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迁碑》全称为《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东汉灵帝中平三年 (186) 立。碑阳隶书镌刻的是宣扬张迁和祖先同执谷城时的政绩,碑阴刻捐资者姓名与所捐钱数。
一
1979年东平县文化馆长吴澄航先生在《张迁碑简介》一文中介绍《张迁碑》"原埋没在山东省旧东阿城南旧县村后的淤土中,于明代出土。当时东阿县属东平州管辖,故将此碑运往东平州学内,即今东平县 ( 指今东平县州城镇 ) 东北隅文庙旧址。1956 年移到东平县人民政府礼堂后,定为省级重点文物。1965 年,泰山管理处把石碑运到泰安岱庙,立于炳灵门内左侧面北。"1982 年冬,泰安市博物馆将其移至岱庙修复的东廊房内,后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张迁碑》出土以后受到金石学家的重视,最早着录见于明代都穆《金薤琳琅》,称其字特别,完好可读,其后不少金石着录中都有《张迁碑》的身影。
由于《张迁碑》产生于隶变的中间状态,所以其风格也颇具特色。杨守敬《评碑记》云:"篆书体多长,此额独扁,亦一格也。碑阴尤明晰,而其用笔已开魏晋风气,此源始于《西狭颂》,流为黄初三碑(《上尊号碑》《受禅碑》《孔羡碑》)之折刀头,再变为北魏真书《始平公》等碑。"刘咸忻评《张迁碑》曰:"体势则如北朝碑之《张猛龙》。"可见《张迁碑》的书法风格是上承篆隶下启魏碑,既有篆隶笔意,又有楷书的意味,康有为云:"《张迁表颂》亦可取其笔画,置于真书",并将其归为"隶中之楷".但可惜的是这样一块碑却只出现在金石学家的视野中,鲜有书家向其取法的记载,直到清代碑学兴起后才有了大规模临习《张迁碑》的记录。
二
人们对于刻石书法的取法,普遍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刻石书法大多粗陋,没有明显的笔法,没有墨迹那样笔墨酣畅。另一种认为石刻雄厚古朴、巧拙相生,而这正是墨迹书法所不及的,故要写得深沉大气,非学碑刻不可,正如"江南足拓,不如河北断碑".《张迁碑》也不例外,清代万经曾评价说:"其字颇佳,惜摹手不工,全无笔法,阴尤不堪。"明代王世贞却评此碑云:"其书不能工,而典雅饶古意,终非永嘉以后所及也。"两人对于《张迁碑》的评价,就如人们对于石刻的认识一样,针锋相对,似乎又都有一定的道理,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要从碑学与帖学谈起。碑学与帖学这两大艺术流派在近代中国曾出现过激烈的争论,最终以碑帖结合而慢慢平息下来,但是至今仍有余波。帖学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而碑学是新兴的艺术流派,产生于一百多年前,因此人们对碑学的认识、总结、评价还是远远不够的,这一缺陷也自然地反映到书法的学习中来。
宋代米芾所说:"石刻不可学,但自书使人刻之,已非己书,故必须真迹观之乃得趣。"启功先生云 :"透过刀锋看笔锋",这些观点都是帖学支持者的有力武器,殊不知这些言论却反证了帖学遇到的核心问题,那就是刻帖的弊端。古代经典经过数次翻刻,笔法失真,在学习时则必须"透过刀锋看笔锋",但这只能局限于帖学范围。在碑学领域则不同,因为碑学取法的金石碑刻,书者并非全是名家,其大部分均出自社会中下层的佣书、书吏与刻石工匠之手,撰文、书丹、镌刻三道工序是脱节的,且执行最后一道工序的是工匠阶层,是一个相对稳定、封闭的技术人群。他们长期处于国家的监控之下,严禁转行业徙,婚娅失类,滥厕士林,没有读书识字的机会,文化程度很低。
若是"透过刀锋看笔锋"结果将不堪入目,另外《张迁碑》经过多年的风蚀,人为磨损,又被翻洗剔刻数次,大剜之后始得今貌。这也是为什么《张迁碑》在明代出土,却没有相关书家对其临摹学习的记录,直到碑学思潮的兴起,《张迁碑》的书学价值才被碑学家发现,因为碑学家所追求的恰恰是这些字迹由于年代久远,在刀刻、风蚀等外界因素的影响下,所呈现出的质朴古拙的气息。何绍基于《张迁碑》最为用功,其好友吴云在收到其所临的《张迁碑》后致何氏信札中言:承惠楹联及张迁隶碑,……今观吾兄所临间架略仿张迁,而根柢岐阳石鼓,复参以娄寿笔意,遂觉雄浑古厚。
伊墨卿一生学张迁碑,但求形似,惜未见兄尊书也。
吴云评何绍基所临《张迁碑》参以《石鼓文》和《娄寿碑》等篆隶笔意,才雄浑古厚,在此看来,《张迁碑》的笔法还应是以碑学观为上。
三
