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王文治素有慧根，青年时便开始修禅，终身保持禅家居士的生活方式。本文通过整理王氏传世文献，系统梳理其对禅宗思想的接受，并探明禅宗思想对其书法审美、艺术追求以及书法实践的影响，以期为研究王氏书法风格的形成提供视角。
关键词 : 北宗禅;玟治;书法;影响;
弁言
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南怀瑾曾言及：“禅宗，是释迦牟尼佛教的心法，与中国文化精神结合，形成中国佛教，融化古印度佛教哲学最精粹的宗派。”1唐、宋以后文人书家与禅家居士接触日益密切，?光、高闲、怀素等沙门众人皆是当世着名书家，苏、黄等书坛巨擘亦精通禅理。禅宗自神秀、慧能以后分为南北二宗，北宗禅主张“渐修”，南宗禅主张“顿悟”。王文治自青年时期便开始修禅，其领会的禅宗教义以及坐禅方式多倾向于北宗禅。
一、王文治对北宗禅的接受
王文治青年时期便开始修禅，此中详情在其题跋、诗文中多有论述。王氏曾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所作的《华严念佛三昧论叙》中自述：
文治自弱冠既喜修禅，四十以后，始兼修念佛。比年来，以念佛为禅，复以禅念佛，禅净并运，将终老焉。2
王氏对禅宗的认可与追随远超普通修行者，甚至达到了虔诚皈依的程度，此中细节于《梦楼诗集》中有详细记载：
余学禅垂四十年，足迹几半天下，未曾遇明眼人，常有杜撰禅和之叹。戊戌冬，再至杭州，获亲近天长寺大德海宇清公，蒙其锥劄，忽于己亥十月十日大事豁然。次日至寺，师一见即知，笑曰：“喜也！喜也！”次月十六日，为余五十生辰，前一日在寺中朅摩受具，并受师嘱累，名余曰达无，字曰无余。3
王氏在五十岁生辰前选择“朅摩受具”，充分表现出决意皈依禅宗的决心。自此，禅家居士的生活方式伴随终生。王氏日常“坐禅”亦符合北宗禅的修行方式，姚鼐在为王文治所作墓志铭文中言及：
然至客去乐散，默然禅定。夜坐胁未尝至席，持佛戒，日食蔬果而已，如是数十年，其用意不易测如此。4
姚鼐为王文治至交好友，故此论当为可信。姚鼐在铭文中于此处特书一笔，便可佐证修禅在王氏生活中所占分量。此外王文治在嘉庆五年（1800）所写的《渐门证道图记》中详细阐释了所修为“渐悟”之禅。文曰：
佛氏开顿渐二门，其法初入中国，多演渐法。至达摩来，始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说，盖顿法也。顿法唯佛门有之，儒家道家者流皆阙焉，故人多不之信。然西域之二十七祖，东土之六祖五宗，灵光独耀，盖天盖地，岂可诬耶？言佛教者皆以渐为小乘，顿为大乘，固已，独西泠吴树虚以为佛门只有渐法而无顿法，宗徒谓树虚通教而不通宗，故持论云然，即叩其意，则曰：“今生之顿，必由多生之渐，今日之顿，必由平日之渐，从渐来，岂非有渐而无顿乎？”善哉斯言！真妙于言顿渐者乎？……夫初机之士不由渐入，而希心顿悟者，狂慧人也。悟道之士不知事以渐除而略于行履者，亦狂慧人也。况台宗有顿渐，秘密不言，四仪或顿而仍渐，或渐而仍顿，或以顿摄渐，或以渐摄顿，或即渐即顿，或即顿即渐，帝网交罗，无有穷尽。居士但辨宵心精进不已，吾又安能测其所诣也哉？5
王氏关于渐悟的论述，还可参阅《快雨堂题跋》中的记载，如在《朱子颖画》后跋曰：
《楞伽经》云，如人学书画伎乐，渐成非顿。因知书画虽小道，断无不从渐入者。子颖都转天才超逸，于绘事不学而能。乃见学海所藏渠十五年前之画，以为不可存而易之，则知十五年中，子颖渐进之功深矣。6
以此观之，王氏于学书方法坚持以“唐宋为梯航”进而“上溯晋人门庭”，似可看作北宗禅“渐悟”在书法上的具体表现。
二、北宗禅对王氏书法的影响
（一）书法审美：钟情禅意书风
王氏书法品评的观点，集中体现在《快雨堂题跋》及《论书绝句》中，其钟情禅意书风的审美趣味，可由他对董其昌和张即之的态度看出。以下分而述之。通览全书可以发现，王氏在论书题跋中对董其昌评价颇高，文曰：
书家神品董华亭，楮墨空元透性灵。除却平原俱避席，同时何必说张邢。
衣冠楚相貌中郎，绛汝虚劳拓二王。留得先贤神韵在，前惟宝晋后鸿堂。7
王文治在《论书绝句三十首》中自《石鼓文》始，历数书史上的传世作品和名家，在论及董其昌时，单列两首，一首盛赞其为“鲁公之后第一人”，另一首则盛推其所摹刻的《戏鸿堂法帖》能传晋人神韵。诗文从艺术与鉴赏的双重角度给予董其昌很高的评价，可见王氏对董的推崇。
王文治行书唐寅题画诗轴西泠印社藏
遍观《快雨堂题跋》可以发现，王氏对董其昌书画所作跋语多达28则，为全书最多，远超其他书家。由此可看出，王氏在收集、学习董其昌的作品上确实花了很大功夫，王氏对董其昌的态度亦可由所作跋语窥见：
香光书品，追踪晋唐绝轨，平视南宫，俯临承旨，有明一代书家，不能望其影响，何论肩背耶。8
董香光虽生于明季，而其书直追“二王”，当与颜鲁公分镳，使米南宫让席，元以下无论已。9
论及董其昌时，王氏从不吝惜赞誉之词。姚鼐《惜抱轩诗文集》记载了“快雨堂”之名的由来，据此亦可佐证王文治对董其昌的仰慕：
