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见证： 创伤回忆录发生的政治语境
长久以来，白人男性是自传和回忆录创作的主体和被评论的主角，女性、少数族裔、同性恋、严重疾病患者及残障人士等边缘群体一直被排除在自我叙述行为之外，他们的声音一直被压抑。20 世纪 70、80 年代的民权运动和身份政治支持后殖民、少数族裔、女权主义、同性恋以及疾病书写，为回忆录写作创造了“颠覆和修正的可能”[9]595,为回忆录写作主体的变化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政治语境。妇女、少数族裔、严重疾病患者等被排斥、压抑、剥削和遭受暴力的弱势群体，以“记录我们的不满”[10]99的回忆录形式见证了他们的伤痛，向社会发出不满和愤怒的呼声。“就美国而言，30 年的政治造成了女性、黑人、同性恋见证的井喷，之后酗酒、家庭暴力、性混乱、儿童夭折引起了政治阐释的关注。他们每个人都有故事要讲，有灾难要叙述，有回忆录要写。”[11]
正如吉尔莫所说，“如果没有近 30 年来社会政治运动使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们都可以出版讲述自己经历的着作的话，时下回忆录的繁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女性、有色人种、同性恋、残疾人以及暴力受害者都通过阐述受压迫者的经历，创造新的关注，为自我再现的不断拓展做出了贡献”[2]16.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语境下，创伤回忆录作为见证的工具见证了这个时代，影响着这个时代，“成为我们与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事件联系的重要模式”[12]5,成为边缘群体反抗压迫，争取公民身份、国家身份的政治武器。
见证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在艾滋病回忆录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英美，艾滋病回忆录大约始于1986 年，这些回忆录以第一人称形式按照时间顺序记录病情，尽管是片段的、不连贯的，叙述形式或叙述缺乏一致性，但是可以记录患者病情突然恶化、新的治疗方式不断变化、甚至死亡的现实情况，将西方国家想要作为个人隐私隔离的东西公开化。艾滋病主要是由政府和大众媒体控制的全球性复杂疾病，通过展示那些在道德上受到谴责的少数群体的死亡规劝人们性的“纯洁”,这些少数群体包括男同性恋者、使用静脉注射吸毒者、无知或迷信的非洲人[13]102 -103.在西方，艾滋病主要与男同性恋者联系在一起。因此，艾滋病回忆录是“文化领域违反文化期待的一种文类异常现象”[14]5,它“处于文化边缘，从文化边缘的角度来讲话”[14]33,见证着钱伯斯所描述的“余波（ aftermath） 社会”文化对“集体创伤事件的否认”[14]xxi.在《借来的时间》（ 1988） 、《致没有拯救我生命的朋友》（ 1990） 及《这片黑暗的荒野》（ 1996）这样一部部艾滋病回忆录中，像蒙尼蒂（ Paul Monette） 、吉贝尔（ Herve Guibert） 及布落基（ Harold Brod-key） 这样的一个个艾滋病患者以亲身经历见证了当代文化对男同性恋和艾滋病的偏见和冷漠，政府在艾滋病研究经费上的不作为； 艾滋病患者也在回忆录的写作和自己的死亡中获得了权威： “死亡造成的影响被保存了下来： 生存下来的原因被记录下来，甚至死后的行为模式被描述出来。”[14]5艾滋病回忆录通过见证，公开了艾滋病造成的创伤及其不可治愈的压力，鞭策读者面对未来、采取行动，直至其在医学上和政治上得到解决。
艾滋病回忆录驱动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疾病回忆录的大量涌现，并成为这一潮流中的一部分。疾病回忆录是近三四十年来最引人注目的回忆录形式，考泽（ G. Thomas Couser） 指出： “大肆宣传的‘回忆录的繁荣’也是残疾传记写作的繁荣，尽管出版商和书评家很少承认这一点。”[15]2疾病回忆录实际上是一种“病志”,是患者本人对其病情所做的自传性叙述，或其伴侣、子女或照顾病人的人以第三人称书写的回忆录。“病志”这一文体最早源于癌症回忆录，早期受到学界的关注是因为桑塔格（ Susan Sontag）的《疾病的隐喻》（ 1978） 和罗德（ Audre Lorde） 的《癌症日记》（ 1980） .疾病回忆录涉及的疾病类型很多，如艾滋病、抑郁症、多发性肝硬化、自闭症及一些罕见疾病，已成经典的疾病回忆录如斯泰伦（ Wil-liam Styron） 描述其抑郁症的《看得见的黑暗： 一部疯癫回忆录》（ 1990） 、鲍比（ Jean - Dominique Bauby）的闭锁综合症回忆录《蝴蝶与潜水钟》（ 1997） 及纳齐尔（ Karman Nazer） 的《自闭症者的故事》（ 2007） 等。
