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199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日益扩大的贸易顺差。2007 年，中国贸易顺差额占GDP 的比重达到了历史最高的 8. 8% 。而美国则经历了更长时期的贸易逆差。自 1976 年起，美国就出现持续至今的贸易逆差，并在 2006 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事实上，中美两国的贸易失衡只是近年来全球贸易失衡的缩影，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也存在着贸易失衡现象。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可分析得出，1998 ～2011 年间，以美国、英国和西班牙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是世界主要的贸易逆差国，这三个国家在此期间的贸易逆差总规模超过了 9 万亿美元，占贸易逆差规模前 20位经济体逆差总规模的 84. 8%，其中美国一国的贸易逆差规模就占了约 65. 5%。与贸易逆差来源国相对集中的情况不同，贸易顺差来源国则呈现一定程度的多元化。1998 至 2011 年贸易顺差额前 20 位经济体分别包括 8 个东亚经济体、8 个其他地区发达经济体和 4 个石油输出国。在这一时期内，三类经济体贸易顺差额分别占贸易顺差前 20 位经济体顺差总规模的 38%、39. 4% 和 22. 6%。贸易失衡不仅普遍存在于世界主要经济体，而且贸易失衡的程度呈现出不断加深的趋势。
总而言之，全球贸易失衡现象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而失衡的持续扩大也给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对贸易逆差经济体而言，大规模、持续性的贸易逆差导致其债台高筑甚至引发债务危机，大大增加了世界经济的风险。事实上，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随后欧盟国家爆发的一系列债务危机( 如西班牙、希腊和葡萄牙等国爆发的债务危机) ，都与较长时期的贸易逆差所导致的外债积累有着密切联系。与此同时，贸易逆差经济体也往往以调节贸易失衡为由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致使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摩擦和汇率争端频发。而对贸易顺差经济体而言，长期的贸易顺差一方面可能意味着资源在一定程度上的过度开采和浪费; 另一方面则直接引起外汇储备的激增，而美元的不断走弱则将使得它们蒙受高额损失，从而加大了它们对外汇储备管理的难度。
已有文献从多个视角对全球贸易失衡进行了解释，主要观点包括: 经济增长差异论、储蓄过剩论、汇率操纵论和金融市场发展差异论等等。经济增长差异论主要认为 1990 年代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引起美国进口需求规模扩大，从而导致美国贸易逆差以及日德等国的贸易顺差。
储蓄过剩论则认为东亚经济体和石油输出国的高储蓄率导致了这些国家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不断积累，而外汇储备回流美国又导致其实际利率下降和资产价格上升，进而通过财富效应引起美国居民消费率的提高，最终导致美国的贸易逆差。
汇率操纵论则指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东亚经济体通过有意低估本国货币来获得巨额的贸易顺差，进而带动本国经济发展，而这也导致了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贸易逆差。金融市场发展差异论则认为金融市场欠发达的经济体投资渠道相对较少，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较差，因此只能将资本输往金融市场发达的经济体，而这又导致了全球贸易失衡。
第一种观点显然缺乏足够的解释力，甚至与当前的现实情况相悖。近年来东亚经济体一直保持着高于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而东亚地区却保持着大规模的贸易顺差。
第二、三种观点则过分强调东亚经济体和石油输出国对全球贸易失衡的影响。事实上，全球贸易顺差不仅仅来源于东亚经济体和石油输出国，部分发达经济体也是贸易顺差的重要来源国。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发展中经济体只是全球经济秩序的被动接受者，贸易顺差并非这些发展中经济体主动选择的结果，而只是当前全球经济秩序下比较优势的实现。最后一种观点则强调金融体系失衡对全球贸易失衡的影响。从逻辑上来看，贸易失衡更应该根源于实体经济结构的失衡，而金融体系发展差异只是为贸易失衡的持续提供了条件。
本文认为当前的全球贸易失衡根源于 1960 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国际产业转移所引起的世界产业结构调整。1960 年代，随着交通运输成本的大幅下降以及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发达经济体开始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到东亚地区以及其他发展中地区。1980 年代以后，国际产业转移开始向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发展。连续的国际产业转移也促成了当前新型的国际分工格局: 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专业化于服务业( 尤其是金融服务业) ，以日本和德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则主要从事高端制造产品的生产，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则主要生产相对低附加值的制成品，而石油输出国则大量生产和出口石油。在这种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产业结构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发达经济体出现了严重的“产业空洞化”现象，而这一方面使其需要大量进口制造产品以维持国内消费和服务业生产的需要，另一方面服务产品的不可贸易特征严重削弱了其出口能力，最终引起长期性贸易逆差。而东亚经济体则很好地利用了国际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大量吸纳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从短期来看，这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生产具有较强的出口导向性，生产的产品大量回流母国或销往其他经济体，从而促成了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顺差。从长期来看，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东亚经济体在短时期内成功地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并大大提高了本国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力素质，从而实现了生产能力的飞跃，致使整个东亚地区成为全世界制造产品最主要的生产基地，并通过持续性的贸易顺差来为全世界提供制造产品。
二、国际产业转移与发达经济体的贸易逆差
