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论文教授热荐10篇之第四篇：分析日本文学与中国叙事传统经验的契合之处及关联性
摘要：中日两国文化同根同源，在文学层面也有诸多体现。在千余年的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叙事传统经验中例如复线并行式结构模式、虚构与纪实有机统一的叙事特点、劝谕功能与启蒙功能等，在日本文学中均能找到契合之处。以《源氏物语》《平家物语》等日本文学史上经典作品及夏目漱石、井上靖、村上春树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为例，详细分析日本文学与中国叙事传统经验的契合之处，帮助读者深入地、多层次地解读日本文学作品，了解中日两国文学的关联性。
关键词：叙事传统； 复线并行； 虚构与纪实； 劝谕功能； 启蒙功能；
Abstract:
China and Japan share the same origin on culture, as well as on literature. For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in the course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double line parallel structure model, the aesthetics represent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fiction and documentation, persuasion function and enlightenment function existed in Chinese traditional narrative experiences, fit well with that in Japanese literature. Taking classical works in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literature such as The Tale of Genji and The Tale of the Heike et al. and the works from famous writers including Natsume Souseki, Yasushi Inoue and Haruki Murakami as exampl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junction in Japanese literature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narrative experiences, so that to help readers thoroughly understand Japanese literary works in multi-level, and understand the relevance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literature.
Keyword:
narrative experiences; double line parallel; fiction and documentation; persuasion function; enlightenment function;
日本自推古天皇（554-628）、圣德太子（574-622）时期开始大规模、系统地吸收中国文化，继遣隋使后，日本于公元618年在中国的唐朝建立后，在其后的260余年间陆续不断派遣遣唐使，兴起吸收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645年日本开始实行大化改新，积极输入中国的制度与文化，在教育方面照搬唐制，设立大学寮，将中国儒家经典《孝经》《论语》《礼记》《左传》等作为教材传授（韩立红，2017:10）。在此背景下，日本文学自公元700年左右开始，其开端便是以学习和效仿汉文学为主要方式。在迄今为止的千余年历程中，日本文学一直以中国文学为蓝本，在各个方面均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中国文学的思想与精神已渗透在日本文学的方方面面。在漫长的文化交流历程中，中国叙事传统经验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不可忽视的。本文从中国叙事传统经验的角度入手，从结构模式、叙事特点、劝谕功能及启蒙功能四个方面详细分析日本文学中所包含的中国叙事传统经验，找出中日两国文学在叙事经验方面的契合之处。
