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雍正帝曾视“绿端石”与“乌拉石”是两种砚材。记档案者则将“绿端石”与“乌拉石”相混，也把“绿端石砚”等同关东石砚。雍正八年（1730年）的档案表明，宫廷对于乌拉石与关东石的区分进一步明确，绿端石系乌拉将军所进，应当就是“乌拉石”，关东石当是辽东一代所产。雍正帝较多制作暖砚。他欣赏文雅之砚，喜欢寿意纹饰的砚台。年节赏赐臣下砚台，既是为了密切君臣关系，也是为了彰显自身的汉文化修养，表达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乃至颂扬超越中国传统物质文化的皇朝圣世。
关键词： 雍正帝; 乌拉石; 松花砚; 暖砚; 造办处; 文雅; 年节;
Abstract： Emperor Yongzheng once regarded the Lvduan stone and the Ula stone as two types of inkstone material. Archivists mixed the Lvduan stone with the Ula stone and also equated the Lvduan inkstone with the Guandong inkstone. The archives of the eighth year of the Yongzheng dynasty show that the court further distinguished between the Ula stone and the Guandong stone. The Lvduan stone,which should be the Ula stone,was deliverd by the General Ula,and the Guandong stone should be mined from the Liao Dong district. Emperor Yongzheng often made the Warm-inkstones. He admired the elegant inkstones and liked the inkstones decorated with ornamentations that symbolize longevity. The emperor rewarded his ministers to inkstones during the Chinese New Year and other festivals,both to clo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onarch and the ministers,but also to show his own Han cultural accomplishment,and to express his identity of Chinese culture,then even to extol the flourishing age,which far beyon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Keyword： emperor Yongzheng; the Ula stone; the Songhua inkstone; the Warm-inkstone; the Palace Workshop; civilizing and elegant; the Chinese New Year and other festivals;
关于雍正朝宫廷制砚、用砚活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松花石砚方面。台北的嵇若昕女史既在清代松花石砚的系统论述中涉及，又对雍正帝赏赐松花石砚加以专门探讨，均具有开创性。[1][2]学术新锐王嘉乐也对清康雍乾三朝的宫作松花砚、造办处制砚继续深入研究。[3][4]我在学习她们研究成果的同时，也想就雍正朝制砚、赏砚问题作一些细化的讨论，以延续我以往对康熙制砚、用砚活动的研究。[5]
