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主体建构于个体在现代社会追寻与确认自身身份的过程之中。从空间理论的角度来看，城市人身份感的模糊缺失与城市空间密不可分，城市空间的设计、规划与布局对人的身份会产生同化与异化作用。两种作用相互抗争，使人的身份成为矛盾体，从而引发城市人的焦虑感。城市空间所引发的身份焦虑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剧烈的反应。西奥多·德莱塞的代表作《嘉莉妹妹》就是一个鲜明例证，人物的身份变化贯穿始终，其中关于19世纪末芝加哥和纽约两个城市建筑和环境的大量描写，为我们研究城市空间和个体身份提供了充分的线索。因此，本文将《嘉莉妹妹》置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快速城市化的背景，力图揭示城市空间与个体身份和焦虑的内在联系。
从空间角度研究《嘉莉妹妹》的学术成果尚不丰富。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比较突出的有理查德·利罕在《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中描述了德莱塞笔下的美国城市。利罕阐述了《嘉莉妹妹》中的斯宾塞哲学基础，以及小说中的城市构形。中国学者方成的《<嘉莉妹妹>中的城市空间观念与城市话语》通过分析德莱塞对纽约和芝加哥城市空间的观念，揭示了其城市话语模式及其后面蕴含的意识形态，即，城市是罪恶的象征，充满着欲望与堕落的生活方式。
上述成果开拓了对于《嘉莉妹妹》研究的空间视野，影响深远。但对于城市空间与城市主体身份建构之间的关系没有做进一步的研究，这便构成本文的研究突破点。
一、城市空间与个体身份的同化与异化
城市空间对都市人的身份建构有着特殊影响。城市在空间上的密集和消费文化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体身份产生同化作用，而城市区域、阶层的分化、交通的发展以及对自然的抹杀则对个体身份产生异化影响。
（一）城市空间对个体的同化作用
城市作为历史的产物之一，是社会权利与文化的最大限度的集中。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城市中交汇。19世纪的工业化进程使城市空间的聚集性更为突出。这种空间的聚集带来人的聚集。大城市的完备设施与丰富资源促使许多外地人涌入城市。个体身份在聚集的城市空间中会呈现出趋同的趋势。为了适应城市生活，不同地域、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不得不放弃某些原先的身份属性，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也使得原有的身份属性逐渐弱化。除此之外，城市消费文化的盛行也使得个体身份趋向一致。
商业建筑在设计建造之时就力图抹平个体身份的差异感，有意地营造一种人人平等的氛围，以刺激消费欲望，鼓励市民消费。
1.聚集的城市空间
城市空间的聚集性是指建造布局的密集性和随之而来的人口增长。城市空间的聚集性会产生城市地域系统所特有的“聚集效应”，人口的聚集就是突出的表现。物理空间的密集在客观上造成了人的聚集，使身份、地位、职业、种族和性别的界线被打破。
作为新兴的城市，芝加哥在物理空间上呈现为聚集形态。《嘉莉妹妹》的开篇便通过嘉莉的眼睛对芝加哥这座城市的远景进行了一番描述：“越过广袤无际的平坦的大草原，他们看见一行行电线杆矗立在通往那座大城市的田野里。远处呈现出一些市郊小镇的轮廓，还有一些耸入云霄的大烟囱。空旷的原野上不时见到一些两层楼的木头房子，不围栅栏，也不栽树木，仿佛是即将到达的大片房屋的前哨。”
