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欧债危机的表现。
欧债危机从2008年下半年初萌至今已经5年了，综观这5年的危机历程，可以细分为4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的时间跨度为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末，为危机的潜伏期。在此期间，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通过先金融后实体经济的方式传导至欧洲，欧盟和成员国为救助濒临破产的金融机构和刺激经济采取了一系列财政扩张举措①,虽然暂时缓解了金融和经济窘境，但也埋下了财政负担加重的隐患，形成欧债危机的各种因素在不断累积。
第二阶段从2009年末至2011年秋，是危机的爆发期，以求援和救助为主线。欧债危机的正式爆发始自希腊自曝财政黑洞，导致主权信用评级被下调，继而因无力偿付国债被迫请求欧盟、欧央行和IMF援助。因欧盟事先缺乏应急机制，事后难以协调各成员国间的不同利益，导致应对效率不高，虽筹集7500亿欧元救助资金仍难以平复市场的不安，随着爱尔兰和葡萄牙的相继求援而令欧债危机不断恶化。
第三阶段从2011年秋至2013年秋，是危机的危险期，以希腊债务减记始，以金融市场平复、欧债危机出现转机终。期间，经过艰苦努力，希腊于2011年10月26日达致有序违约，而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国债收益率屡破7%的生死线，西班牙和塞浦路斯亦因银行问题申请救援。在危机不断恶化的倒逼下，欧盟救助与治理机制改革也亦步亦趋推进，终于随着2012年9、10月直接货币交易（OMT）和欧洲稳定机制（ESM）的相继推出，市场趋于平复，欧债危机开始出现转机。
第四阶段从2013年秋开始，是危机的康复期。欧盟经济终于走出二次探底，爱尔兰和西班牙有望在近期步出救助，意大利等国主权债券的收益率也恢复至危机前水平。虽然欧债危机并未彻底痊愈，但是进入了缓慢的康复期。今后虽可能有反复，但总体趋势向好。
欧债危机期间欧盟经济表现的主要特点为②:
1.经济受创严重、危机持续时间长、复苏缓慢乏力。
欧盟和欧元区国家经济在2009年受到重创，-4.5%和-4.4%的跌幅为近二十多年来的最差值。而且，此前欧洲在增长率方面领先美日的局面也被逆转：分别从2009年第一季度和第四季度起，美日的经济增长率开始超过欧洲。
不仅如此，本次危机的持续时间长、复苏乏力。按照欧盟统计局的预测，虽然欧洲经济大体在2013年第二季度起出现了复苏迹象，但是欧盟和欧元区经济的同比增幅依然为负，2013年全年的经济增长仍将分别为-0.1%和-0.4%,直到明年才能实现1%左右的正增长。从时间跨度看，即便从2009年末欧债危机全面爆发开始算起，危机也将持续4年以上，堪比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引起的衰退。
2.失业问题突出。
2009年，欧盟和欧元区的失业率随危机爆发而快速上升至9.0%和9.6%,2010年起欧盟经济虽 有所恢 复，但是失业状况却持续恶 化，至2013年8月欧盟和欧元区的平均失业率已经分别达到10.9%和12.0%.“欧猪”⑤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失业状况更是触目惊心，普遍超过10%,其中希腊和西班牙尤为严重，平均失业率达到破天荒的27.9%和26.2%,青年失业率达到61.5%和56.0%.
横向比较，欧盟的失业状况也大幅劣于美日。日本由于国情特殊，失业率长期较低，美国虽在2009-2010年间失业率与欧洲处于同一水平，但自2011年起美国失业状况开始逐步缓和，而欧洲由于欧债危机及其伴随的紧缩政策的影响，失业率还在上升，导致两者差距不断扩大，目前欧元区与美国的失业率之差已超过次贷危机前的水平。
3.赤字和债务沉重。
欧盟和欧元区的财政赤字率自2009年起双双恶化，分别从2008年的-2.4%和-2.1%,急剧下降至2009年的-6.9%和-6.4%,爱尔兰为了救助本国的问题银行，更是在2010年创下-30.9%的惊人水平。随着财政赤字升高，债务负担也开始不断加重，“欧盟”和欧元区在2009年的债务率分别达到了74.6%和80.0%.
2009年以后，欧盟整体赤字率虽有好转，但债务负担仍然持续加重，“欧猪”国家更为堪忧，平均债务率超过100%.
