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人均 GDP 由 1978 年的 155 美元上升到 2009 年的 3749 美元,2010年则超过 4400 美元,越过世界银行所划分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下限,成为上中等收入经济体。而与此同时,中国也面临着坠入“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 的风险挑战。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学家们给出的建议很多,但几乎所有的学者(例如,胡鞍钢[1],蔡昉[2]) 都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即由以前依靠要素投入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到依靠技术进步、生产率提高的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中国顺利迈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此,如何促进中国技术升级和生产率提高,无疑在引导中国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增长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中国技术升级尤其是工业技术进步与升级的研究也是近些年国内外经济学界持续研究的一个热点。王洛林、江小涓和卢圣亮[3]5、Gabriele[4]1、Liu and Wang[5]945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增长和技术进步的贡献。张海洋[6]107实证研究了中国内资工业部门技术进步,发现自主 R&D 和外资的竞争效应推动了内资工业部门技术进步。Fu[7]725对中国制造业的研究则明确揭示,出口对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创新和升级并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李小平和朱钟棣[8]31基于工业行业数据的研究表明,国际贸易渠道的 R&D 溢出推动了中国工业行业的技术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陈勇和唐朱昌[9]50的研究结果显示,工业行业在 1990—1993 年和 1999—2003 年有明显的技术进步,两个期间的技术进步主要归因于技术效率和技术变化。陈勇和李小平[10]56实证分析了工业行业技术进步的转型特征,结果表明对外开放和行业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技术进步,国有比重和行业集中负作用于技术进步。赵伟和张萃[11]68从空间角度考察了影响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组成部分增长的因素,结果显示工业区域集聚的技术进步效应明显可鉴。
总揽现有的研究文献不难看出,关于中国工业技术进步与升级的度量通常采用生产率直接代替,或者是将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进行分解,考察其中的技术进步变化部分。不同于现有的研究,本文试图从发展经济学中的技术追赶视野切入,探讨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升级问题。具体来讲,我们采用技术前沿距离(distance to thetechnological frontier) 方法对中国工业的技术前沿(the technological frontier) 以及企业与技术前沿之间的距离分别进行度量与测算,通过观察企业与技术前沿之间的技术差距变化来对企业的技术进步与升级状况做出判断。显然,企业的技术升级表现为企业与技术前沿的差距缩小或者是企业向技术前沿方向的收敛。
从企业与技术前沿距离的角度考察中国工业企业技术进步与升级,不仅对深入研究技术落后企业学习和追赶技术前沿的过程有重要帮助,而且还反映出了企业生产率异质性的客观现实。事实上,迄今围绕中国工业技术进步升级这个论题的研究大多有个暗含的假定,这便是企业的同质性,即假定一个产业或行业内的所有企业是无差异的。然而现实世界并非如此,同一产业或行业内企业间存在着显著的生产率差异(Tybout[12]11; Melitz[13]1695) ,在本文表示为不同企业与技术前沿距离不同。毋庸置疑,这种生产率差异性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企业技术进步的差异。除此以外,更为重要的是,从企业与技术前沿距离的角度考察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升级,还有助于研究技术前沿对技术落后企业的知识溢出效应,而这一点也恰恰被现有研究文献忽略。
本文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是考察企业与技术前沿距离对工业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由此检验技术前沿的知识溢出对落后企业技术追赶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考察企业自身技术努力(technology effort) 对追赶技术前沿速度的影响。相对于被动的干中学,这里的技术努力指的是企业为掌握技术知识而进行的有意识的投资,包括企业在获取技术信息、管理产品和生产工艺流程变化以及创造新技术等方面进行的投入(Pack and West-phal[14]87) 。企业自身技术努力不仅有助于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而且还有助于提高企业对新知识的吸收和利用能力。对于中国工业企业而言,企业自身的技术努力能否有效地转化为自身的技术能力,进而成为企业技术进步的动力源泉,是影响企业转型升级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也是我们的研究所关心的问题。
除了企业自身技术努力以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国际技术溢出也是工业企业技术进步升级的一个重要途径。有鉴于此,本文还考察了对外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对企业追赶技术前沿速度的影响,并且将企业自身技术努力和对外贸易同时放在一个分析框架下,对比分析两者对企业技术升级作用的大小。
二、基本模型
为了从企业与技术前沿距离的角度考察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升级,我们先从新古典生产函数入手,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一个用于实证检验的计量模型。
