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论唐代初年之书坛,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初唐四家”,即欧阳询(557-641)、虞世南(558-638)、褚遂良(596-659)、薛稷(649-713)。这四位书家都以擅长楷书而闻名。当然,唐初善书者绝不止这四位,武则天(624-705)时期李嗣真(? -696)作《书品后》,将虞世南、欧阳询、房玄龄、褚遂良、陆柬之、王知敬、高正臣等人并列,因这些人都有书法方面的名声。
此外,还有一位曾出征西北,功勋卓著,又参与制定人才任用制度,在唐初书坛极为重要却并不为现代书史研究所看重的能臣名将兼及书法家,他就是裴行俭(619-682)。本文以裴行俭的仕宦经历为着眼点,勾稽与裴行俭相关的唐初书坛的文献与图像资料,结合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文选》写本,考察裴行俭的书法面貌及其在唐初书坛的地位与影响。
一、裴行俭的仕宦与书法
根据新旧《唐书》、《唐会要》、《宣和书谱》等书的记载,裴行俭为绛州闻喜(今山西闻喜东北)人 ,出生于官宦世家,幼年以门荫进入弘文馆成为学生。贞观(627-649)年间,裴行俭参加明经科考试,被任命为左屯卫仓曹参军。显庆二年(657),迁为长安令。
唐高宗废皇后欲立武昭仪(武则天)为后,裴行俭私下与长孙无忌、褚遂良议论,被贬为西州都督府长史。
麟德二年(665)拜安西大都护,西域诸部多慕名归附,裴行俭因此出任司文少卿。总章(668-670)中,裴行俭因政绩出色,被调回京城,任司列少常伯。当时,唐朝参加铨选等候授职的人很多,裴行俭于是设立长名榜,员外郎张仁祎设立了姓历榜,开列候选人姓名、资历,规定铨选注授官职的办法,同时还规定州县官员升降的等第和官吏资格的高低等次。此后即成为固定制度,一直沿用。咸亨(670-674)初,官名复旧,改为吏部侍郎,与李敬玄、马载共同主持铨选多年,名盛一时,被人称为“裴李”、“裴马”。
裴行俭青年时代曾跟从大将军苏定方学习兵法,后来领兵出征东、西突厥,善于料敌决胜,取得卓越的功勋。由于他文武兼备,高宗特授礼部尚书,兼检校右卫大将军。后又封闻喜县公。
以上是裴行俭大致的仕宦经历,有关他在书法方面的造诣,《旧唐书》本传中有生动的描述 :上元二年,加银青光禄大夫。高宗以行俭工于草书,尝以绢素百卷,令行俭草书《文选》一部。帝览之称善,赐帛五百段。行俭尝谓人曰 :“褚遂良非精笔佳墨,未尝辄书,不择笔墨而妍捷者,唯余及虞世南耳。”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知道裴行俭擅长的书体是草书,唐高宗也是命他以草书在素绢上书写《文选》的。
写完以后得到高宗称赞,还以帛五百段作为赏赐。裴行俭对自己的书艺相当自负,认为褚遂良没有精笔佳墨未必写出好字,不选择笔墨而能将字写得又好又快的,只有他自己和虞世南两人。高宗命其书写《文选》之事,当发生在上元二年(675)此时裴行俭 56 岁,应是书法相当成熟的阶段。此外,《旧唐书》记载他著有文集二十卷,又有数万字的《草字杂体》及《选谱》十卷。因《选谱》涉及安置军营、行阵部统、克料胜负、甄别器能等四十六诀,所以武则天在裴行俭过世后命令秘书监武承嗣至裴家将其著述全部秘密收入内府,其去向不得而知。这也是裴行俭鲜有书迹传世的重要原因。
若要考察裴行俭书法习得的途径,由于史籍记载的阙如,我们只能从其仕宦经历中觅得一二。裴行俭幼年曾因门荫即凭借父祖辈所任官职而进入弘文馆学习。
根据《唐六典》的记载,“贞观元年,敕见任京官文武职事五品已上子有性爱学书及有书性者,听于馆内学书,其法书内出。其年有二十四人入馆,敕虞世南、欧阳询教示楷法。”
贞观元年,裴行俭 8 岁,他在哪一年进入弘文馆学习我们无法确知,但馆内学习书法的条件极好是可以肯定的。弘文馆内主要有两方面的学书条件,一是在馆内学书,“其法书内出”,馆内学生能够以内府所藏法书范本作为临摹的对象。
