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纳德F．拉赫与埃德温·凡·克雷用三卷九册的巨著《欧洲形成中的亚洲》，讨论现代欧洲的亚洲知识状况与亚洲文化对现代欧洲文化形成的作用或影响。在近半个世纪西方学术界“反写”“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谱系中，该书的重要意义，不仅表现在其开创性研究实践了“反写”“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理念，从史实与史识上均对该学术思潮做出了实际贡献，而且，它还暴露了“反写”“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思潮难以回避的问题，即这一理论假设在价值上或文化观念上是有意义的，但在具体的理论方法与实践上，却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后者为我们反思与批判“反写”“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思潮提供了典型案例。
“后学”思潮背景下西方的“反写”“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包含着一个奇妙的悖论，那就是这种话语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又在建构并不断重建这种理论;在一个西方中心的现实语境中“反写”“西方中心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相反相成的文化诡计，“反写”的结果是“正写”。《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作为一个典型的学术个案，可以供我们反思西方“反写”“西方中心主义”学术思潮的成败得失。
西方现代文明对财富与知识的浮士德式追求，一直是令人惊讶与困惑的历史事实。在短短的400年间，西方从一个偏僻的角落变成世界的中心，拥有整个大海洋的霸权，地球五分之四的土地成了它的殖民地。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研究现代文明，实际上也就是研究这个奇迹。创造这一奇迹，财富、制度、权力、心理的因素固然重要，知识的因素也不可忽略。托多罗夫谈到西班牙转瞬之间征服中南美洲的奇迹时曾说:“这惊人的成功的关键在于西方文明的一个特点［……］说来奇怪，那就是欧洲人了解别人的能力”(转引自麦尼尔2)。从地理大发现开始，西方人走向世界。观察、记录、分析、研究，几百年间已经将整个世界纳入到他们的知识体系中，以至于今天研究非西方的社会历史，经常要到西方文本中去寻找资料与理论。现代以来，欧洲是世界财富与权力的中心，也是世界知识的中心。
假设欧洲是世界财富与权力的中心，也是世界知识的中心，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表述。拉赫在第一卷第一册的“导言”中论述全书的主旨与构想，曾经谈到他的研究动机是有感于西方历史学界漠视东方文明对西方的影响，他的研究将试图颠覆历史学界流行的“西方中心主义”，关注现代欧洲的亚洲知识状况以及亚洲文化对欧洲现代化的影响，强调亚洲文明的辉煌与其对欧洲的贡献。
这一研究宗旨在西方学术界具有“先见之明”。拉赫启动这项研究的时候，“反写”“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思潮尚未形成，拉赫说他的研究动机早在25年前在西弗吉尼亚大学读大学时就产生了。拉赫提出的问题是:研究西方扩张史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绝大多数研究只是从西方扩张的角度出发，关注西方如何发现东方，向东方殖民并开展贸易与传教活动，似乎近500年世界现代化的历史就是西方发现东方并影响东方的历史。而历史上亚洲如何影响西方的问题，却无人问津。现代西方学者关注世界现代史，主要问题是欧洲扩张为何发生、如何进行，其内在动力或文化与制度方面的优势是什么，欧洲文化的独特性与创造性因素何在?于是，一部世界现代史就写成了欧洲扩张凯旋的历史。在欧洲兴起的现代历史叙事中，如何思考并评价亚洲的积极意义，这是历史学界必须面对的问题。拉赫尽管没有明确提出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主张，却在西方史学界后殖民主义历史理论兴起之前，清晰地表达了这种批判意识，并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这种批判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与思想素材”。
拉赫有意“反写”“西方中心主义”历史叙事，从观念史或文化史角度探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亚洲对欧洲的影响。拉赫探讨欧洲发现亚洲的过程，关注的不是地理大发现对亚洲的影响，而是“发现”亚洲对欧洲现代文化本身的影响;他探讨欧洲发现亚洲的文化方式，关注的不是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扩张对欧洲经济政治制度方面的影响，而是观念与知识方面的影响。拉赫思考的是观念史或文化史方面的问题，为自己的研究明确设定了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欧洲关于亚洲的知识，这些知识的获得与传播方式以及知识的具体内容;二是这些亚洲知识给欧洲文化带来的实际影响。拉赫著作最初的用意并不仅在“欧洲的亚洲知识”上，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亚洲文明曾经启发欧洲的现代化历史，并从思想、制度、艺术与技术上塑造了现代欧洲。