朱家溍先生选编《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一辑《雍正朝》，保留了养心殿造办处制砚情况的珍贵资料。[6]我将据此并结合奏折、起居注、实录等资料，论述以下几个问题。
一、乌拉石、关东石与绿端石
我们已经讨论过，康熙朝宫廷所制砚的砚材发现于吉林“乌喇山”，人称其砚材为乌喇（拉）石，因色绿，所制砚亦称“绿石砚”“松花绿石砚”，又有“松花砚”之称。[5]在雍正朝，后世所称的松花石砚，尚未在宫中见到，当时有特定的名称。
雍正皇帝使用“乌拉石砚”的名称。雍正三年（1725年）九月二十八日传旨：“将盒内隔断去了，照盒形式配做绿端石或乌拉石砚。”[6](P42）在雍正帝看来，“绿端石”与“乌拉石”是两种砚材。
不过，记载档案者则有将“绿端石”与“乌拉石”混为一谈的情形。“雍正五年二月二十四日首领太监李德忠传做乌拉石葫芦式砚二方。记此。于三月十四日做得绿端石葫芦式砚二方。”[6](P85）因乌拉石色绿，如同绿色端石，故档案记录者将乌拉石砚称作绿端石砚。
档案记载者也把“绿端石砚”等同关东石砚。雍正五年（1727年）“九月初六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郎中海望持出西山石竹节式盒一件，内盛绿端石砚一方。奉旨：此砚做法甚好，系尔造办处先年做的，尔将此砚持给砚匠看，以后照此砚做。钦此。于六年八月十四日做得西山石竹节式盒，内盛关东石芝仙祝寿砚一方，并原交做样砚一方呈进”[6](P87）。雍正帝要求制作的“绿端石砚”，制成后被称作“关东石芝仙祝寿砚”，则把“绿端石砚”称作关东石砚。
关于关东石，雍正五年（1727年）还有档案记载，三月二十四日郎中海望面奉谕旨：“此黑退光漆砚盒上嵌碧玉如意玦，内盛绿端石砚一方，甚文雅。尔照此样再做几方。钦此。”[6](P86）二十六日员外郎沈喻、唐英仝定得先做四方。于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初六日做得紫檀木黑漆地嵌象牙字砚赋盒、绿端石砚一方；“八月十四日做得二色石雕夔龙式盒，内盛湖广石长如意砚一方；二色关东石汉夔龙式盒，内盛湖广石凤池砚一方；二色湖广石山水盒，内盛关东石长如意砚一方”[6](P86）。这几方砚应当属于所定“先做四方”的砚台，包括了绿端石砚、湖广石砚、关东石砚，则沈喻、唐英是将砚材绿端石与关东石区别开来的。“二色关东石汉夔龙式盒”表明，关东石不仅制作砚台（前述“芝仙祝寿砚”“长如意砚”），也制作砚盒。此外，雍正五年（1727年）十二月造办处做得“关东黄色石盒黄色开辟石盒紫端砚、黄蜡石长方盒绿端砚八方”[6](P86）。看来“关东黄色石”属于关东石的一种。
雍正六年（1728年）继续制作关东石的砚台与砚盒。八月二十四日郎中海望奉旨：“照先做过刻字石砚盒再做几方。员外郎沈喻、唐英仝定：二色石雕夔龙式盒，内盛湖广石长如意砚一方。二色关东石汉夔龙式盒，内盛湖广石凤池砚一方。湖广石山水盒，内盛关东石双夔龙砚一方。”[6](P127）此外，还有“关东黄色石盒绿端石砚一方”[6](P128），等等。使用关东石制作了“夔龙砚”“夔龙式盒”“黄色石盒”。
雍正七年（1729年）制作了一些乌拉石的制品。四月十八日奉旨：“流云架子做时再矮三四分，做乌拉石的。钦此。”[6](P172）同月三十日郎中海望持出红色蛇窝石。奉旨：“配盆景用。酱色腰圆形玛瑙石子，做砚盒，配乌拉石砚一方。”[6](P172）用乌拉石做了流云架子和砚台。
乌拉石与关东石用于不同的地方。除了均制成压纸，乌拉石还用于镶嵌：“汉玉卧蚕纹螭虎招文带配得关东石压纸、汉玉竹节式招文带配得乌拉石压纸。做镶乌拉石紫檀木宝座一张、桌子一张。”[6](P177)
特别需要指出，雍正八年（1730年）的档案表明，宫廷对于乌拉石与关东石的区分进一步明确。请看雍正八年底的一条重要档案。
