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汉小篆
继承西周文字的主要是秦。秦灭六国，为了便于大一统国家的治理，实行书同文政策。《说文解字·叙》说到，孔子之后，分为七国，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秦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按，李斯当时还没有出任丞相）。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许慎认为小篆是从史籀大篆中省改而来的，而《汉书·艺文志》只称“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客观地指出小篆与大篆不同，却没有说明两者的联系。
《史籀篇》未必专用于西方秦土，但秦文字与史籀大篆颇多相近，与其他六国相去较远，却也是不争的事实。秦小篆在史籀大篆那样的基础上逐渐深化而来，或省或改，恐怕与事实较为接近。
保存至今的秦小篆主要有泰山石刻、琅琊台石刻（这两种是原石原刻，其他如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均是后人所刻，与原石原刻有较大差异，但强化了秦刻石的装饰性和制作性）以及权量诏版等。存世诏版的文辞都是相同的，“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这是政府诏令，与秦始皇刻石一样，理应是当时的标准文字，但两者的书写风格并不一致。诏版笔画方折，转笔处有空连不搭接的地方，而刻石并不如此。诏版的字形不完全端正，有欹侧歪斜的，字形大小也不一致，而刻石的字形完全端正，横平竖直，左右均衡，笔画分布均匀，字形大小一致，体现的是高超的制作美感而不是书写美感。看起来，秦始皇石刻有明显的装饰美化之处，与实用书写有一定的差异。后来的小篆创作大体上带有这类装饰美化的痕迹，以小篆为主体的文字装饰表现得尤其明显。
到了汉代，隶书普遍推行，小篆的使用机会不多。传世的汉篆主要见于石刻，如祀三公山碑、袁安碑、袁敞碑以及嵩山三阙铭文等，与《说文解字》相比较，结体字法多有出入，甚至存在着讹误的现象。
至于汉碑篆额，如《张迁碑额》则明显带有纯美化的意味。这说明，汉篆已经相当程度成为了一种古文字，人们多少有些陌生了。但是，小篆字形一般讲究上下左右对称，笔画的书写意味比描画意味少，仍带有大篆的部分痕迹，因而在实用书写之外转而在装饰领域内大显身手，如汉瓦当文字、砖铭文字以及篆刻等，出现了不少设计精妙、装饰华美的作品。除接近正统小篆的作品之外，春秋战国时期流行的鸟虫篆仍在使用，如西汉满城铜壶错金银文字、秦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秦印“王莫书”、西汉“武意”、秦瓦当“永受嘉福”等，将笔画扭曲成卷云状，偶有鱼虫等具像实物。满城铜壶文字的曲线尤为流美，与战国秦汉代装饰纹样中常见的“楚草纹”同出一辙。
二、今文字形体与装饰美化
文字总是朝着更易于辨识和更易于书写两方面发展演变的，在今天看来，古文字阶段那些亦图亦字的做法带有特别的美感，这种美感中包括了许多深邃文化的自豪感和贴近原始的亲切感。现今通行的方块汉字，早已丧失了象形性，比如简化字的“虎”或“鸟”,在脱离汉文化环境的观察者眼中，恐怕不会再现虎或鸟的生动形象。而在我们眼中却常会出现，是出于文化和历史的暗示，而不是现今方块字的点横撇捺等外在造型因素所赋予的。
（一）隶书
隶书常见于汉碑，但这是成熟时期的典型字形。更早些的隶分见于战国、秦汉的简帛之中，保留了较多的篆引笔法和籀篆字形，形体或长或方，不像汉碑那样的整齐划一。分隶简帛与秦汉小篆的使用时期基本并行，因而，隶书实际上是从大篆中分化出来的。小篆也是在大篆的基础上省改而成的，保留了大篆的基本体势和篆引笔法，加以庄重化处理；而分隶则是追求书写迅速的产物，起初是使用于下层佐史文牍的，后来加以规整而成。据《说文·叙》说，隶书是秦书八体之一和汉书六体之一，实际上是与小篆并行的，但使用场合有所不同。汉碑隶书字形方正平直，已不再是简牍书写草率的模样了。所谓“蚕头燕尾”的波画，无疑是美术化的表现，在整饬中寓有飞动之美。
（二）章草
简帛分隶原是篆书的快捷写法，惟书写和缓的发展成日后的汉碑字形，书写得更加快速的发展为日后的草书。草书是相对于正体来说的一种草率的写法，草书的“草”,即草率之意。草率的写法是从文字史的一开始就存在的，但作为一种字体名称，是从东汉才出现的，许慎在《说文叙》里说“汉兴有草书”,这个“汉”应该是指的“东汉”,因为秦书八体、西汉八体、新莽六体都没有涉及草书。一般认为草书有章草、小草和大草之别，章草形成的年代最早。章草的典型面貌可参见松江本《急就章》拓本、史孝山《出师颂》以及明代宋克《急就章》等。章草字字独立，主笔常作隶书式的“燕尾”飞起。关于章草的“章”,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古人多以为与汉章帝有关，《淳化阁帖》中有汉章帝名下的章草《千字文》片断。我们的看法是，典型面貌的章草，实际上也是经过整理修饰的草体写法。章，法规。《诗·大雅·抑》：“夙兴夜寐，洒扫庭内，雅民之章。”郑玄笺：
