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像里的中国形象
诗人海涅晚年身患重病,葬身“褥垫墓穴”之中,追忆往事,撰写他的忏悔录《自白》。对于自己的诗歌未能译成中文,而他的诗人同行歌德笔下的维特和绿蒂却已为中国人所熟知,他为此深感遗憾①。
从什么时候起,中国和海涅就这样亲近,以致他竟如此在意中国人尚未读到他的诗歌?究竟他了解中国到什么程度,使他竟对中国怀有这样深切的好感?究竟在什么地方他和中国存在着内在联系?
关于他和中国的关系,可以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因为尽人皆知,海涅受他老师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的影响,对印度怀有偏爱,推崇印度的史诗,赞美印度的风光。所以他的名诗《歌之翼》便流露出他对印度的憧憬。他要驾着歌声的羽翼,把他的心上人带到东方,带到恒河之滨,那里风光绮丽,盛开的莲花宛如身披纱丽的印度美女,千娇百媚,优美动人,正翘首以待,期盼着她们的妹妹从西方降临。至于中国,海涅只写了一首题为《中国皇帝》①的诗歌。诗人用中国皇帝这一隐喻,嘲笑普鲁士国王。
1835年诗人发表《论浪漫派》。此书第三部分以下面这段文字开篇:
你们可知道中国,那飞龙和瓷壶的国度?全国是座古董店,周围耸立着一道其长无比的城墙,墙上伫立着千万个鞑靼卫士。可是飞鸟和欧洲学者的思想越墙而过,在那里东张西望,饱览一番,然而又飞了回来,把关于这个古怪的国家和奇特的民族的最发噱的事情告诉我们。那儿大自然的诸般现象都绚烂雕琢、别致耀眼,硕大的花朵形同巨人,纤小的树木犹如侏儒,层峦叠嶂全都精雕细刻、玲珑剔透,佳果累累全都甜香四溢、鲜美佳妙,奇禽异鸟全都毛羽斑斓,形态怪异;那儿的人尖头尖脑,蓄着发辫,留着长长的指甲,见了面打躬作揖;论性格老成早熟,说的却是一种孩子气的单音节语言。无论是大自然还是人都像是一幅荒诞不经的漫画。在那儿人和自然彼此相见,都会忍俊不禁。
但是他们俩都不会高声大笑,因为他们极有教养,彬彬有礼;为了忍住不笑,他们就绷着脸,装出极端滑稽可笑的怪相。在那儿既无阴影,也无远景。五彩缤纷的房子上面,重重叠叠地垒起一大堆屋顶,看上去就像一把把撑开的雨伞,屋檐上挂满了金属的铃铛,清风过处,发出一阵傻里傻气的叮当声,连风儿也显得愚蠢可笑。
在这样一幢挂满铃铛的屋子里,从前曾经住着一个公主,她的金莲比其余的中国女人的小脚还要纤巧,她的秀丽的凤眼,送来的秋波比天朝帝国②别的佳人的美目射出的眼光更加柔媚温存、迷惘恍惚,她那玲珑小巧的芳心吃吃痴笑,里面满是最为乖张怪谲的脾气。这位公主最大的喜悦乃是把彩绣镂金的珍贵绸缎撕得粉碎。她那纤纤十指引起一阵阵裂帛撕绸的声响,她便乐得纵情欢呼。最后这种癖好耗尽了她的全部家产,她把所有的家当都撕碎抛尽,于是满朝文武上书谏言,把这位公主当做一个不可救药的疯女关进一座圆形的高塔。
这位中国公主是反复无常的娇纵脾气的化身,同时也是一位德国诗人的缪斯的化身。③根据以上引文可以推断,海涅对中国似乎相当了解。不过他的活跃的想像力也发挥了作用,并不过于拘泥于具体事实。不消责备他把暴君的宠妃误认为公主,相反,应该欣赏他出众的想像才能。因为这位公主只是一个杜撰出来的人物,只会制造灾难。读到这段文字,应该知道海涅影射的是浪漫派诗人布伦塔诺及其诗风。
不过这个形象也使人想起病态的破坏欲的化身,她把昂贵的绸缎撕成碎片,也会把难以估价的珍宝、珍贵的文物彻底破坏,或者最为严重的是,把人的生命和道德基础随意毁掉。着名的艺术家、诗人通过火刑化为青烟,直上云霄。但这位已是残花败柳的美人,管她是公主、宠妃还是皇后,做着鬼脸桀桀怪笑,使人毛骨悚然。而那些肉体上或精神上遭到阉割去势的太监们则发出刺耳的怪声,向她齐声欢呼,直到这疯狂的妖女被关进圆形的高塔,自刎身亡。