拉赫注意到欧洲中心主义实在论历史观的误区:它假设西方处于某种“永动”地位，而非西方则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欧洲是世界范围内现代文明过程的主导者，发动并塑造了现代化运动，并将它逐渐推广到亚洲乃至全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或全球一体化的历史，就是西方现代文明主导的历史，非西方文明完全是被动的、边缘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学研究普遍忽略的事实是:首先，在欧洲兴起之前的1000年或1500年，亚洲一直是“旧世界”(主要指欧亚大陆)体系的主导者，而且这种主导作用一直延伸到现代历史早期。欧洲文明的优势并未出现那么早，也未持续那么久。如果从地理大发现算起，现代世界历史500年，前250年到300年，欧洲文明并没有真正胜出，反倒是亚洲依旧保持着古老文明的优势，自信从容。欧洲不仅在经济政治军事上无法挑战那些强大的亚洲帝国，在社会生活与文化上还深受其影响。欧洲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使欧洲逐渐赢得文明的优势，这种优势保持了200到250年。之后，亚洲文明复兴，日本、中国、印度等国家的现代化运动，再次挑战了欧洲的文明优势。其次，在“欧洲兴起”的现代化运动早期，亚洲在器物、制度与思想上为欧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蒙元世纪“发现”东方，亚洲的物质生活启发了欧洲世俗生活热情与资本主义萌芽，这时亚洲对欧洲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器物方面。
地理大发现使欧洲与亚洲直接联系，亚洲真实化，不仅珍贵的亚洲物品是真实的，亚洲优越的制度与习俗也具有了真实意义，“大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治理最好的国家。最后是文化方面，亚洲文明在道德与艺术上达到的文化高度，是令西方人仰慕的。从蒙元世纪到启蒙运动的五个世纪，亚洲对欧洲的文化影响遍及器物、制度、观念等不同层面。在现代欧洲形成的过程中，亚洲起到重大作用。
拉赫的研究有意颠覆“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史叙事，代表着20世纪后半叶西方学术的前沿思想。《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一卷出版，正值西方现代思想与史学观念酝酿转型的重要时刻，拉赫的著作既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又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所谓应运而生，是说拉赫的著作产生在西方学术界酝酿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思潮背景下，尽管他没有明确深入地论述并贯彻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主张，却在研究视角与宗旨、史实与史识方面直接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所谓开风气之先，是说拉赫的著作开“反写”“西方中心主义”的后现代史学思潮之先河，《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基本思想形成与开始出版，都在20世纪后半叶一系列论题相关的重要著作问世以及相关论争发生之前，并为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史学思想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与思想素材。
二西方后现代文化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潮，开始于20世纪后半叶。整个19世纪直到20世纪前半叶，西方人对亚洲的看法基本上是否定性的:亚洲是愚昧软弱、衰败混乱之地，几乎让人无法想象亚洲文明曾经的辉煌。即使那些对亚洲古老文明仍抱有不切实际的仰慕与眷恋的东方学家或汉学家，也很难相信亚洲文明具有任何现代价值，或者说，对欧洲现代文明具有任何启示与借鉴意义。即使一战之后西方一度流行所谓“东方文艺复兴”，但也只是一时的、时尚性的审美想象。
对现实的现代西方而言，亚洲不过是一些只有经济价值、文化空白的殖民地。大概从20世纪后半叶开始，西方后现代思想开始有意识地批判这种“西方中心主义”。1969年，《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出版四年以后，基尔南出版了《人类的君主:帝国主义时代欧洲对外部世界的看法》，系统地批判了欧洲对非欧洲世界的偏见。《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二卷后两册(1977)出版一年以后，萨义德的《东方学》(1978)问世，这部著作开创了明确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影响了西方学术思潮近30年。就在拉赫与助手撰写第三卷的那些年里，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的学术思潮继续发展，1987年，马丁·贝尔纳推出《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从源头上颠覆西方文明的西方性，指出西方古典文明的古典性是外缘的，西方古典文明源自亚非语文化。1993年，《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三卷第四册出版的同年，J．M．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也出版了，这部著作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激进、深刻，富于雄辩力。什么是“西方中心主义”，或者说“欧洲中心主义”?布劳特《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明确指出:“西方中心主义”是关于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的“一种强而有力的信仰”，这一信仰认定“欧洲文明———即‘西方’———具有某种独特的历史优越性，某种种族的、文化的、环境的、心灵上的或精神上的特质。这一特质使欧洲人群在所有历“反写”即“正写”:“西方中心主义”批判的思想陷阱史时代直至当今时代，永远比其他人群优越”