疾病回忆录的兴起与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生物医疗技术主宰医疗行业的非人性化治疗方法有关，各种医疗器械的成倍增长，造成了很多错误治疗或不恰当治疗，疾病回忆录中有很大一部分对这种现象进行指控，疾病回忆录作者以个体的切身经历见证了个体作为病人所经历的人格丧失和无声状态[16]11,呼吁修改法律、修正医疗条款，提倡更为科学的治愈疾病的方法。同时，他们对人们的偏见提出抗议，鼓励读者重新思考和看待病人和残疾人。而一些通过被正统科学摈弃的治疗方法幸存下来的幸存者的回忆录给患有同样疾病的读者以建议，提供治愈该疾病的有效的方法、安慰、支持或自助的生活经验和教训。《百忧解日记》（ 1998） 讲述了作者斯拉特（ Lauren Slater） 26 岁患有抑郁症后近 10 年的治疗过程和用药经历，揭示了医疗制度对病人的压迫及对病人正常需求的漠视，从“病人的角度”描述抗抑郁症新药百忧解（ prozac） 的作用以及医学、科学、大众等外部力量与病人内在感受之间的冲突。这部回忆录运用丰富的修辞手法，如多种叙述层次、文本材料的并置，丰富的隐喻，具体的细节，“官方”文献的整合等，揭示了作者的多重心理层面： 她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个体，而不只是一个像主流话语对精神病人的认识，是一个不正常的人，只有一个层面。通过这部回忆录，作者见证了医疗制度对精神病人的压迫所造成的病人独立人格的丧失，以及病人对抗医疗制度，建构自身主体性和自我身份的努力。
如果说《百忧解日记》见证的是医疗制度对普通患者的压迫和漠视，那么《一张脸的自传》则见证了白人女性美国梦难以实现的文化困境。格里利（ Lucy Grealy） 患了颌骨癌，手术后面部出现畸形，其自传主要讲述了面部畸形给她造成的心理创伤和挫折。格里利认为，美国社会以美貌来衡量女性的价值，认为美是女性身份和价值的标志。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自己“丑陋”的面容，不仅使其失去了价值，也失去了作为女性的身份； 在美国这个所谓的“希望之地”,她不仅在寻找个人幸福中屡遭挫折，而且经历数不尽的歧视； 美国并没有实现对她的承诺，她必须走“出去”.在自传的最后，当格里利坐在欧洲（ 可能是柏林，也可能是苏格兰） 的一个咖啡馆里，与一位她刚碰到的男性交谈时，“手掌感受着杯子的温暖”,她似乎“可以看清自己”[17]222 -223,在美国之外，她找到了家的感觉。
斯拉特和格里利以白人女性的经历见证了疾病和残疾给女性造成的生存困境，而《女勇士》以少数族裔女性的经历见证了美国神话的虚伪。汤亭亭是美国华裔作家，其回忆录《女勇士》（ 1977） 通过汤亭亭在旧金山的成长经历，见证了美国大熔炉神话主导和代言的移民女性美国化的另类故事。作为华裔移民的女儿，汤亭亭既感到自己是美国的旁观者，又感到与父母所坚守的中国文化价值观之间的距离，这就是亚裔美国女性与两种文化关系协商中的状况： 试图参与到两种文化之中，但最终或许无法归属于任何一种文化。通过一个美国华人家庭的艰难融合以及两种文化对女性的压迫，《女勇士》拷问着“美国的”价值，用贝兰特（ Lauren Berlant） 的话说，就是对自由、平等的民主原则的“国家承诺（ nationalpromise） ”和美国梦神话的承诺[18]10 -15.汤亭亭的经历说明，美国国家认同的价值与汤亭亭这位讲述者/见证人的实际经验和感知是相违背的，因此，《女勇士》就是要向国内外的读者发出伦理呼唤，要他们清楚民族共同体倡导的价值与实际行为并不一致。通过呈现对美国民主的“国家承诺”的严重不满，《女勇士》成为“受压迫者的文本”,在此，汤亭亭实现了为自己和她所属的身份群体发声的政治和伦理目的。可见，“自传既是见证压迫的一种方式，也是通过群体的文化铭刻和认同赋予主体力量的一种方式”[19]97,它既“激励作者所属共同体的人们，同时教导无知者了解社会的真实”[20]37.
遭遇疾病、种族、文化、心理逆境的幸存者通过讲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真切故事，重构了一个个被排挤到霸权结构边缘的破碎的自我。回忆录写作本身就是这个破碎自我的证词，是对现有意识形态的对抗，而且永远无法脱离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承担着抵抗社会文化中不公正、不健康蔓延的伦理责任。创伤回忆录的故事讲述者以自己所见证的一切影响着他人，影响着这个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社会疾病的治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