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以下简称莎诗）的艺术成就不容置疑， 但是诗中的题词和 W. H. 先生的性别身份，一直以来众说纷纭。许多学者要么回避这个问题，要么以莎翁所处时代的文化语境给予解释，其出发点都是认为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是莎翁的自传体爱情诗。 比如，特尔特鲁斯就认为莎诗真实地叙述了发生过的境遇，他的理由是莎诗是忏悔式的告白，然而， 莎士比亚在组诗中并没有向读者表达任何一丝的悔过之意这种推理也是缺乏说服力的。 因此，海德·罗林斯教授和其他的学者倾向于相信十四行诗并非自传性写实，而是就一个传统的话题进行的文学练习。
不过，学界对于莎诗高度的虚构性真实这一点学界几乎没有任何怀疑。 所谓虚构性真实是指诗人在叙述一个虚构或者真实情景时，他言如其实，言而由衷。
虚构性真实是十四行诗诗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审美特征，它与彼特拉克式十四行诗形式上的因循守旧、内容上的娇柔扭捏形成对照，是对意大利十四行诗感伤主义的反叛，对虚无缥缈的柏拉图式爱情的勇敢宣言，对十四行诗传统的讽刺和竞仿。
二、竞仿理论
十四行诗由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开创，故称彼特拉克体，其内容通常是有关诗人对情人无法企及的爱恋，它的最大特点是情爱中孕育绝望，绝望中呼唤情爱。 这种理性占上的爱情具有极强的宗教色彩，虽然崇高，但是难以企及，甚至还有些虚伪。有趣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百分之九十的十四行诗都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缺少人物事件的线性发展，这些诗歌真的不配称之为“组诗”。
遗憾的是，在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在彼特拉克死后的近两个世纪里，毫无生气的模仿成了组诗的主旋律，后世诗人只能在规定中循规蹈矩。 只是在意大利和法国的诗歌趋于沉寂时， 英国有些诗人如怀亚特和萨里在他们组诗里体现一些阳刚之气和形式变化， 莎士比亚体的最后两行对句增加了理性的要旨，对诗中爱人的圣洁不可侵犯的态度也有所改变。
不过整体而言，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诗人除了莎士比亚、西德尼和斯宾塞之外，绝大部分公然翻译或者偷偷地抄袭意大利、法国甚至是英国同时代诗人的诗歌；除莎士比亚之外所有诗人均仿用外国的诗歌形体，沿袭诗歌传统的意象，进行相同的比较和反复吟唱同一个主题。
比较一下彼特拉克、龙萨和德斯波特等诗人的组诗，这种雷同的诗体、俗套的语言和僵化的比喻使人吃惊。
然而莎诗清新脱俗的语言一扫十四行诗两百年来一成不变的陈腐、平庸。 传统诗歌中诗人永恒的眼泪和叹息，情感上的忽冷忽热，对爱人长久的渴望和对爱情的恐惧，以及俗套的经典隐喻都消失了；诗人不再是爱人眼睛或发髻中的囚徒，他的恋人不曾住在河边，也不曾生过疾病，也没有被比喻成珠宝或者宝石。 然而莎诗伟大之处并非对传统的简单抛弃，而是其内容和语言上的新颖别致。
路易斯也说过，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十四行诗是基于一种“共有”形式而创作的。“一首优秀的十四行诗好比一段感人的公共祷告词，对它的检验在于看它是否被集会所接纳，而非是否提供了诗人在精神生活中让人感兴趣的材料。 组诗的整体更像一曲有关情色的礼拜仪式， 而不是一系列有关爱欲的秘密。 ”
然而莎诗中很多诗篇游走于这个规则之外，独具匠心，叙述了人类十分复杂而私密的情感关系，因此莎诗体现了特别的诚实。
首先， 莎诗激情奔放的同性之爱虽不是前无古人，但非同寻常，这是毫无疑问的。 莎士比亚通过语言对组诗中男性“情人”进行女性化处理，颠覆了十四行诗和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传统， 取得了戏仿式讽刺效果。
过去的几十年里，许多学者注意到莎士比亚在他的戏剧里近乎任性地反复调转人物的性别，比如《第十二夜》中的维奥拉、《皆大欢喜》中的罗莎琳德、《辛白林》中的伊莫金以及《威尼斯商人》中的波西娅。 在舞台上这些女孩形象皆由男孩扮演，因为她们偷偷地爱上了其他男孩子，所以她们假装男孩，并急切希望自己作为女性被男孩子爱恋。 与此不同的是，在十四行诗里，莎士比亚创造了一个年长的男性威尔，他不断地对一名年轻的男性即翩翩少年送上甜言蜜语。对于 17 世纪的英国普通民众来说， 男性和女性的话语体系特别是在称呼语上，和现代话语体系一样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因此读者对莎诗的阅读反应该是如乔治·斯蒂文斯 1780 年所言那样，感到不适，甚至是恶心和愤慨。
如果伊丽莎白时代的观众和读者能够接受男孩在舞台上扮演女孩的角色，而不愿意认可诗人像对待女郎一样称呼男孩，这种大胆扭曲人物性别的尝试只能看做是莎诗在风格上对传统十四行诗给予辛辣的讽刺，在语言上进行滑稽的戏仿。
