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媒介话语权: 不同代际农民工面临的共同问题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和社会经济结构双重转型而出现的一个特定群体。在此群体内部，代际差异问题日益显著。在社会学学者提出的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概念基础上， “新生代农民工”一词逐渐被学界、公众和政府接受。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采取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相较于父辈，新生代农民工与乡村、城市、国家、资本之间的关系，有其自身鲜明特点。但是，在社会环境未发生结构性转变的情况下，不同代际的农民工依然会面临一些共同问题，话语权问题即是如此。
福柯的话语 － 权力理论显示，话语蕴含复杂权力关系--- “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
因而，话语权的实质指向是权力，是指传播主体能否自主表达利益、意见和思想，从而对其他个人或群体产生影响的能力。传媒是现代社会利益表达机制的重要构成，能否运用媒体尤其是大众媒体进行自主表达，直接关系利益能否表达以及表达是否充分，即媒介话语权是衡量话语权的核心指标之一，是传播主体在社会话语系统中实际地位的重要表征。
在转型期中国的社会话语系统中，限于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传统农民工群体在传媒中往往处于被排斥的境地，是一个失声的、被剥夺的、被边缘化的阶层。与之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媒介接触频率、媒介使用能力和媒介素养水平均有提升。相较于前者的 “整体性失语”，后者的媒介话语权处于何种状态? 如果依旧不容乐观，是否有可行的改善途径? 这是本文旨在探讨的核心问题。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我国职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话语权状况，不仅关乎该群体价值与尊严的实现，而且对维护社会的动态稳定至关重要。
二、新闻框架考察: 测量媒介话语权的一种方法
本研究试图通过考察新闻框架进行内容分析，以测量媒介话语权的状况。框架是 “位处特定历史、经济、政治坐标点的社会个体或团体达成其特定理解或意义所遵循的认识和话语的组织原则”。对于媒体而言，新闻框架是它们 “认知、诠释和呈现当中的稳固模型，也是选择、强调和排除的常用规则”。本研究选择 《工人日报》作为分析样本。
《工人日报》是中华全国总工会主持举办的报刊。在国内媒体中，该报对工人议题报道最为集中且具权威性。2011 年11 月6 日，《工人日报》开辟中央主流媒体首个 “农民工专刊”，其目标读者设为农民工，内容上则提出要 “随时反映农民工的心声，引导农民工正确表达自身的诉求和主张”。此项举措被认为是 “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切实维护农民工利益、更好为农民工服务推出的又一力举”。
本研究在 “中国重要报刊全文数据库”中选择样本，相关参数设定如下: “报纸来源”为《工人日报》; “时间”为2000 年1 月1 日至2013年 12 月 31 日; 为尽可能全面考察，以在 “全文”中出现 “新生代农民工”这一关键词为选项; 共得样本 402 篇。本文以消息和通讯为分析单位，剔除其他体裁文本，最终获得符合要求的新闻报道 319 篇，作为此次内容分析最终样本。
其中，2006 年 3 篇、2007 年 5 篇、2008 年 4 篇、2009 年 4 篇、2010 年 88 篇、2011 年 95 篇，2012 年 57 篇、2013 年 63 篇。
三、弱主体性表达: 新生代农民工媒介话语权的现实图景
研究发现，相较传统农民工群体的 “整体性失语”，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媒介话语权状况已有局部改善，但依然处于制度性的困境之中。
1. 报道主题
构建新闻框架的第一步是选择主题。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新闻媒体对主题的选择会限定受众的关注焦点。表 1 显示: “政策举措”、“劳资问题”、“教育培训”是 《工人日报》报道新生代农民工最为常见的主题，其报道比重分别为29. 8% 、 22. 3% 、 11. 0% ， 报 道 量 之 和 为63. 1% ，接近总量三分之二。 “城市融入”、 “精神文化生活”、 “日常生活”三类份量相对均衡，其报道比重分别为 7. 5%、7. 2%、6. 9%。“先进典型人物”报道比重为 5. 6%，在 12 个报道类目中，与 “其他问题”并居第 7 位。 “维权抗争”(1. 6%) 、“婚恋家庭” (1. 6%) ，尤其是 “政治参与” (0. 6%) 、 “违法犯罪” (0. 3%) 的报道量明显偏少，四者之和仅为 4. 1%。可见， 《工人日报》对报道主题的选择为当前政策议题所主导，未能按照不同主题的实际重要性进行更为合理的配置。
2. 消息来源