这在难得一见古人真迹、图像传播极为不易的古代社会,无疑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学习书法的条件。二是馆内学生能够得到欧阳询、虞世南的指点。这两位是唐初的大书法家,擅长多种书体,尤其以楷书见长,写字讲求法度。法度主要指规范、规矩,在运笔过程中,法度具体表现在逆锋起笔、中锋运笔和回锋收笔这一套动作程式中。两位书家的教授及示范使得馆内学生的书法经过了规范化的训练。弘文馆的学习经历对裴行俭书法的习得与书风的形成无疑影响深远。
裴行俭的书法除了受到高宗的赏识外,也获得唐代书画理论家张怀瓘的认可。张怀瓘在《书断》中记载 :“裴行俭,河东人,官至兵部尚书。工草书,行及章草并入能。有若搢绅之士,其貌伟然,华衮金章,从容省闼。”
此处“兵部尚书”应是“礼部尚书”之误。张怀瓘生卒年不详,主要活动于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曾官鄂州司马,开元中任翰林院供奉。《书断》成书于开元十五年(727),离裴行俭去世过去了四十五年时间。此处虽仅有寥寥数语,却还刻画了裴行俭的姿态仪容,烘托了他文武兼备的形象。
张怀瓘在《书断》中将自古以来的善书之人分为神品、妙品、能品三类,裴行俭的行书、章草和草书均被归入能品,并特别强调了他“工草书”这一点。被张怀瓘列入神品的草书家仅张芝、王羲之、王献之三人 ;列入妙品的草书家有二十二人,唐代仅欧阳询、虞世南两人,其余均为唐以前的书家 ;列入能品的草书家有二十五人,唐代书家除裴行俭外,还有陆柬之、孙过庭、王知敬、卢藏用、高正臣,共计六人。张怀瓘自言“不虚美,不隐恶,近乎马迁(司马迁)之书也”,可见作者撰写态度是相当严肃的。《书断》在唐代已受重视,被张彦远(815-907)全文辑录在《法书要录》中。从张怀瓘本人撰写的初衷和著述完成后受到重视程度来判断,《书断》品评人物应是相当中肯的,裴行俭的草书在唐初无疑属于佼佼者之列。
裴行俭的草书因无书迹传世,我们已很难知晓。
但从其学书历程和时代书风中,我们似可以推断出几分。裴行俭在弘文馆做学生时,能够见到内府法书范本及欧、虞等人书法。古人的法书和时贤的书迹无疑是他学习书法最重要的视觉资源。欧、虞受命以楷法教示众人,体现了朝廷对书写规范性的重视。裴行俭擅长行草书等书体,这应当与个人的心性爱好有关。
那么,他所能取法的对象有哪些呢?也就是说,裴行俭所能见到的,除时贤的书迹以外,还有哪些内府收藏呢?答案非常明确 :唐初内府以二王法书为收藏重点,特别是王羲之的书法,备受重视。翻检《法书要录》有关贞观年间的内府收藏,我们可以看到唐太宗对王羲之可谓情有独钟。以下记载便是明证 :徐浩(703-783)《古迹记》:“太宗皇帝肇开帝业,大购图书,宝于内库,钟繇、张芝、芝弟昶、王羲之父子书四百卷,及汉、魏、晋、宋、齐、梁杂迹三百卷。”《唐朝叙书录》:“贞观六年正月八日,命整理御府古今工书钟、王等真迹,得一千五百一十卷。”韦述(? -757)《叙书录》:“自太宗贞观中搜访王右军等真迹,出御府金帛,重为购赏,由是人间古本,纷然毕进。”
武平一(约 678-741)《徐氏法书记》:“太宗于右军之书,特留睿赏。贞观初,下诏购求,殆尽遗逸。万机之暇,备加执玩。”
何延之《兰亭记》:“至贞观中,太宗以德政之暇,锐志玩书,临写右军真、草书帖,购募备尽,唯未得《兰亭》。”
张怀瓘《二王等书录》记载 :“贞观十三年,敕购求右军书,并贵价酬之。四方妙迹,靡不毕至。”
根据韦述《叙书录》记载,唐太宗在得到这些书迹以后,又命令魏征、虞世南、褚遂良等人鉴定真伪,对可靠的重加装帧,以“贞观”二字为印印缝及卷之首尾。整理之后,“右军之迹,凡得真、行二百九十纸,装为七十卷 ;草书二千纸,装为八十卷 ;小王及张芝等亦各随多少,勒为卷帙,以其草迹,又令河南真书小字帖纸影之。”
褚遂良奉命以楷书写小字贴在草字旁,以便识别。他在贞观年间还临写了王羲之的书法并记录了《晋右军王羲之书目》(正书行书)。