虽然火车还未进入芝加哥市，当时从远处已经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密集和拥挤。延伸到城市外的电线杆，“耸入云霄的大烟囱”从视觉上就给人一种促狭感和压迫感，原野上还散落着房屋，这一切都预示着大面积、高密度的建筑群即将映入眼帘。广袤平坦的大草原与根根矗立的电线杆和烟囱形成鲜明对比，凸显了城市空间的密集感。
嘉莉在第一次求职的过程中亲眼目睹了这个城市的拥挤与繁华，“方圆七十五平方英里的市区内，道路四通八达，房屋星罗棋布……为新建筑物打桩的气锤声到处都听得到”，“凡是自以为有气魄的大商行，都是单独拥有一幢大楼……闪闪发亮的铜铸或者镍制的招牌，挂在方石砌成的大门口”。
鳞次栉比的商户，闪闪发亮的招牌，都给我们一种空间上的聚集感。而聚集的空间带来了人口的稠密，早上上班高峰期“连车厢铁栏两侧都挤满了各大批发商行里的小职员和打杂的工友”。芝加哥“犹如一块巨大的磁石，把充满希望的和绝望的人们从四面八方都给吸引过来了———他们中间，有些人还有待发家致富，有些人则在别处早已钱财、事业两空，境况甚惨”。
这些人来到芝加哥是想寻求机遇的，他们变为“芝加哥人”，他们是“淘金者”。
这种情况在纽约体现得更加明显。赫斯特伍德曾对嘉莉说“纽约没有带草坪的花园别墅。全都是居民住宅”，一语道破纽约城市空间的促狭。德莱塞对纽约百老汇大道的描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拥挤：“车水马龙，行人如过江之鲫，五十九街上的街车里全都挤满了人”，“不仅有成群的净爱卖弄风骚的美女，同时还有净爱观赏美女的男人”。
这里还聚集着穷人和乞丐。小说第四十八章中描写了一名为乞丐募捐的“上尉”，他选择的地点正是百老汇大街。一条百老汇大道上，聚集着各式各样的人，贫富的隔离线模糊了，城市平民和乞丐可以踏入富人的生活天地。在这里的人，不论贫富，也不论他们原先的背景如何，在此刻他们是属于这个城市的，浸溺在这个城市的氛围之中，拥有某种共同的情感；他们原有的身份已渐渐弱化，正如赫斯特伍德昔日酒吧经理的身份一去不复返，在新的城市中，他们的身份都被重新定义。而赫斯特伍德对过去生活的念念不忘，恰恰证明了其新的身份正在形成，一个以纽约市民为标记的共同身份。
2.城市空间与消费文化
城市空间在商业化的导向下，被打上消费文化的烙印。商场、店铺、戏院、酒店，所有的消费场所无不在宣扬消费文化的影响。而这些消费场所设计的共同特点就在于刺激消费欲望和抹平身份差异。二者相辅相成。同时，消费的力量使不同阶层打破分化格局，理查德·桑内特在分析城市区域划分时曾以巴黎为例，“巴黎的工人若到城里的非工人阶级城区，或者到别的工人阶级城区，唯一目的基本上都是为了到新出现的百货商店里面购物”。
消费打破了原有的阶级界限，使不同社会阶层混杂起来，这种混杂和异质会产生一定的同化作用。
《嘉莉妹妹》中对百老汇商业区有着详尽的描述：“此时此刻，正是百老汇展示出它特别诱人的景观的时刻……各剧院开始接纳观众。令人炫目的电光广告，以及预告今夜娱乐的海报比比皆是……大街对过，那些大饭店（霍夫曼大酒店和第五大街大饭店）成百个窗子正在闪闪发光，它们附设的咖啡厅和弹子房里挤满了悠然自得、衣着讲究、寻欢作乐的人群。四下里夜阑更深，纽约这个大城市追求欢乐的夜生活，正以怪异、疯狂的节奏跃动着。”
从这段描述中不难看出消费文化弥漫了这个百老汇大街。广告和海报绚丽夺目，将戏剧、艺术都变为可出售的商品；马车和私家车来回穿梭，是载着人们去消费去娱乐；在饭店、咖啡厅、弹子房，人们享受着消费所带来的服务。人们受到内心物质欲望的驱使而内心膨胀，流连忘返。值得注意的是，在描绘大都市景象的时候常常离不开对灯光和玻璃窗的描述。电灯应用于商业，强化了人们的消费意识。因为有灯光，剧院的广告在夜晚也能显得耀眼夺目，引人注意；饭店通过玻璃窗的设计将室内的灯火通明外在化，饭店外面的人可以看到饭店内的娱乐享受，一种消费的欲望会不自觉地在内心燃起。玻璃窗也在这里起了关键作用，它实现了内外空间的交换，外在呈现室内的商品和服务。此外，商场店铺使用玻璃橱窗来展示商品，再辅以灯光，为商品增添了诱惑力，以此刺激消费。“他们在商店的地面层开辟了一些玻璃橱窗，而橱窗中摆设的是商店中最不寻常的货物，而不是最为常见的商品。橱窗本身的装饰也变得越来越新奇和精巧”。
