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语言生态是解决城镇化中某些生态不文明的有效途径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出现的某些问题，表面上看是城镇生态问题，但实质是语言生态问题。有人说过，要消灭一个民族，就要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要消灭承载它的语言。这一名言说明语言在整个生态文明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语言学界也有一个着名的假说，即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萨丕尔在《语言学作为科学地位》一书中指出："人并不是独立生活在客观世界中，也不是像平常理解的那样独自生活在社会之中，而是受着已经成为社会交际工具的那种语言的支配。认为自己可以不使用语言就能适应现实的情况，认为语言是解决交际中的具体问题或思考问题时偶然使用的工具，那是非常错误的。事实上，所谓的客观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建筑在社团的语言习惯上。"沃尔夫发展了萨丕尔的观点，形成了"语言决定论"和"语言相对论"两个基本观点："语言决定论"即语言决定思维、信念、态度等；语言不同的民族，其思维方式完全不同，"语言相对论"即语言反映思维、信念、态度等，或者说思维相对于语言，思维的模式随着语言的不同而不同。
这一假说无论是强式表述或弱式表述，都表明语言在思维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前，城镇化中出现的不少问题久而未决，其原因与此不无关系，也就是说，要真正解决城镇化中的某些生态问题，还需从语言生态入手，抓住问题的本质，只有这样才能从源头上解决问题。
比如道德滑坡、食品安全就是当前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也是城市生态建设中遇到的重要问题。我们总是不解：这座城市怎么了，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却越来越冷漠。走在大街上，跌倒无人扶、被偷无人管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家庭中，亲情感也不如以前，以致于国家层面要出台法律规定子女要定期回家看望父母，没有血缘关系的夫妻也就可想而知了，离婚率越来越高就是一个答案。另外，虽然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可是如果有人问你吃的东西安全吗，我们谁也回答不了。从奶粉到大米，从素菜到荤菜，这些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食物，哪一样让我们放心？
因此，在构建生态城镇中，以上问题是必须解决的，而要解决这一问题，虽然可以从法律等方面去采取措施，但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因为真正深层次的问题是认知，是文化，而文化的问题又受到语言的制约，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还需从文化、语言入手，至少这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以婚姻为例，中华民族传统教育是视夫妻为一家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直被理解为歧视妇女，其实这是对双方而言的，既约束了妇女，也制约了丈夫，对丈夫来说，你要承担一种责任，不能随意离婚。在传统的族群宗谱中，妻子是入宗谱的，女儿是不入宗谱的，也有一些地方，在为去世长辈立碑的署名上，只署儿子、儿媳、孙子、孙媳，不署女儿、孙女，这些都说明妻子是这个家庭里的一员。这种教育逐渐形成了中国人的婚姻观念：一个人一旦结婚，夫妻之间便成为用血缘关系凝结在一起的至亲，生是一家人，死了同葬一个墓。遗憾的是这几千年形成的传统文化被新文化运动打破了，人们追求西方人的婚姻观念，所谓的爱情之上。爱情不等于亲情，爱情容易变化，所以容易离婚；亲情稳固，所以不容易分开。只有当爱情变为亲情，这种爱情才会牢固。现在离婚率很高，有人还认为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其实离婚率高除了经济因素外，主要是人们的婚姻观起了变化，这才是决定因素。高离婚率对家庭的和谐、对城镇的生态都带来不少负面影响，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
同样，道德滑坡、食品安全等问题同样离不开语言这条途径。如果从语言角度来看，产生以上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假大空"语言的污染；二是以钱为纲的语言污染。就人类本性而言，说假话比干坏事更具挑战性，因为人类的道德底线是诚实，说假话就是不诚实，不诚实必然导致道德堕落。要让一个说假话脸不红的人干坏事时反倒脸红，实在是太难了，即使是不可能的。
可见假话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和破坏力，因此我们的祖先一直非常重视诚信建设。当初造的字"信"就是指"人言为信";《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信，诚也".也就是说人是讲诚信的，人说的话是真实的、可信的；不能是假的、说谎的。
孔子关于"信"的思想在《论语》中就有充分的论述。《论语·为政》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说的是做人之本，如果一个人没有"信",就好比车子不装横木一样，将会寸步难行。《论语·颜渊》记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是孔子讲为政之道，"信"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即使"去兵""去食",也不能"去信","信"在治理国家中处在首要位置，没有老百姓对统治者的"信",再多的粮食和军备也无济于事。
后代贤哲们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诚信思想，并将这一思想通过家庭、蒙学、书院、社会等全方位的教化，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诚信文化，在中国传统的道德体系中诚信居于核心地位，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道德规范，其影响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大至治理国家，小至个人言行。成为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一家企业的修业之基和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
然而，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在近代被淡化了，特别是"文革"期间遭到了严重破坏。"鼓励说谎、重用小人，导致良心麻木；强迫服从，打压正气，摧毁独立人格；撕裂亲情，摧毁传统，导致人性扭曲；假话遍地，伪善盛行，导致人心败坏".
