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马尔库塞晚年 (1968—1979) 在美国和西欧的学生造反运动失败后以及对早年理论局限的反思中表现出对生态问题的关注, 呈现出趋向生态学思想的拓展, 体现在生态批判的着作数量增多、系统阐发了以自然解放为中心的生态批判纲领、初步规划了走向绿色社会的道路和蓝图等方面。马尔库塞生态学思想拓展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动因, 其生态思想是20世纪60年代生态马克思主义诞生的重要理论来源。
关键词： 马尔库塞; 自然解放; 生态马克思主义;
Abstract： In his later years (1968-1979) , Marcuse paid his attention to ecological problems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student rebellion mov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and reflected the theoretical limitations of the early years, and showed the expansion of ecological thought, which was reflected in the increase of the number of ecological critical works, systematically expounding the ecological critical program centered on natural liberation, and preliminarily planning the road and blueprint towards a green society.There is a profound historical motivation behind the expansion of Marcuse's ecological thought, which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source for the birth of ecological Marxism in the 1960s.
Keyword： Marcuse; later years; liberation of nature; ecological Marxism;
2019年正值马尔库塞逝世40周年, 同时也是1968年“五月风暴”爆发的51周年。50多年前马尔库塞被认为是“发达工业社会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50多年后的今天, 西方发达国家的街头依然充斥着游行、反抗的民众, 人们对现代社会的种种不满通过愈演愈烈的暴力而血腥的方式进行, 马尔库塞所诊断的发达工业社会的危机和疾病依然困扰着西方社会的发展。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是以马克思经典理论为基础, 对当代全球问题和人类发展困境进行哲学反思, 是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在本·阿格尔、安德烈·高兹、威廉·莱斯等人系统阐发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主张前后, 马尔库塞也在着作中频繁表达了他对生态危机和生态运动的关注。本文结合生态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历史背景, 分析晚年马尔库塞的生态学思想拓展, 有助于厘清法兰克福学派与早期生态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渊源、以及生态马克思主义诞生时对其所汲取的思想营养。
一、马尔库塞晚年的思想变化
1968年“五月风暴”的失败为马尔库塞以及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带来了实质性的转变。1968—1979年是马尔库塞的晚年时期, 他关于革命的设想也发生了转变:他不再对革命的爆发抱有乐观期望, 不再仅仅满足于寻找革命主体, 而是试图以解放人的感性欲望和恢复人的否定性意识而主动培育和塑造“新人”作为新的革命主体。在此语境中, 马尔库塞把注意力转向了正在持续被控制和异化的人的存在领域——自然。尽管他早在1932年就依据《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人本主义自然观阐发了“自然是人的感性存在”观点, 并赋予自然在感性解放论中的基础性革命地位, 然而直到资本主义生产尤其是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给自然环境带来致命的不可逆破坏的20世纪60年代, 他才把自然解放的生态意蕴作为关键的解放主题加以明确和系统阐发, 指明自然作为人存在的环境在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中不断遭受异化并由此加剧人的本质的异化的事实, 从另一角度也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加剧和生态意义上的自然异化提供了新的反抗潜能。