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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介环境下文学精神内涵的提升(2)

来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作者:杨柏岭
发布于:2017-06-15 共11824字
  二、新媒介的兴起与文学场的嬗变。
  
  在文字时代,我们面对文学的主要方式是“阅读”与 “理解”.日积月累,我们形成了关于文学艺术的 “阅读”心理期待,即构建了何谓文学、文学如何才是真善美的判断标准。于是,传统文论家认为:读者必须把握文学艺术的符号体系,方能领悟文学之美,理解文学的意义,认识文学的价值。他们认为,构成经典文学作品 “意义体系”的核心要素是:(1)作品的语言是否具有审美价值;(2)作品呈现的形象体系提供了什么意义;(3)作品的主题对我们的现实生活有什么提升意义。
  
  按照这样的审美标准,文字时代的文学活动对作者与读者都提出了高标准的要求。也就是说,参与文学活动的群体需要一定层次的文化素养,如此方能有资格有条件创作文学作品,捕获到文本的内在信息。一方面因为我们必须理解文字,而作为能指与所指的约定性统一的文字是一种抽象符号,只有学习方能掌握;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思考文字符号体系的意义,像作品的言外之意和韵外之旨,更是期待我们去发现和领悟,需要具备一定文化修养的我们去准确捕捉。
  
  然而当文学阅读主要依赖 “读图”与 “浏览”的视觉思维,文学活动的生产、接受及存在方式均发生了变化。米勒曾指出: “新的电信时代的重要特点就是要打破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二分法”“将会导致感知经验变异的全新的人类感受”,且断言:“‘电信时代’的变化不仅仅是改变,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15]韦尔施亦指出,“经验和娱乐近年来成了文化的指南” “它与日俱增地支配着我们的文化总体形式”,这种改变 “在表面的审美化中,一统天下的是最肤浅审美价值:不计目的的快感、娱乐和享受。”[16]7欧阳 友权进 而分析: “图像中心化的转向,虽然凸显了图像符号的表意功能,却弱化了原有的文字表意体制,挤压了书写印刷文化的审美空间,迫使 ‘语言艺术’审美移至后台,形成了文字审美萎缩而图像符号强化的文化事实。”[17]概括而言,图像文化导致文学意义体系的转向以及引发我们思考的主要有这么几点:
  
  (一)如何看待当今文学的地位与处境。
  
  长期以来,传统文学的权威身份有两种主要表现形态:一是作为意识形态话语的中心地位,二是大众审美文化的核心地位。前者如中国古代“文以载道” “诗教”等文学观,强调文学的教化、宣传作用等。后者如钟嵘 《诗品序》谈到六朝五言诗盛行景况时说的, “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故词人作者,罔不爱好”,将文学活动视为知识分子的基本文化修养与精神生活的基本依赖。于是,文学代变,然总会以独特的形式显现其认识作用、社会意义、审美价值,维系着在传统社会结构中的权威身份。
  
  不过,在当今视觉传达文化的洪流中,这种传统的文学地位遭遇了意识形态话语、大众审美文化的双重挑战。究其原因,乃是图像表意带来的强大的市场力量成为一个 “挡不住的诱惑”,致使当代文学阵营内部也发生变化。其一,部分作者对文字时代的文学审美价值产生质疑,不再坚守传统的 “寂寞的书写”,而加入网络、影视等以图像为主要载体的创作队伍。其二,多数读者开始失去品味语言文字的耐心与悠闲心境,纷纷成为影像产品的忠实观者,在由 “读者”向“观者”的转变中,“读书”似乎只是职业需要,而再不是一种文化诉求。其三,从文学市场来看,影像产品占据市场主流,文字阅读、文学书刊只能退居市场边缘。
  
  面对诸如此类的现象,学术界主流的意见认为,这是文学地位由中心到边缘的滑落,于是,始则惊恐,继而抱怨,再而惋惜。那么,我们必须要问:文学地位变化,到底变化了什么?我们是从什么角度分析这个变化的?其实,我们主要从传统精英文学的式微,而不是从文学性的角度发出的感慨---因为滑落的只是文字时代的文学现象及其观念,并非文学活动抑或是 “文学性”本身。相反,因为数字化手段的介入,新的文学活动正在拓展,新内涵的文学性亦在滋长。此番判断,我们似乎也可从古人那里觅得知音。如纸的发明与普及,致使南北朝时期以五言诗为代表的文学活动兴盛。于是,钟嵘在 《诗品序》中一度发出了自己的担忧: “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于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但正如前文指出的,钟嵘担忧之余,则肯定了五言诗在大众审美文化中的积极作用,并且提炼出“滋味说”这个新的文学观。
  
  (二)如何看待文学作品载体、内容及价值的图像转变。
  
  若从文字时代的文学观出发,确如希利斯·米勒所感叹的 “电信时代的文学生不逢时,没有赶上好日子”[15],如果说图像时代还有 “文学”热点,那也多是图像传播中的文学书写,抑或是所谓的 “超文本”.于是,我们看到大量的文学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作,文学由语言载体向图像载体转变。早在1927年,电影导演阿倍尔·冈斯便曾激动预言: “莎士比亚、伦勃朗、贝多芬将拍成电影……所有的传说、所有的神话和志怪故事、所有创立宗教的人和各种宗教本身……都期待着在水银灯下的复活,而主人公们则在墓门前你推我搡。”[18]88如今这早已成为现实,自古至今的文学经典纷纷借助图像平台得以重现,以通俗的方式为大众所接受和消费。譬如钱锺书 《围城》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后,影响只局限于学术圈,而20世纪80年代经黄蜀芹改编成电视剧后,则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可以说, 《围城》是经新媒体塑造的新的文学经典。到了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说:视觉消费已植根于人们 (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心理,视觉思维已成为读者期待文字作品审美效果的习惯方式,图像在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现象已经越来越明显。
  
