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拉德的名篇《黑暗的心》自问世以来，引发了学者们极大的研究热情，从传统的殖民主义到后殖民主义，从女性主义到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从存在主义到西方叙事学，小说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解读过程，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研究者的着眼点大都集中在小说中的中心人物，即“我”、马洛、库尔兹，或失语的女性群体，姨妈、未婚妻、黑人情妇身上，而绝少聚焦故事里的小人物——俄国人。仅有少部分涉及狂欢化的论文中有关于俄国人的一星半点描述，但都是作为马洛或者库尔兹的陪衬人物出现，其本身的深刻内涵并未被充分发掘。因此，本文将从俄国人的视角进行切入，运用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理论挖掘这一小人物身上重大的叙事学意义。
1 俄国人狂欢化人物形象的确立
狂欢化是俄国学者巴赫金提出的一项重要理论，涉及到民俗学、美学、文化研究等多个领域的内容，而文学上的狂欢化，则是“狂欢节向文学语言的移位”［1］。狂欢化任务的出现“使得小说充满了笑谑与诙谐，具有了一种生生不息的毁灭和创生的力量”［2］。定义俄国人为小说中典型的狂欢化人物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1）俄国人出现的环境——具有狂欢广场意义的非洲原始丛林。民间广场，狂欢节发生的空间地域，“没有权威，没有中心”［3］，是人们进行尽情狂欢，在节庆时间举行各种表演、仪式、游艺活动的场所，而将狂欢广场投射到文学上，我们会发现“情节上一切可能出现的场所，只要能成为形形色色的人们相聚和交际的地方，诸如大街、小酒馆、澡堂、船上甲板、客厅……都会增添一种狂欢广场的意味”［4］。
在《黑暗的心》中，狂欢广场被具象化为原始的非洲丛林。非洲丛林相对于欧洲大陆而存在，代表着原始的生命力，本能的人性冲动，对一切文明、理性、秩序、权威的颠覆。马洛一行人 （包括经理，朝圣者）寻找库尔兹的非洲丛林旅程，本身就具有狂欢节游行的性质，文明人与野蛮人在途中相遇，进行了一场众声喧哗的狂欢。俄国人在“森林的包围中”［5］67出场，“一些人影在到处无声地移动”，“土人们正躲在树丛里”［5］68，到处是“黑色［5］67”。他正身处狂欢广场的核心，因此也不可避免地成为狂欢活动的一员。
2） 俄国人的角色设定——小丑与傻瓜的结合体。狂欢的广场上最无法缺少的角色是“小丑、骗子和傻瓜等，这类人物是狂欢广场上的‘开心国王’”，“狂欢广场因素和狂欢时间因广场人物的出现而变得具体可感，狂欢中的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被他们绾结成一个个小型的时空体”，他们是“广场生活的欢乐源泉”［3］96。小丑，诙谐、滑稽；傻瓜，不谙世事，我行我素。他们都是严肃社会外的边缘人，俄国人就同时具有这两种属性。
小丑属性。首先，在形象上看，马洛见到俄国人的时候是这样描述的：“他像个马戏团的小丑……如今浑身上下打满了补丁，颜色鲜艳的补丁，有蓝色、红色、黄色的，背上是补丁，胸前是补丁，手肘上，膝盖上全是补丁，上衣上围着一条彩色的带子，裤脚管上绕着大红色的边……”［5］68下文里马洛又再次提到“小丑”这一称号，“岸上那个小丑”“好像是从一家滑稽哑剧团里潜逃出来的”［5］70，穿着绳子捆绑成的鞋，衣服口袋的颜色也不相同（一红一蓝）。这种人物描写活脱脱把俄国人塑造成了小丑的形象。其次，从神态动作上看，他总是“满脸堆着笑”［5］68，喋喋不休地对马洛讲话，亲昵而滑稽。而笑正是狂欢节里最显着的标志，这种戏谑的、诙谐的、小丑式的笑，充满民间喜剧意味的描写，充分体现了康拉德对这一人物的定位。
“狂欢化的世界感受”这一巴赫金独创的概念“由四个基本范畴构成，即亲昵接触、插科打诨、俯就和粗鄙”［3］159，亲昵是其核心，身体接触则是亲昵的核心。而在文本中，俄国人称马洛为“水手兄弟”，自己动手拿马洛的烟丝，在初次见面与离别的时刻与马洛握手，还想要亲吻马洛，充分体现了这一人物的非严肃性与在狂欢化场域下人们距离的消失，乌托邦式的人际关系。