这一系列论述构成了马尔库塞晚年呈现出向生态学的趋近, 他的政治生态学思考集中体现于《论解放》 (An Essay on Liberation) (1968—1969) [1], 《自然与解放》 (Nature and Liberation) (1972) [2]、《生态与革命》 (Ecology and Revolution) (1972) [3]、《生态与现代社会批判》 (Ecology and Critique of Modern Society) (1979) [4]、《马克思与新人性:一场未完成的革命》 (Marxism and the New Humanity:An Unfinished Revolution) (1970) [5]等着述中 (1) 。
20世纪60年代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流派诞生的时期, 马尔库塞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人物, 从批判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方法阐述的生态思想为生态马克思主义诞生作了理论奠基。晚年他集中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反生态性及其在加剧自然控制和自然异化中不断孕育的解放潜能, 并构想了以审美为中心的新的解放策略, 初步提出了一个带有生态社会主义色彩的绿色社会蓝图。他思想的生态学拓展是从批判理论、从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生态危机做出的理论回应, 和同时期从社会主义与存在主义 (安德烈·高兹) 、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 (施密特) 、共产主义革命运动 (鲁道夫·巴罗) 等各类左翼流派出发而对生态危机作出的理论回应一起, 共同构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思想源头。厘清其生态学思想拓展有助于重新审视和评估马尔库塞晚年的政治哲学反思, 探析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意识形态批判遭遇失语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生态批判兴起的历史逻辑, 以及马克思主义向生态学拓展而走向“绿化”的理论逻辑, 审视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批判理论家在经历左翼运动的低潮后, 从革命话语的绿色转型中找到一种新的替代现存不合理社会的政治策略和扭转西方马克思主义陷入“失语”这一现实困境的理论尝试。这些变化使得马尔库塞的解放理论呈现出一种新的基调, 表明他并未在革命低潮时陷入悲观主义和xuwuzhuyi, 更没有因为实践挫败而放弃马克思主义, 反而在新的现实危机中继续寻找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激化的可能契机。这种向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自发回归恰恰凸显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朝经典马克思主义回归的内在需要与可能契机。而马尔库塞对马克思思想的不自觉“绿化”更加证明生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以及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兴起绝非偶然。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以及反抗资本主义制度的绿色左翼运动迫切呼唤替代资本主义的绿色社会变革方案的历史出场。
二、系统阐发以自然解放为中心的生态思想
马尔库塞生态思想的集中表达主要基于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再解读, 其理论框架和主旨仍然是为陷入低潮的造反运动寻找新的历史契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达的“自然主义的人本主义”被再次阐释为社会革命的理论基础, 作为人的生存环境的生态学意义的自然及其孕育反抗潜能的政治意蕴被引入解放理论, 并成为作为劳动本体及爱欲本能的自然概念的重要拓展。
(一) 从劳动解放到自然解放
