养老服务业与国际标准接轨。第四,打造粤港澳养老产业链。一方面,将民间资本引进公共养老服务业,刺激养老服务业发展。另一方面,开发区域养老金融产品,如养老金的给付与进住养老社区的费用相关联,养老服务过程的责任保险。与此同时,充分利用广东地区制造业优势,推进老年用品产业发展。鼓励高校参与养老产品研发,打造具有粤港澳特色的养老产品制造中心,形成“高校研发+粤地制造+大湾区销售”产业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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