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西方古典经济学研究趋利性的理性人所做出的经济选择,对于产业发展来讲就是选择具有明显优势条件的区位。区域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产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必然存在,朝阳产业与夕阳产业在发展水平不均衡的地区间转移传递,同时引发了规模庞大的人口迁移的经济现象。建立在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深刻探讨全球化产业转移与人口迁移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其一般规律,为新时期产业转移视角下中国社会人口迁移的问题予以启示。
关键词： 全球化; 产业转移; 人口迁移;
Abstract： The economic choice made by the rational people who study the interest tendency in Western classical economics is to choose the location with obvious advantages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upgrading and optim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inevitable. The sunrise industry and sunset industry transfer and transmit between regions with unbalanced development level, at the same time, leading to the economic phenomenon of a large-scale population migration. Based on the relevant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economic geography, we deeply explore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global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population migration, reveal its general laws, and give enlightenment to the problems of China's social population mig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transfer in the new era.
Keyword： globalization; industrial transfer; population migration;
中国东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已经率先进入到了较发达水平,劳动力生产成本提高等原因促使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劳动以及资金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同时,国家开展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中部崛起政策,促进了原有人口流出地产业的兴起。基于区域经济发展以及人口迁移动力的“推-拉”理论,生产成本的提高成为东部地区外来劳动力人口继续生活的最大“推力”,迁入地经济以及待遇的改善成为人口回流迁移的最大“拉力”。在此背景下,改革开放之后30多年间从内陆到沿海、从乡镇到城市的人口迁移格局发生改变,出现了人口回流的迁移模式。因此本文从全球视角出发,通过归纳总结已有完成产业转移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结合现状并运用相关理论,以更好地认清新时期中国产业升级转移导致人口迁移格局的改变现象及其应对方法。
一、研究现状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西部大开发与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以及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致使产业部门向内陆转移,作为改革开放以后省际间主要人口流出区的中西部省份社会经济条件得到改善。同时,中国的城镇化率在2011年发展突破50%[1],有研究认为,这意味着城镇化已经度过最大的人口迁移期,以区域之间、城-乡为主要迁移流向的中国人口流动增速逐渐放缓,并在未来转变为城-城、城市内部的迁移方式,东部沿海区域以及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吸引力降低,城镇化进程进入中后期阶段[2](P50-60)。基于理性人活动趋利性[3]的经济学原理,以劳动力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劳动权益保障意识逐步提高,可供其选择的中国经济发展热点地区不断增多,这就导致劳动力突破原有的合同枷锁,出现了流动人口“用脚投票”的现象。“用脚投票”一方面显示出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流动人口主观上对所居留地区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环境要求越来越挑剔,已经逐渐不依赖于迁入地区给定的权益保障,另一方面流动人口从实际行动根据居留区域的环境进行了最终抉择,如珠三角的“民工荒现象”[4](P22-29)。
除以上现状分析外,现有关于产业转移与人口迁移的文献在各自的领域内容研究丰富,但是将二者从时空角度整体相关联分析的文献较少。虽然中国产业转移引发人口回流现象的出现,但整体上仍是从内陆到东部沿海迁移的分布格局。郇红艳、牛蕊通过对安徽省皖江经济带人口流动、产业转移承接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的实证分析得出为协调地区改善的关键是采取积极引导人口回流的政策[5](P90-94)。傅允生认为国内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与劳动力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与回流既为东部沿海地区优化资源配置又为中西部地区拓展发展带来机遇,并强调通过产业转移与劳动力回流形成国内地区发展的协同效应,促进区域协调发展[6](P75-81)。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回流是区域产业经济发展后期阶段的一个重要“涓滴”因素:发达地区产业饱和向外溢出,欠发达区域依靠回流劳动力携带的知识、技术、信息、资金等要素实现自身的更新发展或凭借自身的产业转移与升级获得区域的发展然后再吸引迁出人口回流。樊士德、姜德波则对劳动力人口流动与产业转移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推出了疑问:产业转移决定了劳动力的流向还是劳动力流向决定了产业转移[7]。如果真是产业转移决定人口流动则东部向中西部的产业转移,则会使大量流动人口回本地工作,带动当地剩余劳动力人口,继续延续中国人口红利的作用[8]。刘新争则把东部沿海将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西部视为和海外投资中国大陆沿海一样的根据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9]来判断的选择,流动人口也会为区域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而选择迁移。中西部相较于东部地区,资源环境、劳动力成本等存在要素禀赋及比较优势,因此在产业转移的过程当中,会吸引大量资源密集、资本密集型企业聚集,工业发展吸引劳动力发生迁移流动。除劳动力由于区域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理论下跟随产业转移发生的人口迁移流动,苏华等以及樊士德利用霍夫曼定律解释劳动与资源密集型企业如何在区域之间转移传递以及认为当今中国劳动力与产业呈逆向转移关系[10](P35)。