马尔库塞在1932年就强调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人本主义出发用劳动解释人的本质, 并把这种人学观视为一种并作为“实证的革命理论”的基础。“马克思超出了劳动这一概念的所有经济学上的定义, 而把它理解为人的‘生命活动‘和人的真正的实现。我们现在必须把劳动这一概念从它与人是‘自然的’和‘感性的’ (对象性) 存在物这一定义的内在联系中来加以说明。”[6]114晚年的马尔库塞为“自然”概念注入了生态学意义, 明确表达了对马克思忽视自然基础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意义的不满, 重申自然不仅仅是人存在的一部分, 也是人的生存环境, 而自然的污染和破坏亟待一场对“占有自然”的传统观念与生产方式的全面变革。一方面生态危机的加剧使得自然受到的破坏空前严重, 另一方面这种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的加剧恰恰凸显了人的存在和自然之间的共在性, 自然的恶化直接威胁了人的生命存续和人的生存境况的改善, 那么自然的破坏使得人急需变革造成这一现象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 并发起全面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来维持人的生存。“尽管自然界本身越来越受到有力的控制, 但它反过来又变成了从另一方面控制人的力量”[7]128, 人的生存环境和人本能中的能动性成分逐渐异化于人, 被控制的自然界限制了人的生存空间。“商品化的自然界、被污染了的自然界、军事化的自然界, 不仅仅在生态学的含义上, 而且在存在的含义上, 缩小了人的生存环境”[7]128, 被破坏的自然已经对资本主义产生了激进的政治冲击。
(二) 深入感性本体论的异化批判
自然界的变革是社会变革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而自然解放作为解放人的“工具”有两方面含义:“ (1) 解放属人的自然, 即作为人的合理性和经验的基础的人的原始冲动和感觉; (2) 解放外部的自然界, 即人存在的环境。”[7]129当前资本主义对人的奴役通过对自然的奴役而加剧, 社会“对人的统治是通过对自然界的统治实现的”[6]148, 对自然控制的强化就是对人的控制的强化, 那么自然的异化也进一步加剧人的异化。要扬弃人的异化需要扬弃自然异化, 而20世纪60年代日益频发的生态运动正是确证了异化在生态危机中表现的新形式及其必然后果, 反抗自然异化的斗争已经演化为反抗人的异化的社会变革, “空气和水的污染、噪声、工商业对空旷的自然空间的侵占, 具有奴役和压迫的物质力量。反对这些奴役与压迫的斗争, 是一种政治斗争”[7]129。那么解放自然就不仅仅是破除自然主义的观念变革, 而是现实的反抗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马尔库塞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扬弃自然异化的劳动解放思想, 把这场解放诉诸“真正的人本主义”或彻底的“自然主义”[6]133, 提出“感觉的解放”[7]131和新感性的培育。这里的感觉实质就指属人自然, 它是生态变革的关键领域, 按照自然本性培育的“新感性”“成了一种对重建社会‘有实际作用’的东西”, 它“造就了新型的社会主义的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 并且“又成了一种新型的 (社会主义的) 合理性的‘源泉’, 它完全摆脱了剥削的合理性”[7]131, 须诉诸现实的政治生态运动。
(三) 回归审美以培育新的革命潜能
自然解放如何才能实现?马尔库塞相应地提出了审美解放, 就是要按照美的规律、自然的合目的特质来重新塑造自然, 在无功利的、超现实的审美活动中重塑人的新感性。马尔库塞批判了马克思关于对自然进行“属人的占有”或“人道的占有”的观念, 认为这种观念仍然将自然当做客体而非主体, 这容易造成对人性中自然基础的某种贬低和对自然的革命潜能的“浅显认识”。而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已经凸显了人的能动性特质, 但这种能动性正在单向度社会的操控下不断异化成对立于人的本质力量, 结果自然不断遭受压抑、破坏而沦为“丧失人性的自然”[7]132, 同时这样异化的自然反过来又加剧着人的感受性的异化。要真正恢复自然的主体性就要用“解放的美学”, 按照美的规律发展自然, 按照自然的内在尺度来发展自然。而“美的特质”就是与攻击、侵略、暴力相对立的安宁、和平、令人愉悦的特质, 发展美的特质就要让人与自然的斗争“停止并让位给和平和满足”“让它休养生息、承认和贡献”[7]135。但不同思想对这一问题的阐释源自不同的问题域, 马尔库塞则是从发展解放潜能的角度关注和探讨生态美学的中心议题。这个议题从马尔库塞写博士论文时就是其关注的焦点, 但直至在写作《单向度的人》时才逐渐明晰了解放的实践指向[8]。接着他又在阐发自然解放思想中以审美政治学来贯彻这个指向。此时审美的政治意蕴尤其是艺术的社会功用以及艺术的否定性效力再一次被马尔库塞深入阐发:自然解放的实现依赖于审美活动对人的主体能力的重塑, 关键在于艺术“本身就具有一种破坏性的潜力[7]164, 且只有审美形式, 只有“艺术的破坏性潜力”“异化性力量”才能传达艺术的激进力量[7]170。那么什么样的艺术才能够发挥否定性力量呢?主要包括舞台剧、黑人音乐、激进主义的文学作品 (如布莱切特的诗歌) 等“走向街头的艺术”, 只有它们才能够真正宣泄情感而摆脱现实的桎梏、驱动受众的“自然化”[7]174, 为革命实践孕育潜能。相比于早年, 马尔库塞晚年更明确地将美学的解放潜能和现实的造反运动结合, 把反抗资本主义的造反运动“继续推向前, 它把非物质需要的领域 (自我规定的和没有异化了的人的关系的领域) 纳入到政治斗争和实存的生理学范围, 即自然的领域里去”[5]185。自然解放的完成关键在于审美解放, 塑造新感性就是要用超现实的美的享受重新恢复和培育否定性的感性本能, 这场解放不再是一蹴而就的、爆发式的革命, 而是一场更为持久、全面而深入人的本能的“大拒斥”。