一、与中国叙事传统结构模式的契合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在整体性把握中通行双构性思维（杨义，2009:51），整体性把握指作者心中的"先在的心智结构",把握每一字一句、一节一章在全局中的位置、功能与意义。如司马迁的《史记》包罗了从轩辕黄帝到汉武帝几千年间的政治、军事、制度、文化、外交及诸多人物的历史轨迹，在体例上设计了一个具有非常完整的时间空间维度和层面，而又相互呼应、互动互补的历史叙事世界。双构性思维指空间上"东西"双构、"上下"并称；时间上"今昔"连用、"早晚"成词；人事状态上则有"吉凶""祸福""盛衰""兴亡"这类两极共构的词语，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了文学作品叙事结构的双重性，其在叙事结构上的体现是复线并行式结构模式。如《水浒传》中"智取生辰纲"一节，以杨志护送生辰纲为明线索、晁盖智取生辰纲为暗线索。又如《红楼梦》以宝黛爱情为浅表线索、以空空道人和癞头和尚为深度线索，而浅表线索的宝黛爱情中又包含着木石前缘与金玉良缘复线结构模式。再如白居易的《长恨歌》，以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与唐明皇的贪恋女色、荒废朝政为双重结构线索，表达作者讽喻与伤感并存的思想两重性。中国叙事模式强调这种复线并行式结构模式，主要原因为中国人相信《周易》中"一阴一阳之谓道"和《道德经》中"万物负阴而抱阳"的道理。这决定了中国叙事传统往往以阴阳和谐为基础，致力于一正一反、一成一败、一明一暗、一隐一显、一刚一柔、一实一虚这样的复线结构模式（郭昭第，2016:90）。这种结构模式在日本文学的众多文学作品中皆有所体现。如日本古典文学巨著《源氏物语》描写了桐壶天皇的继承人源氏与众多女性的感情生活、以及桐壶天皇因怀念更衣，把酷似更衣的藤壶女御接进宫中，过着贪念女色的生活这两部分内容。《长恨歌》与《源氏物语》在叙事结构上有着相同的模式，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也是互为参照的，"更确切地说，紫式部是以白居易的《长恨歌》的唐杨的爱情故事作为参照系的"（张彬，2018:20）。
中国现当代小说中复线并行式结构模式的表现是崇尚采取一明一暗两条结构线索，"在它们的纠缠、对比和撞击之中产生哲理的升华"（杨义，2009:61）。如鲁迅小说《药》，将秋瑾殉难与巫医以人血馒头治痨病这两件事作为明暗两条结构线索，使之在同一艺术世界中穿插、折叠，开发出令人心弦颤动的强大思想和感情冲击力。又如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以白嘉轩家族为正面、鹿子霖家族为反面，描述了白鹿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纠纷。再如台湾作家白先勇的小说《游园惊梦》，以流落台湾地区的南京秦淮河名歌妓钱夫人赴当年的姐妹窦公馆的太太等一干人的宴会为背景，描绘了"被这些年的动乱"隔开的今与昔两个世界。能将阴阳之道炉火纯青地化入形形色色的复线并行式结构模式，在正面与反面、公开与隐蔽、直接与曲折诸方面，以及纪实与虚构、志人与志怪、世情与神魔的相辅相成中彰显并轨式结构模式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内涵，是中国叙事传统美学智慧的集中体现（郭昭第，2016:91）。在日本现当代作家中对复线并行式结构模式运用得最炉火纯青的是当代著名作家村上春树，他的长篇小说大多采用这种结构模式，如《海边的卡夫卡》描写了十五岁少年田村卡夫卡离家出走三周的经历与六十岁不识字老人中田的奇异经历，采用奇数章节与偶数章节平行叙事的复线并行式结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则用奇数章节和偶数章节分别描写"冷酷仙境"与"世界终点"街区这两个不同世界，也是采用复线并行式叙事结构模式。
二、虚构与纪实相结合的中国叙事特点的契合
中国文学叙事特点在于将虚构与纪实、即真与假的现实世界、感觉世界的两个层面的有机统一。一般来说，叙述可能发生的事情是虚构，叙述已经发生的事情是纪实，而就感觉和体验层面而言，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未被感觉或体验过，仍具有虚构或虚假的性质；而一些从未发生过的事情，被感觉或体验过，同样具有纪实或真实的性质。中国叙事传统最基本的美学智慧在于将似真却假、似假却真，以及真真假假两条情节线索甚或叙述世界并行不悖、有机统一构成完整的艺术世界（郭昭第，2016:5）。如《红楼梦》中，太虚幻境是看似虚构的神魔世界，大观园是看似真实的世情世界，但看似虚构的太虚幻境并非全为虚假，其中的曲词便预示或揭示了人物真实命运；而看似真实的大观园中贾府人物的功名利禄、金银财宝、儿女亲情，实则虚妄不实，犹如过眼烟云。