商业建筑的设计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力图抹平个体的身份差异以招揽更多的顾客上门。装潢华丽的橱窗，四敞大开的店门，明亮耀眼的灯光，可以自由挑选的陈列柜台，还有店家老板站在门口吆喝生意……这一切都在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每个人，无论男女老少、身份高低，都渴望拥有美好的物品，欢迎大家尽情选购。
在消费场所，人们原本的身份不再重要，他们都被同化为一个身份：消费者。
消费的强大魔力还促使人们打破阶层的分化格局。百老汇这一地标性建筑，每天招徕各色人等前来光顾。不仅是那些富人阶层，嘉莉这样的平民也可以前去一睹风采。除了像嘉莉这样的年轻人，书中还写到裁缝、鞋匠还有帽匠也纷纷在这里捕捉时尚元素，了解市场行情。在餐厅、戏院打工的人们则多是来自于工人阶级。在商业中心，来自各个社会阶层的人们都在这里汇聚，沾染上百老汇的气息。嘉莉在光临过百老汇之后燃起了想要跻身上流社会的愿望。可见，这种异质的、混杂的空间会对个体的身份产生一定的同化效应。
（二）城市空间对个体身份的异化作用
如果说城市空间对个体身份的同化是一种广泛的作用，那么其对个体身份的异化作用则显得深刻而尖锐。表面的同化中包含着尖锐的异化，使城市变成强者的天堂，弱者的地狱。城市空间中仿佛筑起无形的“城墙”。德莱塞在《嘉莉妹妹》中提出了“有围墙的城市”这一概念，生动地描述了城市中的无形“城墙”：“他也逐渐清晰地意识到他离去的那个世界对自己该有何等重要……可是如今，他早已被摈在门外了，这个世界离得他多么的地远呀。他开始看到那个世界活像是一座有围墙的城市。各个城门口都有人把守着。你就是进不去。围墙里头的人压根儿都不乐意出来看看你是什么人。他们在围城里头如此这般欢天喜地，竟把围墙外头的所有一切人全给忘掉了———而艺理论他赫斯特伍德正是在围墙外头。”
这种无形的“城墙”形象地体现了城市空间对个体身份的异化作用。城市空间被划分为不同区域，居民的身份也由此被区分。便捷的交通缩短了不同空间之间的距离，而人的身份也随着空间的转移而改变，这种快速转变模糊了个体的身份感。城市人造空间的特性，割断了人与自然和故土的天然联系，使人丧失认同感和归属感。
1.空间的并置
不同层次的空间在城市中并置的概念最早由芝加哥学派提出。作为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伯吉斯通过对芝加哥进行城市人类生态研究，得出了第一个城市生态的理念模式。伯吉斯认为，位于一个城市中心的是中心商业区，这是富人和高地位社会阶层的聚集区；其次是过渡区，这里的建筑和环境最为破旧，是社会下层群体生活的地方，也是贫民窟之所在；再向外一层是蓝领阶层生活区，这里离中心商业区距离较近，通勤成本相对较低；第四层和第五层分别是中产阶级和富人住宅区，这里远离市中心，环境质量较好，空间也比较充足，适合能够负担起交通费用的高收入阶层。这样的一种环状格局必然导致不同空间形式的并置和对比，使人感到巨大的异化感。
1889年的芝加哥正处于快速城市化阶段，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商业为中心的环状结构，《嘉莉妹妹》中描写的芝加哥市中心“是一片很大的批发商业和购物中心”，沿着范伯伦街往东，“两旁先是越往前走越是神气的建筑物，接着是许许多多矮棚屋和煤栈，最后才到达河边”。