三、规划走向绿色社会的道路和蓝图
任何一种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都应当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性质及其成因的理论分析, 即生态环境问题首先表现为社会弱势阶层或群体承担恶果或代价的社会问题, 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二是构建或走向新型绿色社会的道路或战略, 也就是未来绿色社会要求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消除[9]。前一部分无疑是马尔库塞作为批判理论家的长处, 他十分明确地把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要摆脱危机必须全面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实现超越发展;而后一部分即如何实现绿色变革、建构绿色社会蓝图的构想则是相对较薄弱的, 这也是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变革性话语长期以来较为薄弱的理论环节。然而马尔库塞晚年已经勾画了承载生态社会主义的社会目标和价值指向的绿色社会蓝图, 尽管尚未深入未来社会具体制度设计与有节制的生产模式建构, 但已经非常接近后来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绿色解放纲领与政治方略。
(一) 解放路径:暴力的阶级革命转向和平的自然解放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坚持资本主义制度需要被一个更加绿色的社会制度所取代, 但他们在设想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路径问题时已经逐渐告别了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论, 逐渐从坚持暴力的激进革命转向和平渐进式的改革。1968年法国青年“造反运动”失败之后, 马尔库塞虽然仍然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暴力阶级斗争, 但已经不再成为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然和必要环节。他更加频繁强调革命的渐进性、漫长性、全面性, 以至于革命似乎被他展望为一场没有终点的“沉默的反抗”。马尔库塞关于社会革命态度转变源于当时欧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发展状况和革命走入低潮的现实, 以及基于现实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的再解读。他认为“造反运动”的失败表明马克思主义提倡的暴力阶级革命在清除单向度社会对人的全面压抑和控制力量时是不够彻底和深入的。“比如说, 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现存社会主义社会屈服于内在于它们自身的体系内的压抑性力量。这些压抑性的趋势并不仅仅因为共存的现实, 由于和资本主义的竞争, 也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念本身中的一些观念似乎证明了压抑性趋势从旧社会到新社会的拓展是正当的。”[5]341“造反运动”就能够直接切断这些压抑性趋势 (seubversion tendency) 从旧社会向新社会的渗入, “激发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中的被忽略的目标和观念, 激发解放的和自由主义的力量”[5]341。面对财富的迅速积累以及社会的全面进步, 马尔库塞指出, 即便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也仍不足以为自由的彻底实现和理想社会的到来准备条件, 反而技术进步的事实使得原本为人主宰和利用的技术工具和手段已经越来越反过来控制人, 实际上革命主体即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和自我意识反而随着物质财富的增长愈发异化, 技术的进步反而把旧社会的压抑性趋势带入或正在带入新社会。之后马尔库塞更加直接而迫切地继续寻找革命主体, 而新的革命主体不是现存的而是在革命中被塑造出来的, 这就需要诉诸新的感性存在或者新的人性的培育与塑造, 就是人的自然本能和否定性意识的恢复, 归根到底须诉诸自然解放和审美解放来实现。而这个培育新感性的过程相比于一蹴而就的暴力革命是温和的、持久的、全面而深入的。这样看来马尔库塞实际上并没有因为欧洲“造反运动”的失败就转而对反抗资本主义的运动抱以彻底悲观失望的态度, 而是延续人本主义的路径把反抗资本主义的斗争描绘为一场深入到每一个个体解放的“大拒斥”。
(二) 解放主体:被培育的“新人”