十二月廿九日内务府总管海望奏称：造办处做砚之绿端石，原系乌拉将军所进。现今本库收贮绿端石不敷应用，欲传与乌拉将军送些来，以备陆续做砚用等语奏闻。奉旨：着乌拉将军送些来。钦此。于九年二月初十日做成印文一件，交兵部堂主事正尔岱持去，业赴乌拉将军衙门讫。于七月十七日，镇守宁古塔等处地方将军常德差委骁骑校他古图送来绿端石大小五十一块，随印文一件。于本日将印文一件，着笔帖式宋宁在圆明园呈户部侍郎兼内务府总管海望看过。随谕：着与押送官收文回去。记此。(P188）
可见，所谓造办处做砚的绿端石系乌拉将军所进，说明它应当就是“乌拉石”1。乌拉将军即吉林将军，驻防吉林乌拉，乌拉系满文“江”之意。与此相对，造办处档案中的关东石，当是辽东一代所产。乌拉石与关东石分属于两种砚材。
乌拉石以做砚为主。如雍正九年（1731年）活计有：“端阳节各色石盒砚三十件、乌拉石砚十件。”[6](P209）档案记载的制作绿端石砚更多。如雍正十年（1732年）二月二十八日奉旨：“里边有陈设黑玻璃腰圆匣，内盛绿石砚，其做法甚好，照此样多做些。钦此。于十月廿八日做得七方，十二月又得二方。”[6](P240）八月廿三日内大臣海望奉上谕：“尔传于年希尧将各色漆水好、款式小砚盒做些来。其砚不必令伊配做，俟送到时令造办处配绿端石。钦此。”[6](P220)
这些“绿端石”“绿石砚”一般来说，应当是乌拉将军所进，即乌拉石砚，也即松花石砚。
二、制作暖砚
故宫博物院的学者赵丽红女史指出：“清代内廷暖砚制作仍沿袭旧制，质地种类形式多样，在内务府造办处‘砚作’留下不少暖砚制作的原始记录。据造办处档案载，从雍正元年至雍正十三年（1723—1735）均有制作暖砚的记录。”[7]她列举出三条：如，“雍正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铜作，承做珐琅圆形暖砚二方，并选上好端石做”；又，“雍正四年一月十五日做得珐琅圆形三足暖砚一方，呈进”；再如，“雍正五年八月初八日，太监王常贵、张玉柱传旨：着照长春方丈屋内陈设的双圆铜暖砚再做一方，钦此”。[6](P40、105）她指出，记载中的圆形珐琅暖砚均不见有传世品，仅见有长方形、风字形的珐琅暖砚。双圆形式的铜暖砚有传世品。这种双圆形式的铜暖砚，如下页图1所示。
图1 雍正“双圆形暖砚”(1)
我再举出《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一辑记载的其他几条造办暖砚的资料。
雍正元年（1723年）“十二月廿五日张起麟交黄铜暖砚盒一件。奉旨：配做不拘何石砚一方。廿八日配做得绿端石砚一方”[6](P5）。即指示砚作为黄铜暖砚盒配了绿端石砚。本年铜作所做活计还有铜盒暖砚、烧古铜暖砚。[6](P20)
雍正五年（1727年）七月二十七日王常贵传旨砚作：“铜烧古双圆盒紫端石暖砚一方……配做外套匣一个。”[6](P87)
雍正六年（1728年）铜作活计尚有：“铜烧古长方暖砚十三方”，“圆形鼓墩式暖砚、红铜双圆暖砚”。[6](P131-132)
雍正八年（1730年）铜作活计有：做暖砚盒十二件、铜烧古长方暖砚十个。[6](P192)
上述暖砚的盒均是铜制，由造办处的铜作完成，而砚台则是砚作的工作。暖砚盒多用黄铜，也有用红铜的，或采用仿造古玉器、铜器的烧古工艺。暖砚所置砚台有绿端石砚、紫端石砚。
雍正帝还对铜作制作暖砚给予具体指导。雍正十年（1732年）二月十八日内大臣海望奉上谕：“朕看从前做过的暖砚，其形俱高，因火在砚底，不得不如此做高。何必将火做在砚底？砚旁配一炉，炉下安足，上安铜丝罩，使火气透入砚底，砚即可热，炉亦可烧香。此炉或做方形、或作何形？可做样呈览。钦此。”[6](P243)
暖砚用于冬季，可防止墨汁结冻。以图1双圆形暖砚为例，双环圆造型，由双石砚、水屉、炭火炉、砚盒四部分组成，砚的交汇处形成月牙式注水口，形似一个小水盛，直通水屉，并附有铜水勺。
雍正帝较多制作暖砚，或许与他关注冬季用砚有关。如雍正帝关心冬季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用砚问题。雍正元年（1723年）谕总理事务王大臣等：