海涅深知,中国是封建制度,万里长城守卫着中国,抵御一切外来的东西。根据海涅对法国政权和法国革命的记述来判断,我们也可知道,他在18世纪对中国的态度如何。统治这个帝国的是一个不人道的颠三倒四的制度。人和大自然全都遭到扭曲,参天大树和伟大学者全都变成侏儒,而遍地衰草和渺小人物则急遽疯长,成为庞然大物。海涅这种对大自然和人的稀奇古怪的描述,并非修辞手段,旨在显得风趣、聪明,亦并非引人发噱的漫画,而是对这个国家的隐蔽的批评。这个国家害怕欧洲学者的思想,这就是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的伟大思想。所以,他所写的这些段落也并非轻松无害的闲笔。由此可知,海涅并非封建中国的朋友。
二、同情中国的真挚表达
可是不出十年,我们就听到海涅对中国说出另外一番话来。这时爆发了鸦片战争(1840-1842年)。海涅作为《奥克斯堡总汇报》的记者关注这场战争。鸦片战争便成为海涅更加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契机。在他最后完成的通讯报导集《卢苔齐娅》里,有他1842年1月24日发表的第四十一篇报导。当时战争正在进行,海涅第一次撰文谈到英国和中国之间于1840年在中国沿海爆发的这场战争。当时欧洲媒体对这场战争的报导很多,五花八门,争论激烈。但大多数报导都倾向英国,把它视为受害者,而指责中国为发动战争的罪魁祸首。
这些报导的观点大体如此:英国鸦片商人的鸦片在广州被焚,应该被视为激发这场战争的导火线,因而叫鸦片战争。可是为什么大批鸦片会涌入中国?为什么鸦片遭到焚毁?不言而喻,这些问题都避而未答。按照欧洲媒体的报导,英国被迫采取战争手段来解决和中国的这场争端,据说是维护英国商人的利益。一支舰队和一支人数上千的远征军派到中国,显然旨在以武力打开这巨大的中国市场。而当时,中国市场总是严格封闭,不让外国商人进入。关于这场战争,欧洲媒体消息带着强烈的倾向性,而且内容稀少,姗姗来迟。
海涅读到这些消息,也不等待后续报道,立即毫不迟疑地站在中国一边,事实上其中的细节情况到几十年后才逐渐被披露。为了更好地理解海涅的态度,显然有必要简单重述一下鸦片战争的历史。
海涅的朋友卡尔·马克思也对鸦片战争十分关注。历史学家隆希尔德·波姆(Runhild B?hm)试图把马克思和阿尔布莱希特·豪斯霍甫(Albrecht Haushofer)两人对鸦片战争前鸦片输入中国情况的研究进行比较和补充:马克思说①,在19世纪初,从印度运往中国的鸦片数量还较少,约200箱一年,每箱133磅。根据阿尔布莱希特·豪斯霍甫报告的数字②,早在1773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便上升到1000箱。在这一年,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便插手这项买卖。在1757年,英国人占领孟加拉后,不仅侵入中国的势力范围,在1790年时,也能把4000箱鸦片运入中国。尽管嘉庆皇帝(豪斯霍甫说③)在1800年严禁种植和进口鸦片。这一年(马克思说④)东印度公司运进中国的鸦片仍然还有2000箱之多。
1816年,鸦片贸易吞噬了中国250万美元。
1820年,偷运进中国的鸦片已飙升到5147箱⑤。把马克思和豪斯霍甫两人根据研究得出的其他数字进行比较,差异不大。但是两人都指出,鸦片供应显然以高速度直线上升,以致根据豪斯霍甫的研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即将爆发前几年,鸦片通过东印度公司每年以30000箱的数量⑥运往中国,根据马克思的研究,甚至高达39000箱⑦。⑧在当时中国,鸦片已泛滥成灾,民众依赖鸦片,经济大受损害。无数中国人已经染上毒瘾。