贾雨村并非都是"假语村言",甄士隐并非都将"真事隐去",贾宝玉并非"假宝玉",甄宝玉并非真是"真宝玉".红楼梦的"假作真时真亦假"便是对这种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叙述世界的成功实践（郭昭第，2016:4）。再如《三国演义》的基本框架、具体细节、核心人物和事件多为真实，但小说中非核心人物及核心人物的部分事件多具虚构成分。如关羽徐州兵败归降曹操，后又借机重返刘备麾下是历史事实，但其中"屯土山关公约三事""过五关斩六将""古城相会"等情节均为作者艺术加工。再如赤壁之战是历史上的真实事件，但"诸葛亮舌战群儒""孔明智激周公瑾""群英会蒋干中计""七星坛诸葛祭风"等作者虚构的情节贯穿始终，真假难辨。甚至像《西游记》这种基本框架、具体细节、核心人物和事件均为虚构的古典小说，也不能说是完全虚构，因为小说中不乏纪实成分。这种超越西方叙事学的所谓真实与虚假、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分别和取舍，在更高层次和更大范围彰显对真事与虚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最大限度超越，是中国叙事传统赋予中国叙述世界最重要的美学智慧之一（郭昭第，2016:5）。中国叙事传统这种非真非假的叙述世界使一部作品的叙事不再仅仅执着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或魔幻现实主义，赋予作品更高的广度和深度。
日本文学从诞生之际其最大特点是"真诚",即直截了当地表达人们对自然的敬畏、祈祷自然赐恩及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悲喜心情（季爱琴，2005:2）。而日本文学史上有许多经典之作均采用了虚构与纪实有机统一这一特点，并且这一特点在古典物语文学及现当代小说中均有所体现。如日本战记物语杰作《平家物语》描述武士平氏一家由兴盛走向衰亡的过程，刻画了平清盛这一典型人物形象。小说内容源于历史真实，又在真实的基础上进行了文学创作，在艺术上达到了真实与虚幻的完美统一。又如日本著名读本作家曲亭马琴所写的、被誉为"日本《水浒传》"的日本演义体小说《八犬传》，它以历史文献《里见代代记》《里见战记》和《房总治乱记》《房总地志》的史实为基础，参照中国《水浒传》《搜神记》《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小说的构思与故事情节，描写了南总里见家的盛衰兴亡过程。小说在艺术特色上史实与虚构交错，真实与虚幻相结合，特别是小说中"人畜交婚"的奇特构思，是参考了中国传说"人畜交婚谭"等怪谈鬼话的情节。
日本现代文学大家井上靖所构建的中间小说是兼具纯文学艺术性和大众文学趣味性的一种新的小说模式，而他作品中艺术成就最高的杰出之作是中国历史小说《天平之甍》《楼兰》和《敦煌》，这些作品是在史实的基础上加以虚构的艺术加工，将历史事实与虚构故事有机结合在一起，赋予了作品深厚的艺术深度。其中《天平之甍》根据日本文化名人淡海三船《唐大和尚东征传》的史实改编，描写了鉴真东渡传法的全过程，对小说中的核心人物鉴真根据史实进行了真实刻画，又根据主题和情节需要，增加了留学僧业行、戒融这两名史书中不存在的非核心人物，并对史书中只留其名而无事略的人物玄朗也进行了艺术塑造。《楼兰》是以《汉书》《晋书》的史实为基础进行虚构情节加工，描绘了西域楼兰国的兴亡史。《敦煌》是在真实历史的基础上，加以虚构的人物和故事情节，"作者以虚实相间、收放自如的笔致，在反映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虚构了落第书生赵行德与王女的悲恋故事"（张彬，2018:96）。
在日本现当代作家作品中将虚构与纪实有机统一这一叙事特征运用得最为娴熟的是当代作家村上春树，他的多部经典之作都采用了这种写作手法，使他的作品蕴含着普通后现代小说所没有的深度与广度。在现实与虚无两个不同世界中塑造人物，是村上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尚一鸥，2014:202）。如《寻羊冒险记》中的北海道的别墅、《挪威的森林》中的"阿美寮"、《发条鸟年代记》的"208室",这些都是村上春树在写实风格小说中塑造出的虚幻世界。在《海边的卡夫卡》中村上春树一方面运用大量细腻的细节描写及大量写实的人名、地名等现实因素使小说纪实风格浓重，一方面轻描淡写地描绘了诸如天上下鱼、猫开口说话、尸体口中爬出怪物等虚构情节，刻画了威士忌酒瓶上的商标人物琼尼·沃克、肯德基的商标人物山德士上校这两个虚幻人物，并将纪实与虚幻巧妙结合，使之在小说中呈现有机统一的完美艺术特色。
三、与中国叙事传统劝谕功能的契合