(1)在拉赫思考和写作《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半个世纪里，西方学术界也在酝酿并发动一场“反写”“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运动。就在这一系列“反写”“西方中心主义”著作问世的同时，著名的论争也开始了。这场论争发生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和安德列·贡德·弗兰克之间。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巨著《现代世界体系》讨论某种“欧洲中心”的世界体系，第一卷《十六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和欧洲世界经济的起源》出版于1974年，第二卷《重商主义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系的巩固:1600－1750》和第三卷《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扩张的第二时期:1730－1840年代》分别出版于1980和1989年，第四卷仍在撰写中。随后，安德列·贡德·弗兰克出版了一系列著作:1992年弗兰克与吉尔斯合作发表《五千年世界体系导论》，一年以后又共同主编了论战文集《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弗兰克认为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论完全是虚构，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神话，即使这个世界体系存在，它也只是早已存在的“亚洲中心”世界体系的自然发展而已。1998年，弗兰克又推出《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以“亚洲世界体系论”或某种“亚洲中心论”挑战沃勒斯坦欧洲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论”，颠覆“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弗兰克认为，15至18世纪是“亚洲时代”，中国和印度是这个时代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所谓欧洲的扩张，不过是欧洲逐渐进入这个以亚洲为中心，以白银为润滑剂、粘结剂或杠杆的世界体系，欧洲的兴起并非所谓欧洲独特性的创造，而是亚洲中心的世界体系发展的结果。世界体系并非只有一个中心，也并非某个中心永远不变。19世纪以来亚洲衰退，欧洲取代亚洲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而到20世纪末，原来的亚洲经济中心以中国、印度为代表，又逐渐恢复起经济和社会活力，世界体系即将重构。
弗兰克指责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是“西方中心主义”，沃勒斯坦反驳弗兰克的“亚洲世界体系论”不过是“反西方中心主义”的“西方中心主义”。沃勒斯坦并不否认在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亚洲相对于欧洲具有一定的文明优势，欧洲只是世界的边缘，但问题是现代欧洲的确成功建构了欧洲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承认欧洲中心是错误的，而不承认“西方中心主义”，则无法认识到以欧洲为中心的全球化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从而从根本上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引导世界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体系。弗兰克与沃勒斯坦的学术观点表面上看相互对立，实质上却内在统一。二人同样否定“西方中心主义”和“欧洲式资本主义”，弗兰克用一种外在的“全球化视野”颠覆“西方中心主义”，沃勒斯坦则从“西方中心主义”内部出发，批判“西方中心主义”，进而否定欧洲中心的资本主义文明在人类历史上的进步意义。弗兰克与沃勒斯坦在批判“西方中心主义”