具体生产函数形式如下:
其中,Yi,j,t是产出,Ai,j,t是技术水平,Ki,j,t和Li,j,t是资本和劳动投入,i 代表工业企业,j 代表地区,t 代表时间。
假定地区 j 的工业企业 i 的技术水平 Ai,j,t取决于企业自身的技术努力,即企业为掌握技术知识而进行的有意识的投资。我们知道,企业自身的技术努力不仅有助于提高技术创新能力,而且还有助于培养企业的吸收能力,提高对现有知识的学习和利用效率。因此企业自身的技术努力越大,就越有助于提高自身的技术能力,从而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按照现有文献的做法,这里主要考察两种类型的技术努力: 自主研发支出(rdi,j,t) 和通过技术贸易引进技术的支出(techtransi,j,t) 。除了企业自身技术努力因素外,假定企业的技术水平 Ai,j,t还受到来自于技术前沿(the technological frontier,AFt) 的技术溢出和对外贸易(tradei,j,t) 技术溢出的影响①。于是,我们有:
在(3) 式里,yi,j,t代表地区 j 工业企业 i 在 t年的劳动生产率,αi,j表示与特定地区工业企业相关的未观察因素,ui,j,t是误差干扰项。gapi,j,t表示地区工业企业与技术前沿之间的距离,也就是技术差距。关于技术前沿的界定,参照现有研究文献的做法(Aghion et al.[15]1; Iacovoneand Crespi[16]2073) ,我们选取每一年劳动生产率最高的地区工业企业作为全国整体范围内的技术前沿 AFt。在此基础上,各地区工业企业与技术前沿之间的距离 gapi,j,t表示为技术前沿的劳动生产率与各地区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之间的比值,也就是 AFt/ Ai,j,t。该比值越大,意味着地区工业企业与技术前沿的差距越大,从技术前沿那里获得的技术溢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反之,该比值越小表明地区工业企业越接近技术前沿,从技术前沿那里获得的技术溢出的可能性也就越小。因此,系数 β1反映了地区工业企业追赶技术前沿的速度。具体说,如果系数β1显著为正,那么意味着与技术前沿距离越远的企业,从技术前沿那里获得的技术溢出的可能性越大,其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也就越快,与技术前沿的距离缩小得越快。可以想象在长期稳定状态下,所有非前沿的企业将会处在一个与技术前沿均衡的距离上,并且它们的生产率增长速度也与技术前沿的生产率增长速度相同。
利用模型(3) ,除了可以考察企业自身的技术努力和对外贸易的技术溢出对企业生产率的直接影响以外,我们还可以检验并比较它们对企业追赶技术前沿速度作用的大小。具体来说,我们在(3) 式的基础上分别引入技术努力(即本文的企业研发支出与技术引进支出两个变量) 和对外贸易与技术前沿距离的乘积交互项(lngap* lnrd,lngap* lntechtrans,lngap* ln-trade) ,通过观察这三个交互项系数的显著性,来判断企业的技术努力和对外贸易是否对企业追赶技术前沿的速度产生作用。如果这些乘积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那么意味着企业的技术努力和对外贸易有助于提高自身追赶技术前沿的速度。
三、变量界定与数据选取
对计量模型(3) 式中所涉及的变量分别做出如下界定。
(1) 产出(Y) 。在实证研究中,生产函数中的产出通常有两种衡量方法,一种是采用工业增加值,另一种是采用工业总产值。由于工业总产值包含了中间产品投入部分,而这一部分没有系统的统计数据,需要进行估算,容易产生误差,因此出于数据准确性考虑,本文采用工业增加值来衡量工业企业的产出,并在此基础上将其用各地区的 GDP 指数进行消胀,折算成以2000 年为基期的真实增加值。
(2) 资本(K) 。关于资本存量的度量,现有文献通常采用永续盘存法和资本租赁价格度量法。其中,对于中国资本存量的考察,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 Chow[17]243、张军等[18]33,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或省际层面上,但由于所采用的方法和数据不同,得出的结果也不同。有别于上述针对国家或省际层面的研究,对于中国工业部门资本存量的度量,目前常用的指标是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张海洋[6]107; 徐毅和张二震[19]103) 。因此本文也采用该指标对工业企业资本投入进行度量,并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将其折算成以2000 年为基期的不变价。
(3) 劳动(L) 。新古典生产函数中的劳动投入指的是劳动时间的投入。而在实证研究中,出于数据可得性的考虑,通常采用劳动力人数来衡量劳动投入。具体到本文,我们采用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来表示。这样,各地区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y) 就表示为工业企业增加值除以其从业人员数。
(4) 研发支出(rd) 。按照现有文献的做法,工业企业的研发支出可以用企业的 R&D 经费内部支出占其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来表示。
(5) 技术引进支出(techtrans) 。这里的技术引进支出除了包括企业通过技术贸易引进国内和国外技术的直接支出以外,还包括企业对所引进的技术进行学习、吸收和消化付出的相关费用。因此企业的引进技术支出可以用企业购买国内外技术经费与消化吸收经费之和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来衡量。
(6) 对外贸易(trade) ,可用工业企业的出口交货值占其销售产值的比重来衡量,进一步表示为 export。
考虑到数据分析的可获得性及其可比性等因素,我们选取了 30 个省市(去除数据不全的西藏地区) 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作为本文的样本数据。上述变量的所有数据均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由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对大中型工业企业附加值的系统统计只出现在 2005 年至 2007 年,因此我们将2005—2007 年作为样本考察期。