傻瓜属性。在马洛一行人的旅行过程中发现了俄国人居住过的茅屋，看到了俄国人留给他们的警告“靠近时当心”［5］47，但这种含混的警告却被马洛一行人评论为“电码式的写法”，“多么愚蠢”［5］47。在马洛与俄国人相遇之后，马洛发现他对魔鬼库尔兹的疯狂崇拜，在生命受到威胁时也不放弃信仰，这无疑是非常天真愚蠢的。此外，俄国人对自己的自白是“我是一个单纯的人，我没有伟大的思想”［5］76。
这些描写都让人想到狂欢节里的另一个角色“傻瓜”，天真无知，充满幻想，有时候也有些大智若愚的智慧（例如他没有像库尔兹一样被黑暗吞噬，对象牙之类的东西毫不在意，充满年轻人的朝气和勇气），像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人，自由自在，来去自如。
此外，俄国人还具有狂欢化人物的一般特征——两重性。他既不属于类似经理、朝圣者甚至于马洛、库尔兹这样的欧洲白人，也不属于非洲黑人，他超脱于两个团体之外，是这个世界里的边缘人，这也是马洛觉得他“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5］70，“奇怪”［5］84的原因。他有着狂欢形象“合二为一”［6］165的特质，就像他的情绪变化一样，时而欣喜，时而忧郁，时而活泼，时而严肃，是一个两极化的人物，像小丑一样“像一个双面的雅努斯，亦真亦假，亦庄亦谐，行踪难辨”［3］98，也像傻瓜一样颠覆着我们看世界的传统方式，“愚蠢与聪明”［6］180在他身上都可以成立。
2 俄国人形象在小说中重大的叙事学意义
2.1 讽刺性模拟
讽刺性模拟，“就是指对某一现成的确定的对象进行戏仿或笑谑，以取消它的唯一性和自足性，使它相对化”［3］151，“一般地，讽刺的对象是那种崇高的东西，比如专制话语、高雅文体、庄严风格以及圣人君子”，小丑正是“讽刺性模拟极端发展的产儿”，“集中体现了民间文化的笑谑精神”［3］311。《黑暗的心》中的俄国人作为小丑形象的代表，其身上必然夹带着许多讽刺性模拟的色彩。
1）浪漫与现实——对童话的讽刺性模拟
小说中是这么描写马洛对俄国人的印象的：“阳光使他格外愉快，也出奇地整洁”，“一张没胡子的孩子气的脸，很白净，谈不上有什么特点，鼻子在蜕皮，一双小蓝眼睛”，“坦诚的面庞”［5］68，做事情“像个婴儿一样”［5］69，有着“绝对纯洁，不计得失，不求实效的冒险精神”［5］71。从作者的描述里可以明显的看出，俄国人简直就像童话世界里的理想人物，永远孩子气，渴望冒险、纯洁，甚至其与库尔牛 菡：从巴赫金狂欢化视角透视《黑暗的心》中的俄国人形象兹先生的谈话也是关于“爱情”这种童话世界里永恒的主题。作者在俄国人这种小丑角色的身上凸显童话要素，也就是把童话中的浪漫主义因素进行底层视角的瓦解，把它暴露在现实中，使民间文化在文本中复苏。
2） 乐观与盲目——对传统英雄形象的讽刺性模拟
在俄国人的自述身世里可以看到作者对传统冒险小说中英雄形象的讽刺模拟，尤其是对丹尼尔·笛福的现实主义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的戏仿。在书中俄国人是这么说的：“俄国人……主教的儿子”［5］69，违背父亲的愿望出海（这一点可以从他从学校逃跑和后来与父亲和解看出），几次出海，一人独自游荡了两年，与一切人事都断绝了关系，并且时刻宣称“一个人年轻时候必须见见世面，积累经验、思想，增长见识”［5］69，这一切都让人想到鲁滨逊这个冒险者，一样的违背家庭意愿去航海，一样的度过一段与世隔绝的时光，甚至一样都充满了乐观主义的冒险精神。但一个小丑被赋予这些特征便会让人觉得十分可笑。作者正是通过这种讽刺性模拟，完成了对英国殖民时期英雄人物的颠覆，让英雄从神坛跌落，一切都变成了怀疑和未知，充满了戏谑的色彩。或许可以从这一点来窥探康拉德对待殖民主义的态度也未可知。
3）神圣与野蛮——对宗教的讽刺性模拟
小说对宗教的讽刺性模拟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是俄国人父亲的身份和他的无知间的悖论。俄国人在自叙家室时谈到自己是俄国主教的儿子。而他对库尔兹的盲目的狂热的崇拜，只能显示他的思想是空白的，愚蠢和无知充斥了他的心，这和其父亲的主教身份无疑形成了悖论。在马洛看来，“要说趴在库尔兹先生的脚下，他会跟这些人当中最野蛮的一个趴得一个样儿”［5］75，宗教在这里被脱冕，成为了野蛮的小丑的父亲。其次，如果把俄国人看做对鲁滨逊形象的讽刺性模仿的话，就会发现作者对《圣经》的颠覆性解读。鲁滨逊在荒岛上依靠《圣经》来维持精神信仰，俄国人剩下的唯一一本书却是偏于科学理性的《航海术要领探讨》，这一点也仿佛是作者开的一个玩笑，宗教的神秘似乎已被实用颠覆。这与康拉德本人的怀疑主义论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与当时宗教在进化论冲击下的崩塌有关。