莎士比亚第一次碰到文学上有关同性的文本应该是阿瑟·戈尔丁 1567 年英语译本 《变形记》。 乔纳森·贝特坚信，出于不同创作目的，莎士比亚在他的经典作品中最不可能的地方重新处理了《变形记》中的双性同体这一主题，莎诗中翩翩少年既是对此最好的注脚。 实际上，及至 17 世纪第一个十年时，彼特拉克体及其改良体已经很不合时宜， 约翰·戴维斯爵士等人已经开始创作讽刺性的十四行诗了，更早的讽刺诗可以追索到 16 世纪 80 年代菲利普·斯德尼爵士和沃尔特·罗利的作品， 莎诗只不过是这股批判浪潮中的尺度最大、力量最强的排头兵而已。 莎翁对十四行诗界的戏弄和轻视还可以在其戏剧中找到证据，如《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皆大欢喜》中奥兰多和《空爱一场》 中比龙与国王所创作的十四行诗皆为蹩脚之作。因此“莎翁决定用女性化的语言来创造十四行诗中男性主人公形象来表达他对十四行诗传统的原创性、颠覆性和娱乐性批判”。
对莎诗中威尔用在翩翩少年身上的女性化话语和斯宾塞、西德尼及德雷顿等诗人在构建他们诗中女主人公时所采用的描述手法、称呼方式和情感态度进行比较，人们会发现很强的相似性。 莎士比亚以他同时代诗人相同的措辞极不协调地让他诗中的翩翩少年女性化， 这些只用于女性的描述语和称呼语包括：sweet / sweetest / sweetly / sweetness/fair / fairest /lovely / beauty / beauty’s 和 thou / thy / thine / thee，要知道英国早期现代文学作品中男性从不使用这些表示亲密浪漫关系的呼语。正是这种称呼和措辞的相似性由于性别的错置对传统十四行诗的风格进行了有力讽刺，取得了非凡的戏剧效果。
前文提到，莎士比亚时代以及之前大多数十四行诗作者只是一味地重复模仿他人的作品，但是莎翁以其精湛的语言技巧和构思天赋，突破传统，在模仿甚至是竞仿中超越前人或同辈。莎诗中有两位“情歌”聆听者，一个翩翩少年，一个爱欲压抑不时外泄的黑皮肤女郎，和一位“情歌”吟唱者威尔；细读莎诗，可以发现情歌的私语者心理上的痛苦回应着西德尼理性上的文雅，斯宾塞诗中的困惑，丹尼尔蜜糖般的直白和德雷顿枯燥而滑稽的苦涩；诗中外露的色欲、隐秘的受虐感和同性爱也离经叛道，但是影射了巴恩菲尔德和米开朗基罗写给同性的情诗、龙萨描述玛丽亚和海伦的艳词等。
其次，莎诗一反彼特拉克体传统，对他的情人进行道德批评， 虽然西德尼·李提到龙萨等曾称他们的恋人为“母老虎”，但是这种抗议是因恋人铁石心肠所致， 和莎士比亚因爱人的多变不贞而愠怒截然不同；再者， 莎诗最突出的特点是对爱情的共有同一的强调。 彼特拉克式恋爱描述的是绝望且毫无怨言的情景， 而莎诗的浪漫却是充满期待和嫉妒的情感历程，因此避免了彼特拉克体中的自我欺骗成分。 一方面，莎士比亚和他的朋友、情人的思想紧密相连，他的情感体验经历着起伏变化，诗人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隐隐约约、不可名状的但又真实强烈的爱情故事，而彼特拉克体则让读者感觉诗人在享受吟唱自己哀痛的时候故意隐去了真正的忧愁，爱情就是为诗歌本身而存在。 另一方面，生活中多种不同的不幸在莎诗中都有其合理的表达，而彼特拉克诗歌中的哀伤只能是由失去恋人的爱情引起，由其他原因引起的哀叹就是亵渎神圣。
当然和传统的彼特拉克体之感伤主义相比，现实主义也是莎诗另一伟大之处。
这种现实主义并非就是史实性的真实，而是莎诗贴近现实生活，真实艺术地反映现实生活。 莎士比亚组诗中有二十多首诗（组诗 40-43，94-96，137-141，133-134，141-142，144，147-152）叙述了朋友的不忠 、情人的引诱 、诗人的悔恨和原谅三重隐秘事件， 这是十四行诗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还有三年间隙之后诗人因自己的健忘和薄情而做的道歉（组诗 117-120），以及开篇近十七首对年轻人的劝婚诗和有关竞争诗人的篇章 （组诗 78-80，82-83，85-86）。 诗中还提到了诗人对自己的职业在社会上不被认可的认识（组诗 111），别人对他的朋友的诽谤（组诗 69，70），针对他自己的流言（组诗 112，121），和诗人发自内心对化妆以及假发的强烈批评 （组诗67，68）等等。所有这些记录了诗人对某些特定客观情境中固定人物的敏锐观察下的描述，和彼特拉克体十四行诗中纯粹主观感受及幻想完全不同，体现了最大程度的现实主义。
三、结语
总之，从十四行诗的历史传统来看，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创作动机极有可能就是对传统彼特拉克体的轻视，也就是莎士比亚在诗歌盛行的伊丽莎白时代想要超越前人的努力，并对过去那些毫无生气的诗歌的讽刺。另外，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确在吟唱内容、道德评判和虚构真实性上空前绝后，成为杰作，实至名归，真正实现了作者自己对前辈的竞仿，达到了目的。而这样的解读也避免了自传体理论所面临的诸多难题和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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