这一基本观点上是相同的，他们的论争不过是20世纪后半叶“反写”“西方中心主义”的大学术思潮下上演的一出双簧。弗兰克与沃勒斯坦等学者多从经济与社会角度讨论世界体系或世界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而拉赫则从观念史的角度思考世界观念体系中的中心与边缘问题。《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一、它开启并构成20世纪后半叶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与社会理论，并为这种理论思潮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与思想资源;二、在以社会经济史为主要领域的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思潮中，拉赫开辟了文化史或观念史领域，从欧洲的亚洲知识状况与文化影响方面“反写”“西方中心主义”。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从观念史的角度入手，研究欧洲的亚洲知识以及亚洲知识对现代欧洲的影响，试图改变西方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中流行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亚洲在知识与观念上模仿学习欧洲现代文明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欧洲学习亚洲纯属无稽之谈。《欧洲形成中的亚洲》提醒人们注意的事实是，亚洲学习欧洲只是短短的两个世纪内的事，而欧洲学习亚洲，则有数千年的历史，即使是最近500年全球文明的历史，一半以上的时间也是相对优势的亚洲文明在启发与创造欧洲。
通常人们认为，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里，亚洲相对于欧洲，明显具有文明优势。然而，这种优势在进入世界现代化历史后便逐渐失去了。开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欧洲，掌握了文明的制高点，反过来在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技术与思想上影响并主宰亚洲，这似乎是全球文明近500年的大趋势。的确如此，世界现代化历史500年，西方逐渐取得了相对的文明优势，西方对东方，尤其是东亚、南亚、东南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但这只是近200年左右的事。从地理大发现到启蒙运动，欧洲对亚洲文化的影响微乎其微，反倒是亚洲文化对欧洲的现代化运动有所影响，这种影响分别体现在器物、制度、观念等不同层面上。
三提出这种理论假设容易，但要在史料与论证上支持这种理论假设，就困难了。在20世纪后半叶“反写”“西方中心主义”历史叙事的学术思潮中，《欧洲形成中的亚洲》是一个有待反思的典型的个案。
拉赫关注西方扩张在知识上的意义。从史识上看，《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在历史观念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在一般欧洲中心主义世界现代化历史叙事中，地理大发现与欧洲扩张的意义主要在欧洲对亚洲的影响;但在这部著作中，欧洲在亚洲的探险与征服，意义不在欧洲如何影响或冲击亚洲，而在亚洲对欧洲的反向影响或冲击。在东西文明比较视野内，欧洲现代化历史500年，基本上可以以18世纪中叶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欧洲相对于亚洲并没有表现出文明的优势，相反，亚洲文明在器物与技术、制度与观念等方面，逐步影响甚至塑造了现代欧洲文明，为后一个阶段欧洲文明的胜出准备了充分的条件。2．一般世界史或欧洲扩张史强调的多是经济、军事、政治与宗教的扩张，很少关注世界知识的扩展与文化的启蒙。这部著作关注的是欧洲人现代知识与观念的成长，尤其是西方现代性精神结构中亚洲的意义。欧洲对亚洲的“发现”，不仅是对一种悠久优越的异在文明的发现，也是对自身文明的发现与重构。首先，在观念层面，丰富的亚洲知识不仅使现代欧洲认识了世界，也认识了自我。亚洲知识为欧洲文化的自我批判与自我确认提供了系统的参照，促发了现代欧洲文化的自觉;其次，在实践层面，亚洲文化在器物、制度、观念上为欧洲现代文化的建设提供了可供选择的模式，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理想的榜样。
使欧洲得以在此基础上进行它的现代性精神与制度结构的设计。同时，《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从观念史与文化史的角度提供了异常丰富细致的史料，似乎从史学角度支持“反写”“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理论。
欧洲中心主义的核心理论假设是，亚洲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是低劣的、边缘化的、被动的“他者”，批判这种理论假设，不能只提出一种颠覆性的史识，还需要提供充分的史实支持这种批判。“史实”的工作从史料收集与整理分析入手，提供亚洲知识深入欧洲现代文化的具体证明。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知识传播问题:所谓亚洲知识是通过什么人、什么形式、什么渠道与方式传入欧洲的?冒险家的游记、传教士的书简、商人水手的日志、文人的传奇与历史，这些文献如何形成又如何传播，各自的作用与意义如何?亚洲知识进入欧洲，是如何扩散并发生影响的，其空间扩展与时间推进的方式如何?空间上从伊比利亚半岛到南欧再到西北欧，从教廷王宫到个人书斋与街头故事;时间上从蒙元世纪到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其中16－18世纪是最重要的时段。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文化影响的问题。亚洲知识在欧洲传播，究竟如何构成对欧洲文化的切实影响?在文学与艺术、科学与技术、制度与风俗等领域与方面，这种影响是否可以实证?具体到亚洲的不同区域，南亚、东南亚、东亚，各自对欧洲文化的影响是什么?印度的香料与信仰方式，中国的开明君主与科举制，日本礼俗与国民道德、东南亚的贸易方式与风土人情，究竟对欧洲的现代化如何产生影响?这些都是深刻而有趣的课题，都需要翔实的史料论证。