中国叙事传统自古以来十分重视劝谕功能，并以此维系着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郭昭第，2016:365）。由于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影响，重视向善及道德修养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核心内容。中华民族的古代艺术，从它产生那天起就承担着严肃的教育作用，这就是历史传说中的"先王乐教"和西周社会实施的"礼乐教化",并形成悠久的历史传统，这个传统的突出特定就是"寓教于乐"（聂振斌，2013:73）。在文学层面，中国叙事传统之劝谕功能的核心内容是向善，还包括"治身理家"、道德修养等，如《国语》的忏悔与祈祷、《左传》的占卜与预测，都以向善为基本主题。
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中国古典小说的劝谕功能大多是通过轮回、因果等方式体现的。比如南宋以后，岳飞的故事在民间影响极大，岳飞与秦桧的忠奸对立，是很多民间艺人创作的艺术源泉。清人钱彩所著《说岳全传》一书，在第七十三回《胡梦蝶醉后吟诗游地府金兀术三曹对案再兴兵》中，巧妙地虚构了书生胡迪魂游地府，游历"风雷之狱""火车之狱""金刚之狱""冷溟之狱",亲眼目睹害死岳飞的主凶秦桧、王氏及历代奸臣权阉在地狱受苦惨状的情节，用神话的方式宣扬了"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的价值观，劝谕民众向善的目的不言而喻。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忠君爱国、正直善良的英雄死后成神，百世馨香；残害忠良、凶狠恶毒的奸臣被打入地狱，永世不得超生，这是最好的说教。《西游记》中吴承恩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着力塑造了孙悟空这一惩恶扬善、济贫扶危的艺术形象，如《西游记》第八回《我佛造经传极乐观音奉旨上长安》中出现的诗"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吴承恩，1980:99）。就是最通俗的"礼乐教化".
日本文学中也有众多以直接引用中国典籍、典故的叙事策略，达到警世劝谕及宣扬向善思想效果的文学作品。如《平家物语》引用了中国"百善孝为首"、《孝经》"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和中国传统典故中"君犹舟也，臣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语句宣扬忠义忠孝思想，此外还引用《周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郭彧，2006:351）、《贞观政要》"丛兰欲茂而秋风败之，王者欲明而谗人蔽之"（骈宇骞等，2012:200）、《后汉书》"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范晔，1965:853）等警世之语，宣扬中国儒家传统伦理道德，起到了文学的劝谕功能。
日本近代文豪夏目漱石自幼喜爱汉学，深厚的汉学底蕴不仅在他后来的文学作品中得以体现，幼年时所读的《论语》《孟子》、"左、国、史、汉"等古文典籍使夏目漱石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这些思想贯穿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如"经世济民""忠君爱国""知恩图报""诚实守信""君子谋道"等中国儒家思想都在他的作品中得以体现，这些也是文学之劝谕功能的体现。如夏目漱石在小说《虞美人草》中引用《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漂母一饭之恩"的典故，说明受人恩惠，即使微小也不要忘记，等到有能力时，要好好报答才对。这一典故诠释了报恩的初始意念，表达了夏目漱石自己对报恩的态度，传递了"知恩图报"之劝谕内容。在书写小说《明暗》时，夏目漱石每天上午写小说，下午自由创作汉诗以抒发自己的心情。1916年9月13日下午，他所作七言律诗"挂剑微思不自知，误为季子愧无期"（转自吉川幸次郎，2002:230）中的"挂剑"是"季札挂剑"的略称，出自《史记·吴太伯世家》，"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司马迁，1959:1459）。后人将"季札挂剑"作为诚实守信的象征。夏目漱石创作这首诗的上午，在《明暗》中写了旧友小林利用主人公津田还留恋婚前女友清子的事，以向津田夫人告发为要挟手段，向津田敲诈勒索的情节。在夏目漱石心目中，朋友之间的感情应该像季札与徐君一样，一诺千金，生死不渝。而在《明暗》中，津田面对朋友小林的窘迫视若无睹，小林对津田更是威胁敲诈勒索，夏目漱石用汉诗表达了他对季札与徐君之间这种友情的向往，颂扬了人与人之间诚实守信的品德，批判了小林与津田之间所谓友情的虚伪，也是一种劝谕功能的体现，"讽刺主题具有更普遍意义的劝谕功能"（郭昭第，2016:368）。