目前，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双双分别低于3%和60%上限的国家，仅有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卢森堡、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瑞典和芬兰等少数几个，连德国也因80%以上的高债务而未达标。
4.内需疲弱反使国际收支有所改善。
对外贸易是欧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欧盟在对外贸易方面长期处于逆差地位。欧债危机以后，欧盟的经常账户在2008年大幅逆差后，奇迹般地快速回升，2012年实现了623亿欧元的顺差。
2013年第一和第二季度，欧盟再接再厉 分 别 实 现 了213亿 和394亿 欧 元 的 顺差，保持了自2012年下半年起的良好势头，而去年同期分别为逆 差48亿 欧 元 和 顺 差26亿欧元。
欧盟实现顺差的主要原因是危机导致的内需不振使得货物进口增幅小于出口增幅，以及欧盟在服务贸易方面的优势继续得以保持。按照欧盟统计局的数据，危机前2002-2007年，欧盟货物进口增幅比出口增幅高出8.5个百分点，而在2007-2012年间，进口增幅反比出口增幅低3个百分点，由此导致2012年经常账户下货物子账户的逆差额减少20%以上。服务贸易方面，虽然顺差增长的速度有所放缓，但在2007-2012年间顺差额依然增加了92%.
5.成员国国债收益分化明显。
在欧债危机期间，德国国债被市场视作欧元区的避险资产，因此出现危机加重时收益率走低的情形也就不足为奇，尤其在2011年末至2012年中欧债危机处于最危险的时刻，德国国债收益率屡创新低。
2013年以后，随着欧债危机形势有所缓和，德国国债收益率反而有所升高。
作为“欧猪”国家典型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它们的国债收益率的走势与德国国债大致相反。
在2011年末至2012年中这段时间内连连告急，此后缓慢走低，目前已经降至欧债危 机前的水平。
6.欧元汇率虽大幅波动但总体平稳。
影响欧元汇率走势的因素较多，除了欧洲的经济形势外，也与美国的货币政策及世界经济形势息息相关，所以欧元走势较为复杂。不过，欧债危机形势恶化时往往会引起欧元汇率走低。比如：希腊求援后不久的2010年6月7日，欧元汇率一度跌破1.19;在欧债危机陷入危急时的2011年末至2012年中，欧元也走出了一波二次探底的行情。总体看，欧债危机期间欧元大致围绕1.30波动，虽然与1.60以上的历史高点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欧元在欧债危机期间除了阶段性暴跌之外，并未持续大幅贬值亦是事实。
二、欧债危机对欧盟一体化趋同性的影响。
从经济指标观察，各成员国在2009-2012年间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存在巨大的优劣差异。
比 如 经 济 增 长 率，拉 脱 维 亚 在2009年 以-17.7%的跌幅创下了欧盟内部的最差纪录，而爱沙尼亚2011年9.6%的增长率则反映了该国在反弹中的优异表现；荷兰2009年3.7%的失业率显示出该国在危机爆发时较为良好的就业状况，而西班牙在2012年25.0%的失业率则代表了“欧猪”国家在危机后期糟糕的就业现实；财政方面，爱尔兰2010年-30.8%的财政赤字率和希腊在2011年170.3%的债务率，与某些国家良好的财政状况也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为了更好地分析这些差异是否对欧盟一体化趋同性产生影响，本文使用Theil指数法进行实证研究。
Theil指数法的基本计算公式为：
其中Vi为第i个成员国某个经济变量（本文中指GDP、债务、失业人口）的值，V为该经济变量的欧盟总值，所以Vi/V也就是第i个成员国某个经济变量占欧盟总量的比重。
Li为第i个成员国的人口数，L为欧盟的人口总数，Li/L为第i个成员国人口占欧盟总人口的比重；T即为Theil指数的值，数值越小表示差异越小，按时间持续减小就表明差异不断变小，即存在趋同现象。
考虑到欧盟成员在2004年与2007年进行了两次主要针对中东欧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扩大，从15国增加至27国，新成员国在入盟后可能存在较强的趋同性。因此，将欧盟27国分为2个组：
⑴老成员国组，成员为欧盟15国；⑵新成员国组，成员为新入盟的12国。
对Theil指数进行分解，得到如下计算式：
T=Tc+Tg .
其中Tc为不同组之间的差异，Tg为各组组内差异的加权和，权数为各组的某个经济变量占欧盟总量的比重。经过计算，结果见图9、图10和图11.