上文所引文献为我们展现了唐初内府法书收藏的基本面貌,裴行俭便是在这样的视觉环境中学习书法。
他的草书风貌,应以王羲之书法为宗。遍观唐代初年擅长行草书的书家,未有出王书樊篱者。最有代表性的是孙过庭(646-691),他集书法家与书法理论家于一身。他的传世名作《书谱》,笔法源自王羲之,但比王字用笔更富于变化。宋代米芾对孙过庭极为推崇,他的评价是 :“过庭草书《书谱》,甚有右军法。作字落脚差近前而直,此乃过庭法。凡世称右军书有此等字,皆孙笔也。凡唐草得二王法,无出其右。”
明末清初孙承泽评价道 :“唐初诸人无一人不摹右军,然皆有蹊径可寻。孙虔礼之《书谱》,天真潇洒,掉臂独行,无意求合,而无不宛合,此有唐第一妙腕”。
这两段评论虽针对孙过庭《书谱》而言,却也道出了唐初书坛以王羲之书法为宗的时代书风。裴行俭年长孙过庭二十七岁,他的草书亦应保留汉晋风度,风格上不会离王字太远,与后来张旭、怀素的狂草应该有较大距离。
二、存世的唐代《文选》写本及其与裴行俭书法的关联
从上文所引《旧唐书》本传中,我们已经了解到裴行俭擅长草书,特别以写《文选》而知名。《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是南朝梁武帝长子、被称为“昭明太子”的萧统(501-531)主持编撰的,选编了先秦至梁以前的各种文体的代表作品,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文学作品选集。《昭明文选》问世后受到普遍欢迎,成为历代学文者必读之书。《文选》在唐代有两种著名的注本,一种是显庆年间(656-661)李善的注本,另一种是开元年间(713-741)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人合注的本子,被称为“五臣注本”。
裴行俭以草书抄写的整部《文选》今已不存,但唐代的《文选》写本还有存世的,笔者所知有以下几种 :其一是传为陆柬之(585-638)的《文赋》写本。
这是书法史上的名作,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文赋》为西晋文学家、书法家陆机(261-303)所作,是《文选》中的名篇。陆柬之为虞世南外甥,陆机后裔,亦为唐初著名书法家。其书法先学虞世南后宗二王,而虞世南,书法受教于王羲之七世孙智永禅师,因此,陆柬之书法与王书可谓一脉相承。据说陆柬之怀着崇敬的心情书写远祖的名作,“以柬之之逸翰,绍先祖之宏文”,因而他所书写的《文赋》被称为“二绝”。据《石渠宝笈》记载,存世《文赋》写本纵八寸,横一丈一尺一寸(纵 26.6 厘米,横 370 厘米),全卷共 144 行,计 1658 字,其中行楷 1566 字,草书 92 字。整件作品以楷书、行书为主,间参草字,如开篇第三行“可得而言”四字即为草体(图 1)。虽三体并用,但上下照应,左右顾盼,配合相当默契。笔致圆润而少露锋芒,表现出宁静平和的意境,深得晋人韵味。细察全篇用笔、结体,则与冯承素《兰亭序》摹本颇多相似之处,惟笔致更为含蓄简洁。
从陆柬之的《文赋》(图1)到孙过庭的《书谱》(图 2),可以看到,唐代行草书用笔出现更多变化、笔法更为丰富、更具有表现力的趋向。如果说晋代以王羲之为代表的草书体现出较多手腕的使转动作,那么唐代草书手腕的提按动作逐渐增加。这和楷书讲究法则,起笔、运笔、收笔须有一套提、按、顿、挫的动作程式密切相关,体现了书法的时代特征。
若要追根溯源,也许与书写工具的变化、家具的变化而引起书写姿势的变化均有关联。裴行俭比陆柬之小三十四岁,比孙过庭大二十七岁,处在两人中间,也处在这种变化的连接点上,他的草书风格也由此可想见一斑。