截然不同的空间形式并存，使人对用以定位其身份的环境产生不确定性，正如嘉莉“不觉产生了一种孤苦无依之感”。环状城市布局必然导致贫富空间的并置与对比。纽约的曼哈顿百老汇和布鲁克林区就是鲜明的例证。布鲁克林区是黑人和少数民族的聚居区，这里种族歧视横行，就业困难，人口受教育程度低，犯罪率高，是社会底层阶级的聚集地。书中描写布鲁克林区“这一带房子都是木结构，又矮又小，路面也高低不平”。
这一切都与曼哈顿区形成鲜明对比。小说还有一段对百老汇和鲍威里街的对比描写体现了贫富空间的差异，在百老汇一带，富人们都“身穿厚呢子长大衣，撑着雨伞，小心翼翼地在走路”，“直奔舒适的大饭店而去”；而在鲍威里街，穷人和流浪汉却在“顶风冒雪、疲于奔命”，他们“全都竖起衣领，把帽子拉到了耳根边”，“在灯光昏暗、邋里邋遢的小铺子跟前时隐时现”。两种空间在中心城市并存，人们每天穿行于不同的空间之中，必然会产生身份上的疏离感。
2.交通的作用
交通的发展拉近了城市与乡村两种空间的距离。
尤其是火车，在沟通不同地区空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嘉莉妹妹正是乘坐火车来到芝加哥，在车上她想到“大城市就在前头，每天来来往往的列车使它跟全国各地更密切地联结在一起。一旦她到了芝加哥，哥伦比亚城也离得并不太远。请问———一百英里，几个钟头的路算得上什么呢？她尽管可以回去嘛”。
嘉莉的心理清楚地体现了交通发展对于空间联系和转换的重大意义。它产生了大卫·哈维所提出的“时空压缩”效应。由于芝加哥交通发达，其他城市与其的相对距离缩短了，旅行时间的缩短、空间转换的便捷使得人们对时空的感悟发生了变化。空间的快速转换也会使人产生身份上的不确定感；一边是安静朴素的田园景象，一边是喧嚣华丽的都市生活，两种原本不搭界的场景，由于交通的迅捷，如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们坐着火车从哥伦比亚出发，只消几个小时的工夫，便会到达另一个世界，在这样的快速转换之中，人们很自然地感到身份感的模糊与缺失。
3.远离自然的城市空间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巅峰之作，它是人为的空间结构。城市的这种特性使它必然远离一切自然属性的事物。可以说，城市空间的出现是对自然空间的一种侵犯和掠夺，城市符号象征着对自然的征服。这种对自然的消灭和抹杀给都市人带来不可磨灭的影响，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也逐渐压抑和褪去自身的自然属性，从而导致人格的不健全和身份感的异化。
德莱塞在《嘉莉妹妹》开篇就写到了浑浊的芝加哥河：“河里挤满了来自遥远的江湖的大帆船，船头紧傍着竖立着黑色标桩的河岸。火车呼哧呼哧在喷气，和轨道一起发出哐当哐当声，就再也见不到那条小河了。”这景象颇具象征意义，河流淹没在火车的蒸汽之中，暗示出人类城市凌驾于自然之上。嘉莉上班的第一个早晨，“在一望无际的蔚蓝色的天空下，沐浴着清晨的阳光，沁人心脾的和风徐徐而来……”这一宁静愉悦的景色与周遭的高楼大厦、上班族往来的匆忙景象形成鲜明对比。对于这样可爱的早晨，人们无法驻足享受，只能继续匆匆赶路，走进一间间阴暗肮脏的厂房。对于自然的欣赏和渴望被压抑了，人越来越变成机器，每天只能机械性地劳作。由此可见，自然因素严重影响着个体对自身身份感的确定。
城市空间对人与自然的隔离从某些角度也可理解为对人与其故土的割裂，因为大多数到城市打工的外乡人都是来自乡村。这些人来到城市，从事制造业或金融服务业，从此告别了和土地打交道。在传统意义上，乡村代表着自然。从《嘉莉妹妹》中我们可以看到，纵使交通拉近了城乡距离，那些身处城市的外来者也很少再回到故乡生活。嘉莉也只是在一些特殊场合才回想起她的父亲和家乡的生活，当她坐在舒适的摇椅里沉思默想的时候，也多是思考她在城市的生活。嘉莉的姐姐明妮也未曾打算要回到故乡，她和丈夫汉森拼命攒钱，为的是将来在芝加哥西区购置土地。对于生活在大城市中的人来说，故乡已经是遥不可及的一个梦，他们来到城市，千辛万苦生存下来，获得了一个新的身份，这与他们在家乡时截然不同。由于身份感的差异，他们被永远地封锁在城市之中了。