消息来源又称信源，是指新闻报道的线索提供者，包括组织和个人，通常被视为构建新闻框架的重要变项。信源问题关乎新闻生产的公正与客观，能反映出不同群体的媒介近用权享有状况，是衡量媒介话语权的一个重要指标。表 2 显示: “工会组织及其人员”所占比重最大(37. 6%) ，体现出《工人日报》作为工会系统机关报的特征。“党政机构及其人员”、同一篇报道中多个信息源地位相对均衡的“综合”状况、“新生代农民工”分居第二、三、四 位，其 比 重 分 别 为 21. 9%、16. 9%、9. 4%; “研究机构及其人员”的比重仅为 4. 4% ，在本研究所划分的 7 类信息源中居于倒数第二位。可见，消息来源分布很不均衡，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消息来源的比重有较大幅度的提升，但依然倾向于党政及组织机构。
3. 报道主角
报道主角通常是指在新闻报道中要直接或间接加以突出和表现的个人或组织，在本文中，是指在报道中出现并被突出、被引用的人，或者那些被报道所刻画、所描绘的人。表 3 显示: 在 7类报道主角中， “新生代农民工”居第二位，其比重为 24. 5%，接近总量四分之一。 “工会人士”、 “党政官员”分居第一、四位，其比重为36. 7% 、8. 8% ，二者之和为 45. 5% 。需要强调的是，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比重为 14. 1%，其中有相当比例的党政官员，只是媒体在 “两会”的参政议政时，更强调他们的这一重身份。
因而，“工会人士”和 “党政官员”的实际比重之和超过总量一半，是 “新生代农民工”的两倍有余; 更何况，前二者总体数量远小于后者。概言之，在关于新生代农民工报道中，党政和组织机构人士依然是绝对的报道主角，其媒介话语权的强势地位突显无疑。
4. 话语引述
新闻报道中对特定群体对话语引述，是衡量该群体媒介话语权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直接反映了该群体的媒介近用和利益表达的实际状况。
表 4 显示: 绝大部分新闻报道是 “无话语引述”，比重达 64. 6%; 而存在话语引述的报道中， “正面/满意”、 “中性/无明显的倾向”、 “负面/不满”三类话语，其比重分别为 15. 7%、11. 0%、8. 8% 。超过总量五分之三的报道 “无话语引述”，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缺乏近用媒介表达意见的机会; “负面/不满”话语往往反映了改善现状的迫切诉求，而 “正面/满意”和 “中性/无明显倾向”的话语共占 26. 7%，是其三倍有余。
这说明他们利益表达的空间和力度皆有限，因为通常 “负面/不满”话语才会引发关注，从而实现利益表达效果。
在当前社会话语系统中，女性往往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表 5 显示: 绝大多数新闻报道中无男性或女性的话语引述， “两者均无”的比重达64. 6% ; 而存在话语引述的报道中，少数性别“无法判断”，其比重为 3. 4%， “只引男性”、“只引女性”、 “两者皆引” 的比重分别为16. 0% 、5. 3% 、10. 9% 。 因而，26. 9% 的报道引述了男性话语，16. 2% 的报道引述了女性话语，前者为后者的 1. 66 倍。此外，本研究还具体统计了话语引述人次: 在 113 篇存在话语引述的报道中，共引述了 240 人次。其中，除性别“无法判断”23 人次，男性 154 人次，占总数的64. 1% ; 女性 63 人次，占总数的 26. 2% ，仅为男性人次的五分之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男女比例较为均衡，女性比例达到 40. 8%。
由此可以判断: 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话语权存在性别失衡状况，在一个相对弱势的群体中，女性处于更弱势地位。
上述分析显示: 报道主题方面，政策议题主导了媒体的选择，以致 “维权抗争”、 “政治参与”等反映社会冲突、公共治理的主题远离其视界。消息来源方面，则呈现出 “标准化”现象---倾向于使用相对固定的精英信源，使得 “工会组织及其人员”和 “党政机关及其人员”成为最主要的消息来源。报道主角方面，亦是相应现象，以致党政和组织机构人士的实际比重超过本应是绝对主角的 “新生代农民工”。话语引述方面， “无话语引述”和 “正面/满意”话语占据绝对多数; 存在话语引述的报道中，无论从所占报道比重还是具体引述人次看，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失衡状况。概言之， 《工人日报》对新生代农民工报道，其新闻架构中组织主导倾向明显，相当程度消解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地位，以及遮蔽了他们作为人的主体性，以至于该群体的媒介话语权，整体呈现出 “弱主体性表达”的图景。
四、提升传播主体性: 新生代农民工媒介话语权的发展路径
媒介话语权是个人或群体运用媒体自主表达其利益、意见和思想，从而对其他个人或群体产生影响的能力。能否实现 “主体性表达”是衡量媒介话语权的一项重要指标。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话语权状况为 “弱主体性表达”，简言之是指他们难以自主、能动地表达其利益、意见和思想。 《工人日报》作为理论上工人群体的喉舌，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报道，从主题分布、报道来源、消息来源、话语引述诸方面进行考察，依然难如人意，遑论其他一般机关类媒体和绝大多数的都市类媒体。
此处，本研究提出 “主体性表达”概念，旨在强调话语表达能够彰显主体地位、反映主体意识、体现能动关系。主体性是这一概念的核心。主体性是 “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和公民社会、公共性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思想史上出现的三个重要观念”。对个人全面发展而言，主体性问题也至关重要，表达“人对世界的能动关系”。