其二是古写本《文选集注》残卷。这部《文选集注》是中国早已失传而于清末在日本发现的钞本,中国学者判断为唐写本。根据许逸民的介绍,《文选集注》的原帙为卷子本,应有 120 卷。据日本学者的研究,《文选集注》大抵是以李善注 60 卷本为底本,又将李注本每卷复析为二。书中集录唐代诸家注释,首录李善注,次录《文选钞》和《文选音决》,再次录五臣注、陆善经注,最后是“今案”,亦即《文选集注》纂集者的案语。这种融会诸家注释为一体的纂集形式,在宋元以前的《文选》写本、刻本中唯此一例。其中所引录的《文选钞》、《文选音决》和陆善经注,多不见于他书,因此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和版本价值。
此种写本残卷发现以后,共经过三次整理出版。
第一次是罗振玉于 1918 年将在日本所能收集到的残卷,去其重出,加上原先自己所藏的两卷,共计 16卷,题为《唐写文选集注残本》,影印在《嘉草轩丛书》中。此次出版除罗氏自藏的两卷为原卷影印外,其余均用的摹写本。第二次是罗振玉的日本友人受其委托从昭和十年(1935)至十七年(1942),将《文选集注》残卷编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影印旧钞本丛书》加以印行,共收 23 卷,印刷精美,质感近于原卷。第三次是周勋初在复制京都大学辑本的基础上,又经多方访求,拾遗补阙,于 1998 年编成《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共收 24 卷,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 2000 年影印出版。从第三种出版物来看,这部《文选集注》(图3)以较为规整的楷书书写而成,字形偏扁,结体呈现出外拓之势,似有颜真卿(709-785)书法的影子。
这部写本在文献版本上的价值远大于它在书法史上的价值。
其三是敦煌吐鲁番的《文选》写本。二十世纪以来,敦煌、吐鲁番地区发现了多种《文选》写本,现分散收藏于英、法、德、俄及中国的多个博物馆中。饶宗颐教授在荣新江教授协助下编撰了《敦煌吐鲁番本文选》,由中华书局于 2000 年出版。书中收录敦煌吐鲁番《文选》写本 34 号,每一号写本列有叙录,并刊行了完整的图版。这本书不仅搜罗完备,而且“首次将人们较少关注的吐鲁番写本《文选》与敦煌写本并存,使今存唐及唐前《文选》写本的面貌得以全面的展示”。在此基础上,最新的研究又有增补,目前所知散藏于各地的《文选》写本已有 43 号。
这些写本包括《文选》所收录的多种赋、表、诔、碑文、阙铭等内容,由于写本大多为唐及唐以前的抄本,离开《文选》成书不远,充分保存了《文选》的原貌,因此具有校勘学、音韵学、文字学等方面的多重价值。
从书法的角度来看,这些《文选》写本多以楷书写成,抄写工整,大多有唐楷的韵味,这是笔者翻阅《敦煌吐鲁番本文选》书中的图版所得的印象。如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文选序》(图4),最早由黄文弼在《吐鲁番考古记》中刊布,是他1928 年在吐鲁番考察时接受的友人赠品,据传出土于哈拉和卓西北张怀寂墓中。
由于张怀寂墓志称怀寂于长寿二年(693)去世,长寿三年(694)安葬,写本应当早于这一时期,且墓志称其“雅善书剑,尤精草隶”,所以傅刚推测为张怀寂本人所书。细观这一写本书法,行款疏朗,结构较为紧凑,撇和捺非常舒展,如第一行“吟”字、第十行“美”字、第十一行“奏”字即如此,多个“之”字捺画一波三折之势很明显,亦显出舒展的姿态。然整篇多处横画、捺画和竖钩出现颜真卿、柳公权的写法,与初唐楷书似有距离。此处暂且存疑。其他写本如英藏S.9504《江文通恨赋》(图5)残本楷书粗细对比分明,得薛稷书法之风神 ;俄藏 Φ242《束广微补亡诗六首》、《谢灵运述祖德诗二首五言》(图 6)及法藏 P.2527《东方曼倩答客难》《、扬子云解嘲一首》(图7)字体工整有法度、正文与注释字体大小错落有致。
除这些楷书写本外,也有少数写本以行楷或行草书写成。如法藏 P.2528《张平子西京赋》(图 8)存353 行,正文大字,小注双行,字体均笔意相连,为行楷书写本,尾题“永隆年二月十九日弘济寺写”,应是公元 681 年在长安弘济寺所写,饶宗颐教授指出,这是李善注最早的写本。