不仅一般平民,朝廷重臣和位极人臣的皇亲国戚,也属于吸食鸦片者之列。吸鸦片已成时髦,已成身份的标志。甚至士兵、军官和将军也染上了这一毒瘾。而且,不仅是广州一个地方,许多省份和首都北京都是如此。乾隆的孙子道光皇帝,海涅称他为“太阳的兄弟”,意识到这一灾难可能动摇帝国的根基,于是决定下旨制止它的蔓延。海涅起先认为,正如他在《卢苔齐娅》第四十一篇报导里所述,中国当时有主战与主和两派。前者以林则徐为首,后者以琦善为首。战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主战派占了上风。
其实,根据中国史籍,我们知道,皇帝一旦龙颜震怒,决心消弭威胁严重的鸦片泛滥,御前的大臣们是不会发生任何激烈的争吵的,大家唯皇帝的旨意是从,既无主战派,亦无主和派。
当时,满朝大臣似乎全反对鸦片贸易,尽管坚决的程度不同。许多官员由于已受鸦片商人的贿赂,对于皇帝的决心,态度消极,虽然不敢公然反对“圣意”,但显而易见,日后他们会破坏皇帝圣旨的贯彻执行。
在众多的高官中,林则徐的态度最为坚决。道光皇帝于是便命令林则徐前往广州,不惜一切代价阻止鸦片贸易,任何手段都可采用。林则徐在1838年底离京到广州赴任,担任钦差大臣、两广总督。
然而,中国无论是皇帝还是高官都不知道,他们的对手大不列颠国究竟在哪里,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究竟是谁,是皇帝、国王还是总统,是男还是女。
而和中国人相反,英国人对于中国则知道得十分详细。早在乾隆年间,英国特使马戛特内①奉乔治三世之命访问中国时,就仔细调查研究了这个天朝之国,了解它国的长处何在,尤其是对这个当年还不熟悉的国度的弱点了解得一清二楚。他惊讶地发现,发明了火药的中国人自己却顽固地拒绝使用火器,更谈不上对火器有进一步的研究。清廷的优秀军队必须努力练习骑射,谙熟弓马。英国使臣马戛特内未能完成与中国通商的任务,却调查了沿海和入海口的堡垒。马戛特内在访华后发表的旅行记,是除了传教士撰写的报告之外,最早提供的关于中国的情报。英国政府日后自然充分利用。而中国的满大人却傲慢无知,只顾自己争权夺利、贪得无厌。贪污腐化当时已在国内到处蔓延。这些满大人在民众面前,俨然以主子自居,而在皇帝面前,则自称奴仆。这些人奴隶和奴隶主的心态夹杂在一起,只是熟读经书诗文,对一切看上去陌生的外国事物,一概嗤之以鼻,思想狭隘,冥顽不化。狡猾的英国鸦片商人正是利用了中国各级官员的这些弱点,通过行贿,达到了目的。
然而,当林则徐于1839年3月奉旨抵达广州时,英国人立即发现,这位官员不同于其他满大人。他廉洁正直,刚正不阿,坚持原则。一到广州,他便立即下令禁止鸦片贸易,此举遭到英国鸦片商人的激烈反抗。
英国人的顽固执拗,使林则徐明白,这是另类的敌人,必须认真对待。为了了解他所面对的这些敌人,这位受过传统教育的林大人,在和他的对手、英国船长义律①相持不下的几个月里,翻阅了各式各样的情报和翻译材料,为的是认识英国,进一步研究英国。他获悉,鸦片贸易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欧洲都遭禁止。这样大量向中国出口鸦片,把中国当作这种毒品的销售市场,纯粹是违法行为。
林则徐于是清楚地知道,他严禁鸦片贸易完全正确。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根据国际公法———倘若当年已有这种公法———根本就不允许进行鸦片贸易。林则徐的立场明显地表现在他致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信函里。他在信中向英国国王发出呼吁:我们阅读了您多次的呈文,文中都说:“一般说来,我们的国民前往中国经商,均获皇帝陛下仁慈的对待。”……他们有什么权利在交易中使用毒品来残害中国民众?