1960 年代以来，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已完成了工业化，进入后工业时代。此时，发达经济体劳动力成本大幅提高，其从事传统制造业生产的竞争优势明显下降。因此，发达经济体开始将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向新兴工业经济体转移，而本国产业结构开始向服务业倾斜。这种不断持续的去工业化过程导致发达经济体服务业的比重大幅提高，而制造业明显萎缩，从而出现了“产业空洞化”特征，表 1 显示了发达经济体产业结构的这一变化趋势。自 1960 年以来，美国、英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显着下降，如美国从1960 年的 25. 3% 下降到 2010 年的 11. 2% ，英国从 1980 年的 25. 5% 下降到 2010 年的 11. 4% 。即使从事高端制造业的德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制造业产值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也出现了较大程度的下降。而东亚地区的发展中经济体由于承接了大量的国际产业转移，制造业比重则不断上升。从各经济体的横向比较来看，近年来，贸易逆差的发达经济体的制造业产值的比重保持在 10% 到 15% 之间的水平，不仅大大低于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 25%到 30%，也明显低于贸易顺差的发达经济体和全世界的平均水平。这从统计上粗略地显示出制造业越萎缩的经济体，其出现贸易逆差的可能性越大。
发达经济体的“产业空洞化”趋势是大力发展服务业并将制造业从本国转出的必然结果，其直接后果是引起国内制造业产品生产能力的严重不足。
而发达经济体居民消费需求往往十分旺盛，同时，服务业生产也需要大量制造业生产的资本商品，因此只能通过进口来弥补这一不断扩大的供求缺口。从表 2 可以看出，自 1980 年以来，各贸易逆差的发达经济体的货物进口系数都呈现大幅度的上升，葡萄牙、英国和法国的出口系数在 2010 年甚至超过了 100%，也就是说进口的货物甚至超过了本国生产的货物。这都表明这些发达经济体国内商品生产能力的不足以及对进口货物的高度依赖。
从另一方面来看，大多数服务具有不可贸易性，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要远低于货物。当发达经济体以服务业为主导产业后，其服务业的优势不能以出口的形式表现，因此，其出口能力必将大大被削弱。从表 2 可以看出，1980 年至 2010 年期间，贸易逆差的发达经济体货物和服务的出口系数均呈现上升趋势，这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与此同时，所有经济体货物的出口系数都远远大于服务的出口系数。这显示出服务相对于货物较差的可贸易性，而产业结构越向服务业倾斜，其产品出口能力将越弱。
三、国际产业转移与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顺差
在国际产业转移浪潮的历史背景下，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成功地抓住了历史机遇，加入到全球生产网络当中，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成为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实现经济快速起飞的统一模式，而这种发展模式对贸易收支结构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方式。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能有效弥补发展中经济体国内资本的不足，并在短时期内提高产品生产能力。据估算，1953 至 1955 年期间，中国台湾地区外资流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3. 9%，而1955 至1960 年约为35. 3%。在1965 至1973 年期间，新加坡约有 35%的国内资本形成来源于国际借贷。在此之后，则主要依靠吸收外商直接投资。1984 年，在新加坡经营的外国公司占公司总数的 24%，并为制造业部门创造了 63% 的增加值。1980 年代以后，东盟三国开始大规模引进日本和“四小龙”的直接投资。以泰国为例，泰国在 1989 年吸引了 12. 76 亿美元的日本直接投资，这一金额是 1951 ～1981 年间日本对泰国直接投资总额的 3 倍。而中国台湾在同一时期内是泰国的第二大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地。
不仅如此，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吸收的直接投资大多属于效率寻找型，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本等优势资源，而这种类型的外资企业的生产具有较强的外向性，大部分产品被返销母国或被出口到其他发达经济体。因此，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顺差中有较大一部分是由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引起的。以中国为例，中国自 1990 年代开始大规模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与此同时持续性的贸易顺差开始出现。长期以来，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海外贸易行为占据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所引起的贸易顺差额占中国对外贸易顺差额的比重呈现不断攀升的趋势，到 2010年，中国有三分之二左右的对外贸易顺差是由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直接造成的( 见表 3) 。
国际产业转移不仅弥补了东亚发展中经济体资本的不足，还大大促进了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升级。
例如，韩国主要依靠国外借款来购买成套技术设备，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模仿、改进和创新。1980 ～ 1984 年间，韩国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为 11.5%。中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主要是通过当地企业与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合资的方式来引进技术。通过引进技术，新加坡和台湾的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1975 ～1990 年，新加坡制造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年均提高 4.4%，1981 ～1983 年间甚至高达 8%。1977 ～1992 年间，台湾制造业部门的年均劳动生产率增长也达到了 5.8%。
东盟三国也主要通过外国直接投资企业来引进先进技术。以马来西亚的汽车工业为例，其通过本国企业与日资企业合营的方式获得日方的先进生产技术，而这些技术也帮助马来西亚的汽车制造业开始起步。随后，逐步从汽车装配、销售等下游环节，向生产各种零部件等上游活动转变，最终成功地实现了汽车的国产化。
伴随着国际产业的不断转入，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也得到了不断的优化升级( 见表 4) 。1960～ 1970 年代，“四小龙”引进了纤维、服装及饰物、玩具、钟表、鞋类等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制造业，实现了产业结构的第一次升级。自 1970 年代中期开始，韩国和中国台湾有选择性地引进钢铁、化学、造船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实现了产业结构的第二次升级。1970 年代后期开始，韩国和中国台湾进一步引进电子、汽车、电脑、半导体等高技术产业，与此同时，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两个城市经济体则引入银行和金融行业，从而实现了产业结构的第三次升级。马来西亚等东盟三国以及中国也经历了类似的产业结构升级过程，只是在时间上相对滞后一些。