然而，这两个层面的研究的轻重深浅，可能直接影响到最初理论假设的合理性与结论的一致性。如果第一个层面的问题论证充分，而第二个层面的论证不仅史料不足、论点不明，甚至论证缺失，那么，相关研究不仅不能“反写”“西方中心主义”，反而证明并加强了“西方中心主义”。这种致命的缺陷反映在《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全书已完成的内容与结构上。《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三卷出版后，学术界好评如潮，传统史学领域又一部巨著诞生了。但同时也难免有异议:拉赫的研究耗时30余年，动用了丰富翔实的史料，庞大的篇幅(仅第三卷就达到两千余页)，但多少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研究的过程过于沉重，而结论又过于简单。在“结语:复合的图景”中，拉赫总结:“与前人相比，17世纪的欧洲人不仅在亚洲发现了更多地方，对亚洲社会的了解更全面深入，而且刊布了更多关于亚洲的论述。而与以前相比，这些论述传播更为广泛，更为深刻地影响了欧洲人的观念和文化”(拉赫克雷4:321)。但亚洲文化究竟如何影响欧洲人的观念和文化，拉赫并没有深入论述，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在学术上留下的遗憾，也暴露了“反写”“西方中心主义”理论的缺陷。该书最有学术意义或读者期待最多的论证应该是:亚洲究竟如何、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17世纪的欧洲文化，包括文学艺术、观念与制度?17世纪欧洲文化的特点与亚洲文化对欧洲的启示意义究竟是什么?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并评价17世纪亚洲对欧洲文化的影响。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系统的回答。该书在内容上留下的最大问题是，总体上看欧洲形成中亚洲的意义并不明确，以“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为题的巨著，似乎不足以说明“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意义”或“亚洲对欧洲文化的影响”这个最有魅力与震撼力的主题。
另外，该书理论上的缺憾也与结构上的不完整有关。从结构角度看，18世纪内容的缺失，将这部著作留在“未完成”的状态。在第一卷的“前言”中，拉赫对他这项庞大的研究计划作了基本的说明:他的研究涵盖三个世纪，从1500年到1800年，计划每个世纪用两卷的篇幅，全套书共三卷六册。“这项研究的前两卷(共包括两本书)是我深思熟虑的六个系列的第一个部分。这六个系列联用一个名字《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关注的时段为1500年到1800年。我计划每个世纪用两卷的篇幅加以探讨。第一卷将包括那个时期欧洲对于亚洲的流行观点的概述，新的信息到达欧洲并散播的渠道，以及这个世纪的个别亚洲国家在欧洲人眼中尚存疑问的混合且变化的形象。第二卷将关注亚洲的知识对于欧洲的制度、艺术、工艺和观念的影响。虽然各卷的研究是独立的，但我希望这个系列作为一个整体，将为不同学科的专家们更为精细的专论提供一个笼统的背景”(拉赫9)。拉赫不仅没有写到18世纪，而且，17世纪也只论述到第一层面的内容。拉赫的研究设定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欧洲的亚洲知识状况，有关亚洲的知识的生产、接受与传播的过程与方式;二是欧洲的亚洲知识对现代欧洲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生活方式、制度习俗、艺术与技术等各个方面。第一、二卷分别讨论16世纪两个层面的内容，而第三卷的内容，只涉及17世纪第一层面的内容，基本上在论述欧洲的亚洲知识状况，几乎没有涉及亚洲文化对欧洲的影响。在第三卷“引言”最后，拉赫不无遗憾地说，这一卷已经不能评说欧洲的亚洲知识“对欧洲艺术、科学、思想、制度、经济和社会实践的影响”(拉赫克雷1:11)，而要留待第四卷了。然而，第四卷未完成，成为永远的遗憾。
结构上的缺憾势必带来意义上的缺憾。若论该书计划的第二层面的内容，最有说服力的是17、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亚洲知识对欧洲文化的影响，尤其是中国知识对启蒙欧洲的影响。而对第二层面的内容研究不够，就很可能背离拉赫研究的初衷。如果只论证欧洲掌握大量的亚洲知识，而不论证亚洲知识对欧洲文化的影响，那么他不但不可能“反写”“西方中心主义”，反而会加强“西方中心主义”。拉赫在《发现的世纪》“导言”谈到研究动机时指出，他关注的问题是:在现代欧洲形成的那段历史中，欧洲的亚洲知识状况如何，亚洲知识的作用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是欧洲形成中的亚洲文化的影响。不可否认，拉赫最初的研究动机中，的确存在着一种“反写”“西方中心主义”倾向，但问题是，他的论述未能贯彻这一动机，最终不但没有能够“反写”，反而加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史叙事。因为论述欧洲掌握丰富的亚洲知识，而不论证这些知识对欧洲现代文化的切实影响，等于佐证“欧洲中心论”的合理性。
未完成的第四卷对已完成的前三卷，可能在理论上留下致命的缺憾，毕竟确立一种批判立场与方向容易，从理论与史料上论证这一批判的立场与方法，就艰难了。如何保证理论的明确性与一致性呢?欧洲“发现”亚洲，建立庞大的亚洲知识体系，并从亚洲文化中获得自我创新的灵感，这种论述思路或结论，恰好证明欧洲在世界现代性现实与观念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强调在欧洲中心前有一个亚洲中心，不仅不能回避欧洲的兴起，反而证明了西方现代性的合法性，进步是欧洲现代性的核心观念，欧洲后来居上，正是欧洲的进步为欧洲赢得世界中心的地位;强调亚洲对欧洲现代文明的影响，不仅不会贬损欧洲现代性的辉煌，反而证明欧洲现代文化自由开放的优越性，善于从其他文明中汲取营养并自我发扬，恰好是欧洲文化的优势所在。于是“反写”“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很可能变成某种“反西方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