(……)请问:“您的良心何在?”听说贵国国内严禁吸用鸦片,因为鸦片造成的损害已被认清。倘若不允许加害贵国,也不该加害其他国家,更不该加害中国。
尤其因为,中国运往外国的货物,没有一件是对人们毫无用处的。②林则徐并非科班出身的外交官,但是他的这封外交信函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道德力量。可惜,那是一个殖民时代,只盛行强权政治。义律船长已经立即把这一事件通知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子爵③,并把自己所持的坚决抗拒的态度通知外相。因此英国政府并没有以一封同样雄辩的辩护词作答,为他们很难说成是正派经商的鸦片贸易进行辩护,而是以一种更加强力的信息作为回应:派遣一支用最为现代化的技术装备起来的,由蒸汽机驱动的战舰组成的舰队。而中国则不然,中国没有海军,长达三千多公里的海岸线并未设防,完全暴露在外,置于海上前来的英国舰只的攻击之下。
因此,英国所期望的是战争,并作了相应的准备。当时的外交大臣帕麦斯顿子爵,从一开始就了解事态的发展。义律船长指望得到白厅④的全力支持。难怪豪斯霍甫说:
在英国历史上有许多伪善行为的先例。但是一个事件的伦理内容和它的表述,对于英国人的良心而言,很少像1839年在中国发生的事件这样刺眼地形成对比。必须强迫中国进行一场正式战争,方能达到使之开放的目的,从而使鸦片商人的复仇愿望也得到满足。①英国舰队从西方迅疾赶来。两广总督林则徐已经作好防卫措施。英国舰队在广州未能得手,便沿着海岸线北上,攻击其他中国港口,如宁波、上海、天津。这些城市实际上都是未设防的城市,而当时整个中国就是一个未设防的国家。
海涅“不相信中国的军队”②是有道理的。因为清朝皇帝和他的大臣们集中全力镇压百姓,白天黑夜无忧无虑地做永久和谐的美梦;身居高位者始终高高在上,而贱民们则始终匍匐于底层。天国般的和谐是通过武器、密探和对文字狱的残酷镇压得到保证的。而这支天朝军队,丝毫不比乾隆年间装备更为精良,它担负的责任是让皇帝得以不受干扰地做着他的神圣幻梦,要它保卫祖国却毫无用处。
天朝的和谐突然被英国炮舰的雷鸣所扰乱。中华帝国坚强的柱石受到强烈震撼。英国炮舰的强大炮声使天子大为震惊,却并未把他从和谐的幻梦中惊醒。他根本不在乎敌国的存在。他相信,英国也会按照他的笛声起舞。可是刚一打了败仗,皇帝便立刻屈服,尊严丧尽。于是林则徐成为替罪羊,被皇帝免职,琦善成了他的继任。琦善原为直隶总督,驻守天津,防守首都的门户。凭着他所谓的外交才能,把打到塘沽,直接威胁京畿的英国舰队劝走,从而使首都得救,他便被公认为杰出的外交家。如今他奉旨南下,作为林则徐的继任,也在广州解决和英国人的争端。可是他的外交艺术仅是卑躬屈膝的忍让屈从,在广州对付英国的鸦片贩子和船长们并未创造出奇迹来。尽管琦善按照英国人的要求,以市价赔偿了他们被烧的鸦片,也满足了他们其他的要求,但英国人却并未停止提出放肆大胆的要求,时刻准备继续进攻。他们坚持,中国政府得把香港割让给英国。为了对中国政府施压,英国战舰经过长江在上海的入海口逆流而上,开到南京,强迫清政府在那里签订了西方列强和中国之间的第一份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根据这份条约,中国除了其他条款之外,还得把香港割让给英国。英国人大概自己也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可耻行径,因为在条约中并未涉及鸦片问题,而“这(个问题)恰好导致了这场战争”③。
原本是一场侵略战遂转变为英国商人的保卫战。可是这些受保卫者究竟要出卖些什么货物却无人提及。这充分暴露了英国人的强盗逻辑和海盗法律。欧洲对这场战争的反应,因人们的立场而异。但欧洲媒体却几乎异口同声,认为林则徐一人应该承担使这场战争爆发的责任。