今年殿试，天气已寒。诸贡士若照旧例在丹墀对策，恐砚池冰结难于书写，着在太和殿内两傍对策。再传谕总管太监多置火炉，使殿内和暖，诸贡士得尽心作文写卷。
[8]（卷12，雍正元年十月丙寅）
又，雍正五年（1727年）谕内阁：
朕以今年闰月节气稍迟，二月天寒，故将会试日期改至三月。但目今天气尚觉寒冷，若再改期，又恐举子盘费无多，难以久于旅食。今照旧于初八日入场。着晓谕各举子俱许携带手炉，以温笔砚。皮衣及厚绵衣服俱许穿进，但不得乘机怀挟，以滋弊端。场内茶饭着供给官加意预备，朕另派大臣照看料理。令早晚给与姜汤，并按名给发木炭，以资其用。[8]（卷54，雍正五年三月庚寅）
可见允许士子携带手炉以温笔砚，是寒冷时写字的对策。如果有暖砚，应当是当时难得的高档文具。
雍正元年（1723年）皇帝曾赏赐阿哥与王亲近宗室人员暖砚，可见暖砚之珍贵。如十二月初二日赐三阿哥、四阿哥、五阿哥、八阿哥每人暖砚一方，二十七日赐庄亲王、果郡王每位暖砚一方。[9]雍正七年（1729年）赏赐给宠臣河东总督田文镜“铜暖端砚一座”[10](P782），也可证明暖砚属于高档砚台。北京故宫存有“长方形荷叶池暖砚”，“砚下制一康熙款掐丝珐琅铜炉式座，可置木炭，燃之以作烤砚之用。所贮的水，既可暖砚，并可防止炭火烤坏砚身”。[11]暖砚是从砚的功能命名的，从材料说该砚则是松花石砚。
三、欣赏文雅之砚
雍正帝喜欢什么样的砚台呢？雍正五年（1727年）九月初六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郎中海望持出西山石竹节式盒一件，内盛绿端石砚一方。雍正帝盛赞：“此砚做法甚好，系尔造办处先年做的，尔将此砚持给砚匠看，以后照此砚做。”[6](P87）后于六年（1728年）八月十四日做得西山石竹节式盒，内盛关东石芝仙祝寿砚一方，呈进。这说明，西山石竹节式盒，内盛松花石砚深得雍正帝喜欢，一般来说石竹节属于雅致的造型纹饰。
这类砚盒纹饰秀雅，雕工精良（见图2）。
图2 雍正“松花石竹节砚”(1)
雍正帝多次表达他对砚台“文雅”的推崇。本文第一部分中，我们引用了雍正五年（1727年）三月二十四日郎中海望面奉谕旨：“此黑退光漆砚盒上嵌碧玉如意玦，内盛绿端石砚一方，甚文雅。”[6](P86）九月二十六日郎中海望持出黑白玛瑙盒西山石砚一方。又奉旨：“做法文雅，甚好！照此样再做一方，略放大些。”[6](P87）可见雍正帝对于砚台的欣赏标准是“文雅”，黑漆盒上镶嵌符合雍正帝的审美要求。
这种“文雅”的喜爱，还表现在对砚山的欣赏上。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初七日郎中海望持出黄色石砚山一件。奉旨：“此砚山做法甚文雅，尔等留样。”[6](P126)
我们继续了解雍正帝的文雅观念。雍正六年（1728年）五月初四日怡亲王、海望呈进活计。奉旨：“莲艾砚做的甚不好，做文雅素静即好，何必眼上刻花？”据此推测，“眼上刻花”可能不仅破坏了砚台的天然美，而且叠床架屋，显得繁复，所以不“文雅素静”。怡亲王指示造办处：“先有皇上交出来着做样子砚台，并先做过的砚样及旧存好样，但令该作人员带领匠役呈看。”[6](P120)
按照雍正帝的审美要求，员外郎沈喻、唐英仝定试做四方文雅的砚台。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初四日做得紫檀木黑漆里嵌象牙字砚赋盒、绿端石砚。海望奉旨：“照先做过刻字石砚盒再做几方。”[6](P128）看来石砚盒上刻字也是雍正帝所喜欢的。所谓“先做过的”，早在雍正二年（1724年）九月初四日翰林陈邦彦说：奉怡亲王谕，抄得唐人砚赋二段，做得砚赋八首。总管太监张起麟呈览。奉旨：“准唐人砚赋二段，其年号照御笔落款。”九月初八日陈邦彦、张照、杨芳声，效力写字人潘其位各写得砚赋一张呈览。又奉旨：“选定杨芳声写的砚赋，但杨芳声写的太真些，再命他行书写来呈览。”九月初十杨芳声写得行书砚赋一张呈进。[6](P25）选择唐人砚赋装饰砚台，也是雍正帝的雅好。
