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伴随改革开放后城市化进程和全球化浪潮的日益加速，越来越多的本土少数民族和跨境族群集聚于中国城市生活，形成兼具商业功能和居住功能的多族群互嵌式社区。单一族群居住型社区向多族群混居型社区的转变不仅使城市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呈现多样化和精细化特征，也为传统社区社会工作的实务模式带来新的挑战。当前，我国城市多族群社区社会工作存在社区居民服务需求多样、族际文化观念与宗教信仰不同、本地族群接纳程度有限、多元化社工人才不足等现实境况。本文从生态系统理论出发，将典型的广州越秀区非裔黑人社区作为研究对象，聚焦于外来族群居民与社区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以此为基础探讨二者叠加效应下城市多族群社区社会工作的拓展诉求。通过创新社工服务的内容与形式、搭建民族文化社区交流平台、增强不同族群间的信任网络和注重培养多元化社工人才等途径，提升城市多族群社区社会工作服务能力，促进各族群成员的和谐共生。
关键词： 生态系统理论; 城市多族群社区; 社区社会工作; 和谐共生;
Abstract：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 and cross-border ethnic groups gather in domestic cities and form multi-ethnic communities with the function of both commerce and residenc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single-ethnic residential communities to ethnically mixed communities not only require social work agencies to offer more diversified and refined services for residents in urban communities,but also bring new challenges to the practical mode of traditional community social work.At present,the social work of urban multi-ethnic communities in China is facing some practical difficulties,such as diverse service demands of community residents,the differences of cultural concepts and religious beliefs in ethnic groups,inadequate social acceptance of local ethnic groups and the insufficiency of social workers of diversity. Based on the theory of ecological system,this article takes the typical community of African blacks in Yuexiu District of Guangzhou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sidents of foreign ethnic groups and the community environment,of which discusses the demand for promotion of social work in urban multi-ethnic communities under the superimposing effect. By innovating the content and form of social work services,building platforms for the exchanges of ethnic cultural in communities,strengthening the trust network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focusing on the cultivation of diverse social workers,the ability and level of social work services can be facilitated and the relationships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can be developed in urban multi-ethnic communities.
Keyword： ecological system theory; urban multi-ethnic community; community social work; promotion strategy;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在全球化、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城市化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吸引了越来越多来自西部的少数民族和来自世界各国的外籍人士到此生活、学习或经商。由于外来人口具有抱团而居的特点，因而在城市场域中形成了本土族群和跨境族群混居且商居一体的多族群互嵌式社区。多族群构成的社区居住格局不仅从侧面反映出城市的社会结构，也在经济利益、政治处境、历史源流、文化碰撞等因素相互交织的背景下影响着城市内各族群之间的关系。