根据殖民主义的丛林法律和强权公理,给中国这个傲慢而无知的帝国一点教训,完全正常,毫无不妥之处,更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指责的地方。这个时代正好就是歌德在《浮士德》里,以下面的诗句非常贴切地刻划的时代:“战争、贸易和海盗行径/这三者合成一体,不可分开。”
①这就是说,这一时代的商人犹如海盗,而贸易伴随着战争。那些身穿剪裁入时、做工讲究的晚礼服和燕尾服,神气活现地走来走去的绅士们,其实是穷凶极恶、贪婪成性的鸦片贩子。他们善于以贿赂和威胁使腐败的中国满大人们俯首帖耳,为其效命。
值得赞赏的是,海涅超越了他的时代,他没有那些所谓胜利者所具有的普遍的成见,而是站在战败者的一边。海涅一向同情受到不平等对待、受到欺侮和掠夺的人民,例如波兰人和蒂罗尔人,反对奴隶买卖和殖民主义的压迫。面对中英之间发生的这样不公正的事情,他立即抓住这一机会,毫不迟疑地表明他的立场和对英国人的憎恶。他把同情心清楚明白地给予了中国人民。
1842年1月24日,海涅在《卢苔齐娅》第四十一篇报导里表达了他对鸦片战争的看法。尽管他知道中国军队不如英国军队,预感到形势对中国不妙,他还是坚信通过“聪明的忍让政策”,可以把这些“红毛生番请出国去”②。但是继续追踪这一事件的发展,他发现,他完全看错了英国人。因而在半年之后,他发现英国人在对中国发动的这场战争中,充分暴露出英国人的海盗本性和猛兽性格,便在1842年9月17日同一本书的第五十一篇报导里以另一种语气谈到英国,用下列方式表达了对这个伪善国家的憎恶:
在别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些纯粹英国人像是一批荒野的鬼魂,但是远比这些午夜闹鬼时分出现的苍白阴影更令人毛骨悚然的乃是那些身材粗壮、面颊红润的鬼魂,他们汗流满面地在刺目的阳光照射下到处游荡,而且完全不讲礼貌。他们粗野的手脚,僵硬的臂肘到处碰撞别人,也不说句好听的话来表示歉意。中国人不知会多么憎恶这些吞噬带血生肉的红毛生番,中国人天生的彬彬有礼……我承认,在我谈到英国人时,并不是完全不偏不倚,我的否定的判断,我的反感根深蒂固,也许是由于对自己的幸福感到担忧,对德意志祖国幸福的和平安宁感到担忧。原来自从我深切地理解到,英国人的政治里也含有卑劣的利己主义,他们就使我心里充满了无边无际的阴森可怕的恐惧。我对于他们在物质方面的优越怀有极高的敬意:英国人拥有许多当年罗马人用来压迫全世界的那股残暴的精力,但是他们把罗马的狼一样的贪婪和迦太基的蛇一样的诡计结合起来。我们有优良的,甚至可说屡试不爽的武器来对付前者,但是对付北海的迦太基人的阴谋诡计我们却无力反抗。现在英国的重商主义利益遭到失败,英国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在所有造物之中,没有一个造物像小商人这样铁石心肠,他们的生意不景气,买主掉头而去,货物没有销路。①对于鸦片事件和这一事件中英国人的态度,很少有比这更出色、更中肯的描写。海涅的朋友卡尔·马克思,同样极为关注中国这一事件的发展,并且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对此作出判断。作为诗人的海涅则不然,他是以一种形象的,因而更加给人深刻印象的语言描写英国人扮演的角色。
三个月以后,当第一次鸦片战争以签订《南京条约》结束,欧洲的媒体美化和掩饰英国人的暴行,把歪曲的事实细节大肆传播之时,海涅则在1842年12月4日《卢苔齐娅》第五十二篇报导里,指责英国在中国犯下了海盗的罪行;以他的方式把这些事件总结起来加以揭露,再次明白无误地表示了他的立场和他对受到侵略的中国的同情以及对侵略者英国的憎恶。