《张迁碑》的碑额是整碑中最有特点的一部分,似篆若隶风格与正文不同,却又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在汉碑中这样的碑额并不常见,其布列颇为特殊,上下紧密,参差并连在一起,但行距分明。用笔既有篆书的圆转也有隶书的方折,此碑碑阳的书法用笔以方为主,又于方中寓圆、拙中生巧、静中有动,笔画厚重质朴,骨力强健,其中碑文不少字体大胆掺入篆籀笔意,使之淳古而生趣;结体方正严整,质朴古拙,字形大小欹正、疏密得体,不拘一格,严谨而不呆板;章法上灵动多变,行距分明,字距却参差错落。较之碑阳,碑阴的书写则更为轻松开放,笔意高古,变幻多姿,尤为酣畅淋漓。下面从用笔、结构、章法三个方面来分析张迁碑的取法要点。
用笔方圆兼济。说到笔法方圆兼济,首先要界定一下方和圆两个概念。现在大部分书家都是从笔画的外形上来界定方笔和圆笔,笔画外形方整即认为是方笔,笔画起收为圆形即为圆笔。我认为值得商榷,方笔和圆笔本质上应该指的笔法,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从外形上去定位。从用笔上来说,铺毫和裹毫是目前中锋用笔的两个主要方式,而铺毫和裹毫也恰恰能对方圆来进行界定。
先看铺毫,包世臣曾云:"凡下笔须使笔毫平铺纸上,乃四周圆足,此少温篆法,书家真秘密语也。"又云:"惟管定而锋转,则逆入平出,而画之八面无非毫力所达".
可见,他认为,运笔的关键在于逆入平出,使笔毫平铺纸上,即所谓万毫齐力,并指出这种用笔方式源自篆书。铺毫写出的线条是为了追求篆书的笔意,这与包世臣提出的"中实说"和"气满说"是相辅相成的,他所说的"中实",即让笔画中截丰而不怯、实而不空,并提出要蒙其两端而玩其中截,这都体现出对篆意的无限追求,可见铺毫即为方笔。何谓裹毫?即是写字时执笔的手指微微地转动,使笔毫成绞状。用笔并未于起收笔处去刻意表现方整俊利之状,而是追求圆劲古拙,又不失金石意味,也可称为绞毫、裹锋。
对绞毫最大贡献的应该是邓石如,包世臣在《完白山人传》中云:"及见山人作书,皆悬捥双钩,管随指转,与鲁斯法大殊,遂助献之诋!"文中提到包世臣本来以为自己的"指捥皆不动,以肘来去"的执笔法是正确的,直到见了邓石如以后才发现执笔是:"皆悬捥双钩,管随指转"与其差别很大,遂改学邓石如。所以用裹锋、绞毫来追求线条的金石气当是圆笔。那么《张迁碑》是否适用这两种笔法呢?傅山在《吾家三世习书》中云 :"至于汉隶一法,吾家三世皆能造奥,每秘而不肯见诸人,妙在人不知此法之丑拙古朴也。吾幼习唐隶,稍变其肥扁,又似非蔡、李之类。既一宗汉法,回视昔书,真足唾弃。眉得《荡阴令》《梁鹤》方劲玺法……吾尝戒之,不许乱为作书,辱此法也。
"在傅山眼中汉碑妙在"丑拙古朴",其云《张迁碑》所具有的"方劲玺法"当与包世臣所提倡的"少温篆法"都是指先秦时期的篆书笔法。《张迁碑》所具有的篆书笔意,当用表现篆书笔意的方笔来表现,如阮元和伊秉绶所临《张迁碑》下笔铺毫、笔画饱满,是典型的具有篆书意味的用笔方式。而《张迁碑》本身经过多年的风蚀,人为磨损,又被翻洗剔刻数次,大剜之后所表现出的金石意味则须用圆笔来进行表达,吴让之、何绍基所临《张迁碑》,吴让之是完全模仿邓石如的笔法来进行临习,"管随指转",所书线条苍茫凝练,何绍基提倡"回腕法"要求在临帖时"悬臂临摹,要使腰股之力悉到指尖",所临《张迁碑》笔画如曲铁枯藤,外貌不似原作笔画一般粗重厚实,但不失拙朴之态。但是这些书家所临《张迁碑》或多或少都有所偏颇,或只用方笔或专注于圆笔。
仔细品味,阮元笔法单调规矩索然,吴让之则缺少汉隶法则,二者内涵和韵味都有所缺失,可见,在学习《张迁碑》时既要使用"逆入平出",有"少温篆法"及"方劲玺法"的方笔,也要使用能表现"金石气"的圆笔,例如"君"字(图一),其部分粗重、浑厚,书写时应使用方笔即"逆入平出,万毫齐力",入笔要笔尖逆锋向左上行,使之藏锋然后下压成方笔开头,后向右行笔,且笔锋要正,使万毫齐力,不可显弱,欲左先右,无往不收。这样达到挺直凝重而有力。而其撇画部分则需使用圆笔即"管随指转、裹锋绞毫", 由于是向左方向运笔,阻力大,力量强劲,加上运笔轨迹呈弧形,所以更难掌握。同样的笔画还存在于"令""更""孝"等字。撇画的妙处在于收笔的变化,因轻重、长短、斜度的不同作不同处理而变化多姿,有的收笔回锋圆浑、有的收笔方截,很有神采。另外"惟"字的竖心部分书写时也应使用圆笔,其余部分应使用方笔来书写,"吏"字的横画用方笔,撇画用圆笔。"善""盖"二字方笔居多,除此之外,"友""更""夫""孝"等字,也都可以清晰地看出其用笔方圆结合的特点,所以,唯有方圆兼济才能使《张迁碑》焕发神采。
结构方整严密、欹侧穿插。清初孙承泽曾评《张迁碑》云 :"书法方整尔稚,汉石中不多见者".