面对资本主义危机出现新的形式以及“造反运动”失败的现实, 要贯彻解放的理论主旨就需要寻找和培育超出现实之外的新的革命力量, 培育“新感性”塑造“新人”以替代之前被他高度给予厚望的“少数群体” (黑人、青年学生及社会底层民众) 来担任革命主体。此时马尔库塞继续解释审美解放的政治意蕴:“‘艺术作为现实的形式’……其原意是揭示出解放的基本方面, 即按照人的解放了的感性 (和理性) , 对技术和自然的世界, 进行革命的改造。我现在仍坚持这个观点。”[10]179-180感性在英文语境中不仅指感性、感觉、感官能力, 同样指艺术理论和审美活动, 自然解放和审美解放实质都在于重塑人的本体论存在, 培育一种扬起了自然异化的、本然意义的“新感性”, 这种感性“表现着本能对攻击性和罪恶的超升, 它将在社会的范围内, 孕育出充满生命的需求, 以消除不公正和苦难;它将构织‘生活标准’向更高水平的进化”[10]106。审美解放和自然解放表达了同样的解放诉求, 在这个意义上马尔库塞的政治哲学经历了一个从技术政治学到审美政治学的变化[8]。自然解放的完成最终依然要诉诸审美形式对现实的能动否定与超越, 颠覆现存意识与普遍经验, 塑造新的完整的人, 这样他晚年解放理论基调的变化使他一生的理论探索经历了一个“始于美学又终于美学”的过程[11]。虽然发动革命的“新人”已经不再主要依靠工人阶级, 但是又离不开工人阶级, “只有这种‘新左派’的反抗运动能够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时, 它才能变成真正的革命动力”[5]344。所以马尔库塞晚年对公认的革命期许充满了矛盾与踌躇。一方面他似乎并没有找到除了工人阶级之外的、能够承担解放的历史任务的、像马克思设想的非常易于团结在共同利益之下的特定社会群体;另一方面他对工人阶级又保留了一种幻想, 认为只要通过教育、掌握社会大众传媒来重新激发他们的反抗意识, 用“文化革命”的手段改造他们, 在革命过程中重新塑造他们的革命意识, 那么工人阶级将担负起革命主体的历史重任。
(三) 未来绿色社会蓝图:更有节制的生产和有效需要的满足
任何一个生态马克思主义纲领都必须提出未来社会蓝图的构想, 而马尔库塞在晚年也表达了他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 在某种程度上是作为对资本主义的建构性补充。他把未来社会主义设想为“自由将不再处于超出必要劳动的领域之外的社会。未来反而存在一个从必然领域通向自由领域的入口, 因此生产过程的理性组织将回应和塑造人的感性而不会将其扭曲为剥削的需求。这的确将意味着生产力的发展, 但是朝着把人从物质生产过程中解放出来的目标的发展, 使得人们能够成为为具备生产的技艺和技术的管理者、实验者。这将意味着把生产过程首先引向私有财产的废除以及改变整个世界, 然后朝向在精神上和物理上被污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的全面重建”[5]344。这样一个社会和威廉·莱斯后来提出的“更易于生存的社会”已经非常接近。
一方面, 在生产方面, 生产力的发展将有利于人与社会的解放而不再愈发将人压抑为单向度的存在, 而技术的进步扮演着关键角色, “当然, 这一变化只有当技术自身的进步发生的时候才是可想象的, 但是这种技术的进步只能被期待为全面的社会变革的结果。”[4]158马尔库塞并没有像后来的哈贝马斯那样对技术的进步完全抱以消极和悲观的态度, 而仍然把变革的希望寄予人们对技术的合理利用, 也就是技术所处的社会制度和整个意识形态发生全面变革是技术进步能够引发社会变革的前提。社会矛盾冲突的缓和与消解、社会生产按照满足有效需求和促进个人发展的原则加以调节、每个人的适度需要的得到发展和满足并取代过度需要和虚假需要、恢复和重建自然及其主体地位、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缩小, 等等, 都是马尔库塞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特质。
另一方面, 人的状况及其需要的满足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呢?马尔库塞把人的新需求的培养及其同旧的破坏性需求的割裂诉诸于自然解放及现实的生态运动。他认为, 富裕的消费社会中的需求都是破坏性的。按照弗洛伊德人格中的“死本能”的结构, 他举了三个典型例子说明现代社会孕育着足以毁灭社会和人类的潜在威胁, 即核武器与核战争、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恐怖以及纳粹的当代复苏趋势。那些破坏性的、“死亡的”需求根源于富有侵略性、征服性、扩张性、压迫性等特质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马尔库塞主张首先要用解放的需求来取代破坏性的需求, 同时全面废除与新需求完全不相容的现存的社会制度, 不仅包括资本主义制度, 还包括部分社会主义制度 (例如苏联的制度) 。那么, 解放需求主要是指:“首先, 极大地减少社会必要的异化劳动并以创造性的活动取而代之的需要。其次, 以自主的自由时间取代被控制的闲暇的需要。第三, 终结扮演角色的需要。第四, 用接受性、安宁和丰富的愉悦取代持续的噪音和生产的需要。”[4]211新的需要是人们在废除旧的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上通过从事自由自觉的劳动而培育的、更符合人的自由本性的“生本能”需要。同时, 新的需要不仅仅意味着对人自身的变革, 还意味着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重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 “作为被经验为快乐、满足和喜悦的领域的自然, 是爱欲 (Eros) 的环境——是运用于自然的工作原理的对立。