广州凭借其独特的地理区位、繁荣的经济环境、包容的文化理念和舒适的气候条件，成为城市化进程与全球化浪潮下我国少数民族和外籍人士的主要流入地。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片区(包括下塘西路、童心路、小北路、小北花圈、麓景西路、麓景东路、麓景路、西胜街、宝汉直街等区域)的人口构成主要包括广州本地的汉族居民，来自中国西部新疆、青海、宁夏等省区的维吾尔族、回族、撒拉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居民，以及来自非洲、西亚、南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外籍人士，因此该地区成为越秀区乃至广州市外来人员多、少数民族和外国人混杂程度最高的区域[1]，并呈现出多样性、层次性、复杂性的特征。同时，由于环市东片区内的天秀大厦、国隆大厦、北秀大厦、秀山楼、越洋商贸城、泓汇商贸城等商业写
字楼和中非贸易城都兼具商业功能和居住功能，附近又是出租屋密集的“城中村”，因而登峰街道、洪桥街道、白云街道等所辖的部分社区成为人口流动频繁的多族群互嵌式社区。由此，城市多族群社区可以界定为不同族群成员以城市社区为空间边界聚集而成的比邻而守、交错而居的状态，其族群间的经济、社会、文化彼此交融。曾有学者指出，当多部落、多民族、多种族和多宗教共存于同一国度时，如何使其和睦相处是亘古至今最为复杂且敏感的世界性问题[2]。
族群关系的和谐是社会实现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促进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作为多族群社会的基本单元，城市多族群社区治理既是对社区各族群居民之间利益交汇点的再平衡，也是对社区内族际矛盾和“燃点”问题的再调解。然而，城市多族群社区中外来族群的文化适应问题、与本地族群的关系问题以及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问题使传统社区社会工作模式迎来新的难题。党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同时，“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在城市多族群互嵌式社区中开展社会工作既是社会工作拓展服务方式和领域的内在诉求，也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具体落实。城市多族群互嵌式社区社会工作不仅可以更好地促进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模式的完善，而且有助于解决不同族群混居状态下带来的社区问题。从传统社区社会工作的实务困境与城市多族群互嵌式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两个方面对开展城市多族群混居型社区社会工作的必要性展开讨论，并基于生态系统理论分析外来族群居民与其生活的社区环境之间的影响和联系，可以此进一步完善城市多族群社区社会工作，进而促进城市多族群社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和谐和推动中国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
二、生态系统理论与城市多族群互嵌式社区社会工作的联系
生态系统理论(Ecosystems Theory)又称为社会生态系统理论(Society Ecosystems Theory)，是基于社会学、系统学和生态学等相关领域知识碰撞融合而成的学说。早期的生态系统理论深受达尔文进化论中“适者生存”观念的影响[3]，而在后期的发展历程中又逐渐吸收了其他理论概念而使内涵愈加丰富。20世纪初，Mary Richmond和Jane Addams最早在慈善组织会社和睦邻组织运动中提出“人在情境中”和“社会处遇”的理论范式，并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应用于实践、加以推广，因此其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演进过程中起导向作用。20世纪80年代起，Germain和Gitterman等学者在整理前人关于生态系统理论观点的基础上构建了“生态模型”。该模型分析认为社会工作实务的核心要求是综合考虑受助者与其活动的场域，并关注个体和环境之间的联系和影响，尤其是生活经历、成长历程、社会空间、物理空间、生态资源分布等个体与环境之间的交互行为，进而从生活经历、环境特征、调和度等维度策划社会工作服务的内容与形式。同时，个体的不同需求可通过其与所处环境之间的交换行为而实现。现代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代表人物Charles H.Zastrow提出将个体的社会环境(包括家庭、机构、团体、社区等)视为社会性的生态系统。他认为，个人所处的由社会环境和物理环境所构成的生活环境可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即由各种相互关联的要素建构而成的功能性整体。