不仅如此，这样的砚赋制作继续得到雍正帝指导，他要求刻后添漆。雍正七年（1729年）二月初八日郎中海望持出歙石砚一方，杏木根盒。奉旨：“此砚盒不好，着配做雕刻绿面紫石盒，下配绿色石有腿高座。其砚盒盖里照此砚盒里的砚赋刻上添漆。钦此。黑面锦纹石一块做砚盒一件，配铜镀金紫檀木座。”[6](P171-172）除了刻砚赋填漆“绿面紫石盒”也是雍正帝喜欢的。
被雍正帝盛赞的砚台还有，雍正十年（1732年）正月三十日司库常保持来荷叶式西山石砚一方，合牌锦盒盛。传旨：“此砚甚文雅，照样大小做几方。”二月初一日持来湖广石雕刻流云双凤长方盒绿端石砚一方。传旨：“此盒甚好，系尔造办处元二年呈进的，照此样好些的、次些的做些来”。[6](P239）可见合牌锦盒盛荷叶式西山石砚、湖广石雕刻流云双凤长方盒盛绿端石砚，都是雍正帝喜欢的文雅之物。
林姝女史依据雍正朝《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梳理出雍正帝对工艺品所倡导的“文雅”的审美标准和要求，指出雍正特别有兴趣、着意指点、参与设计的陈设及文玩，其风格大致有两种，一是自然质朴、简约素静之器；二是精工细做、鬼斧神工之作。但二者都离不开一个“雅”字，或文雅而脱俗，或幽雅而含蓄，或高雅而气派，或优雅而精细。雍正与其他帝王一样喜爱黄色、大红等颜色，但对黑色格外偏爱，这是清代帝王中的特例。此外，他还非常注意颜色的搭配，对器物的造型也十分注重，喜欢自然、含蓄的美，可谓是追求完美主义者。雍正对宋代瓷器非常推崇，与其文雅、素净、脱俗的审美标准相吻合。林姝还提出，雍正对工艺品的审美标准可概括为文、雅、精、细四字，又可细分为三个层面，第一，文雅脱俗，首先对一件器物进行总体印象的评判；第二，秀雅精细，即作出进一步的审美判断，注重的是纹饰和做工；第三，高雅气派，要在各方面有别于民间的“巧妙”工艺，展现皇家风范。[12]我们可以将雍正帝对于砚台文雅的爱好，结合上述雍正帝对工艺品所倡导的“文雅”的审美标准和要求来理解。
事实上，雍正帝对于“雅”的追求是多方面的，并不限于工艺品的审美方面。如他要求科举作文也要“雅正清真”。雍正帝认为，作文要按照“四书”阐明圣贤的思想，用规定的“体裁格律”表达出来，反对辞华冗长的文风，去“支蔓浮夸之言”，将“理法兼备”文章作为标准。[8]（卷121，雍正十年七月壬子）雍正帝的想法也影响了乾隆帝，乾隆要求作文“清真雅正”。[13]
四、年节陈设与赏赐
皇家宫廷格外重视长寿，雍正帝喜欢寿意纹饰的砚台。雍正三年（1725年）八月二十一日海望传旨：“着做绿端石砚二方，长六七寸，要寿意款式，做紫檀木盒，盖上镶嵌。钦此。”于九月二十八日做得镶嵌玻璃面紫檀木盒绿端石福禄寿砚一方、夔龙桃砚一方。[6](P42）制成的这两方砚，一方的图案是福禄寿，另一方为夔龙桃砚，也是长寿的寓意。
皇帝的生日为万寿节，举国同庆，难免臣下进贡寿礼，而皇帝也有赏赐。雍正五年（1727年）正月廿三日负责砚作的官员启称怡亲王，今年万寿节呈进活计内欲作万年九英一件、文房九宝一件、嘉禾九瑞一件等语。怡亲王准做，并指示此三项活计不用官粮钱粮，由他进献。于十月二十九日做得，其中文房九宝一件中有绿端石盒（桃献无疆寿、花开不记春）紫端石砚一方。二月二十四日首领太监李德忠传做乌拉石葫芦式砚二方。于三月十四日做得绿端石葫芦式砚二方。[6](P85)
台北故宫所藏雍正朝松花砚中亦有为数不少的“寿意”松花砚（见图3）。
图3 雍正“松花石寿字砚”(1)
赏赐砚台较多的是端阳节。雍正九年（1731年）砚作活计有端阳节各色石盒砚三十件、乌拉石砚十件。[6](P209)
还有中秋节。雍正十年（1732年）八月十五日内大臣海望奉上谕：“尔传与年希尧，先将各色漆水好款式小砚盒做些来，其石砚不必令伊配做，俟送到时令造办处配绿端石。”[6](P273）雍正十二年（1734年）正月初七日内务府总管年希尧家人郑天锡送到造办处各式漆盒三十六件，内大臣海望看后配绿端石砚。后于五月初二日将黑洋漆盒十八件内配得绿端石，八月十四日又配得十八件。请注意，配成砚台的时间，分别是端阳节与中秋节的前夕。类似的情形还有，雍正十二年（1734年）正月初八日员外郎满毗传做端阳节各色石盒砚十八方。于五月初二日做得九方，八月十四日做得九方。[6](P273）此外，该年十一月初六日传做年节各色石盒砚十八方，于十一月廿八日做得。并做得年节百福长春象牙瓶花一对。[6](P274）“年节”应当主要指万寿节、端阳节、中秋节，所制砚台应是为了陈设与赏赐。