文革极端语言所造成的后果绝不亚于对经济的破坏所造成的后果，因为经济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恢复，而语言所形成的文化却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文革后，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我国的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诚信文化的重构仍然任重而道远，说假话在某些领域或某些人，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越来越高明，越来越固化，所不同的只是更具明显的时代特色：打上"钱"的烙印。
文革结束时，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当务之急是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所以改革开放后，国家出台一系列发展生产力的举措，应该说，在当时背景下，这些举措是非常及时的，也是完全必要的，其效果也十分明显。但美中不足的是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我们忽视了文化方面的建设，没有做到"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相对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至于一切向"钱"看的观点通过各种语言渠道慢慢渗透到人们的头脑。比如政府考核以GDP为纲，GDP成为衡量政绩的唯一依据，成为领导升迁的砝码；舆论宣传也随处可见"钱"字，画家以他的画价定身价，明星以出场费高低定身价，学者以演讲费多少定身价，爱情以"高富帅""白富美"定身价。某电视台有一求职栏目，其中有一环节叫"谈钱不伤感情",明星做的大幅广告"赚钱（财）是硬道理"矗立在高速公路两旁。所有美好的事物：品德、学识、爱情、艺术，乃至良心，都被金钱吞噬，剩下的只有-堆无情、无味、无趣、无聊的数字---金钱的数目。过去谈钱都感觉不好意思，有羞涩感，现在以钱为纲，以钱为荣，炫耀金钱。"赚钱才是硬道理"的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越来越强化，越来越有市场。
这种物欲横流的结果将导致人们的价值观发生改变，我们一直提倡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慢慢被淡忘，随之而来的是拜金主义、拜权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等价值观，这些价值观的滋生并被认同，必然会导致道德的滑坡。贪官为了获得钱财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假话，接受贿赂和以权谋私心安理得，压根儿没有道德约束。商人为了获得钱财，可以抛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传统优秀文化，"一切为了赚钱，为了赚钱可以不顾一切".这种极端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又反过来促使他们不讲诚信、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于是制假售假、坑人害民的事就会不断出现。这种价值观道德观的沦落同样会影响到普通人。比如马鞍山一席高档婚宴上，丈母娘在女婿改口后给了对方一个价值400万元的惊喜：一辆宾利汽车。亲友团中一位小伙子当场发起了酒疯，站起来直指自己的父母怒吼："没有一百万！你们生我出来干吗！不是害我吗！"男子的父亲一声不吭坐在座位上，母亲则一直默默流泪。
更有甚者，当目睹有人落水、车祸等危及生命时，有人竟然会毫不掩饰地说"要救人先拿钱""拿钱来就救人",人性在金钱面前黯然失光，良知在金钱面前霍然泯失。
因此，要消除这些消极的东西，还必须从源头抓起，从语言入手，发扬传统优秀文化，弘扬当代主流文化，摈弃一切消极文化，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只有语言生态建设好了，生态社会才能得以构建，这是解决城镇生态文明的有效途径。
综上所述，要建设城镇的生态文明离不开语言的生态文明，在新型城镇化生态文明的建设中，如何同步实现语言的生态文明已不仅仅是个人的生活小事，而是国家的战略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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