四《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研究成果不仅没有动摇“西方中心主义”，反而加强了“西方中心主义”。值得注意的是，拉赫的研究越往深度与广度上推进，离他最初的理论动机就越远，不仅可能遗失了“反写”“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目标，甚至可能否定了这一慷慨但又牵强的假设。欧洲人的进取心与求知欲，使他们在艰难的条件下掌握了亚洲知识，而如果知识就是权力，他们也掌握了主宰亚洲进入现代历史的权力，如此这般，又如何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呢?拉赫的研究结果似乎背叛了初衷，在笔者看来，拉赫的理论困境也是整个“反写”“西方中心主义”学术思潮的困境。各种理论，不论从世界经济体系还是世界观念体系角度，试图撼动“西方中心主义”，最终都会给人留下气势张扬但又内容牵强的印象。布劳特说“欧洲中心主义”是关于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的“一种强而有力的信仰”。但问题不在它是否是一种信仰，而在于这种“信仰”是否能够得到“知识”的支持。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世界现代历史的确能够证实这种“信仰”:欧洲是世界现代现实与观念体系的中心。
20世纪后半叶的“反写”“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思潮，实质上是一种“反欧洲中心的西方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不仅是价值判断，也是事实判断。选择一个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立场很容易，但将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假设落实到具体的史实与论证中，则分外困难。
“西方中心主义”发起于启蒙哲学家的历史叙事，从伏尔泰、赫尔德，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与兰克的世界史，“西方中心主义”最终确立。20世纪全球史观有意修正“西方中心主义”，建立一种全球主义的新的历史观，正如巴勒克拉夫指出的:“在当前世界性事件的影响下，历史学家所要达到的理想是建立一种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世界上每个地区的每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和文明的经历只当做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243)。但是，全球史观并非否定“西方中心主义”，而是希望以一种公正的、批判的态度理解欧洲中心在世界现代史中的意义。在全球视野内，欧洲仍是中心。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史》试图在新的全球文明史观下叙述世界史，修正“西方中心主义”的偏颇，但具体到论述中，依旧无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格局，将西欧当作1500年以后全球文明的动力与中心。
④或许真是这样，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念，作为一种激进的理论主张提出，是引人注目、令人兴奋的;但作为一种理论落实到实证的历史研究中，就令人失望甚至令人沮丧了。这让我们想起艾蒂安·巴拉兹说过的那句话，要批驳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很容易，然而，黑格尔是对的。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的观念困境也是整个20世纪后半叶“反写”“西方中心主义”史学思潮的困境。20世纪后半叶，西方学界批判“西方中心主义”世界史观，拉赫庞大的历史知识与写作计划，可能为这种激进但又时常有些空洞的后现代历史批判理论提供充分的史料支持。但事实并非如此，《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似乎并没有提供充分的论据证明，在欧洲现代化文化自我奠基与自我塑造的过程中，亚洲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未能使“西方中心主义”史学设计的欧洲文明快车脱离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资本主义的自主发展的历史轨道;更无法———甚至作者也无意———动摇西方流行的欧洲自主论与欧洲优越论的历史叙事逻辑。古典—中世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创造现代欧洲文明这一基本命题，在20世纪后半叶的“反写”“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思潮中并没有被动摇。恰恰相反，它在学术思想的辩证结构中，不仅以对立面的形式加强了“西方中心主义”，而且还赋予“西方中心主义”一种开放包容的“美德”。