雍正帝视清宫造办处所制砚台特别是松花砚为珍贵礼物，喜欢赏赐给亲近之人。如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十九日，赐三阿哥弘时宜兴珐琅盒绿石砚一方，四阿哥弘历锦盒绿石砚一方，五阿哥弘昼宜兴珐琅盒绿石砚一方，八阿哥福惠彩漆盒绿石砚一件。还赏四位师傅彩漆盒砚二方，紫檀木盒绿石砚一方，石盒砚一方。七月十五日，赏朝鲜国王嵌玻璃石盒绿石蚌丁池砚一方、嵌玻璃黄石盒绿石苍龙砚一方。十一月初一日，赏山东学政、按察司签事吕文英葫芦盒砚一方。初二日，赏南书房翰林院侍读、提督山西学政刘于义葫芦盒砚一方。十二月十八日，赏二等公年羹尧绿端石砚二方。[9]嵇若昕不仅注意到这些事例，还搜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所收当时封疆大吏奏谢皇帝恩赏折，列出“雍正朝大臣受赐松花石砚例”表格，计有10例。[2]我除了前面提到的雍正七年（1729年）赏赐给田文镜铜暖端砚之外，则再举出三个雍正帝赏赐其他官员砚台的事例。
其一，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十二日所上的《直隶巡道法闵奏陈到任后行过事宜折》开头部分说到：
直隶巡道奴才法闵谨奏，为奏闻事。切奴才至愚极陋，才识短浅，世受国恩。蒙圣祖仁皇帝豢养四十余年，自中书洊拔票签释读。今复荷皇上特恩，补授礼科掌印给事中，毫无寸效。旋授直隶巡道，屡次召见，过蒙天语褒嘉，赐砚、赐缎，又频赐克食。奴才何人而遭逢知遇如此其隆也。[14](P375)
可知直隶巡道法闵得到雍正皇帝的赐砚。
其二，雍正三年（1725年）五月二十八日所上《翰林院编修金以成奏覆被年羹尧带往在陕情由折》也记载：
翰林院编修金以成谨奏，为遵旨奏明事。窃臣一介草茅，叨列侍从。皇上御极之初，特命开馆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臣即蒙简拔，俾充编纂之任，御赐松花石砚、龙香宝墨，月给餐钱，异数优渥。在馆行走二年，辰入酉出，寒暑弗辍。所以然者，感圣主特达之知，思竭顶踵以报也。[15](P181)
翰林院编修金以成也得到过雍正皇帝所赐松花石砚。
其三，雍正七年（1729年）二月二十四日所上《云南总督鄂尔泰奏谢钦赐锦丝盒盛上御宝带等物并缴朱批折》说到：
云南总督臣鄂尔泰谨奏：为恭谢圣恩事。雍正七年二月初五日，臣齎折家奴戴住蒙恩赏银十两，驰役赍奉钦赐臣锦丝盒盛上御宝带一围，又黄匣一个，内洋漆盒盛御用团圆饼满器，并玛瑙盒砚、玛瑙瑞芝法琅鼻烟壶各一，镇纸、火镰包各二，共八件。[10](P668)
云南总督鄂尔泰得到雍正皇帝所赐玛瑙盒砚。
皇帝赐砚，对于大臣而言是难得宝物，自然受宠若惊，表示要尽职以报恩。特别是宠臣河东总督田文镜除了得到铜暖端砚一座之外，同时还得到御赐花彩磁壶一把、集青一枝花花瓶一个、翡翠瓶架一座，锦边法蓝黄罇一个、四时宝花茶碗四个、宫香一匣、八十枝熏猪一口、九方玉粉糕一匣四十九枚，田文镜回奏谢恩的表白值得注意：
臣躬率在城文武出郊跪迎至署，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祗领讫。钦惟我皇上湛恩屡沛，闿怿频施。仰皇朝制作之精，不必式金而式玉；荷圣世钧陶之义，俨同如圭而如璋。餍饫在君恩之优渥，辉煌满日，载帝德之高深。但臣草茅微贱，重荷天恩，颁赐上方宝物，生平实所未睹……至臣受皇上隆恩，天高地厚，惟有益殚血诚图报万一。[10](P782)
接受御赐从郊迎到谢恩实际上是一种政治仪式，通过赐物传达出“皇朝制作之精”超越了金玉代表的传统物质文化，赞扬秉持国政者（钧陶）品质高尚（如圭如璋），彰显君恩、帝德，即歌颂皇朝圣世。