二、案例分析
产业革命以来,源自英国的工业化渐渐地席卷了全球的各个角落,使全球主要国家的社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产业工业化进程主要在二战以后迅速发展,主要有四次较大的产业转移过程。本文选取四次产业转移中转移承接起到关键作用的四个国家分析案例,探究其产业发展与人口转移之间的关系。
(一)英国近代产业转移与人口迁移发展
英国是产业革命的发源地,其产业转移经历了1801-1901年产业化初期阶段(蒸汽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电汽时代)、20世纪中叶(信息时代)三个阶段[11]。在产业化初期,大量工业部门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城市兴起,不列颠岛的人口开始由乡村农业向城市及周围的采矿、建筑、商业、交通运输业及其他服务业迁移。1801至1901年内,英国第一产业劳动力人口比重就由35.9%降至8.7%,到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更是降至1.8%。第二产业制造业劳动力人口比重由29.7%增至46.3%,但是在第三次产业革命期间降至37.4%。第三产业由1801年的34.5%增至第三次产业革命的60.0%。英国人口迁移的不仅呈现出由乡村到城市、由一产部门向二、三产业转移的趋势,还更体现在城市内部不同产业部门的聚集。这一时期,产业转移与人口迁移不仅仅存在于英国国内,自1801-1921年间欧洲就向拉美等其他地区转移就接近3000万[12]。英国的海外扩张战略直接目的就是开拓更为广阔的劳动力市场。因此从英国来看城市工业化与农村劳动力密切相关,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同时全球视角下,传统的产业转移与人口迁移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正向关系:都具备由宗主国向殖民地和附属地迁移、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迁移、从旧大陆到新大陆的迁移过程[13]。
(二)美国近代产业转移与人口迁移发展
美国最初的产业部门是由从欧洲迁移的殖民者建立的,欧洲大陆对美洲的整体迁移促使了产业部门的诞生。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美国人抓住产业发展的机会准备崛起。主要是战后,全球终于迎来了一个较长的繁荣稳定期,至50年代,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日本、拉美进行产业迁移,自身开始发展钢铁、汽车、化工等重工业。至70年代,美国将在本土逐渐不具备绝对优势的重化工业迁移到日本、德国等地,兴起以航天、通讯、生物材料为主体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并在本土促进东北五大湖沿岸“冰雪带”老工业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部分资源密集型企业和新兴产业部门迁往资源丰富、环境良好的西部、南部“阳光地带”。因此在美国本土引发了从大西洋沿岸向太平洋、墨西哥沿岸的大规模的人口转移。在国际上,大量的外籍移民迁移至美国寻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机会,并引发了仍有争议的非法移民和被迫移民[14]等问题。70年代以来,在美国国内,除由东北向西南迁移的人口迁移过程,整体上还有向大都会迁移的特征,在城市内部环境中则跟随郊区城市化的脚步,由城市迁往市郊[15]。美国产业转移与人口迁移的过程体现出新的国际迁移格局:由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国家(发达地区)、由亚非拉向欧美、大洋洲大致转移的一个过程,并符合樊士德、姜德波提出劳动力流向与产业转移之间的逻辑决定关系。但随着近几年来美国经济危机周期的不稳定性频现,特别是新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喊出了“制造业”回流的产业发展口号,并限制外国迁移人口向美国的流动以确保美国人自身的就业保障,这就表明后工业化阶段产业转移与人口迁移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表现也具有差异。
(三)日本近代产业转移与人口迁移发展
40、50年代,欧美国家兴起发展重化工业将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迁移至日本,日本开始近代工业化进程。60年代左右,日本在经历20年的积累发展以后,将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迁移至“亚洲四小龙”地区 ,并承接欧美国家转移的重化产业。70年代左右又将重化产业转移至中国、韩国、东南亚地区,开始发展微电子产业等。虽然日本本地劳动力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供需矛盾尖锐,但是对外来劳动力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16,17,18],导致外来劳动力较少,几次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产业发展主要是吸纳全国劳动力向日本太平洋集聚,在此过程中促进了日本太平洋沿岸经济带、“临海型”工业区、表日本城市群的形成。产业转移在日本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其促进日本工业区与城市化区域高度统一是具有代表性的,同样得益于产业转移促进产业、人口、资源的集聚效应,英格兰城市群—工业区、五大湖及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工业区、长三角城市群—工业区、珠三角城市群—工业区等都是统一的,表明产业转移与人口迁移之间就是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
