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构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社会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为核心价值导向的助人自助的服务活动，也是一门学科专业、一门职业，是确保现代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制度。专业社会工作源于1820年代初的西方社会，是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引发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的，其发展的过程就是西方社会出现和解决其不同发展时期不同社会问题的过程。
由于中国社会工作整体起步较晚，与港澳台地区以及国外发达国家相比，还存有巨大差距。然而，在社会转型加剧、社会建设任务紧迫的时期，为帮助弱势群体增强社会适应能力，促进他们正常参与社会生活，提高他们自我发展能力，从而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并最终实现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迫切需要中国社会工作加快发展以回应社会的需要。2006年10月，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第一次被中共中央文件提及。
2010年6月中国政府提出10年后要培养出约300万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社工人才队伍的目标。很显然，加快社会工作专业教育，造就职业化、专业化的社会工作队伍，推进社区社会工作开展，不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转型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发展中国公民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的重要课题。
然而，加快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还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以及解决多种问题。因为源于西方的社会工作移入到中国社会要面临一系列困难。除了上文论及的中国社会工作起步晚外，如何构建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工作理论便是我们遇到的首要问题。
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务必然是其所处环境的产物，也必然深受其所处环境的影响。因此，社会工作必须面对中西方历史与文化的差异、东西部历史与文化的差异、港台地区经验与西部民族地区实际情况等多样化的差异，必须面临着本土化的课题和难题。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是指产生于国外或其他地区的社会工作理论与经验进入某一国家或地区主动发生变化以适应地方的过程。
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专门助人的专业和一种职业，本身实践性就很强，当我们引入社会工作并在中国场域下应用时，本土化也就开始了，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选择与调适的过程。中国在社会工作实务过程中要思考对外国社会工作的理论体系和方法技巧抱有怎样的态度，如何解释外国学者建构的社会工作话语体系，在尊重地方文化、经济、政治等前提下，摆脱西方“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制约，构建出本土文化体系和社会制度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理论、知识和实务体系。
社会工作的“个别化”原则要求社会工作实务也不能完全按照西方的模式，而忽略中国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情。正如美国学者迈克尔·佩恩指出的：“社会工作十分复杂，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社会工作，我们只能置于特定的文化和环境中对其加以理解”.社会工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就要用中国社会的地方性知识去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因此，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所面临的重要和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与方法，立足本国实际，提炼和总结我们的本土经验，逐渐构建起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
二、城市回族社区：建构本土特色社会工作的典型场域
近年来，有关社会工作本土化问题，是中国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 （诸如社会工作价值观、理论和实务以及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等） 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取得了可观成果。但是，目前的探讨尚未涉及到不同社会群体的本体研究，没有面对具体的场域。毕竟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在中国社会大场域下，有许许多多各具特色的亚场域，有着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因此，我们选择城市回族社区作为建构本土特色社会工作的典型场域，对本土经验的积累、加快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本土化的进程，不失为一次有意义的探索。
场域 （field） 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 提出的一个概念，特指在现代化的高度分化的社会中构成整个社会世界的一个个“社会小世界”,它是有一定文化特征因素在其中作用且而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有自己的惯习 （即一种内化的结构，它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如乡规民约、社区传统等）。场域与惯习是相互关联的，一个社会存在着许多相对独立的亚场域，也就有相应的独特的惯习。这种场域性的独特的惯习其实就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里福德·格尔茨 （CliffodGeertz） 所阐述的“地方性知识” （local knowledge）。因此，如果我们要对不同的社会亚场域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就应考察亚场域的差异性，同时还要了解不同惯习的场域独特性，以揭示场域与惯习之间“合拍性”之内在逻辑。
这一点与社会工作的“人在情境中”理论的要义相一致。用场域理论来分析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场域-惯习”论内含的“地方性知识”理念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地方社会的差异性。如城市社会是一个场域，即城市场域，在中国社会中，它既是社会大场域中的一个子场域 （相对于乡村场域等），本身又由相对分离的亚场域 （即社区场域） 组成。社区场域是社会行动者在一定的社区结构 （生态空间、制度、文化等） 约束下持续互动的过程，它既是社会行动的产物，又构成社会行动的背景性因素。社区场域是历史的、变动的，相应的，其惯习也是动态的、开放的。每个社区场域都有其特殊性，都具有“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有其“地方性知识”.场域理论说明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困难和阻力，也说明在基督教文化场域和西方社会制度中产生的社会工作惯习不能简单地搬到中国的场域中，否则会“水土不服”,必须经由与中国具体的社区场域的“地方性知识”的互动与融合，累积本土经验，才能“如鱼得水”,最终建构起本土特色的社会工作。以场域为视角，我们能够寻找到一个较好的分析框架。
将城市回族社区作为构建中国本土特色社会工作的典型场域主要基于三方面的考虑：