禹卿之言又曰：书之艺，自东晋王羲之，至今且千余载。其中可数者，或数十年一人，或数百年一人。自明董尚书其昌死，今无人焉。非无为书者也，勤于力者不能知，精于知者不能至也。
禹卿作堂于所居之北，将为之名。一日得尚书书“快雨堂”旧匾，喜甚，乃悬之堂内，而遗得丧，忘寒暑，穷昼夜为书，自娱于其间。或誉之，或笑之，禹卿不屑也。10
从王文治对董的态度，可以想见其审美理想。概括而言，王氏之所以盛推董其昌，一方面是董书运用“淡墨”，拉开行距，字密行疏，于笔墨间传递出“禅家意味”，符合王氏内心对书法的期许；另一方面，董其昌融禅宗思想于艺术创作的理念与王氏颇为契合。此中详情，王氏于《董香光书》后曾有跋语：
余尝谓晋人书如如来禅，唐人书为菩萨禅，宋人书为祖师禅。自晋而后，虽宗风不坠，然无有敢称佛者矣。唯明董文敏，深证书禅，直入自在神通，游戏三昧，其殆辟支佛乎？11
禅宗对王氏审美的影响除表现在对董的评价上，在对张即之的态度上亦有体现。清人钱泳在述及王文治书法风格时，将王氏书法中的“轻佻”归咎于学习张即之，文曰：
王文治行书临快雪时晴帖轴深圳博物馆藏
王文治行书《论书语录》轴上海博物馆藏
太守既工书法，诗亦深纯精粹，远过时流，有《梦楼诗集》二十四卷，袁简斋太史谓其细筋入骨，高唱凌云，非虚语也。其书亦天然秀发，得松雪、华亭用笔。至老年则全学张即之，未免流入轻佻一路。12
至太守则天资清妙，本学思翁，而稍沾笪江上习气，中年得张樗寮真迹临摹，遂入轻佻一路，而姿态自佳，如秋娘傅粉，骨格清纤，终不庄重耳。13
笔者系统地梳理了王氏所留文献，认为钱泳此论略显偏颇。根据王氏记载可知，相较书法而言，张即之在修禅上对王文治的影响更深。《快雨堂题跋》中王氏对张即之的书法品评，单列成篇者共有两篇，且均为张即之的“抄经”作品。分析文中王氏对张即之的评价会发现，王氏推崇张即之源于认可其“以翰墨为佛事”的修行方式。文曰：
樗寮生平多以翰墨为佛事：《金刚经》曾见真迹两本，石刻一本；《法华经》曾见真迹数卷，木刻全部；乃华严海藏，又复累书不一书。其于文字布施，可谓精进头陀矣。治究心梵典有年，而未能书成一部全经，真乃惭愧无地。14
以书作作佛事，唐人中锺绍京极多；宋元以来，则赵鸥波、张樗寮二公为最也。15
由上述题跋可以看出，王氏所见多为张即之抄经作品，受其影响在所难免，但是言辞之中透漏出更多的是对其书经恭敬态度的钦佩。二人均笃信佛教，面对张即之的抄经作品，王氏定会爱屋及乌。
王氏承董其昌余韵，融禅宗修习于砚田深耕之中，从禅宗思想中拈出“淡”字运用于自己的艺术品评及追求中，如其在《董临怀素》后跋曰：
董文敏深于怀素草书，兴到疾挥，颇得惊鬼神、走龙蛇之意。宋元以来书家擅狂草者，皆不能及，以其淡也。余因习董书，始悟素师淡处，因素师又悟右军淡处也。颜、柳皆得右军淡处，唯文敏知之，亦文敏能习之。16
王文治行书五律诗轴湖南省博物馆藏
跋文指出“淡”是董其昌由怀素上溯右军的一大关捩，后世书家学习右军当由此处经意。
由上述所引王氏对董其昌、张即之的态度，可以想见，禅宗思想对王氏书法审美产生了重要影响，体现“禅意”的作品或是书学思想均会得到青睐。
（二）论书方式：以禅论书
王文治有修禅经历，于禅宗公案、偈语相对熟悉，且有较好的文学素养，故而在题跋、评语中不乏以禅论书之语。据此亦可佐证禅宗对其影响。如其在《定武兰亭》后跋曰：
正如佛光一照，无量众生，发菩提心，益叹此帖之神妙，不可思议也。17
在《黄素黄庭经临本真迹》后跋曰：
然自一见以后，数日内腕下顿去许多尘滓。此如凡夫见佛，未曾闻佛说法，而佛力加被，身心已获悦豫轻安也。18
在《化度寺碑》后跋曰：
然八识田中，非夙具书家正法眼藏，虽日对此种书，亦复不契。19
在《清芬阁米帖》后跋曰：
治尝以禅喻书，谓右军为如来禅，唐人为菩提禅，宋人为宗家禅，米公者其宗家之六祖乎。……不能呵佛骂祖不可谓之禅。不能驾唐轶晋，不可谓之书。米公于右军得骨得髓，而面目无毫厘相似，欲脱尽右军习气，乃为善学右军。此理吾儒亦有之，所谓反经合道是也。20
在《董香光书》后跋曰：
是卷香光摹颜行，乃辟支佛说大乘菩萨法，能令会中五百声闻，同证无声法慧。……东坡云“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禅如是，书禅何独不然。21
在《刘石蓭书卷》后跋曰：
诗有诗禅，画有画禅，书有书禅，世间一切工巧技艺，不通于禅，非上乘也。石蓭前辈书，于轨则中时露空明，于运用中皆含虚寂，岂非深于禅者？22
在《骆佩香卉覃小卷》后跋曰：
吾应之曰：“乱真是真语实语，能辨亦是真语实语，汝自不知耳。”时有知禅者在旁，即应声曰：“长的长法身，短的短法身。”23
（三）书法实践：取法唐人写经
王文治的作品以行书和小楷见长，其行书善用淡墨，拉开行距，字密行疏，萧散宽绰。此可看作其追求禅家淡雅之韵的表现。相较行书而言，王氏的小楷受“禅宗”影响更为直观。王氏虽受笪重光、董其昌、王羲之等人影响颇深，但其小楷风格当溯源于唐人写经。