(四)中国近代产业转移与人口迁移发展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30多年的经济腾飞[19][20](P135-138),最先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地区就是珠三角与长三角地区。基于比较优势,国际范围内的四次产业迁移最终在东亚地区落脚,形成如赤松要提出的雁性产业迁移模式:欧美—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大量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由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向中国东南沿海迁移,一时之间中国境内兴起了人类历史上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活动,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超2.4亿,愈七成人口集中在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至东南沿海形成了中国近代产业发展的第一个增长极,通过对周围资源的吸引完成了集聚,吸引了大量内陆人口迁移至此,最典型的莫如中国的农民工现象。东部地区在二三十年对外开放产业集聚的过程当中,实现了发展要素的循环累积,旧有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逐渐被知识、服务、资本产业所替代,相对落后产业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因此在产业转移大背景下形成的自内陆向沿海、自西北向东南、自乡镇向城镇的中国国内人口迁移模式发生改变,出现劳动力人口回流现象。同样从中国国际人口迁移来看,亚洲四小龙产业发展兴盛时期,东南沿海省份居民根据区位优势外出发展。后来,随着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的速度减缓,中国大陆的腾飞,已经有资本的华侨华人返乡投资,形成国际方向的人口回流。
三、结论与启示
第一,对于区域来讲发生产业转移的条件,是基于比较优势的区位选择,也就是产业在区域间的所受到的“推力”与“拉力”。产业转移到具有比较优势的一方,必然是要素禀赋更合理的区域。欧美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亚地区,就是出于比较优势以及严肃禀赋的考虑。东亚地区人口密集、成本低廉、劳动力素质较高,因此在当时成为劳动力要素禀赋最高的地区。
第二,产业转移在区域间转移是一个时空过程,人口迁移亦然。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产业发展不同,他们之间的产业转移可能在时空上并没有一致性,即使其人口迁移在时空上有所交集。亚洲四小龙向中国迁移劳动密集型企业与日本同时向中国迁移劳动密集型企业就不是同一个产业转移过程,亚洲四小龙的发展阶段就与日本完全不同。
第三,产业转移在一定区域内吸引周边资源形成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增长中心与周围边缘相分异。增长极吸引周围人口向中心集聚,然后发展成为地域生产综合体。地域生产综合体累计循环向周围涓滴,然后扩展成一定范围的经济地域。这其实包含了区域产业迁移、产业集聚、产业扩散、增长极、中心—边缘与人口迁移城镇化发展的相关理论。现有大的工业区—城市群就是包含了这种关系。
第四,产业转移与人口迁移之间是相对的关系。时间角度上来看,有些区域是先有人口迁移然后再有产业发展的,一般是新开发地区,例如殖民时期的美国;有些区域是产业迁移促进人口迁移的,例如新加坡由于经济开发人口激增。从空间角度上来看,产业转移与人口迁移之间一般是同向的,如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民工流;还有产业转移与人口迁移逆向的行为,例如欧美大城市产业集中转移与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环境的迁移活动正好相反。
第五,中国产业迁移的方向由东部沿海向内陆地区转移。这种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带来的产业转移与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与日本新工业区开发相类似。在此过程中,做好回流迁移人口合理安置至关重要,因此回流地政府应该制定好政策支持接纳回流劳动力本地就业。
参考文献
[1] 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R].中国人口出版社,2015.
[2] 朱宇,林李月,柯文前.国内人口迁移流动的演变趋势: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人口研究,2016,(5).
[3] 吴传钧.现代经济地理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4] 王春兰,丁金宏.流动人口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J].南方人口,2017,(1).
[5] 郇艳红,牛蕊.人口流动、产业承接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的实证分析[J].统计观察,2016,(11).
[6] 傅允生.产业转移、劳动力回流与区域协调发展[J].学术月刊,2013,(3).
[7] 樊士德,姜德波.劳动力流动、产业转移与区域协调发展[J].产业经济研究,2014,(4).
[8] 蔡昉.产业转移使中国劳动力优势还能使用十年[EB/OL].和讯网,2011-11-18.
[9] 刘新争.比较优势、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转移[J].经济学家,2012,(2).
[10] 苏华,赵梦园,万劭琨.劳动力流动、产业转移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J].发展研究,2013,(6).
[11] 季丹虎.英国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产业间转移的次序及对我国的启示[J].生产力研究,2007,(2).
[12] 王荣声.19世纪欧洲大陆工业革命的特点及其社会后果[J].晋阳学刊,1999,(1).
[13] 范力达.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间人口迁移研究[J].人口学刊,2003,(3).
[14] 张善余.当代国际人口迁移的新形势[J].世界地理研究,2000,(4).
[15] 许国林.二战以来美国人口地区迁移特点及影响[J].郑州大学学报,1998,(5).
[16] 张恺悌.战后日本的国内人口迁移[J].人口与经济,1987,(5).
[17] 李迎旭.日本对亚洲产业转移问题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2012.
[18] 袭雪,高长春.日本向中国产业转移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J].产业坛,2008,(15).
[19] 陆明涛.基于雁形模式的中国经济开放新体制构建[J].国家行政学院报,2017,(5).
[20] 牛青山.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现状与对策[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