表1 给出了各个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先看各省市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指标。不难看出,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值为 8.3 亿元/万人* 年,方差为 2. 66,最高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是最低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生产率的 4倍,这一系列数据反映出各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生产率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换句话说,不同地区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存在着明显的异质性。这种企业间生产率异质性导致了各个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分别处在与技术前沿距离远近不同的位置上,反映在统计指标上可以看出,各个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与技术前沿之间距离的标准差为 0. 62,而且与技术前沿距离的最大值是最小值的 3. 5 倍。除了上述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差距两个指标以外,各省市大中型工业企业在资本存量、从业人员数、研发支出、技术引进支出和对外出口方面也都存在着显著差异。
大中型工业企业与技术前沿之间的距离是否会影响企业自身生产率的增长,更进一步地,企业在研发和技术引进方面所做出的技术努力以及参与对外出口是否会影响它们追赶技术前沿的速度,则是我们接下来需要实证考察的问题。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技术前沿的技术溢出效应
我们首先从模型(3) 的最基本形式入手,来考察大中型工业企业与技术前沿之间的距离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表 2 第(1) 和第(2) 列分别给出了 OLS 和固定效应模型两种回归结果。考虑到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往复影响及其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按照大多数文献的作法,我们用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它们各自的工具变量并采用 Hausman 内生性检验(表 2 第(3) 列) ,结果表明不用工具变量的模型并不存在着内生性问题,因而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见表 2 第(2) 列) 。
结果显示,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与技术前沿距离的系数 β1显著为负,表明与技术前沿距离越远的企业,其生产率增长的速度越慢,相反地,与技术前沿越接近的企业,其生产率增长的速度越快。前已论及,在模型(3) 里,我们用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与技术前沿之间的距离(gap) 作为衡量来自于技术前沿的技术溢出可能性的指标。具体说,如果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与技术前沿的距离越大,即技术差距越大,那么企业从技术前沿那里所获得的技术溢出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反之,如果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与技术前沿距离越小,从技术前沿那里所获得的技术溢出的可能性也就越小,技术溢出与技术差距之间表现为一种正相关的关系。因此,这一回归结果意味着,与技术前沿距离远的企业,也就是技术落后的企业,并没有通过技术前沿的溢出效应来实现生产率的增长进而缩小与技术前沿的差距,换句话说,技术前沿的技术溢出效应与落后企业的技术升级之间不存在正相关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的样本数据里,技术前沿企业与非技术前沿企业分别位于不同的地区,因此表 2 的回归结果进一步表明,地区外的技术前沿企业对本地区的企业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升级没有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也就是说,技术前沿的技术溢出没有扩散到其所在地区以外的周边地区以及距离更远的其他地区。
因此,技术前沿的技术溢出不存在跨地区的效应,或者说,技术前沿并没有产生地区间的技术溢出效应。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一方面可以归结于知识溢出自身的地方化特性(geographiclocalization) ,即技术溢出存在明显的地理局限性,随着地理范围的扩大而减小(Jaffe[20]957,Au-dretsch and Feldman[21]630) ,这种地理局限性无疑使得地理邻近的区域内企业比区域外企业更有机会获得知识溢出。另一方面则与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有关。我们知道,技术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缄默性(tacitness) ,缄默性知识通常附着在劳动力和新产品上面,企业可以通过使用包含新技术的产品或者雇用高技能劳动力即人力资本等途径来获得新技术。这样,地区间的商品和劳动力流动程度无疑会影响到技术溢出的实现。然而在我国,大量的研究表明,地区间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分割仍然存在(Pon-cet[22]1; 林毅夫和刘培林[23]1) ,这无疑使得企业通过地区间经贸往来、人员流动等途径获得其他地区技术溢出的能力受到影响。由此可见,消除地区保护壁垒,增强区域间经济开放与合作,提高地区间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性,是促进技术前沿企业产生地区间技术溢出效应并且对其他地区落后企业技术升级发生作用的重要条件。
(二) 技术努力与技术升级