赏赐砚台可以密切君臣关系。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皇帝就万寿节大臣进礼之事说到：
朕即位以来三年之内，素服斋居，至去年八月，三年之期已满，十月为朕万寿，以在廷诸臣有进献书籍笔墨文玩之事，朕以君臣之间情谊贵乎联属，如古来之跻堂称觥、献芹献曝，皆所以通上下之情，不使尊卑之分大相暌隔也。况朕之待诸臣实视为家人一体，朕有食用之物，遇便即行颁赐，今诸臣有所进献，朕何忍悉行屏拒，故其物虽轻微朴陋，朕亦鉴其诚心而收纳一二件，大抵多系笔墨线纸之类。又因内廷用此不多，比即分赐大臣翰林等，今春朕偶忆及去冬诸臣进献之事，惟恐每年成例，诸臣多费经营，在朕一无取所，曾降谕旨切止之。至于督抚、提镇等朕向来停其贡献，而去冬十月进献者，各省督抚中惟有查弼纳、孔毓珣、李绂、陈世倌、图理琛五人，提镇则皆未至此，举朝所共知者。[16](P810-811)
雍正帝认为君臣之间礼物的流动乃“通上下之情，不使尊卑之分大相暌隔”，并防止成为成例，对此也是有警惕性的。
大臣知道皇帝雅好美石与砚台，也向皇帝进贡佳石。请看雍正七年（1729年）正月二十五日所上《云南总督鄂尔泰奏遵旨进呈各色石头折》：
云南总督臣鄂尔泰谨奏。窃臣前赍折家奴关保回滇，据称奉传事大人面谕：你回去对你主子说旨意，□所进云南石头中有酱色、似宜兴窑者白色极净者，（朱批：看来甚好）或可作砚匣，或可作水丞，或可作香箸瓶者，无论大小觅得即（随）便带来，不必制成器皿亦不必专差人送，极大者不必。钦此。
臣查云南石头尽有各色者，虽纹质欠细，亦尚光润，但匠人甚拙，除盘碟等件，并不能制别器。（朱批：正为此方有此旨也，口传太监全错了）臣现差人采取，谨先附进三台石五块系白色，橡子石五块近宜兴窑色，橡皮石三块微黄色，松花石二块有云色，（朱批：可谓不须言谕矣，深合朕意。）以上各石俱系武定府和曲州所产，此外各属仍有玛瑙石系红白二色（朱批：此种不必，朕甚恶之），翡翠石系碧绿色，姑绒石系淡肉红色，俱可作小文具，价值甚贱，臣当陆续附摺赍进，合先声明。谨奏。
雍正七年正月二十五日
（朱批）好，因卿进石言及者，实亦需爱之物，但不了多，途路辽远，未免沉重。[10](P452)
可知鄂尔泰所进云南的酱色、似宜兴窑白色石头，雍正帝认为甚好，认为可作砚匣、水丞、香箸瓶等。鄂尔泰受到鼓舞，又进了白色三台石、橡子石、微黄色橡皮石、云色松花石，又推荐玛瑙石系红白二色，翡翠石系碧绿色，姑绒石系淡肉红色，俱可作小文具，但是雍正帝因讨厌而拒绝了玛瑙石。而其他石头则“实亦需爱之物”。
五月十八日，鄂尔泰的《云南总督鄂尔泰奏进翡翠石等二十块折》：
云南总督臣鄂尔泰谨奏。窃臣赍折家奴七斌回抵贵阳，据称蒙奏事大人等口传，奉旨传与鄂尔泰家人：“你总督前次折奏要进云南所出红白玛瑙石，朕只当是荆州石曾批令不必进来，今你回去传与总督将此红白玛瑙石随便带些来朕览，不必多了。钦此。”臣随即差人回滇拣择采取容当，陆续赍进外，谨先将翡翠石一块、姑绒石一块、三台石、橡子石、象皮石、松花等石，共二十块，附折赍进。谨奏。
（朱批）特多些，块体亦大些，路远沉重，实非必需之物，何必令来往人吃累，遵旨行。[17](P326)
雍正帝还是要求鄂尔泰进献红白玛瑙石，鄂尔泰进献了翡翠石、姑绒石、三台石、橡子石、象皮石、松花等石，共二十块。
前面提到雍正元年（1723年）七月十五日，赏朝鲜国王嵌玻璃石盒绿石蚌丁池砚一方、嵌玻璃黄石盒绿石苍龙砚一方。此外，雍正四年（1726年）十一月初三日颁赐琉球国中山王尚敬诸多礼物中，包括紫檀木盒绿端砚一方，杏木盒绿端砚一方。[16](P847）这两方绿端砚，很可能是松花石砚。雍正十年（1732年）八月衍圣公孔广棨以孔林工程告竣，率其族人七十四人来京，赴圆明园谢恩。雍正帝召孔广棨入见，赐孔广棨松花石砚一方。[8]（卷122，雍正十年八月乙亥）
总而言之，雍正帝继承了康熙帝制砚、赏砚的爱好，仍然视松花石砚为珍宝，且对于砚台的欣赏更具艺术品位，追求文雅。雍正帝赏赐臣下砚台，既是为了密切君臣关系，也是为了彰显自身的汉文化修养，表达对于汉文化的认同乃至颂扬超越传统物质文化的皇朝圣世。而赏赐朝鲜、琉球藩属国王砚台等礼物，则有表达中国皇帝身份的意涵。