2.2 参与构建小说的复调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和狂欢化诗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二者相互依托，互为表里，“复调小说最本质的东西是狂欢化”［7］，它根植于狂欢化的世界感受，“小丑和傻瓜的面具（自然是以不同方式加以改造了的面具）帮了小说家的忙”［6］29。主人公不再是独白式的，而是始终处在对话里，故在此简要探讨一下俄国人这一狂欢化人物形象在小说复调体系下的作用。
1）俄语的介入
小说里的语言是多样的，英语、拉丁语、法语、土着语，再加上俄语，康拉德真正构筑起了一个众生喧哗的语言世界，俄语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其中俄国人的语言被称为“密码”，不被马洛等英国人理解。这也暗示了不同人物间、不同文明间无法互相理解的差异性。
2）另一种叙事声音的出现
对话是复调小说重要的艺术手段，“源于巴赫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独到研究，狂欢化是其对话理论的具体展开”［8］。马洛与俄国人的相处过程则大都通过对话展开。俄国人对库尔兹的态度和马洛是明显不同的，一个是崇拜，一个是审视，二者的对话必然伴随着许多冲突，而且达不到理解和认同。两人互相激动，让人看到了不同声部间的争鸣（如小说中马洛的大笑和俄国人激动的辩白）。尽管文章中出现了多个声音（“我”、经理、会计、朝圣者、未婚妻等），但马洛与俄国人的对话无疑是最激烈的，库尔兹的面纱也在对话中滑落，作者的意志也在对话中隐约显现，只待读者去发掘。俄国人也与众多声部一起使小说充满不确定的张力，构成了《黑暗的心》的整体复调特征。
2.3 对主要人物库尔兹的加冕与脱冕
加冕与脱冕是一种狂欢节生活的仪式，指笑谑地给狂欢国王加冕和随后脱冕。巴赫金说：“对文学的艺术思维产生异常巨大影响的，当然是加冕脱冕的仪式。”［9］研究者多认为最后库尔兹的死亡是其由“高高在上的神堕落为凡人”［3］75的脱冕。确实，死亡是最高程度的脱冕。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虽然俄国人心中是一个被加冕了的库尔兹形象，但在他的叙事进程中库尔兹的形象就已经在马洛心中逐渐脱冕。首先是他对库尔兹的疯狂崇拜，让马洛觉得“是他迄今为止所遇到的一种最危险的东西［5］75”，然后是象牙掠夺甚至于库尔兹要打死俄国人的事件，叛乱者的头事件［5］75，“进攻汽船”事件，库尔兹在马洛心中脱冕，他意识到库尔兹的缺陷和荒野对他的无情报复，内心“跌入无法企及的远方”［5］75，此后便有了他与库尔兹在丛林里的正面相遇，最后的狂欢大幕渐渐揭开。俄国人与马洛的对话已经构成了马洛心中库尔兹形象的脱冕，此后库尔兹的死亡，象征着库尔兹本人由国王跌落为小丑的真正脱冕。马洛心中库尔兹的脱冕仿佛是一种预示，库尔兹在现实中也终究会从神坛上跌落。俄国人作为脱冕的推动者（尽管他本意并非如此）与参与者，在这场仪式中的作用与重要性不言而喻。
3 结语
特利·卡索（Terry Castle）在其着作《化装舞会与文明》中说：“现代作家中，其小说里狂欢成份最明显的，人们最容易想起的就是狄更斯、梅尔维尔、康拉德”。蕴含在康拉德小说中的狂欢化精神，通过俄国人形象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俄国人作为小丑与傻瓜的结合体带有讽刺性模拟色彩，对小说复调艺术构建及主要人物塑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其身上体现出了康拉德对民间文化价值的认可及对权威、传统、理性、秩序的反叛与质疑，康拉德小说中的现代性也在这一小人物身上得到了更好的说明和诠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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