这个对立 (在很大部分是没有清楚表达甚至是被压抑的) 在妇女运动中同样富有生命力……社会主义社会将形成它自身的工作原理——即对现存原理的否定。它将会精确地决定在资本主义中被低估的或被阻碍的社会生活的维度:个人创造性能力的展开与快乐中的竞争已经使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成就服务于大众利益, 以取代服务资本的私人利益的前提的创造”[4]411。自然解放与生态运动是对主导现存社会的生产及资本逻辑的全面否定, 它将使自然重新成为保存着快乐、宁静和自由的净土, 而在这场运动中人逐渐在历史过程中全面展开自身的创造能力, 从而实现更广泛而彻底的社会解放, 彼时人与自然互相交融而成为解放的主客体。
四、生态学思想拓展的可能缘由
(一) 空前发展的生态运动和生态思潮推动
生态议题在马尔库塞思想中的出场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背景, 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末生态运动的发展和生态思潮的空前繁荣。第一, 20世纪60年代以来马尔库塞所定居的美国战后环境运动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 美国政府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加大了环保立法的工作力度, 同时还在各级学校都开设环境课程, 对环境的研究不断深入。而马尔库塞所居住的加州西海岸更是遭遇了极其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这让他亲身经历环境危机的空前恶化并亲眼目睹危机加剧对反抗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态运动的直接推动作用。“我从美国来, 而我对于讨论生态运动会感到有些不安, (在那里) 这场运动已经大体被选中了”[3]173。第二, 生态思潮极大繁荣并进展迅速。一系列生态学经典着作正是产生于这一特定历史时期 (包括《寂静的春天》 (1962) 、《我们合成的环境》 (1962) 、《以何种速度驾驶都不安全》 (1965年, 控告汽车工业污染) 、《人口爆炸》 (1968) 、《增长的极限》 (1972) 、《封闭的循环》 (1972) 等) , 环境问题已然成了一个文学家、科学家、政治家、普通民众等严肃探讨的焦点。马尔库塞亲身参与并直接推动了生态社会运动和生态思潮的繁荣, 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活动是他在1972年于法国的一次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生态与革命”[3]173的讲话, 以及在1979年于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堂荒野保护课上发表的题为“资本主义、自然与社会主义”的演讲。同时, 他和欧美早期绿色左翼思想家保持密切联系, 在阅读了安德烈·高兹和鲁道夫·巴罗的着作后与他们频繁通信, 对他们关于晚期资本主义的分析给予高度重视和肯定1, 认为巴罗揭示了生态运动的本能结构与他的解放理论存在某种契合:“社会变化不仅仅是属人自然的变化;它也是外部自然的变化。适合于资本主义的那种自然可能正好成为那个体系所不能克服的障碍”, 而且“资本主义的自然限制在那些反抗运动中变得越发清晰可见, 在那些运动中自然成为社会变革的潜在力量”[4]410-411。在空前高涨的生态运动中马尔库塞认识到生态危机可能提供了未来革命的新的历史契机。
(二) 深化“人的解放”理论主旨的需要
从生态领域寻求新的革命可能性是马尔库塞坚持和贯彻批判现代社会人的感性存在普遍异化现象以及探索如何扬弃异化、实现人的解放这一理论主旨的需要。1968年“造反运动”的失败已经表明暴力革命的方式并不能有效发动群众以反抗现存社会, 相比之下自然解放在形式上相比于激进的、走上街头的暴力革命而言采取了一种更加和平、温和的形式, 却被认为能达到更加全面、持久、深入的效果。这场温和而持久的解放首先需要从一场文化革命展开, 培育一种新的文化就是一种激进的政治实践, 文化的颠覆能实现人们的价值观念及其本能结构与现存社会的决裂, 而这些正是生成于旧社会、却又能反抗旧社会的解放的力量。马尔库塞把这个基础概括为自然, 它不仅包括感官、本能等人的感性能力, 还包括作为人的存在的延伸的自然环境。“解放最终和什么问题有关, 亦即和人与自然的新关系——人自己的本性与外界自然的新关系有关。自然的急剧变化将成为社会急剧变化的主要组成部分。”[7]127这里自然指的是一种广义的新的感觉能力, 它不是“个人的或集体的纯‘心理’现象”, 它是个人和社会的需要, 是联结“‘改造世界’的政治实践”和‘个人解放’之间的中介”。生态危机的加剧让这场和平的解放变得不仅必要而且具备空前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由生态危机引发的社会反抗运动表明资本主义持续已久的对人的压迫已经深入人生存的自然环境, 它对自然丝毫不加保存的剥削和掠夺为革命运动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当前的事情是发现 (或者是重新发现) 自然在反对剥削社会的斗争中是一个同盟者, 在剥削社会中, 自然受到的侵害加剧了人受到的侵害。自然的解放力量在其建设一个自由社会时的重要作用的发现将成为推动社会变化的一支新力量。”[7]127