1.经济规模的趋同性。
从图9可以看出，危机之前，欧盟27国经济规模的整体差异显著缩小，但是这一差异缩小的主要因素是新成员国的贡献，欧盟15国的经济规模差异在危机之前几乎没有变化。
危机之后，欧盟27国经济规模的整体趋同性被完全打破。更细致地分析则可以看出：整体差异在2009年有所扩大，但是2010-2011年间起又有所缩小，至2012年由于经济二次探底的影响，差异再次扩大。
但是危机之后新成员国和老成员国在趋同方面差异较大：（1）由于欧债危机爆发，新成员国经济趋同的进程在2009年被打破，差异显著增大，但自2010年开始再次趋同，且2012年的差异程度还 小 于2008年。（2）老 成 员 国 的 差 异 在2009年由 于 经 济 整 体 变 差 而 有 轻 微 缩 小，自2010年起，经济差异开始不断扩大。
2.债务的趋同性。
从图10可以看出，危机之前：（1）新成员国的债务差异在2006年之前不断扩大，分析实际债务数据可知，匈牙利和波兰的债务率持续扩大，罗马尼亚、爱沙尼亚、保加利亚、立陶宛持续缩小，塞浦路斯、马耳他、拉脱维亚、捷克先升后降。（2）欧盟15国则是大体上呈轻微下降态势。
（3）由于欧盟15国的权重较大，导致最终结果是欧盟27国的总体债务差距在2004年以后稳中有降。（4）2006年后新老成员国债务走势相反，但不改欧盟债务的整体差异稳中有降的格局。
欧债危机之后，由于各国债务情况普遍恶化，所以无论欧盟整体，还是新、老成员国，债务差距都在显著缩小。
3.失业人口的趋同性。
从图11可以看出，危机之前：（1）新 成 员国的就业差异在2008年之前显著缩小，显示趋同现象明显。（2）欧盟15国则是先升后降，但是 变 化 幅 度 不 大。（3）导 致 的 结 果 就 是，2007年之前欧盟总体 差距显著缩小，2008年虽然新成员国差距有所缩小，但是老成员国差异扩大，同样 由于权重的关系，使得欧盟整 体的就业差距扩大。
欧债危机之后，在老成员国就业差异显著加大的强力推动下，欧盟就业的总体差异不断扩大，新成员国在2010年前就业差异也有所扩大，但自2011年起差异又开始缩小。
4.结论。
（1）无论经济、债务还是就业，欧盟27国在危机前都存在趋同性，危机后发生了变化：债务差异缩小、经济趋同停滞、失业差距显著拉大。
（2）总体上看，新成员国比老成员国表现出更强的趋同性。
（3）老成员国在危机前后判若两人，危机前基本不存在趋同性，危机后经济差异略有放大、债务差异缩小、失业差距剧增。
三、危机爆发后欧盟的救助与经济治理措施。
危机爆发后，欧盟各成员国在严重的财政和经济形势的不断逼迫下，亦步亦趋地推进危机治理进程，相互间的激烈博弈虽一再影响到治理措施制定的效率，但是随机应变、灵活变通的技巧也颇令人赞叹。至今，较为完善、错落有致的治理体系得以初步建成，在紧急金融救助、重塑稳固财政以及促进竞争力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紧急金融救助。
（1）建立了欧盟层面的金融救助机制。
危机爆发后，欧元区由于先天缺乏金融救助机制而颇为尴尬，在预计到无法在短期内建成永久性机制的情况下，首先建立起一整套总额为7500亿欧元的临时救助机制，由三部分资金组成：
①欧洲金融稳定工具（EFSF）通过金融市场发债筹资4400亿欧元。
②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M）提供600亿欧元。
③IMF提供2500亿欧元。至2013年9月末，欧盟已经联手欧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承诺为希腊、葡萄牙、爱尔兰、西班牙、塞浦路斯等国提供累计约5100多亿欧元的援助，其中EFSM分别向爱尔兰和葡萄牙实际支付了217亿和221亿欧元，EFSF为爱尔兰、葡萄牙和希腊拨付了154亿、211亿和1330.4亿欧元。
①最后经过长达两年的多次磋商之后，于2012年10月8日正式启动了实际信贷能力为5000亿欧元的永久性救助基金---欧洲稳定机制（ESM），彻底弥补了这一通货区没有紧急金融救助工具的制度性缺陷。
（2）欧洲央行从危机的“救火队员”成长为“终结者”.
危机爆发前，欧央行的主要职能是维护欧元的物价稳定，通胀率的目标值设定为2%以下。在危机初期，欧央行积极使用常规手段来不断“救火”,比如多次、连续地降息（见图12），使用TAR-GET2②系统调配欧盟内部资金以及稍后的联合其他国家央行以货币互换方式提供流动性等。
2010年5月希腊求援后，欧央行以更为明显的方式不断突破现有规制的束缚，逐步趋向金融危机“终结者”的身份：
①有意降低标准，接受低等级的希腊债券作为合格抵押品，从而为购买了希腊债券的银行补充流动性。
②推出证券市场计划，直接购买问题国家国债，但数量有限（2100亿欧元）并实施冲销操作，尽管如此，这在危机之前也是不可想象的。
③2011年12月-2012年2月的两轮共1万亿欧元规模的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向银行提供3年期1%利率的低息贷款，极大补充了银行间的流动性。
④考虑到部分银行将LTRO资金以存款方式交还欧央行等影响流动性的因素，以及金融市场依然持续动荡的现实，欧 央 行 在2012年9月 推 出 了 更 直 接 的OMT,即无限制购买国债的解决方案，这种欧洲版量化宽松（QE）的解决方式虽较美联储保守，但依然成为解决主权债务危机的“金融核武器”.