二、都市人的身份感与焦虑感
生活在城市的人对于自身身份的困惑和迷茫会引发一种身份上的焦虑感。在无法认清自己身份的情况下，人们依然渴望同化也渴望异化，而现实中的个体身份也在自行经历着同化与异化。在城市空间中，这是一场不断发生在个体与群体间的斗争与妥协。个体渴望同化以期能够融入特定群体，加强自身身份感；而在同化的过程个体又渴望身份的异化，为的是保存个性和思想上的独立性。同化和异化，二者是一个矛盾体，同时作用于个体身份，一种焦虑感便油然而生。
嘉莉最后的成功意味着她成功地求得了身份上的同化，融入了纽约的上流社会，她最终进入到了“有围墙的城市”。
当她最初来到芝加哥的姐姐家时，她是满怀希望能够融入这个家庭，即融入工人阶级这个群体之中。她认识到这是个“因循守旧，操劳度日”的家庭，她的姐姐“整天胼手胝足地忙活”，便决定跟德鲁埃断绝来往。明妮提出要带她去林肯公园逛逛她也拒绝了，而是安分守己地出去找工作。可是在做了一些努力之后她发觉自己很难做到像他们一样生活。当她提出想去剧院看戏，明妮和丈夫却表示“这可不是我们想干的事”。
嘉莉自己也不愿与工厂的女工同流合污。她觉得“她自己不会做一个很庸俗的女工”。在工厂上班时，她也看不惯“厂房里的乱弹琴”，她觉得“这些话都很粗鲁、下流”，她很害怕“那些小伙子也会对她说这样的话儿———这些小伙子，在她看来……全都粗野可笑”，所以她不与他们来往。虽然未能融入下层阶级，嘉莉却着实被城市的消费文化和奢侈氛围同化了。她在商场找工作时“对琳琅满目、美不胜收的珠宝、饰物、服装、鞋子、文具等商品简直艳羡不已……所有这一切都激起她的个人欲望……”
当她在街上偶遇以前工厂的女工，看到她们衣着寒酸，她顿时觉得“她们俩之间仿佛有一道奔腾澎湃的洪流，已把她们各自分开了”。此时她与原先的女工身份已经彻底脱离，她已从那个群体之中异化出来。当嘉莉与万斯太太同游百老汇时，她对万斯太太羡慕极了：“啊，这个万斯太太多么幸福；她———年轻、标致而又有钱……有了钱该有多么了不起啊！”这一段内心独白显示出嘉莉见识到了中产阶级乃至上层社会奢华的生活，内心十分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但是当她真的成名，又十分富有时，她又“觉得自己无比孤独，好像她已是在绝望地、孤立无援地拼搏着”。
她又开始渴望异化，过与一般有钱人不同的生活，那种使嘉莉成为嘉莉的生活。嘉莉从贫到富，从默默无闻到声名大噪，从土里土气的外来妹到时髦安逸的上流淑女，她想要寻找的，就是她的真正身份；在追寻身份的过程中，她经历了许多，而最后，她依然“总是觉得不满足”，一种焦虑的情绪溢于言表。
三、结语
城市空间与现代性主体的关系是一个值得广泛而持久讨论的话题。城市空间对个体身份的同化与异化作用正时时刻刻地发生在城市人身边。城市人对于自身身份的探寻会一直持续下去。进入后现代社会后，绝对真理正在消弭之中，城市生活和人的精神体验都呈现为碎片化，人们便更加难以求得自身的身份认同。
内战后的美国社会进入现代时期，德莱塞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写于1899年的《嘉莉妹妹》无意中成为记录美国快速城市化的一本史书。城市空间以其聚集的构造、无处不在的消费暗示、环状的空间并置、便捷的交通以及强烈的人造性特点，使千千万万的外来者，如同嘉莉妹妹一般，被其所在的群体同化，而同时又经历着被其他群体异化的过程，他们在城市中奋斗，不仅是为了获取名利，更是为了获得一种身份上的认同。在对身份感的追寻过程中，现代人的主体性被逐渐构建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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