[4]同时，该社会生态系统可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微观系统(Micro system)、中观系统(Mezzo system)、宏观系统(Macro system)。其中，微观系统是指身处社会生态环境中的个体，包含影响个人的社会、心理、生理等子系统。因此每个人都是一种社会的、心理的、生物的社会系统类型。中观系统是指对个人产生影响的小规模群体，包含家庭、职业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宏观系统是指相较于小规模群体更大的社会系统，包括文化、社区、习俗、制度、公共组织、公共机构等。在整个的社会生态系统中，个人行为和社会环境总是处于彼此联系和影响的状态。首先，微观系统中的个体活动浸染于中观系统如家庭成员、家庭环境、工作群体、单位氛围等情景之中，而个人行为也在交互过程中反作用于中观系统。同时，个人行为在社会环境的交流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受到宏观系统如社会文化、公共价值观、组织机构的影响，而个人行为也在不知不觉中对宏观系统产生反向影响。其中，宏观系统的思想观念和机构组织在开展社工实务时主导着受助者可利用或需要的资源和服务。由于社会生态环境中的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宏观系统彼此关联、互相影响，并且微观系统里生理的、精神的、社会的活动连接成为个体生活经验后对个人行为具有长期性影响，因此社会工作者需要在不同系统及其要素综合作用下的社会背景和生态环境中评估案主的行为。
生态系统理论注重个体、家庭、群体、社区、制度与相关社会环境之间融合的交互状态，并认为社会工作者应基于对个人与环境之间交互影响的总体考察，通过努力改善环境和创造条件有效地回应不同系统的需求。社会工作的实务目标是提升案主适应其生存环境的能力和促使环境更好地满足案主所需的资源和服务。这要求社会工作者基于个体和环境联系的视角探寻对个体行为产生作用的潜在因素并排除各个系统中限制服务对象发展的负面因素，进而借助优化后的环境满足个体需求和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因此，该理论为城市多族群社区社会工作研究提供了重要导向。所谓城市多族群社区社会工作，是指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方法帮助城市多族群混居型社区中的案主解决现实问题的服务活动，其服务对象主要为城市多族群互嵌式社区中的个人、家庭以及有共同问题或需求的小组、族群和社区。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附近的非裔黑人社区的族群构成十分复杂且来源多样，既有本地汉族居民和进城务工的少数民族，也有来自西亚、非洲的非裔黑人群体和来自南亚的外籍人士，因而将该区域作为研究对象具有典型性。外来族群在适应新的社会生态环境时所面临的问题不只有个体的差异需求，还有集体的共同需求。同时，在微观、中观、宏观等多层系统的综合作用下，个体的生存和发展都与每一层系统息息相关。因此，城市多族群社区社会工作不仅应以社区完整的生态系统体系为基础了解个体的具体情况并提供定制化的服务，进而帮助其解决社区融入困难，还应考虑外来族群的文化背景、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鸿沟以及本地居民的误解偏见和接纳程度，从而调和社区内不同族群成员间的冲突并推动社区的和谐发展。王思斌认为，社会工作介入社会治理的模式属于服务型治理，即以有效供应社会服务的方式推动社会治理。同时，社会工作的服务型治理具有思想理念优势、介入身份优势，以及密切联系群众、科学知识方法和目标取向优势。[5]可见，城市多族群社区社会工作不仅拓展了传统社区社会工作的实务内容和要求社会工作者具备更好的综合素质，还有助于推进社区原有治理模式的改变。因此，以生态系统视角深入认识城市多族群混居型社区内各族群与其所处环境之间叠加聚合的联系、影响和社会需求，可从更广阔和深入的视角为中国社会治理的创新和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三、城市多族群社区社会工作的现实难题
当前，经济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内外合力共同推动着大规模的跨国界、跨种族和跨地域、跨民族的人口流动，在此背景下形成的城市多族群互嵌型聚居区已成为普遍现象，这使单一族群居住型社区向多族群混居型社区过渡的阶段衍生出许多社会问题，传统社区社会工作的实务模式和服务能力既遭遇了挑战也迎来了机遇。社区生态系统内由于不同族群在文化传统、生活习惯、宗教信仰、语言表达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城市多族群社区的公共服务需求比传统的单一族群社区更具多样性和层次性，因此，发展城市多族群社区社会工作既是对传统社区社会工作拓展诉求的积极回应，也是规范社会秩序和构建和谐社区的必然要求。
(一)多族群服务需求难满足