“西方中心主义”是西方现代文明的世界性扩张的特定历史背景与西方文化特定的世界观念结构的产物。西方现代文明的扩张，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全面推进，起初是贸易与传教，启蒙运动之后的扩张又自命肩负着传播与推行现代文明的使命。这种扩张是自我肯定与对外否定的。外部世界是经济扩张、军事征服、政治统治的对象，也是传播基督教或推行现代文明的对象。但同时，西方文明在观念与心理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冲动，这是一种自我否定与对外肯定的心理倾向。它的具体表现就是渴望异域知识甚至崇拜异域。西方持续不断的探险、发现和殖民扩张，牵动着整个社会外向发展，同时，文化心理上也相应出现“崇洋媚外”的心态。西方现代文化中物质与精神层面上的这两种倾向，既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西方文化特有的对异域知识的热情，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西方扩张的文化动机之一，而且成为西方文化自我批判与自我超越的方式之一。
博岱(Baudet)在《人间乐园》中提出，考察欧洲与非欧洲人的关系，应该注意两个层次与两个层次之间的关系。第一个层次是物质的、现实的、政治经济层次的关系，第二个层次是观念的、文化的或神话层次的关系，这两个关系层次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在欧洲人的观念中，东西方的关系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相互关联又彼此不同，一种关系表现在最广义的政治生活领域中，它是一种具体环境下与具体的非欧洲国家、人民、世界的一种基本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自由地使用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有时甚至教会传教的术语表达。在大多数研究西方防守与扩张的历史学家笔下，记载的都是这类关系的历史。另一种关系完全出现在人的头脑中，它的领域是想象的领域，充满着西方文化中关于非西方人与世界的各种形象，这些形象并非来自于观察、经验，具体可成为现实，而是来自于某种心理冲动与期待。这种心理动力创造出与第一种主导政治现实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心理现实。它同样具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或明确性，主导着东西关系，因为它具有一种绝对的现实价值与神话般的力量”(Baudet6)。
博岱提倡研究西方扩张史的文化心理动机与背景，认为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扩张的心理冲动或期望是一种对异域的向往(Baudet3－22)。A·G·戈登先生(Gordon)对此的表述更为明确，对东方世界的好奇心是西方发现世界的重要动机:“15、16世纪的旅行大发现，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欧洲成为世界最强大的文明，赢得了军事与经济上的统治权，欧洲的宗教与文化价值也影响到全球。由于这一时期的旅行的历史影响如此深远，历史学家们都努力探索欧洲影响世界这一巨大成就产生的原因。欧洲的科技文明自然可以解释欧洲征服或控制他们发现或重新发现世界的能力，但是，使用这些技术，勇于探险发现的历史事件背后，还应该有一系列观念动机，促使欧洲人去使用这些发现与统治的技术。这些动机是复杂而多方面的，追求财富，试图寻找可以联合对付伊斯兰世界与土耳其人扩张的宗教与军事同盟，自然是发动地理大发现的主要动机。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动机———那就是好奇心。欧洲人一直对世界充满好奇，尤其是对东方、东方的土地与人，充满着强烈的好奇心”(Gordon45)。
掌握知识的人便拥有权力。西方人自认为是“人类的君主”，他们的依据不仅是拥有对世界的土地、财富、人口的统治权，更重要的还是对世界的“知识权”。当年凯撒的名言:“我来了，我见了，我胜了”，恰好说明世界现代的西方中心秩序的完成过程。知识就是权力，“后学”的话语理论是柄双刃剑，它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也在解构“反写”“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在“反写”“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中，我们发现了所谓“思想的诡计”或“思想的陷阱”。“后学”话语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同时，又在建构并不断重建这种理论，从知识学角度看，越是证明西方学习“东方”并不断受益于“东方”，就越能证明西方相对“东方”拥有的知识优势，当西方成为“东方知识”的主人时，西方的文化优势便难以置疑了;从价值角度看，西方越是承认“东方”拥有的文化优势并不断进行自我批判，就越能证明西方文化自信开放与谦逊包容的主体意识。“反写”成为“正写”，在一个西方中心的现实语境中“反写”“西方中心主义”，实际上是一种从自我否定到自我肯定或以自我否定的方式自我肯定的相反相成的文化诡计。“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包含着“反写”与“正写”的辩证结构，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后学”理论批判之后，我们看到的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削弱，而是它的“包容对立面”的巩固与强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