(三) 寻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自我变革与发展
诚然, “造反运动”的失败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主张带来了一次巨大的实践冲击, 批判理论为资本主义预言的“丧钟”远远未到敲响的时刻, 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从何处寻找推翻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出路?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必须回应。当“反对诠释马克思学说中的意识形态化和官方哲学构架”并以反传统标榜与之对立的批判路向遭遇挫折, “从对主客体同一的历史辩证法诉求开始, 经过人本学马克思主义的形式转移和科学主义的理论扭转”[12]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应走向何处?马尔库塞晚年对意识形态批判及其所强调的恢复否定性意识以培育和凝聚无产阶级意识的解放策略予以一定程度的反思和修正。首先, 对资本主义危机根源的剖析需要直面资本主义新的现实, 而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生态危机的加剧并已经成为激化经济矛盾的主要契机。“今天, 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 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我们将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质出发, 努力揭示生产、消费、人的需求、商品和环境之间的关系。”[13]486其次, 相应地, 要揭示生态危机如何加剧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内在机理, 愈发需要重新回到经典马克思主义深入分析资本本身及其内在矛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 而不是一味地标榜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立。既然实践证明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时机至今仍未成熟, 那么就需要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中的运行机制及其历史存续的可能空间, 寻找并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和增长通过其内在矛盾同样创造了它的内在的最大的否定力量”, 就这一点而言马尔库塞“在一些很重要的方面和相关的方式上重新捡起并拓展了马克思的这种合法性”[5]55。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那 (Douglas Kellner) 曾评论, 马尔库塞对马克思思想的修正恰恰表明他不是一个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相反他“遵循了马克思自己的方法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路径”[5]55, 也不再教条地执着于卢卡奇、科尔施等人开创的从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政党的先锋队中、从培育无产阶级意识中寻求革命动因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尽管如此, 自然解放实质上仍然是一场意识与感性的解放, 虽然马尔库塞仍未突破人本主义的感性解放框架, 但此时已经不再把感性、爱欲、劳动、意识等解放本身等同于革命、等同于解放事业本身, 而是基于对革命现实状况的重新认识而将感性解放视为革命的必要前提, 以及继续革命的现实契机所在。
综上所述,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旗手”, 马尔库塞晚年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及其生态思想的集中阐发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做出了奠基性贡献:第一, 在内容上, 马尔库塞从人本主义立场阐发了自然解放思想并发展了资本主义危机的政治生态学批判, 阐发了以马克思人本主义自然观为基础的自然解放思想, 在批判地解构“物质财富增长”“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文明进步”之间的必然关联之外, 建构性地阐发了培育新感性的路径和未来社会蓝图的初步构想;第二, 在方法上, 重思《资本论》的基本经济规律并重视深入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经济矛盾中来寻找促使现存资本主义制度解体、孕育下一场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条件, 在对前期理论的反思和修正中逐渐把“法兰克福学派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哲学文化批判转变成为一种对资本主义现实批判的同时, 把古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积极性批判转变成一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生态学批判”[14]。