  同时,我们也发现影响读者口味的,不再是文学内在的质量,而是媒体塑造的口碑。读者们逐渐淡化甚至忘却文字文学的评价标准与审美趣味,且不说面对新作,即便是重读经典,也往往陷入评论的 “无语”之境与欣赏的 “无感”之域。文学原本注重个体性的特点因大众传媒的介入而被改变,更有甚者,常常是先写出电视剧或者电影剧本,当引起了轰动效应之后,再将它改写成小说。在这个过程之中,文字文学的独立性及其意义减弱了,而图像呈现出来的欲望化需求得到了强调。与文学评价与欣赏一样,学术论文的好坏也不仅仅取决于文章的内在质量,而必须关注文章的载体地位。文学期刊编辑与学术期刊编辑都已无法真正 “盲审”作品,因为他们不得不思考 “作品发表后是否易于传播”的问题,从而顾及作者的身份等。
  
  不过,我们在为这些变化流露感伤的同时,有必要自问感伤的缘由。当下文学地位大不如以前,然常人似乎未能觉察,原因何在?因为文学性无处不在,常人以大众文艺为消费对象,不关注传统的精英文艺。感觉到文学失落的,主要是传统的精英文艺的守望者。一句话,文学性无处不在与文学的无处可在,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话题。其实,图像与文字的结合,除了孕育出新的文学形式,文学作品的图像化元素也相应丰富。这除了图像化包装、文学与影视互相转换等外显图像元素,关键是文字语言中的 “内隐图像”元素大幅提升。像如今的文学创作,场面和景观描写增多,而心理描写减少;身体性因素刻画增多,而思想性活动减少;图像浏览式的片段描写的感性语言增多,而意义价值反思性的理性语言减少……这些表现为何不能纳入 “文学代变”的视野之中?
  
  (三)如何评判文学审美价值由美感到快适的走向。
  
  在文字时代,文学是在 “阅读与思考”的框架中确定意义,人们可以静静地利用一整天坐着阅读一篇长篇小说,精神走在文字世界,品读情感,思索人生;而在被 “技术”控制的图像时代,文学是在 “浏览与消遣”的框架中满足人们的娱乐之需与消费之欲,倾泻自己感性的快适体验。 “在今天的艺术审美文化世界,纯文字阅读的感悟诗学正在被电子图像制品的感觉快适所取代,至少是正在被切分。直观遮蔽沉思,快感冲击美感,文学文字的蕴藉之美正在被本雅明所说的视听符号的 ‘展示价值’所覆盖。”[19]虽然传统文学原本也强调感性体验,但较之于书写时代、印刷时代的文化语境,图像文化的 “阅读”行为更是将感性体验作为把握世界的主要方式。于是,传统文学的审美价值及观念发生了变化。譬如,古典美学以主客体的和谐愉悦为美感的第一原则,认为 “美”须完全充实于主体身心,主客体之间是一种交感存在,在关注客体的同时注意主体的感受,如此主体才有愉悦体验,主客体间由 “平等”“自由”“交感”,实现 “愉悦”.即所谓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这种情感交流也是理性的思考过程,人的情感经过了 “净化”处理,因此,古典主义的文学审美会令人精神升华,产生崇高伟大的神圣感。
  
  然而,若深层考究这种 “古今之变”,我们发现文学一直在变,原因虽然很复杂,但与传播媒介的关系则是当今文学嬗变的重要原因。在纸质媒介传播中,文字文学所以能确立中心地位,是有制度保障的。从刊物、出版社出版资质的管理到稿件发表采用的严格的审稿制度,均有一系列硬性的要求。将文学纳入政府管理,是确保将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社会组织形式。不过,随着网络成为文学存在和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文学作品的发布日渐多样化与自由化。人们可以避开传统平面媒体那严格的稿件审查制度,改变了作者发表作品受制于审稿者的约束机制,似乎人人既是作者也是编辑更是主编。正因为如此,那些原本不掌握话语权的人此时便有了发言的机会,作者群日渐大众化;那些按照主流意识形态掌握作品走向的情形也发生了变化,话语的多样性以及作品的内容、形式均呈现多样性;伴随着这种大众化、多样性,人们对 “作者”的崇敬感减弱,对 “作品”层次的高尚感降低,对 “文学”话语权的地位意识开始模糊。
  
  简言之,传统的精英文学的出版多经过严格审稿制度,而以新媒介为主要载体的文学活动则缺少这个制度,而我们在考量当今文学嬗变时,正是这两者相比较的结果。其实,文字时代的文学尽管是以 “美感”为主导的雅文学,但也有以“快适”为目的俗文学;反之亦然。因此,那种“由美感到快适”的判断,虽符合主流走向,但并非一个全面的考察。同时,由于我们先入为主地以和谐、愉悦、净化等为 “美感”的特征,自然就会忽视抑或是抹杀在 “浏览与消遣”阅读行为中所孕育的新体验---读者以感性本身为审美目的,以 “不规则” “冲突”为内容,以及能引起内心躁动为享受,为何就不能纳入 “美感”范畴,重塑我们的文学艺术的内涵?
  
原文出处:杨柏岭. 新媒介的兴起与文学精神的传承[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02):215-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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