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卢梭在《忏悔录》中赤裸裸地暴露自己,追求平等与自由,巴金在《随想录》中反思自己、剖析自己,探求真理。两位老人都在自己晚年写下这样一部坦率真诚的巨着,本文从写作背景、忏悔意识和创作动机三方面对这两部巨着进行对比研究,试图探求其内在联系,追求人类美好智慧与品德。
关键词： 卢梭; 《忏悔录》; 巴金; 《随想录》; 对比研究;
一.写作背景
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在1765年到1770年创作他的自传性作品《忏悔录》,作品记叙了他从出生(1712年)到1766年共50余年的生活经历。十八世纪的法国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贵族社会淫靡之风盛行,贵族阶级耽于肉欲与享乐,贫民处于社会的底层,受着上层社会的压榨,不同阶层矛盾日益尖锐。卢梭贫民出生,但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同情贫民,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由于社会的的丑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平等,使他纯洁善良的灵魂受到污染,犯过一些错。在他晚年仍旧悔恨不已,为了倾诉自己的悔恨、控诉社会的黑暗,写下了《忏悔录》,实则也是自己向读者、向社会的申诉。在文中第一章开头部分写着一句拉丁文短诗:“发自肺腑,深入肌肤。”这是一部人性的宣言书,在政治上影响了法国大革命,在文艺上启迪了浪漫主义。
1978年巴金在年过七十时动手写作《随想录》,共一百五十篇,历时八年。由于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对美好人格的追求、对历史的严肃态度,文革结束后,在被剥夺“整整十年的大好时光”后,巴金重新拿起笔,在《随想录》的总序中写道“我不想多说空话,多说大话。我愿意一点一滴地做点实在事情,留点痕迹……但它们却不是四平八稳,无病呻吟,不痛不痒,人云亦云,说了等于不说的话,写了等于不写的文章。”[1]
巴金赴法留学期间深受法国思想家的影响,卢梭给巴金带来的影响尤为深远。在《把心交给读者》中提到,“我对‘梦想消灭不平等和压迫’的‘日内瓦公民’的印象较深,我走过像前常常对着铜像申诉我这个异乡人的寂寞和痛苦”。“我”从法国作家那里受到的教育,使“我”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没有出卖“我”的灵魂。在《再访巴黎》中巴金写道:“我从《忏悔录》的作者这里得到了安慰,学到了说真话。五十年中间我常常记起他,谈论他,现在我来到像前,表达我的谢意”。[1]可见巴金《随想录》中的“讲真话”受到卢梭《忏悔录》中追求真实的影响。
二.反思与忏悔意识
在《忏悔录》的开头卢梭讲述自己从事一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业,将一个真实的自我展现在世人面前。从中可看出卢梭的大胆与坦诚。即使末日审判时,“我将手拿着此书,站在至高无上的审判者面前。我将大声宣布:‘这就是我所做的,我所想的,我的为人。’”。“我如实地描绘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是可鄙可恶绝不隐瞒,是善良宽厚高尚也不遮掩:我把我那你所看不到的内心暴露出来了。”[2]他既写了自己蔑视王权,重视友情,心怀感恩等高尚的一面,也写出了自己下流不光彩的一面。卢梭所处的时代法国启蒙主义风潮迭起,在此之前古典主义统治法国文坛。古典主义崇尚理性反对个性,并且逐渐僵化,形成“三一律”的创作原则,虚伪和拘泥于古代成为风尚。卢梭敢于蔑视古典主义的权威,将自己的高尚品格和并不光彩的行为公之于众,大胆的剖析自己,暴露自己,对自己的一生作了真诚的反思与忏悔。
《忏悔录》讲述了一个身份低微的平民在封建专制下艰难求进的历程,从他出生开始对他的一生作了回忆,这点不同于巴金的《随想录》,《随想录》是零零散散以作者的随感而写成的。
巴金的《随想录》写作于文化大革命之后,对文革期间的种种事件作出了反思,也对自己在文革期间的被迫发表的一些言论、写过的一些文章以及在文革期间为了自保做出了一些不符合自己本意的事情而忏悔。“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别人所宣传的一切,我的确否定自己,准备从头做起,认真改造,‘脱胎换骨,重新作人’。后来发觉自己受了骗,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短时间的空虚。这是最大的幻灭。”[1]诚然,如果我们处于那个环境,所有人、甚至最高权力机关都在否定自己,自己能否认可自己,守住自己的内心与灵魂,而不随波逐流。在此,巴金和卢梭都面对过别人的否定和污蔑,正是因为相信自己,守住自己内心的一方净土才得以守住自己灵魂的本真。面对复杂浮躁而又快速发展的当今世界,如何更好地安放自己的心灵,如何经历美好和丑恶之后仍能守住自己的内心,值得我们深思。
