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广州社会建设的进一步深入，作为社会管理创新具体措施之一的学校社会工作在过去七年间得以开展与迅速发展。七年前，广州海珠区学校社会工作的启动曾被寄望为能够让学生“克服情绪、社交、行为、家庭与学业障碍等问题”的新出路；七年后的今天，本课题组通过实地调研，进一步深入了解广州学校社会工作运作现状，分析与比较穗港两地学校社会工作状况，为现阶段广州学校社会工作的建设提出积极的对策与建议。
一、穗港两地学校社会工作的基本现状
1966年香港发生的学生暴动事件，促使香港政府及社会人士开始重视青少年问题。1968年，世界信义宗社会服务处（现在合并为香港基督教服务处）在观塘职业训练中心推行学校社会工作。1971年，香港的志愿机构开始以试验性质提供学校社工服务，并于1982年，在全港中学提供此服务。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学校社工的角色，香港政府于2000年9月全面实行“一校一社工”政策，为全港每一间中学提供一名驻校社工。目前，香港政府主要采取补助民间机构的方式，让民间机构用补助资金聘用学校社会工作者进入所服务的学校，这就是香港“驻站方式”的学校社会工作服务模式。
根据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要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广州随即开始加速建设与发展社会工作，2007年，广州已成为全国首批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试点城市之一。广州共青团联合基层街道社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推进青少年事务工作专业化发展，进一步优化青少年成长环境，同时亦为政府转变职能探索道路。正是在这种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学校社会工作开始被引入广州。然而，目前在“由上至下”的政府推动中，“驻校社工”服务尚未在全市推广普及，仍处于探索实验阶段。
（一）社会发展差异导致不同社会工作需求
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广州社会各领域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深深地影响了青少年一代。例如，教育环境、资源的逐步区隔，经济的差异与分化日益明显，同时，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中的专制与民主并存，社会教育不断多元化，等等，这些都使得广州青少年对学校社会工作的实际需求既强烈又内容多样。而香港社会发展速度相对平稳，多元化思潮影响历史悠久，因此其学校社会工作更关注青少年的精神需要， 如协助学生发展潜能、建立和谐的家庭及人际关系、鼓励学生关心社会等。
（二）学校社工工作方法与形式相近
香港学校社工主要采用个案辅导、小组工作、综合性活动、咨询服务等工作方法。首先，个案辅导一般涉及到工作人员与学生本人会谈、家访及约见家长、与老师及其他学校人员联络、召开个案研讨会及转介等工作。其次，小组工作方面，主要针对有类似问题的学生，运用小组工作方法介入干预，小组类型涉及治疗性、发展性、学习性及社交性小组。再次，综合性活动是针对学生、教师及家长开展的，以教育性和预防性为主的包括展览、聚会、研讨会、演讲、旅行、竞赛等各种形式的活动，参与的人数较多，服务面广。最后，咨询服务是学校社会工作者提供给家长、学生和校方人员的，主要是针对与社会工作范围有关的提供专业意见和资料服务。
而广州学校社工也主要采用以上方式开展工作，包括个案辅导、小组工作和综合性活动，因为工作方式大多是引用香港的模式，本土化特征不明显。根据对某新城区试点中学的调查，驻校社工开展的历奇辅导培训成功吸引并协助初三备战中考的学生进行减压放松，深受学生喜爱。但在小组工作中，特别是个案辅导的深度与危机处理方面，广州驻校社工显示出工作能力不足等问题，同时，目前广州驻校社工也尚不具备为他人提供咨询服务的能力。
（三）专业技能与角色定位有差异
在香港做社会工作者首先需要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且要在香港社会工作者注册局注册登记，同时要严格遵循职业训练和专业技能，尤其是专业心理学知识。根据《光明日报》于2013年3月2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香港当时注册的社工人数为17,531人，其中非政府人员占54%,拥有社会工作本科学位的达62%,提供了60%以上的社区服务,专业化社工队伍是香港社会福利事业当中的佼佼者，也是推动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
而在广州，学校社会工作者的身份则略显尴尬。首先，社会工作者来源庞杂，专业科班毕业的社工都非常年轻，尚欠缺足够工作经验。其次，驻校社工服务从一开始就被界定为“学校社会工作作为德育工作的有益补充，是增加的一块内容”.这让很多教师对驻校社工“究竟是否有必要存在于学校”产生疑问，学校社会工作会被理解成心理健康教育或志愿者服务，没有确切的专业角色，也找不准介入的空间和恰当的立足点.