此外，夏目漱石还在《我是猫》中借用《礼记·檀弓篇》中"晏子一狐裘三十年"（王文锦，2001:126）与鲍照《咏史》中"君平独寂寞"（黄雅荃，2013:69），讽刺多多良之流蝇营苟且、物欲贪婪与精神世界的贫瘠，表达了其淡泊名利与物欲的高风亮节。在夏目漱石1899年与1911年所作的五言汉诗中还引用了"曲肱"与"君子不忧贫",其中"曲肱"出自孔子《论语·述而》中的"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杨伯俊，1980:70-71）；"君子不忧贫"出自《论语·卫灵公》中"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杨伯俊，1980:168-169）。这些都表达了夏目漱石对君子远大志向和高尚追求的推崇，劝谕向善的社会功能蕴含其中。
四、与中国叙事传统启蒙功能的契合
中国叙事传统重视回归家园，回归生命本原，回归无所执著、平等不二、周变无碍的清净本心和真如世界，这也是中国叙事传统启蒙智慧功能的核心内容（郭昭第，2016:383）。中国叙事传统的基本启蒙功能以为读者提供回归家园的归属感与幸福感为表象，其最高境界及根本是引导读者放弃执著与分别，以获得精神上的自由解放。从屈原"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陶渊明"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到《红楼梦》中甄士隐"前经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带下凡，如今尘缘已满，仍是此二人携带归本处，便是宝玉的下落"（曹雪芹，1987:1813）、"太虚幻境，即是真如福地。两番阅册，原始要终之道，历历生平，如何不悟？仙草归真，焉有'通灵'不复原之理"（曹雪芹，1987:1813），都揭示了回归家园，回归无所执著、清净不虚的本原世界的中国叙事传统之启蒙功能的意义，这也是文学带给读者的精神上的慰藉及启示。
夏目漱石在创作小说《明暗》期间，上午写小说，下午写汉诗。1916年9月12日下午创作七言律诗"头添野菊重阳节，市见鲈鱼秋暮天"（转自吉川幸次郎，2002:228-229）中，"头添野菊重阳节"让人联想起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中"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体现出夏目漱石对兄弟情的理解。而"市见鲈鱼秋暮天"中的"鲈鱼"出自《晋书·张翰传》中"莼鲈之思"这一典故，是思乡的代名词，也是去名利化的象征。夏目漱石通过引用这些典故来宣泄自己对《明暗》中小林和津田丑陋行径的厌恶，阐述了自己所理解的兄弟情的真谛，同时也表达出自己对金钱名利的淡泊，对最淳朴的家乡的思念，这个家乡在夏目漱石心中也许就是中国儒家思想支配下的理想精神家园。
村上春树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中主人公田村卡夫卡幼年被母亲抛弃，又遭到父亲诅咒，他沉浸在深深的孤独之中，"母亲难道不爱我吗？""我连被爱的资格都没有吗？",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他决心"成为世界上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为了追寻心中的答案，他在十五岁生日这天离家出走，一个人奔赴陌生的远方。到达四国高松后，在朋友兼精神导师大岛的帮助下，卡夫卡勇敢地走入人生的暴风雨，在"世界的尽头"与母亲会面并以自身力量返回，最终选择原谅母亲，自己获得精神上的救赎。小说结尾，卡夫卡决定要回到东京，重返学校，回归家园。村上春树借助卡夫卡的第二个自我--叫"乌鸦"的少年评判他说"你做了最正确的事情".卡夫卡最终放弃了心中执念，获得了精神解放，这正是中国叙事传统启蒙功能的最高境界。村上春树通过卡夫卡回归学校、回归家庭的小说结局也表达了自己作为作家对青少年、对社会应负的责任。
五、结语
本文从中国叙事传统经验入手，在结构模式、叙事特点、劝谕功能及启蒙功能四方面详细解析了日本文学中与中国叙事传统经验的契合。中国叙事传统经验的复线并行式结构模式、纪实与虚构有机统一的叙事特点及劝谕功能与启蒙功能都在日本文学中有所体现，也验证了中日两国千余年来文化交流中文学层面的互相关联。无论是《源氏物语》《平家物语》这样的日本经典古典名著还是大文豪夏目漱石、现代文学大家井上靖、著名读本作家曲亭马琴及作品畅销全世界的著名当代作家村上春树，其作品中均有与中国传统叙事经验的契合之处，验证了中日两国文化及文学层面的深厚历史渊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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