明确社区需求是社会服务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基础，也是提升社区治理质量的保证。作为典型的城市多族群聚居区，广州越秀区小北路非裔黑人社区源于全球化浪潮中“自下而上”的跨国经济贸易纽带而兴于当地城市的包容文化、商贸传统和贸易交通，其非裔黑人居民呈现出多样性强和流动性大的特征。[6]非裔黑人群体通过宗教融合、地域融合、商业融合等方式逐渐在广州步入常住化阶段[7]，并与我国进入城区从事非农职业的少数民族、本地汉族居民比邻而居。作为不同族群的聚集点和交互点，城市多族群社区既是族际利益的交汇点，也是族际矛盾的集合点。由于社区生态系统中各族群在国籍来源、种族肤色、教育程度、职业岗位、薪酬水平、文化价值观等方面既有共同之处，也有较大差异，因此各族群成员对公共服务存在集体的共同性需求和个体的特殊性需求。其中，集体的共同性需求可分为两个层面，即社区层面和群体层面。就共同性需求而言，社区层面的需求是指促进城市多族群社区内各项事务顺利开展和保证各族群居民安居乐业的资源支持，如资金、人才、基础设施、生活环境等方面。群体层面的需求既指外来族群跨地域迁移的经济需求、发展需求和因语言文化异质性、宗教信仰差异性、国籍肤色特殊性而面临的融入需求，也指本地居民对城市多族群社区社会秩序的稳定需求和商贸活动的经济需求。就个体的特殊性需求而言，是指城市多族群社区每个成员因生活变迁、发展期望、社会空间、物理空间、资源获取能力等差异而产生的特殊性需求。可见，城市多族群社区居民对公共服务多样化和精细化的服务需求使传统的单一族群居住型社区社会工作服务体系亟待适应与调整。
(二)族际文化与信仰存差异
在城市多族群混居型社区中，外来族群不仅需要基于国籍、性别、年龄、阶层、职业等限定条件在迁入地环境中获得生存能力，还需要在文化语言、生活习俗、价值观念、宗教信仰上适度融合才能获得良好的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广州小北路非裔黑人社区既有本地汉族与本土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也有非洲、西亚、南亚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异域文化。同时，广州非裔黑人群体因来自非洲不同的国家而使用法语、葡语、英语等多种语言。不同国家、地域、种族、民族的人群可经由共同的宗教信仰得到整合，因此信奉伊斯兰教、天主教、新教、佛教的族群通过进行宗教仪式活动将拥有相同信仰的中国人、非裔黑人、西亚人、南亚人联系在一起。从宗教信仰而言，广州非裔黑人社区属于穆斯林社区，其中包括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和非裔穆斯林群体。[8]尽管该区域的宗教历史背景是帮助非裔黑人融入当地社会的优势之一，但由于我国与部分传统伊斯兰教国家实行的宗教规范不尽相同，其带来的行为差异也是引起误解或冲突的潜在因素。同时，中国并不是一个宗教氛围浓厚的国家，因而本地居民在与外来族群交往的过程中可能存在难以理解某些宗教行为的现象。总体而言，广州非裔黑人聚居区各族群居民因缺少深入且频繁的沟通互动而形成了本地居民和外来族群之间文化区隔的局面。因此，城市多族群社区社会工作需要从宏观层面的社区文化、中观层面的家庭环境、微观层面的个人情况等角度考虑个体与其所处环境的叠加效应，这需要社会工作者具备更强的综合能力和文化敏感性。
(三)本地族群接纳度仍有限
良好的社会交往不仅可促进社区成员之间的文化融合与心理认同，还可通过微观系统中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事件促使个体成长。广州非裔黑人社区的多族群特征表明了城市多族群社区治理的复杂性和挑战性，不同族群之间社会信任网络的脆弱性也不利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当前，城市多族群互嵌式社区的空间分布表现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征。虽然交错杂居的空间分布可避免外来族群的文化特性受到城市异质性的影响[9]，但是聚族而居的传统却造成了族际间文化交流的内卷化。尽管非裔黑人群体因国籍来源地的不同而存在内部差异，但特殊的生理特征往往在本地居民的眼中成为一个“被想象的共同体”。同时，语言鸿沟、文化差异、误解偏见以及西方影视作品和媒体新闻长期构建的负面形象等因素造成本地居民不愿与其接触和交流，从而使非裔黑人难以融入当地社区。此外，由于本土少数民族与本地汉族居民在地方语言、宗教信仰、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受教育程度等方面不尽相同，因而城市少数民族居民的交际范围也仅囿于同族成员之间，这导致城市多族群社区内族际社会信任网络难以具备整合社区各族群成员的力量。创新社区社会工作作为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重要手段，应以此为立足点，设计符合和谐社区建设要求的服务方案。
(四)多元化社工人才显不足
伴随中国国际化步伐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的纵深发展，城市将容纳越来越多跨地域、跨国界、跨族群的外来人口，这为原有的社区治理模式带来严峻挑战。同时，外来人口聚居的多族群社区逐渐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部分，这对社区社会工作的服务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和对多元化社会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所谓多元化社会工作者，指的是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专业素质与族群成分的多元化，其中专业素质包括多语言运用、创意策划、应急反应、文化敏感能力以及对法律法规的应用能力等。作为社会治理重要手段的社会工作是基于科学知识且以利他主义理念为导向，运用专业方法协助困难群体的服务活动[10]，因而在社会融入的过程中容易被外来族群接受和信任。此外，由于作为第三方组织的社会工作机构与政府部门不存在隶属层级关系，其角色地位在解决城市跨境族群社区问题中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城市多族群混居型社区多元的族群成分使该区域展现出文化异质性较强的特征，这促使城市多族群社区社会工作实务活动的创新需要以培养能力复合化和族群多元化的社工人才为核心动力。