考察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与技术前沿之间的距离以及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与企业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外,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企业在研发和技术引进方面所做出的技术努力对企业追赶技术前沿的影响。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企业自身的技术努力不仅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而且还有助于培养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提高对先进技术的学习和利用效率。因此企业在技术努力方面的投资会对企业追赶技术前沿起到加速作用。有鉴于此,我们在表 2 的基础上,引入了衡量企业技术努力的两个变量: 自主研发支出(rd) 和技术引进支出(techtrans) ,以及它们与技术前沿距离(gap) 的乘积交互项。
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其中,(1) 、(2) 、(4) 、(5) 列为自主研发支出和技术引进支出依次对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生产率进行的 OLS和固定效应回归,第(3) 和(6) 列为涵盖了所有解释变量的 OLS 和固定效应的总回归。由于用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作为它们各自工具变量的Hausman 内生性检验结果表明,不用工具变量的模型并不存在着内生性问题,因此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是无偏的(见表 3 第(6) 列) 。
可以看出,企业自主研发支出与技术前沿距离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的自主研发有助于提高自身追赶技术前沿的速度。而且,与技术前沿距离越远的企业,也就是技术落后企业,研发支出的生产率提高效应越大。结合前面对技术前沿技术溢出效应的考察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虽然技术前沿的知识溢出效应对落后企业的技术进步没有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企业可以通过提高自身的研发支出来提高生产率和加速对技术前沿的追赶。
然而与我们预期不同的是,企业技术引进支出与技术前沿距离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技术引进支出对与技术前沿距离远的落后企业的生产率提高没有起到促进作用,也就是说,技术落后企业追赶技术前沿的速度不能通过技术引进支出得到提升。相反地,技术引进支出仅仅对与技术前沿距离接近的相对先进企业的生产率提高起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从这一结果我们可以推测出,技术引进对企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门槛效应”,即只有当企业技术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对引进的先进技术进行有效吸收和利用,技术引进才会对企业的生产率增长和技术提升产生促进作用。如果企业的技术水平过低,即使通过技术贸易等途径获得了先进技术,但是由于自身的技术能力不够强而无法对其充分吸收利用,也就不能实现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进步。因此,这一结果也反映出技术落后企业培养和提高自身技术吸收能力的重要性。
(三) 对外贸易与技术升级
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表明,对外贸易具有技术溢出效应,这种技术溢出效应对生产率提高产生推动作用。为了考察企业对外贸易对企业生产率增长和技术升级的影响,我们在表 2 的基础上引入了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对外出口变量(export) 以及与技术前沿距离乘积交互项,OLS 和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见表 4 的第(1) 列和第(4) 列。由于用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作为它们各自工具变量的 Hausman 内生性检验结果表明,不用工具变量的模型并不存在着内生性问题,因此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是无偏的。
回归结果显示,企业出口变量的系数不显著,表明出口对企业生产率增长并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但是,出口与技术前沿距离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出口有助于加快企业追赶技术前沿的速度。更进一步地讲,与技术前沿距离越远、技术越落后的企业在出口过程中能够获得更大的技术溢出,其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也越快,相应地与技术前沿的距离缩小得也越快,出口对于落后企业的技术升级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这一结果印证了基于技术扩散机制的经济增长收敛理论的观点,即技术领先者和落后者(追赶者) 之间的技术水平差距越大,落后者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所获得的产出和生产率增长的幅度也就越大(Barro and Sala - I -Martin[24]223) 。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进口无疑也是获得国外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然而由于在我们的样本数据库里没有大中型工业企业进口的相关数据。出于对上述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的考虑,我们分别采用地区进口(region-import) 和进出口贸易(regiontrade) 替代原有的大中型工业企业出口变量进行再次回归,OLS和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如表 4 的第(2) 、(3) 和(5) 、(6) 列所示。不难看出,地区的进口和进出口贸易都对企业技术追赶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越偏离技术前沿的技术落后企业,通过地区进口和进出口获得的技术溢出可能性越大,其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也越快,相应地与技术前沿距离缩小的速度也越快。因此,与企业对外出口一样,地区进口和进出口对于落后企业的技术升级也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综合上述一系列实证检验,无疑可以得出对外贸易有助于促进企业技术升级和加速追赶技术前沿的结论。