乾隆三十九年（1774）王文治购得唐人书《律藏经》真迹，认为其书格虽在《灵飞经》之下，而迥出《法华经》之上，神采气韵与二帖相似。王氏对这件作品格外珍惜，以致引出一段收藏佳话，据《快雨堂题跋》记载：
商邱陈公药洲，与余弱冠时为同年友，继又重以姻亲，所谓交且厚者莫逾于此。……余谓虞、褚之迹，世不多有。若唐经生书，则余家有之。药洲惊喜，必欲一观。因遗信至京口取至，药洲一见，携之而归，索之则不肯出矣。先是，余与药洲约此卷甚长，公如见爱，可割一半相赠。至是药洲欲全得之，以为一加割截，恐离之则两伤也。余于书画烟云过眼，曾不吝惜去留，然深惧此卷去，而临池无所仿效，老年书法将日益退，未免生桑下之恋。24
由上述跋语可知，陈药洲与王文治既是同年好友又是姻亲，关系自然非同一般，且王氏对字画向来不吝惜，一直秉持“烟云过眼”、任意去留的达观态度，但是对所藏《律藏经》却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度，担心离开这件作品之后，晚年书法将会退步。（陈药洲认为书画本余事，其间关系人品，据为己有，于义不合，乃归还。）纵观整部《快雨堂题跋》，王氏只有在跋这件作品时用过这句话，由此可以想见《律藏经》真迹在王氏心中的地位之重。从后世流传的王文治小楷作品可以感受到其中蕴含的“写经意趣”，其取法渊源当追溯于此。
通过上文梳理可以发现，修禅不仅影响了王文治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趣味，其艺术追求以及书法实践均受沾溉。王氏自觉地将修习感悟融于艺术创作中，故而其书法作品、书论中亦颇含禅趣。
注释
1[1]南怀瑾.禅宗与道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29.
2[2]王平.探花风雅梦楼诗——王文治研究[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229.
3[3]王文治.梦楼诗集[M].清乾隆刻道光补修本.
4[4]王文治.快雨堂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129.
5[5]王平.探花风雅梦楼诗——王文治研究[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75.
6[6]王文治.快雨堂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118.
7[7]震钧.国朝书人辑略[M].光绪三十四年刻本.
8[8]王文治.快雨堂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61.
9[9]王文治.快雨堂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62.
10[10]姚鼐.惜抱轩诗文集[M].清嘉庆十二年刻本.
11[11]王文治.快雨堂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59.
12[12]钱泳.履园丛话[M].清道光十八年述德堂刻本.
13[13]钱泳.履园丛话[M].清道光十八年述德堂刻本.
14[14]王文治.快雨堂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49.
15[15]王文治.快雨堂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49.
16[16]王文治.快雨堂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69.
17[17]王文治.快雨堂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10.
18[18]王文治.快雨堂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19.
19[19]王文治.快雨堂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28.
20[20]王文治.快雨堂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48.
21[21]王文治.快雨堂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59.
22[22]王文治.快雨堂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84.
23[23]王文治.快雨堂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124.
24[24]王文治.快雨堂题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