在国籍来源、历史传统、文化语言、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家庭教育等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外来族群与本地居民的思维模式和处事方式具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无论是从宏观层面处理城市多族群社区相关问题，还是从中观层面或微观层面帮助外来族群家庭或成员解决生活难题，社会工作者都难免遇到不能正确理解外来族群的问题和需求。此外，社会工作者缺乏文化敏感性也成为其在开展服务的过程中难以有效服务外来族群的重要因素。因此，培养多元化和复合型的社工人才是开展城市多族群社区社会工作的前提条件。
四、城市多族群社区社会工作的发展之路
社会工作在自身成长的过程中，其服务宗旨和工作方法对社区治理的正向功能已获得更多民众的认同和支持。生态系统理论强调社会生态环境中微观系统、中观系统、宏观系统之间的内在互动，社会工作在介入城市多族群社区治理时应立足于现有问题和各方需求，在充分发挥外来族群居民自身潜能与挖掘家庭、族群和社区优势资源的基础上推动社区治理和社会工作产生协同联动作用。同时，社会工作者需要将个体在生活中面临的困境置于社区整体环境空间中理解，并尝试在族际互动的交融点中寻找利益交汇点和调解矛盾集合点，从而实现城市多族群社区居民的和谐共生。
(一)转变社工服务的内容与形式
当前，我国城市多族群社区社会工作仍处在萌芽期，因国籍来源、文化差异、语言沟通、误解偏见而导致外来族群居民社区融入困难是城市多族群社区的特殊性所在，原有的公共服务活动已难以满足日渐增多的服务需求。在参与社区治理和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过程中，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决定其介入方式具有多样性和专业性，其中主要体现于城市多族群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城市多族群互嵌式社区的公共服务应通过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开展福利性社区服务、社会服务组织负责专业性社区服务和个案服务、非盈利机构提供公益性社区服务、志愿者组织开展社区义工服务以及私营组织供应市场化社区服务等运作模式[11]，为区域内各族群流动人口和常住人口提供内容丰富的服务项目，以更大程度地满足不同族群成员的个性化需求。同时，城市多族群社区社会服务组织不应局限于个案、小组、社区等旧有方法，而应以族群身份、服务需求、宗教信仰为导向解决案主的实际困难。例如，社区不仅可根据服务对象的国籍、族群身份、宗教信仰配备掌握相应语言和具有文化敏感性的社区志愿者和社会工作者，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还可为跨境族群和跨地域的少数民族提供住房信息、劳动就业、商贸信息、法律法规、语言学习、诊疗护理、交通线路、运动健身等不同类型的公共服务。同时，为使本地居民适应多族群混居型社区的快速转变，社会工作者可为社区成员搭建社区文化交流平台，加强不同族群之间的沟通和了解。城市多族群社区社会工作将逐渐在外来族群的经济效益需求与本地居民的和谐稳定需求的交汇点中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实务模式。
(二)搭建民族文化社区交流平台
在城市多族群互嵌式社区中，为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外来族群提供社工服务是社区公共服务转变过程中的重点问题，而其需要建立在尊重不同族群与各种文化的基础上。在人口流动、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的影响下，城市多族群社区中不同族群自身特有的文化传统正经历着文化重构的过程，但同时也是文化在新的社会生态环境中的创新与延续，使之能够更好地从社区层面融入到当地社会中。在城市多族群社区开展服务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需要理解不同族群的文化差异以及文化对个人行为和社会的显性影响与隐性影响，主动从国籍、种族、性别、年龄、婚姻、宗教信仰、政治观念等视角了解和分辨各族群间的文化鸿沟，成为区域内本地居民和外来族群成员之间沟通的桥梁。同时，社会工作者可通过选举社区外籍模范代表，开展外籍“模范商户”评选活动，发放多语言的社区宣传单和资料，举办跨文化普及性讲座、国际美食节、服装和手工艺品展示、法律法规知识竞赛，庆祝民族传统节日等方式为社区各族群搭建文化交流平台，以此促进不同族群对彼此文化的了解和提升外来族群的社会形象，有效地缓解因文化差异而造成的文化冲突。
(三)增强不同族群间的信任网络