“章，文章法度也。”《国语·周语中》：“余何敢以私劳变前之大章，以忝天下。”俞樾平议：“大章，犹大法也。谓以私劳变前人之大法也。”章草，即有法规的草书1.章草在小草、大草兴起之后，历代研习者甚少，纵观各类作品，似乎都不足以用“古雅”二字来品评。
章草的燕尾笔法，实际上与分隶字体的主笔一样，都带有装饰美化的成分。这种美化对于日常书写记录来讲，形同连赘，并不实用，故很少使用这种字体。章草的波画常被省略，形成所谓的“小草”.或者说，小草实际上延用了章草被规整美化之前的基本的手书形态。“小草”以书圣王羲之最为知名，传世名帖较多。“狂草”也称“大草”,唐代的颠张醉素，堪称冠绝古今，字与字之间连绵不绝，有两三个连为一体的，有一字似作两字者，极难辨识，是一种纯艺术的书法字体，很少有实用价值，较少出现在日常文书之中。由于特色明显，也常被近现代的设计者引入设计中，作为颇具中国古代文化特色的设计元素。
（三）行书
所谓行书，是东汉后期以后直至今日的通行手写字体，比楷书快捷、比草书字端正，书写相对较快，也容易辨识。介于草书和正体字之间，本是由正体字在日常应用中笔划连写或小有变异而形成的，既便于书写，又不象草书的难于辨认，所以宜于通行。从汉代至今，行书随着正体字的发展，而在体势、笔意上有所变化，成为适应性最强、应用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的书体。《宣和书谱·行书叙论》说：
“自隶法扫地而真几于拘，草几于放，介乎两间者，行书有焉。于是兼真则谓之真行，兼草则谓之行书。”“真行”与“行书”的划分，只是缺乏严格标准的约略分类。
在书法创作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行书大家，一般把行书与草书结合起来，称为“行草”.这类书体几乎没有装饰美感。但古人常常将行书、行草夹杂在装饰感和工艺感较强的作品之中，能有效地起到调节气氛的作用。
（四）楷书
楷书一般认为形成于东汉后期与魏晋之际，是删除分隶字形的“蚕头燕尾”,快速书写，朝着端正的方向，逐步发展起来的。在楷书发展过程中，在南北朝隋唐的成就极高，只是南北朝时期没有留下专擅楷书的大家姓名，有事实行实可考的楷书大家都是唐代的，最知名的推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三大家。颜字以正面示人，中宫疏朗，撑满四周，笔力凝朴，如铁犁吃入大地，自有庄伟宽博之感，着名作品有《颜家庙碑》、《东方朔画赞碑》、《大唐中兴颂》及《麻姑仙坛记》等。柳字结字稍显欹侧，较颜字多现风姿，而极善修饰点画，运笔顿挫波折，劲力圆足而矜练整括，法度之严为历代之冠，传世碑刻有《玄秘塔碑》、《神策军碑》等。唐楷自颜柳始立，通常把笔画多寡悬殊的文字处理得一律大小，尤其是柳体，几乎每一点画，都不忘修饰，实际上是悖于书写和艺术的，因而，颜柳固然可以作为练字的入门阶段，却极难出入脱化成家的。唐以后的楷书大家虽少，但楷书作为主要的实用书体的地位，一直没有任何改变。
在楷书发展到今日的二千年历史中，魏碑刻石和印刷刻版是较有装饰美感的两种类型。
“魏碑”是清朝后期金石学家和书法家共同使用的一个专业名词，有狭义、广义之别。狭义的魏碑原专指北魏《张猛龙碑》和龙门《杨大眼造像》之类的刀刻方笔字体，后泛指北朝时期的各种刻石文字。就《杨大眼造像》（图 5）而言，这是龙门石窟北魏古阳洞中的一方造像题记，记录了杨大眼造像的经历始末。古阳洞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的国家级的重点建设工程，杨大眼则是孝文帝的心腹爱将。这样讲，是想说明杨大眼造像记绝不会苟且粗糙、草草了事的。刻石以手写字形为基础，所有的笔画外形都有处理成刀凿斧砍的方折坚硬的外形，所谓的波曲基本被取消。
在墨拓中，这些威重的字体在石花星点中，显现出一种奇特的美感。龙门二十品之中的惟一的阳刻《始平公造像》对这种字体的表现也很明显（图 6），清人师碑热情很高，竭力想用柔翰摸拟坚刀，结果证明是费力不讨好的，这也说明书法和装饰之间是存在差异的。
印刷是古代的一项重大发明，至宋代已较为广泛地运用于书籍印刷，逐步形成了一种专用的宋版字，或称宋体字。就目前资料来看，典型的宋版字，宋代偶尔一见，明代较多，是在清代才成为印刷字体的经典式样被广泛使用的（图 7）。从古籍版刻、铜铅活字，直到现在的电脑宋体字库，表明这种字体的强大生命力。这种字体的装饰性是不言而喻的，至今仍是各种设计院系的基础课程，也是各种技法书籍谈论的重点话题。宋体字的出现成为我国文字美化史上的转折点，它是以传统书法为基础的古典汉字美学和以工艺技术为依托的新汉字美学分界线。宋体字的产生完成了汉字装饰美化发展过程中从古典书写形式到现代技术形式的嬗变，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图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