在反思自己的同时,作者也在反思文革,控诉“四人帮”的罪行。“他们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把人的最崇高、最优美、最纯洁的理想、感情践踏、毁坏”。其实反思现在,娱乐行业风生水起,民众关心明星的绯闻可能要比关心国家大事更有激情,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等招生时人满为患,大家挤破头想要进入这样的学府,记者和各大媒体也争相报道这一“壮观场面”,这又反映了大家怎样的心理,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招生也不会引来这么“隆重”、“声势浩大”的关注吧?我觉得反思需要时时存在,不仅反思自我,也应反思社会的一些状况。
老年的巴金在反思自己“我正在走向衰老和死亡。把想做的事都做好,把想写的作品全写出来,使自己可以安心地闭上眼睛,这是我最后的愿望。因此今天鼓舞我奋勇前进的不仅是当前的大好形势,还有那至今仍在出血的我身上的内伤。”[1]“我们应当向前看,而且我们是在向前看。我们应当向前进,而且我们是在向前进。然而中华民族绝不是健忘的民族,绝不会忘记那十一年中间发生的事情”。[1]历史不能被忘记,即使衰老与死亡在威胁着作者,但他仍坚韧、毅然决然地拿起笔,为自己书写、为读者书写、为那一段黑暗的历史书写。
在内在的品质的追求上,卢梭和巴金是一致的。无论是人类的道德与美好品质,还是文学艺术的追求,真挚始终是诚为可贵的。在读者真诚地面前袒露自我、剖析自我、自我忏悔,毫不顾忌地袒露自己的善良与丑恶,这种直率与坦诚都深深感动着读者、震撼着读者。这也是《忏悔录》和《随想录》至今仍散发着夺目光辉、深受读者喜爱的原因之一。
三.创作动机
虽然《忏悔录》与《随想录》都是讲真话的大作,但创作动机有着很大的不同。卢梭创作《忏悔录》一方面是为了印证他的哲学思想“人性本善”,在他幼小的时候本是善良纯真的,只是经历了黑暗的环境使他走向堕落、变坏,撒谎、偷窃,证明了后天环境对人的影响,同时也说明后天教育对人的影响。卢梭写作忏悔录又一动机是由于晚年的悲惨遭遇所迫,1761年《爱弥儿》出版后,卢梭受到了贵族当局和教会的反对和声讨,被迫流浪他乡。他最痛心的是他认为崇高的友谊、他的朋友,在他落难时对他进行攻击。为了澄清自己、明辨是非,他满怀悲愤写下了《忏悔录》。“《忏悔录》与其说是卢梭一生的自我忏悔,毋宁说是一部反对封建道德法规和宗教神道对于人的个性自由的束缚,压抑和奴役崇尚个性解放,追求个人感情自由放任的宣言书。”[3]忏悔录为法国文学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正如歌德所说,“伏尔泰结束了一个时代,而卢梭则开启了一个时代”。
如果说卢梭的坦诚代表了十八世纪人文主义者解放自我的精神面貌,那么巴金的坦诚代表了现代文学作家对祖国、对人民、对新世界的热爱。卢梭的忏悔是为了澄清自己、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巴金的忏悔是为了祖国和人民可以友好、善待自己和他人。巴金捧着一颗赤诚的心来,用一颗燃烧的心照亮读者、抚慰文革以来受伤的心灵。文革以前巴金的创作批判封建与愚昧,解放时期热情地赞美祖国的美好。但文革期间,他看到文人志士受到摧残与蹂躏,自己也住过“牛棚”、受过批判,捂着还在流血作痛的“伤口”,不顾年老体病的身躯,写出四十二万字的巨着———《随想录》,警策人们勿忘历史、要反思忏悔过去的过世,可称为文艺界的良心。巴金的忏悔不同于卢梭的忏悔,他不是为了寻求灵魂与道德上的完善,而是为祖国忏悔、为人民忏悔,希望不要重蹈十年文革的覆辙。也是这种原因,巴金的《随想录》相比卢梭《忏悔录》更多地投入了时代的背影。
卢梭和巴金满怀真诚地为世人留下了伟大的作品,虽然创作年代、创作背景和创作动机都不同,但他们对美好品质、对文学艺术的追求是一致的,他们坦率地暴露自己、剖析自己,追求真善美,追求人内心深处、人与人之间的美好品质,希望人与人平等友好相处,消除不平等与迫害,使自己和祖国人民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参考文献
[1]巴金着.随想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2]让-雅克·卢梭着.范希衡译.忏悔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3]陈颖.于灵魂深处见真诚——论巴金《随想录》及其与卢梭《忏悔录》的关系[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2):47-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