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以及族际信任是城市多族群社区描绘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蓝图的重要前提，也是城市多族群社区成员踊跃参与社区建设的基础条件。当社区内的外来族群居民把自己当成来去匆匆的过客，就会缺乏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当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各族群居民在社区中拥有了“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才可调动其改善社区的自然环境、物理环境和社会心理环境的主动性。同时，强大的族际社会信任网络既可推动不同族群的交流与融合，还可促进外来族群积极地为社区建设建言献策。城市多族群社区成员社会信任网络的强度集中体现为社区社会空间的广度和深度，并且其质量和数量由社区生态系统中微观层面的个体、中观层面的家庭和族群、宏观层面的制度和公共组织等多层系统之间的紧密状态所决定。因此，城市多族群社区社会工作不仅需要通过组织社区文体娱乐活动构建外来族群和本地居民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还需要为社区各族群居民建设一个长效化、常态化、网络化的多语种信息共享平台。伴随互联网时代的兴起，商户、楼栋、族群社团三个层级系统以网络为媒介成为社区组织网络结构中的节点，进而实现了社会网络与互联网的融合。社会工作者可借助微博、微信、QQ、论坛、贴吧等社交媒体在组织网络中定期展开社工服务、分享公共活动信息、传达建设实时动态与协同政府行政治理，由此促进邻里间的沟通交流并增强集体的凝聚力和认同感。
(四)培养多元化的社工人才队伍
城市多族群社区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城市化和全球化浪潮下的新兴产物，探索一条适合其发展的治理路径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由于城市多族群社区的人口构成涵盖了本地汉族居民、本土少数民族居民和跨境族群居民，因而社工服务提供者和社区义工应当具有一定的外语水平和文化敏感性。尽管在多语言社区中并不要求社会工作者掌握所有跨境族群居民的外语、少数民族居民的语言以及地方语言，但是社工机构可充分利用社区内外的资源优势，建立一支通晓多国语言和方言的志愿者队伍。社区志愿者不仅可来源于本地居民、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少数民族居民、当地开设外语专业的高校，还可招募通晓中文和多门外语的外籍人士。志愿者队伍根据不同的语种分设志愿小组，有效地为社区内各族群居民提供针对性的服务。同时，具备语言能力的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可在开展服务或帮助外来族群社区成员融入社区的过程中，主动吸纳外来族群社区成员成为社区志愿者。通过在旁协助其沟通和交流，社会工作者可与其共同参与社区建设活动和开展社区公共服务，更好地培养外来族群居民的社区责任感。此外，城市多族群社区的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应当在开展服务活动中注重提高自身的文化敏感性，即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保持宽容的态度和一定的同理心去尊重不同族群在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文化差异，并以换位思考的方式为受助者提供必要的帮助。同时，社会工作者需要注重积累丰富的民族文化知识，主动融入到外来族群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并与其建立起彼此信任的良好关系。因此，具有居间联系作用的社会工作者可以串连起社区、社会服务机构和各族群居民之间的交流互动，从而提高社区治理的水平与推动和谐社区的繁荣进步。
五、结语
历史与现实的经验表明，城市是不同族群接触和交往的重要场域，其族群关系不仅是引起族群矛盾的内在诱因，还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风险。作为城市基层单位，社区是矛盾问题和社会风险的缓冲地带。城市多族群互嵌式社区的治理不仅是提升族际关系质量与保证区域稳定和谐的主要途径，也是我国“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促进各族群民心相通的战略选择。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信念和实务方法体现了其独具一格的柔性特质，因而这一特性也成为了社会工作介入城市多族群社区治理和服务的天然优势。面对全球化、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流动频繁、族群构成多样、文化背景多元和混居社区异质等挑战，当前我国城市多族群社区社会工作难以满足社区各族群居民的服务需求，包括集体的共同性需求和个体的特殊性需求。同时，由于族际文化观念与宗教信仰不同、本地族群接纳程度有限以及多元化社会工作人才不足、文化敏感性的缺乏成为限制城市多族群社区社会工作发展的主要症结。为此，社会工作者需要将来自不同族群的个体置于社区整体系统的空间环境和文化环境中理解，并通过多元化的服务供给主体和工作方法提供相应服务。同时，为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外来族群搭建民族文化社区交流平台，以交流互动的方式增强不同族群间的信任网络。在构建城市多族群社区社工人才队伍时，注重培养具有一定外语水平和文化敏感性的社会工作者和社区志愿者，并主动吸纳通晓中文和多门语言的外来族群居民，进而从族群构成上丰富和壮大志愿者队伍。简而言之，社会工作参与城市多族群社区治理是未来城市多族群社区治理的重要方向，而“文化—服务”将是城市多族群社区社会工作发展的基本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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