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计量经济学的逻辑缺陷研究(4)

例如，杰文斯既是一个经济学家又是一个逻辑学家，同时又在经验科学和统计科学领域作了重要探索，《太阳周期与谷物价格》和《煤炭问题》等都涉及对数据的分析和解释。事实上，杰文斯也长期以统计学家的身份被列入史册，凯恩斯就指出，杰文斯的归纳研究标志着“经济科学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但是，尽管杰文斯的第一部着作《煤炭问题》为他赢得了声誉，但这实际上也是一部属于杞人忧天和马尔萨斯主义的着作：该书估计了英国煤炭的现有储量和煤炭消费的增长率，认为需求将持续增长而煤炭储备量却将日益衰竭，结果只能导致煤价急剧上涨和英国经济增长的停止。正是基于杰文斯的研究，一时间关于行将到来的煤炭短缺的故事充斥了英国的各家报纸，一个专门调查该问题的皇家煤炭委员会也宣告成立。然而，尽管杰文斯估计到1961 年时英国的煤炭消费量将达到 26.07 亿吨，但1962 年英国实际使用的煤炭数量却只有 1.92 亿吨；究其原因在于，杰文斯没有预见到煤的替代品的发展，如石油、天然气、水力发电等。除此之外，杰文斯也因担心稿纸短缺而买了一大堆稿纸，以至于他死了 50 年后，他的子孙们也没有把它用完[14].
　　
　　再如，作为美国计量经济学会的第一任会长以及经济学会和统计学会会长，费雪在 20 世纪 20 年代曾被称为“华尔街的先知”.但是，基于肯定性理性的乐观主义，费雪看不到经济繁荣背后的问题，不仅在 1929 年股票市场崩溃的前一周还坚信华尔街的股价踏上了“永久的高原”,而且紧接着经济崩溃后也仍相信华尔街的衰败不会持续时间太长；因此，他大量买进股票，以致所有的投资都被低迷的市场彻底吞没，最终以负债累累淡出了公众视野。为此，赵峰评论说，“费雪最初成为百万富翁依靠的是技术发明而不是经济学，但他最终的失败却与他的经济学有一定关联。”[15]同样，默顿和斯科尔斯利用其期权定价公式来炒买炒卖各国债券，却无法预见 1997 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而导致长期投资公司的破产；究其原因，他们发明的期权定价公式基于历史数据而将德国债券与意大利债券的价格变动视为正相关，但金融危机的爆发却使得两国债券价格变成了负相关。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现代主流经济学基于计量分析所得出结论的局限性，不能简单地运用于对现实实践的指导和对经济发展的预测。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就感慨地说，经济学家首先是个数学家，他主要是对数学模式有兴趣，对昨天的数据有兴趣，但让一个对昨天有兴趣的人去判断未来却是悲哀的；因此，企业家不要听经济学家的话，否则就死掉一半了[16].
　　
　　第三，即使计量分析强化了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的逻辑联系，但它也不能打通从实然到应然之间的鸿沟，从而无法从中获取政策建议。究其原因，描述现状的实证分析仅仅给出了“是什么”,而政策建议则必须给出“应该是什么”,从“是什么”是得不出“应该是什么”的。同时，实证分析发现的现状往往并非合理，以此来指导实践只会进一步强化这种不合理。譬如，我们在计量分析企业治理时，发现政商关系对企业发展影响很大，那么，我们由此可以得出企业应该加大政商关系的投资吗？事实上，政商关系往往成为腐败之源，是导致社会资源浪费和制度成本飙升的重要方面。同样，我们在计量分析地区经济发展时，发现官员调动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正相关，那么我们就可以鼓吹官员流动吗？事实上，官员流动过快往往会导致竭泽而渔地提高GDP,甚至还会出现商人跟着官员走的现状。在很大程度上，现代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凭借实证分析来提供政策建议，根本上就在于它潜含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先验价值观，以所谓的自然秩序、市场竞争作为“应然”标准，根据自然界的“物竞天择”原理来为社会竞争的结果进行辩护；这些结果，就不仅合理化了实证结果，而且以实证分析来为现实制度和强者行为辩护。
　　
　　可见，尽管流行的应用计量经济学强调通过对社会经济规律的揭示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来指导社会实践，但实际上，不仅其中包含了无法克服的逻辑缺陷，而且历史实践的成效也并不好。究其原因，尽管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方法论为自然科学和科学哲学所推崇，但它在生活世界和社会科学中远没有在自然科学那样适用：一是与自然现象的1的常量，人的意志、知识、价值观和社会关系等总是在变化；二是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不同，“黑天鹅”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往往起到关键作用，经济科学也被这些罕见和极端的事件所主宰。因此，运用计量分析工具来揭示社会经济规律，并以此来预测未来事件和指导社会实践，就必然会存在无法克服的缺陷。相应地，在进行使用计量模型分析时，就应该持有两个基本注意点：一是不能简单地依据统计规律来预测未来，因为未来很可能因新事件的出现而产生变化；二是不能简单地依据统计规律来指导实践，因为这很可能因与现实相脱节而造成灾难。不幸的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恰恰将经济学等同于自然科学，并基于理性模型进行计量分析，从而就必然发现不了那些由偶发性事件作用而产生的经济危机，无法发现现实世界的问题，更不要说由此给出合理的政策建议了。
　　
　　四、现象解释不足取
　　
　　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基于计量实证的事件预测和政策应用都出现了严重问题，这导致纯“理论”经济学家对应用政策的兴趣顿时锐减；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目标定位又出现了转向：不再期望基于实证分析提供精确的预测或有效的政策，而是提供一种“客观”的解释。结果，实证经济学日益蜕变为一门解释性的学说。问题是，计量实证对经济现象的分析可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