综上所述，承接产业转移促进了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关键生产要素的积累，逐步成为“世界工厂”，而持续性的贸易顺差正是源自这一特殊地位。
四、国际产业转移导致全球贸易失衡的实证检验
1. 数据来源和检验方法说明
由于中国和美国分别是当前全球贸易失衡的典型代表，因此本文将以中美两国的数据来检验国际产业转移与贸易失衡的关系。本文选取的实证检验变量包括: 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用 IDI 表示; 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用 ODI 表示; 中国和美国净出口额分别用 TD1 和 TD2 表示，该变量为正意味着贸易顺差，反之则为贸易逆差。本文的实证研究主要探讨 IDI 与 TD1 以及 ODI 与 TD2 的关系。
笔者收集了中国 1984 ～2011 年间以及美国 1976 ～2011 年间的相关数据。其中，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和净出口额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和净出口额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分析局网站。《中国统计年鉴》中净出口额的货币单位为人民币，因此先利用人民币兑美元年平均汇率将其转化为以美元为单位。进一步，所有数据均用消费者物价指数去除了价格因素，转换为实际量。
对于检验两个变量之间关系，首先需要检验两个变量之间的平稳性。如果两个变量皆为平稳序列，则可直接利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并通过 Granger 因果检验考察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而如果两个变量皆不平稳，但它们的一阶差分平稳( 即序列为一阶单整) ，则需要检验两者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如果存在协整关系，再进一步检验变量之间的 Granger 因果关系。
2. 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 ADF 检验方法来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5。由表5 可以看出，所有变量本身均不平稳，经过一阶差分后全部变为平稳，因此都为一阶单整序列，需要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
3. 协整检验
本文使用 E － G 两步法来检验两组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具体方法是先对两组变量进行回归，然后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果残差为平稳序列，则意味着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协整方程以及残差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 6。由表 6 可以看出，两个协整方程的残差序列均为平稳序列，表明两组变量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估计系数来看，IDI 的系数显着为正，表明中国实际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越大，贸易顺差规模也越大; 而 ODI 显着为负，则意味着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越大，其贸易逆差的规模也越大。这一结果与前文的理论分析相符。从判别系数来看，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大概能够解释中国 66. 7% 的贸易顺差，而对外直接投资大约解释了美国 64. 5%的贸易逆差。可见，国际产业转移是全球贸易失衡的重要影响因素。
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表明两组变量之间均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而变量之间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进行进一步的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7。可以看出，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贸易顺差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因果关系不成立; 而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也是其贸易逆差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因果关系亦不成立。
五、结论与启示
全球贸易失衡是当前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并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我们认为当前的全球贸易失衡根源于 1960 年代以来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产业转移: 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将本国的制造业转出，直接导致了国内产业结构的空洞化，而这又进一步导致其对海外制造产品的高度依赖以及本国出口能力的严重不足，从而出现持续的贸易逆差; 另一方面，东亚发展中经济体通过承接发达经济体的产业转移，积累了经济发展所需的生产要素，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逐步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并通过持续的贸易顺差向全世界输送制造产品。本文进一步利用中国和美国的数据对国际产业转移与贸易失衡的关系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支持了以上观点。
从以上结论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对于贸易逆差的发达经济体而言，依靠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能改变本国的产业结构，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贸易失衡问题。只有重整制造业，实现二次工业化，才是解决贸易失衡的根本之道。而对于贸易顺差的典型代表中国而言，未来劳动力成本的不断提高将削弱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优势。事实上，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已出现了向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转移的苗头。这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一次新的历史机遇。我们应该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创新型经济，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我国在全球国际分工当中的地位，从而实现经济发展的又一次华丽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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