清代刘熙载说:"汉碑严密如《衡方》《张迁》,皆隶之盛也。"孙承泽所说的"方整尔雅"与刘熙载所说的"严密"共同组成了《张迁碑》方整严密的独特结构,万经评曰:"方板迟重、犹存古意。"正是说明张迁碑这种"方整严密"的结字方式才给人更加古拙的感觉,如"惟""辅"等字(图三)。所以在取法《张迁碑》时更要注意其的结构特点,清代邓石如关于书法的结构有着名的言论:"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生。"这种"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结构方式,在《张迁碑》中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以至于清代翁方纲云:"是碑书体宽绰而阔,密处不甚留隙地,似开后来颜鲁公正书之渐。"虽然张迁碑结构方整严密,但是并不呆板,而是方整中间欹侧,结构灵活,笔画穿插避让,奇趣丛生。傅山在《杂记》中云 :"汉隶之不可思议处,只在硬拙。初无布置等当之意,凡偏旁左右,宽窄疏密,信手行去,一派天机。"在傅山眼中,隶书的结构要在偏旁、左右、疏密等方面处理得天真自然,才算上品。而在《张迁碑》中多数字的笔画、部首相互穿插形成非常和谐的关系,笔画之间的错综揖让,相互依存,收放关系处理得独具匠心。如"焕"字(图二),"奂"部的横画,特别加长,并且伸到"火"部的下方。"奂"的撇画作"掠笔"处理,并延伸到"火"部右边两点之上,正好与下方的横相配合,将"火"部右边两点加入其中,"火"与"奂"部的上半部分成为一个整体,以至于"焕"字看上去有点不像是左右结构了,除"焕"字之外,"表""披"等字也是这一结构特点的典型代表。
字形上大下小也是张迁碑的结构特色,如"定册帷幕"之"幕"(图四),"高帝隆兴"之"帝"字(图四),"蔽沛棠树"之"沛"字等"下部偏小,结构失衡",其字形扁平,重心降低。除此之外,素、宿、棠、典、其、负、摸、贡、琪、践、奚、斯、清、颂、倩、烦、贺、君、属、月、蔽、吏、怨、夷、孝等字均上部严密,下方灵活。《张迁碑》中错综揖让的匠心处理十分普遍,这些揖让的结构处理使得《张迁碑》字法之"奇"这一特征更加凸显,真正做到了"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当黑,奇趣乃生",疏密、揖让之间成就了《张迁碑》"奇趣乃生"的艺术风格。
行距清晰、字距错落。总览全碑,纵向行距大体相等,横向看字与字之间颇有参差错落,一纵行之内字之间距并不均匀(图五),这与碑额有同样的处理手法,重视纵向排列,从中可以看到简牍对张迁碑章法的影响。
所以在取法时要多注意纵向的字距,这样可使章法错落有致。傅山曾写过一段讨论汉隶的文字:"汉隶之妙,拙朴精神如见一丑人,初见时村野可笑,再视则古怪不俗,细细丁补,风流转折,不衫不履,似更妩媚"这段话来形容《张迁碑》再合适不过了。
《张迁碑》在明代出土,但是其书法艺术直到清代碑学兴起以后才被重新发现,并逐渐成为书家们取法汉碑不可或缺的一环,阮元、陈鸿寿、吴让之、伊秉绶、何绍基、沈增植、梁启超、郑孝胥、翁同龢、李文田、胡小石、吴昌硕等都有《张迁碑》的临摹作品传世,难怪清人郭沿先称此碑"是碑为冠",在碑学背景下确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