（四）覆盖范围不同
香港社工服务内容全面、形式多样，社会组织也会从自身特点、优势和资源出发，结合民众实际需要，设置服务项目，并进行相关研究与培训。在学校社会工作领域，早在2000至2001年，香港特区社会福利署就开始推行“一校一社工”政策。2011年9月，社会福利署向34家非政府机构提供96个额外的学校社会工作者（学校社工）职位，即增加20%人手，继续加强中学的社会工作服务，协助预防和处理学生吸毒及其他相关问题。截至2012年3月底，一共有574名学校社工进驻478所中学提供服务。
广州的驻校社工及校外支援服务发展则仍处于初级阶段，在试点七年有余的广州市海珠区，目前学校社会工作已基本得到民众认可。调查发现，驻校社工对青少年的教育优势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学校管理者认为驻校社工“能够持续与学校、家长进行沟通配合”.
社工在引导学生参与互动、分享学习、活动体验等方面能够协助学生掌握和提升与人交流及分辨是非的能力，促进学生适应学校学习生活。2012年9月，广州市海珠区结束试点任务，驻校社工正式面向全区推广，社工站点增至18个，其中驻校社工站点12个。除此之外，广州其他各区政府并未开始采购学校社会工作服务，仅有某新区的教育系统在进行初步的试点尝试。因此，广州学校社会工作整体发展而言尚处于初级阶段，与香港地区已经相对成熟完善的框架体系而言相距甚远。
二、广州学校社会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驻校社工专业化亟待提高
青春期正是青少年成长过程的一个充满变化的时期，他们不仅在生理、心理方面得以不断成长，其心态及社会关系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尤其是在对自我的探索、认同、人际关系、家庭及社会角色等方面。由于这一时期青少年身心发展快速而不平衡，很多青少年在“幼稚”与“成熟”之间大幅度地徘徊。这对一线实践经验不足的驻校社工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这一阶段，青少年学生要对自我进行认识和探索，处理并解决“同一性”认知问题，更要使自己“理想的我”逐渐接近“现实的我”.而广州驻校社工平均年龄偏年轻化，普遍存在一线社工都是科班毕业不久的年轻人，前线经验不足，导致工作方法、专业实践欠佳，工作方式偏理论化。所以，要想开展好为青少年学生的驻校社工服务，必须尽快提高驻校社工的专业化水平。
（二）“一校一社工”无法满足驻校社工实际需求
目前，香港30%的学校已经采用“一校两社工”,同时全港共配比135间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用以提供对驻校社工的协助支持，而广州还是采用“一校一社工”.“一校一社工”和“一校两社工”在严格意义上都无法称之为“模式”,同时，它们均无法满足现阶段青少年复杂而独特的需求。“缺人手、缺资源、缺支持”,复杂的学生问题、巨大的工作量仍让一线社工陷入了“在需要庞杂及问题多元化下疲于奔命”的情况。一线社工直言“既需要面对学生，更需要呼应学校领导、班主任、科任老师的要求，疲惫不堪”.缺乏系统支持的后果是--驻校社工机构完全依靠机构自身有限的积累去做无尽的整合资源与人力调配，最终变身成为“运动员+教练员+赞助商”.
（三）驻校社工试点经验“区域个别化”,不适合进行模式复制
在广州其他区开展驻校社工服务之前，海珠区进行了长达七年的驻校社工服务试点，其驻校社工工作流程如下：被纳入学校德育工作体系，在学校管理和指引下，由专业社工与社工主任、社工督导制定好服务计划并与学校校长、党总支书记、德育主任互相交流实施意见，达成共识，再由社工开展具体服务活动。（见图1）但是，通过对其他社工机构的跟踪调查，我们发现模仿海珠区的一些后来者可以参照以上基本流程进行沟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在广州这样的国家中心城市，各个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条件不一，微观层面上各区各学校都有自身的生态系统，包括管理模式、生源、师资质量、领导风格等，这些差异都将导致驻校社工必须采用不同的实务工作手法。在较早试点的广州中心城区海珠区，驻校社工可以引入“多元智能”“领导力发展”等新概念方法进行尝试，推动青少年教育和服务多样化。但是在新兴城市郊区，驻校社工更多在从三、对策与建议。
（一）确立驻校社工的角色定位，构建“家庭-学校-社工”三结合的青少年社会教育体系