参考文献
[1] 嵇若昕.品埒端歙--松花石砚研究[A].嵇若昕.品埒端歙--松花石砚特展[M].台北：故宫博物院，1993.
[2] 嵇若昕.雍正皇帝赏赐松花石砚[J].故宫文物月刊，2009(318）.
[3]王嘉乐.艺术与权术：清康雍乾三朝的宫作松花砚[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
[4] 王嘉乐.清康雍乾宫廷造办处制砚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7.
[5]常建华.康熙制作、赏赐松花石砚考[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2）.
[6]朱家溍.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一辑）[C].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7] 赵丽红.清代御用暖砚[J].紫禁城，2008(3）.
[8] 清世宗实录[Z].北京：中华书局，1985.
[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元年御笔赏赐簿[J].历史档案，2001(3）.
[1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4册）[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11]周南泉.松花石砚[J].文物，1980(1）.
[12]林姝.从造办处档案看雍正皇帝的审美情趣[J].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6）.
[13]常建华.士习文风：清代的科举考试与移风易俗--以《乾隆中晚期科举考试史料》为中心[J].史林，2008(2）.
[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册）[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1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5册）[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1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起居注册[Z].北京：中华书局，1993.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5册）[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注释
1王嘉乐指出，雍正朝制做砚台的松花石多由吉林乌拉将军选送入京。故雍正年间，所谓“乌拉石”当指涉所有来自吉林的松花石。参见王嘉乐：《清康雍乾宫廷造办处制砚研究》第188页，南开大学学位论文，2017年。
2(1)图片源自赵丽红：《清代御用暖砚》，《紫禁城》2008年第3期。
3(1)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刊于故宫博物院：《品埒端歙：松花石砚特展》第138页，故宫博物院，1991年。
4(1)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刊于故宫博物院：《品埒端歙：松花石砚特展》第131页，故宫博物院，199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