主体性与人的自由与解放具有内在一致性。人要成为其人，必须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主体性。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与传统农民工相比，他们外出务工的目的不再是单纯为了改善生活，呈现出由满足生存到寻求发展到转变，了解他们真实、具体的诉求将有利于解决问题。因而，发展他们的媒介话语权，使其能够自主、能动地进行表达，在媒介话语空间中实现从 “他者”到 “我群”的形象转变;更为重要的是，在关乎切身利益的公共政策问题中，能够进行有效参与。
发展媒介话语权的路径何在? 本研究主张: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传播主体性应是可行方向。
这一群体在本质上仍是处于信息传播活动边缘的弱势阶层，提升其传播主体性，根本在于增加他们的社会资本，即组织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拥有量，促使他们向 “有条件有能力接近或使用媒介的中间阶层”转化。实现这一转化，则有赖于破除既有的 “农民工生产体制”，使之能够享有平等的公民权。
英国社会学家 T. H. 马歇尔最早提出 “公民权”的概念--- “公民权是给予那些一个共同体的完全成员的一种地位 (status) ，所有拥有这种地位的人就这种地位所授予的权利和义务而言是平等的”。在他看来，公民权是一个权利复合体，包括民事权 (civil rights) 、政治权 (politicalrights) 、社会权 (social rights) 三个组成要素。
城乡二元体制使农民与城镇居民在公民权方面差距甚远，尤其是社会权，更具有差序性和歧视性，形成一种实质上的公民身份差序体制。作为都市里的异乡客，当前农民工群体的境遇，整体可视之为 “在城市中争取公民权”。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更是如此，他们对传统乡土社会已无归属感，融入城市社会的愿望强烈，期待能够成为“社区公民”，在社会福利和保障方面享有平等待遇; 在劳资关系问题上，其诉求由 “底线型”向“增长型”转变，即能在法定权利以外分享企业发展成果，期待能够成为 “企业公民”，有权就劳动条件和报酬问题进行商议。
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落实平等公民权和发展媒介话语权是一个互相关联的问题。历史经验显示，实现公民权的平等，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期间，应采取哪些具体措施以提升他们的传播主体性? 本研究基于理论和经验，提出三个建议。
首先，在有效保障表达权的基础上，政府部门应采取相关措施，把握媒介的公共性方向，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近用权。所谓 “媒介近用权”是指一般社会成员利用传播媒介阐述观点、发表言论以及开展各种社会和文化活动的权利，涉及政府、媒介和民众三个主体。从法学角度看，媒介近用权可视为 “表达渠道权”，关乎传播权益公平问题。工会组织更要积极作为，工会系统媒体除了专辟报道空间外，更要注重相关新闻框架构建，尽力在报道主题、消息来源、报道主角、话语引述等方面，增强这一群体的主体性表达。
其次，在政治和市场的双重因素作用下，当前中国媒体的新闻生产，整体上同时受到宣传逻辑和市场逻辑的制约，难以积极、能动地从主体性的角度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议题。但是，一部分期待有作为、有追求的媒体，应努力实践公共性，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性表达。为此，需在公民权视野下展开相关报道，即突破当下流行的 “生存论下的生存 － 经济叙事模式”，转向采用 “公民权视野下的身份 － 政治叙事模式”，以及采取相应策略突破党政主导框架，通过控制具体报道比重的方式，形成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党政机构、工会、企业、专家学者等众声共鸣的格局; 尤其在话语引述方面，需要改变目前以无话语引述和正面引述为主的状况，尽可能反映他们尤其是其中相对弱势的女性群体的真实诉求。
再次，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媒介素养水平，以使他们有意识、有能力利用传播媒介进行自主、能动地进行话语表达。 “媒介素养”包括个体从认识媒介、使用媒介到参与媒介的各种批判性反思、理解和行动能力。简言之，它不仅是指公众建立有关媒介社会角色的认知和理解，而且强调培育民主社会所必备的质疑和自我表达能力。媒介素养具有 “赋权”作用，能够增强人际沟通能力和媒介参与意向。
中国城乡教育差距甚多，尤其在中国向互联网大国迈进的同时，“数字化鸿沟”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城乡教育最严重的鸿沟之一。这深刻影响了众多农村子弟、打工子弟媒介素养水平，从而对其社会经济地位提升造成阻碍。对此，除了在基础教育中重视对媒介素养的培育，工会组织、劳工社团等机构应积极开展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素养培训，增强其认知和使用媒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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