细察通篇字体,书写流畅,笔意呼应,只是“大”、“太”、“丈”、“夫”等字的撇笔略显生硬。总体而言,书写者有较好的书法功底。
此外,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 107《文选注》(图 9)也是行楷书写本,原为周叔弢旧藏,与日本永青文库藏本前后可衔接,两卷缀合后共有 456 行。《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敦煌文献》著录津艺本为唐朝写卷,神田喜一郎解说永青本的书法为初唐字体,纸背僧昙旷《大乘百法门论义记》书写年代稍晚,当是中唐时所抄。
津艺本写在薄白麻纸上,墨色较淡,可看到纸背文字的墨迹。笔法纯熟,结体合宜,书法达到较高造诣。
另有德国柏林印度艺术博物馆藏《文选》卷四卷五残本,为白文无注本,应是《文选》三十卷本的原貌,为德国吐鲁番探险队于二十世纪初得自吐鲁番某个古代遗址。此本上下均残,中间亦有断裂,保存了扬子云《羽猎赋》至潘安仁《西征赋》的部分文字,约存240 行左右,卷背是一组与佛教有关的图画。
从残卷班叔皮《北征赋》(图 10)图版来看,写本有朱笔句读,有衍字或错字涂去的地方。通篇二百多行以行书写成,书写者写来十分熟练,只是字的结体及笔画的处理多有不尽人意之处,书法水平不如上文所举的两个例子。
这些敦煌吐鲁番的《文选》写本与裴行俭之间到底有无关联?饶宗颐教授有如下推测 :吐鲁番地区出土《文选》写本甚多,有《海赋》《、羽猎赋》及《西征赋》残片,及 1928 年于张怀寂墓出土书法整丽之《文选序》。裴行俭以善写《文选》著闻。
上元二年(675 年),加银青光禄大夫,高宗尝以绢素百卷令行俭草书《文选》一部。先是永徽六年(655 年)八月,行俭以长安令坐左迁西州都督府长史。又于总章二年(669 年),以司列少常伯与张仁袆定铨注选法。取人以身、言、书、判四者,三曰“书”,取其楷法遒美。行俭倡议以书法取人,自己又工书,西陲所书《文选》,必受其影响,可以断言,其秀丽者或出其手。
饶教授将裴行俭擅长书法与他曾经制定铨选之法联系起来考虑,从而来推断西域的《文选》写本受其影响,无疑极具史识。裴行俭的仕宦生涯中本就有近十年时间任职西州,从从五品的长史之位升至从二品的“安西大都护”,在此期间他的墨迹也很有可能留存在当地。虽则现存的敦煌吐鲁番《文选》写本未见典型的草书书作,但从那些楷书或行书写本中,我们能够领略唐代初期书法的普遍水准,对裴行俭在那个时代作为知名书家其书法所能具有的风姿,亦能有更多体悟。
在裴行俭的仕宦生涯中,还有一件重要史事和他的书法可能有关,即他作为一代名将在仪凤二年(677)以计谋擒获西突厥族裔的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与李遮匐,将吏们在碎叶城为他竖立纪功碑之事。碎叶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出生地,据张广达先生考证,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国北部楚河流域上游托克玛克镇西南 8 公里的阿克·贝希姆村附近,前苏联考古学家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在此发现唐代古城,今称“阿克·贝希姆古城”。
据介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碎叶古城相继发现两块镌刻有汉文的残碑石。其一是先后担任过唐安西都护、安西副都护、碎叶镇压十姓使的杜怀宝为其亡父母所立造像碑的基座 ;其二是一块被疑为裴行俭碑的汉文残石。有关第二块残石,学者们有三种不用意见,一种认为此即裴行俭纪功碑 ;第二种意见认为此为汉文墓志残片 ;第三种意见认为此为中国高官放在屋子里的某种雕刻品。由于残碑厚约 4 厘米,可推测此碑石形体很小,其规格与吐鲁番出土的墓志相似,与石碑形制相去很远,不可能为纪功碑。而第三种说法纯出于想象,缺乏考古学的证据。