(四) 技术努力、对外贸易与技术升级: 对比分析
前面的实证检验是单独考察企业技术努力和对外贸易两种因素对企业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的作用,为了进一步对比技术努力和对外贸易对企业追赶技术前沿速度作用的大小,我们将两者同时引入一个模型框架中进行回归分析。
表 5 的第(3) 和第(6) 列分别给出了 OLS和固定效应模型两种回归结果。由于采用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作为它们各自工具变量的 Haus-man 内生性检验结果表明,不用工具变量的模型并不存在着内生性问题,因此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是无偏的。为了便于对比分析,表 5 的第(1) 、(2) 、(4) 、(5) 列分别为前面技术努力和对外出口对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生产率进行 OLS 和固定效应回归的结果。
从表5 的第(6) 列结果不难看出,企业技术引进支出与技术前沿距离交互项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意味着技术引进支出对与技术前沿距离远的落后企业的生产率提高没有产生影响,
相反地,与技术前沿距离接近的相对先进企业则可以通过技术引进支出获得生产率提高,这与表 3 的回归结果一致。然而与技术引进支出不同,企业自主研发支出和对外出口与技术前沿距离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意味着企业的自主研发和对外出口都有助于提高自身追赶技术前沿的速度,这与表 3 和表 4 的实证检验结果相符。但从两者的系数大小和显著性水平可以看出,自主研发与技术前沿距离交互项的系数要明显大于出口与技术前沿距离交互项的系数,这就是说,自主研发对企业追赶技术前沿和技术升级的作用要大于对外出口的影响。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升级是近年各方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也是“十二五”规划所关注的重要论题之一。不同于以往研究,本文从发展经济学中的技术追赶视野切入,对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升级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基于 2005—2007 年 30 个省市大中型工业企业数据的统计分析表明,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之间生产率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企业间生产率异质性导致了各个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分别处在与技术前沿距离远近不同的位置上。
在此基础上的实证检验表明,大中型工业企业与技术前沿之间的距离影响到企业自身生产率提高。具体来说,与技术前沿距离远的落后企业,生产率增长较慢; 与技术前沿距离近的先进企业,生产率增长较快。这一结果意味着,技术落后的企业并没有通过技术前沿的溢出效应实现生产率增长。由于前沿企业与非前沿企业位于不同省份,因此该结果进一步表明,技术前沿企业没有产生地区间技术溢出效应。
引入企业自身技术努力和对外贸易因素的检验表明,企业的自主研发和对外贸易有助于企业生产率增长和技术升级,然而技术引进支出对落后企业的生产率提高作用不明显。从这一结果可以推测出,技术引进对企业技术升级的影响存在着“门槛效应”,即只有当企业技术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对所引进的先进技术进行有效吸收和利用,实现技术引进的技术升级效应。进一步对比技术努力和对外贸易对企业追赶技术前沿速度作用大小的研究结果显示,自主研发对企业技术追赶和技术升级的作用要大于对外贸易的影响。
从政策层面来看,本文的技术前沿企业没有产生地区间技术溢出效应的结果揭示,各地区企业技术进步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性,也就是说,一个地区企业的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会受到其他地区企业技术水平的影响。因此,出于保护本地企业免受其他地区企业竞争考虑的地方保护主义并不利于本地企业的发展,区域间经济开放与合作和国内市场一体化对地区企业技术升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进一步消除地区保护壁垒,增强区域间产业关联度、商品和生产要素流动性,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规范市场体制,才能提高技术前沿向其他地区落后企业技术扩散的程度,加大技术前沿对技术落后企业的带动作用,从而推动落后企业的技术升级。此外,本文的研究还表明,在追赶技术前沿方面,自主研发对企业生产率增长和技术升级的作用要大于对外贸易,这意味着,除了利用对外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技术升级以外,企业还应注重自身技术努力,提高自身研发和吸收能力,最终使自主创新成为技术升级的最大动力源泉。
当然,本文只是一个非常初步的研究。由于本文仅从全国总体大中型工业企业的角度分析了技术努力、对外贸易与中国工业企业技术升级问题,接下来的工作还可以分行业分地区进行拓展研究。另外,如何进一步系统梳理技术差距、技术努力和对外贸易与工业企业技术升级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及其作用机制,构建相应的机制理论模型和实证模型,也将是今后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胡鞍钢. 中国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N]. 北京日报,2010 -08 -09.
[2]蔡昉. 警惕“中等收入陷阱”,合理调整收入分配[N]. 新华每日电讯,2011 -03 -11.
[3]王洛林,江小涓,卢圣亮. 大型跨国公司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和经济国际化的影响[J]. 中国工业经济,2000(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