其一，回族社区在全国各大中城市都有分布，是城市中影响最大的民族社区。据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统计，全国回族人口有1058 6087人，主要分布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和甘肃、青海、新疆、河南、山东等省区以及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居住特点。回族是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少数民族，城市回族社区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的兰州、银川、西安、西宁、乌鲁木齐等地，在中东部的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汉、开封、昆明、杭州、安庆等地均有分布。
其二，回族社区是城市社会中特色鲜明的社区。传统回族社区的空间构成以清真寺为中心，文化构成以伊斯兰文化为核心，社区主体大都是世居人口。随着社会的开放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传统的围绕清真寺聚居的回族寺坊社区逐渐趋于解体，从聚居型社区走向散居型社区已成为城市回族社区居住格局的新趋向。原来的地理集聚型社区已为新的心理集聚型的“虚拟社区”所取代。如深圳原本是一个小渔村，近20多年来，大批穆斯林人口涌入该市，分散居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虽然无法像西北传统的穆斯林社区那样，但是通过网络这一载体，传播伊斯兰教的共同信仰，构建了虚拟的“哲玛提” （教坊、社区）。同时，在城镇化进程加速和异质文化的冲击下，城市传统回族社区积极应对外来的压力实现职能转变。随着大量流动人口的涌入，他们作为一种新鲜血液充分补充而进入了城市回族社区，增加了社区的宗教氛围。清真寺不仅成为信仰伊斯兰教少数民族群众的重要宗教活动场所，事实上也成为外来少数民族人口进行思想交流、融洽关系、情感支持的重要社会活动场所，这均彰显了回族社区的凝聚力和伊斯兰文化的适应能力。
其三，城市回族社区发展新问题的出现与解决。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回族社区建设取得明显成效，但也产生了不少新问题，如回族文化的保留与发展问题、社区居民的利益保护问题、社区民族关系问题、因大量流动人口引发的各种问题、居民的心理震撼与调适等。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亟需专业社会工作的介入并与传统的本土的社会工作互动。因此，从现实需要和未来发展趋势看，社会工作介入已成为城市回族社区发展的新动力和新模式。
三、城市回族社区场域中伊斯兰教价值伦理与社会工作价值观的互动
社会工作价值观 （values） 是社会工作者所持有的助人观念，包括对助人活动的看法和对自己及受助者的看法，其价值追求是利他主义，它是社会工作的灵魂。价值观对社会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任何社会工作的开展都是在一定价值观的基础上进行的，它对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务都发挥了指向性作用。因此，当下中国社会工作实践面临和需要不断探索的一个重大课题就是本土化社会工作核心价值观的建构。
工业化、市场经济等在欧美的推进，导致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出现了各种社会问题，这是社会工作产生的基本的时代背景。从文化而言，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工作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和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代表着西方社会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即无处不在的基督教文化成就了社会工作。左鹏通过考察社会工作发展的历程，发现基督教伦理在其价值观变迁的每一阶段都起了重要的决定作用，指出社会工作价值观中已深深蕴含了“爱”、“施”、“救赎”等基督教伦理的核心内容，并对社会工作的内容和目标起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那么，在没有基督教伦理作为民族文化底蕴的中国，尤其像回族这样的以伊斯兰教文化为核心民族社区，社会工作价值观将如何深入呢？
一般说来，源于基督教伦理的社会工作价值观要想在回族社区这样的文化场域中得到顺利推行和发展，就必然有一个与伊斯兰教为核心的社区文化的互动、融合，进而实现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为此，必须着力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要遵循社会工作普遍认同的价值体系。社会工作虽然受到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制约，但是，作为一种专业的本质属性，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是具有相对独立性和普遍意义的。
社会工作是一门科学的职业，它在解决人类共通的问题上可以跨越民族和文化的边界。因此，掌握社会工作的国际通则，承认社会工作中某些核心价值的普遍性，借鉴和吸收发达国家社会工作价值体系，是建构本土特色社会工作的前提。第二，在人类多元主义的视野下充分领悟城市回族社区的独特惯习，对其丰富的地方性知识给予理解和尊重，这是社会工作能够在该场域“如鱼得水”的基本要求。第三，要找准实现伊斯兰教伦理与社会工作价值观互动与融合的契合点。任何宗教都是极力劝导世人行善积德的，都对现实中的恶行与罪孽进行大量的批判，特别强调为善成义，有使人自觉为善成义的说教，并有使人为善成义的戒律。就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来说，虽说其教义不同，但都具有系统的伦理道德体系，都以善为最高伦理范畴，并将扬善抑恶作为其信仰最根本的义务和行为准则，也就是一般的处世原则。这是伊斯兰教伦理与社会工作价值观能够互动的基础。具体来说，首先，社会工作的基本价值是“爱”,助人是其职业特质，有一颗爱人之心，才能实现助人。而伊斯兰教宣扬的“仁爱思想”也是其基本的价值观，并通过以纳天课为主的活动而得到践行。其次，社会工作价值观所蕴含的理念、态度及行为规范是建立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和人类基本需求的满足等基础上的。而公平正义正是伊斯兰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在 《古兰经》 中有充分的体现，不仅贯穿于穆斯林实施“五功”的全过程，而且渗透于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中，如公平作交易、平等结兄弟、男女平等享有信教和继承遗产等权益。因此，可以说伊斯兰文化中所蕴涵的一些关于公平正义、利他主义等宗教伦理与社会工作价值观存在着较高的一致性，特别是那些伊斯兰社会福利思想对于本土化社会工作核心价值观的建构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四、结语
社会工作的一个基本工作原则是“人在情景中”,强调在特定的情景中认识、讨论和解决个体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社会中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特征愈趋显着。因此，尊重不同文化的差异，在特定的社区解决问题，就成为社会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在民族社区的助人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应以民族或族群为主线，充分注意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价值取向、生活方式等的差异，采取客观的立场并尽可能地了解案主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尤其是多元族群的问题，站在民族或多元族群的立场来分析问题。因此，在多元文化的视野下，了解城市社会中回族社区的文化特性，了解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了解他们的需求和问题所在，而这一点的前提是必须有一定的民族学宗教学知识积累，具有科学的民族观，在社会工作者的培养中对此应该予以高度重视。由此，才能形成视野更宽的整合的工作能力，才能更好地总结和提炼本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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