因而此残碑为墓志残片的可能性最大。另外,近年碎叶还发现了一块造像碑的碑额,厚约 15 厘米,上有二龙相交样式,其规格与西安碑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基本相同。
若能发现与之相配的碑身,则极有可能为《裴行俭纪功碑》。当然,此碑由裴行俭本人书写的可能性较小。即便石碑非他本人所书,如此丰碑巨制的书写理应由善书者完成。无论如何,我们都期待这块纪功碑的面貌有朝一日能呈现在世人面前。
三、裴行俭对唐初书坛的影响
尽管裴行俭的书迹难觅踪影,但他对唐初书坛的影响却不可否认。除了他本人的草书由于受到唐高宗的称许而极有可能为人临仿外,他对唐初书坛的影响还体现在他对善书官员的举荐上。唐代对官吏的选拔任用,“身言书判”是基本的考察内容。《旧唐书·职官志二》“吏部尚书”条 :“凡择人以四才,校功以三实。四才,谓身、言、书、判。其优长者,有可取焉。”
《新唐书·选举志下》记载 :“凡择人之法有四 :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第三条以“书”取士的标准是要求书法有力度和筋骨,再就是字形美观。从用笔讲求力度到追求字形上的美感,这和唐人的审美观念密不可分。裴行俭在吏部主持铨选多年,他所规定的注授官职的办法不外乎以上四项标准。由他举荐的人才中,不乏善书之人,钟绍京(659-746)就是典型的例子。
据《嘉靖赣州府志》记载,钟绍京是三国曹魏著名书法家钟繇(151-230)的十世孙,工书法,号“小钟”。高宗时,钟绍京在京城任司农录事,后因尚书裴行俭之荐召直凤阁。新、旧唐书本传亦称其“以工书直凤阁”,意思是由于字写得好而到凤阁当值。“凤阁”即“中书省”,武则天在光宅元年(684)改称“凤阁”。
裴行俭举荐钟绍京,是由于他书法出众。武则天非常喜欢钟绍京的字,她主政时期,明堂的门额、宫殿的门榜以及九鼎上的铭文,都要钟绍京书写。可见他特别擅长写榜书这一类既庄重典雅又气势恢宏的字体,他的书法也必定符合“遒劲有法”的审美标准。传为钟绍京最出名的书作是道教写经《灵飞经》(图 11),此作是明末以来影响极大的唐人楷书作品,曾为董其昌(1555-1636)收藏,后又为海宁陈氏刻成帖,广为流传。有关这件作品的种种情况,启功先生已有详细考证,他指出,这是唐代开元年间写经生的作品。
后世鉴藏家将此作附会在钟绍京名下,正说明他书名之盛,影响之大,无名氏的作品冠以他的名字无疑增添了不少附加值。钟绍京在书法上的名望也证明了裴行俭在举荐人才上独具慧眼,他对唐初书坛的影响亦由此可见一斑。
据《宣和书谱》记载,北宋宣和年间(1119-1125)御府收藏的裴行俭书作只有草书《千字文》一件。
现辽宁省博物馆藏有一件传为孙过庭的草书《千字文》(图 12),我们亦可藉此推想裴行俭书作的面貌。此外,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元代赵孟頫(1254-1322)书论作品一件(图 13),谈论的正是裴行俭的书法。书作内容主要沿袭史籍的记载,并无新意。可见赵孟頫已注意到裴行俭擅长草书之事,但并未见过他的书法。
至于裴行俭的书名为何在后代不显,《宣和书谱》上已揭示了答案 :“然书帖罕传,盖行俭以用兵有功唐室,提孤军深入万里,兵不血刃而叛党禽夷,自是以功掩其它能也。”
裴行俭鲜有书迹传世,正是因为他所建立的卓越功勋盖过了其他的才能和名声。然有唐一代,书法与绘画、诗歌均盛极一时,裴行俭所代表的,正是在政治和文艺领域均有建树的朝臣的群体形象。本文勾稽裴行俭与唐初书坛的文献与图像资料,希望藉此使这位唐初“儒将”的形象更加丰满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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