这个思想变化也表现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批判理论中已经产生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萌芽要素。马尔库塞的学生威廉·莱斯将他的意识形态批判具体化为“控制自然”观念批判, 进一步把“解放自然”发展为“非压制性地控制自然”[13]186, 系统阐发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 成为早期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然而相比于莱斯的理论, 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自然危机”“生态危机”成因以及对马克思的生态思想的概括都不比前者逊色, 将马尔库塞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代表人物来论述并不为过[14]。
尽管马尔库塞晚年思想的生态学拓展似乎并没有如他预期而为左翼运动提供一个具体而明确的替代资本主义的变革性方案, 但他对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与解放路径不断反思的坚持依然是当下左翼思想家值得重视并回归的传统, 正如他每次都会以鼓励的话语结束他的演讲:“继续 (Weiter Machen/Continue) !”[15]213以马尔库塞为代表的当代左翼思想家们仍然在革命实践陷入低潮中坚持寻找替代资本主义方案的可能路径, 当意识、本能和欲望的解放以及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无法有效实现革命主体的政治动员, 当包括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在内的各类政治思潮都无法提供终止西欧社会种种乱象的有效政治纲领和诊治策略时, 我们有理由期待以社会主义为指向、深入自然领域揭露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政治生态学批判能够继续发现和发挥马克思主义作为变革性话语的优势, 更加关注如何在全球范围内为社会变革或转型找到一个可靠的普遍性和同质性基础, 并在建构性层面提出真正可行的绿色社会和实践方式, 在避免资本主义已经陷入的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之间困境的同时, 批判地吸收它在克服生态问题已经取得的成果而辩证地将变革性的“红绿”2纲领卓有成效地诉诸实践, 为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历史转型指明前行方向, 为终结资本主义社会种种病态和乱象指明一种替代性的、全球化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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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Robert Pippin, Andrew Feenberg, Charles P.Webel, etc.Marcuse:Critical Theory and the Promise of Utopia[M].New York:Bergin and Garvey Press, 1988:231.
注释
1 这些表达马尔库塞生态学思想的着作大多以论文、讲话和访谈的形式被收录于英文版的马尔库塞文集 (六卷本) 中, 其中大部分还没有中译本。
2 马尔库塞阅读了鲁道夫·巴罗的着作:The Alternative in Eastern Europe (London:New Left Books, 1978) ;写下了题为Protosocialism and Late Capitalism:Toward a Theoretical Synthesis Based on Bahro’s Analysis” (1979) 的评论性文章, 连同他与巴罗的部分通信, 现收录于马尔库塞文集第六卷。
3 区别于生态思潮中的“深绿” (生态中心主义) 与“浅绿” (生态资本主义) 流派, “红绿”指谋求马克思主义的变革性特征与生态主义的环保诉求之间的契合, 参见郇庆治在《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研究述评》中关于这三种思潮的梳理, 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