海涅最后发现,这些极端狡猾的鸦片贩子绝不缺少寻衅开战的借口,用作借口的可以是被焚烧的鸦片桶,也可以是别的什么东西;继中国之后,也可以是任何一个国家遭到侵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预见性和敏锐的眼光!为了在那些没有理性的中国人那里夺得贸易自由的权利,就像西方媒体大肆宣传的那样,别无所需,只要找个借口,找个谎言即可。于是海涅在他的《卢苔齐娅》文章里以极度嘲讽的口气这样写道:
英国人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太阳的兄弟,自己也深感意外,他们正在盘算,如今在印度洋上已嫌多余的武装是不是用来对付日本,以便把日本也洗劫一空。一个合法的进攻理由肯定在这里也能找到。如果不说鸦片箱,那就说英国传教士协会的文件被日本的卫生委员会所没收。②就像海涅担心的那样,英国轻而易举就使得“太阳的兄弟”屈膝求和。因为“太阳的兄弟”的兵力根本无法保卫他的宝座和他的祖国。海涅早在他青年时代所写的《英吉利片断》(1828年)③中就已充分表现出对英国人的极端轻视。在鸦片战争中,海涅发现,他确实大大地低估了这些英国人。他们的贪欲无法餍足,根本不配被视为绅士。尽管在英国议会里曾经激烈辩论过,他们是否有个正派的理由向中国宣战,辩论中也偶尔可以听到一些富有人性的声音,但是贪婪之辈和无耻之徒毕竟还是占了上风。事实证明,这些在鸦片事件中表现得像“红毛生番”一样的人是无法用“聪明的忍让态度”,客客气气地请出去的,因为输赢的关系实在巨大,他们的大部分财产,即使不是全部财产,其中也包括英国的相当可观的国家收入都在担受风险。
青年时代,海涅对英国的反感和他的拿破仑崇拜有关。但现在不同,海涅对英国制度的真正本质认识得更加清楚。他可不是白白地在伦敦访问过贫民区,亲眼看到了这个科技高度发展的国家有着令人发指的苦难。他青年时代的英国之行让他看见了英国现实的真实情况。在他的《英吉利片断》里充满了对这个伪善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言论,对于这个制度而言,金钱起着主要作用。这些戴着手套的绅士们可以抛弃一切道德观念,按照丛林规则行事。英国商人毫无顾忌地暴露出他们的不可餍足的贪婪和他们的真正的本质,在中东和印度的所作所为完全像是“红毛生番”。
中国发生的这场鸦片战争使海涅更擦亮眼睛。但他把可笑的“瓷器皇帝”和受苦受难的民众严加区分,感到自己和中国人,这世界上最为彬彬有礼的人民紧密联系,对殖民主义的这些红毛生番的贪婪和侵略大加挞伐。不论是在他的《奴隶船》①一诗中,还是在他最后的作品里,都是如此。
1854年8月23日,他在《卢苔齐娅》一书的献辞里,又一次表示出他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对殖民主义者的憎恶:
这位漫游成癖无所不往的旅行者如今安在?一份蒙古报纸的通讯员声称,他正前往中国,趁现在还来得及②,趁这个瓷器的民族还没有在红毛生番的粗鲁的手里完全破碎,去看看中国人———③如果说海涅在19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上半叶,是手里挥舞法国大革命的三色旗,为自由、平等、博爱而奋战的话,那么在他一生的最后20年,他便是集中精力在攻击假共产主义的政治骗子们所宣扬的极端平均主义的蛊惑人心的教条。他对一切受压迫和受侮辱的人们,包括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表现出的同情,就发生在这一时期。这使他赢得世界声誉,也使他获得全世界的热爱和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