社会教育不足一直是我国中小学教育中的一个弱项。学校教育与社会现实的脱节导致青少年难以认识与适应真实的社会，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和潜能挖潜颇为不利。而香港早在1982年就在所有的中学中开始实施 “家庭-学校-社工”三结合的教育体系。现代教育强调对人的全面社会化，社会工作的价值追求与专业手法可以与学校教育对青少年的思想引导、知识技能传授相得益彰，同时，社会工作的社会化资源与实践又使青少年的发展充分地与社会连接，这将对青少年的成长非常有利。因此，我们应通盘考虑青少年的成长期，在学校层面的垂直教育体系之外，通过学校社工的“桥梁”做好青少年的社会教育，从而构建与形成“家庭-学校-社工”三结合的青少年教育体系。
（二）政府力量是推动学校社会工作深入发展的源动力
在早期推行学校社会工作时，香港主要是通过社会福利署与教育署的合作，联络有兴趣的学校，然后由有关机构与学校联络，具体操作是先由机构主管向学校负责人介绍学校社会工作的目的、服务范围及服务方法，以得到校方的允许，并了解学校的一般情况；之后，各方坐下来就合作的事宜进行协商，并就校方如何提供场地和设施，如何向教师、学生介绍服务，如何给工作者提供支持，以及日后沟通途径等问题达到共识。接下来，就是具体的进驻学校的社会工作者与校方有关部门进行直接的沟通与协商。在香港学校社会工作推进模式中，学校社会工作能否得到校方的支持和配合至关重要。
在中国内地学校社工工作成效与校方支持度密切相关。恶劣的“社工-学校”关系不仅会导致学校社会工作者热情不高，工作不努力，更会导致服务品质下降、服务对象需求无法满足，最终又会导致领导层对驻校社工的否定与拒绝。因此，在政府大力推动社会服务发展的今天，广州的学校社会工作者更应该进一步借助政府力量推广学校社会工作，推动学校社会工作的深入发展。
（三）整合青少年服务资源，学习香港打造学校社工支持体系
踏入21世纪，在校青年虽然每天差不多花了三分一的时间在学校，但日常生活还是受到不同社会系统的多方影响。他们的需要是立体的，要从多方面去满足。而且，随着社会转型升级的发展，青少年在青春期所面对的“生命任务”越来越多，引起的需要和危机、需跨越的阶梯也越来越复杂，包括建立自信心、正面的自我形象、成就感、解决问题的能力、抗逆能力、正面人生目标等方面。香港社工界看到，青少年问题的预防和辅导工作，单靠某一方面的力量是不足够的，加强家庭、学校（社会）、青少年朋辈三个社会系统的合作确有必要。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初，香港已通过政策来调配当时的青少年服务资源，并成立综合服务队开展实际工作（包括学校社工、青少年中心服务及外展工作队），可以灵活有效地因应学校需要，调配资源，满足青少年多方面的需求。
青少年综合服务队的数量在1994年是10队，到2011年10月﹐全香港已发展了135间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队）。在广州，由于一般青少年服务未能全面达至预期目标，不少中学领导及教师对“驻校社工”这一事物仍保持观望状态，部分教师认为驻校社工“无非就是做做游戏、哄孩子开心”或者认为“他们做的那些，我也能做”,这些不同的声音，一方面是源于专业社工队伍发展缓慢，另一方面与服务模式有关。社工在需要庞杂及问题多元化下疲于奔命，缺乏适当的资源整合及人力支援。更有甚者，出现各系统间服务项目重迭，即使青少年服务资源增加，服务范围却未能扩大，服务效果未能深化。因此，在这一领域政府可以发挥顶层设计的作用，主导搭建支援服务体系，引导更多本地青少年，迅速回应日益独特、复杂的青少年问题，就此建立与形成广州 “综合青少年服务”模式，推动青少年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
（四）加强两地学校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交流
在香港，社会工作人才的培养以循序渐进方式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到了20世纪80至90年代，香港社会工作行业进入快速发展期。1996年，香港专门立法对社会工作行业进行监管并保证专业水平。据香港社会工作注册局的数据截至2015年5月7日全港注册社工为19,476人。
简言之，香港的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是按照服务发展的优先次序、依人才类型和数目需求而定出社工的培训计划和政府投放的资源。K广州则是在2008年之后，在政府主导下进行大规模的“政府购买服务”,一时间令社工人才供不应求。与此同时，社会工作行业偏低的薪酬待遇与社会组织的不稳定性也压抑了年轻的高校毕业生投身该行业的热情。人才短缺问题严峻，已成为阻碍服务的发展和提升的一大因素。
因此，加强两地社会工作人才交流已成为当务之急，香港以成熟的制度、成型的工作模式和方法为广州发展学校社会工作提供了参考；广州则处于社会改革创新的前沿，有很多可能性和发展的空间，因此无论是政府主导的工作交流或是民间为主的参观考察，都将有益于广州学校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