此外，欧洲央行还通过银行业联盟等获得类似最后贷款人的职责，可直接为欧元区的问题银行提供资金帮助，更强化了欧央行作为危机“终结者”的身份。
2.重塑稳固财政。
（1）促进成员国尽快实现年度预算平衡和削减债务负担。
为解决大多数成员国的高赤字与高负债问题，当务之急在于实现年度预算平衡，欧盟通过“六部立法”,进一步完善与强化了《稳定与增长公约》的规定，具体的措施包括：
①将60%GDP的债务上限与3%的赤字率指标并重。
②对违反债务或赤字标准的成员国，强制进入过度赤字程序并要求其整改。
③设定详细的罚则，对拒绝或拖延财政整顿的成员国强制缴纳0.2%GDP的无利息保证金，对继续顽抗者将其保证金转为罚款。在此基础上，欧盟进一步以“财政契约”的方式，要求各成员国提供高级的立法承诺，明确将财政收入平衡或有所盈余的内容写入宪法或相关法律。
（2）敦促成员国实现中期预算目标。
“财政契约”的意义并不止于年度预算平衡，这只是欧盟各国强化财政纪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强化财政纪律是为了更好解决财政一体化和货币一体化之间的冲突。出于此目的，欧盟在“财政契约”中就明确要求成员国实现中期平衡预算目标（MTO），期限一般为3~5年，并在每个年度争取实现目标或至少趋向于达成目标。修订后的体系将经济增长与预算支出相匹配，要求成员国年度开支增长一般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中期增长率。对于债务负担已经超过国内生产总值60%的成员国，则规定了每年递减5%的具体债务削减目标。对于违反中期预算目标者，可在要求整改的同时要求违反者缴纳有利息的保证金。
（3）建立欧盟范围的财政监督机制。
即“欧洲学期”机制，主要是对各国财政预算的制定进行必要的监督、规范与指导，从而更好地落实各项财政制度的执行。各成员国根据年初欧盟委员会发布的《年度增长调查》（AGS），制订相应的、反映各国实际情况的《稳定和融合计划》（SCP）和《国家改革计划》（NRP），经过欧盟各机构协同各成员国政府反复论证，最后由各国议会批准成为正式的财政预算。在预算执行过程中，欧盟会实时监督，并对出现偏差的国家提出整改意见。
3.促进竞争力。
（1）调整内部经济结构与建立中长期发展规划。
首先，加强金融监管，以培育强健的金融体系并防止风险扩散。
欧债危机爆发前，欧洲的金融监管主要遵循的原则是以母国控制为主①,这就难以有效适应货币一体化之后的金融现实。为此，欧盟在2011年启动了“一会三局”的跨国监管体系：“一会”为欧洲央行治下的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ESRB），负责欧盟范围内的金融稳定和预警；“三局”为欧洲三大监管机构，即欧洲银行业监督局（EBA）、欧洲证券业和市场监管局（ESMA）、欧洲保险业和养老基金监管局（EIOPA），各自分别负责欧盟范围内银行、证券和保险机构的跨国监管和业务协调。
更进一步地，从2013年开始，欧元区6000多家银行将逐步形成银行业联盟，欧央行在获得监督权的同时，承担一定的救助责任，防止“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在危难时向政府求助，政府因救助而背上债务包袱从而引发主权债务危机的情况发生，起到了将金融债和主权债相隔绝的作用②.
其次，建立宏观预警与纠正机制，防范成员国宏观经济结构失衡。
与预算平衡直接相关的是宏观经济的健康程度。为了更好地防范宏观经济失衡，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欧盟引入“评分表”制度，选择了内外部共11项指标，其中内部指标包括房屋价格、私人信贷流量、私人债务、政府债务、失业率、金融债务变动；外部指标是指经常账户盈余、净对外投资头寸、汇率变动、出口份额变动、单位劳动成本变动。欧盟通过给成员国的各项指标打分，以分值来判断各国是否存在宏观经济缺陷，从而形成一种预警机制。对于宏观经济失衡的国家，欧盟将进行深度调查，严重失衡者将被要求进入宏观失衡程序，拒绝或拖延整改者将缴纳0.1%GDP的有利息保证金，第二年仍未整改者的保证金将转为罚款。
第三，筹划合理可行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欧盟早在本世纪初就提出了“里斯本战略”,将欧盟经济未来的年增长率设定为3%,并提出了许多其他战略目标。由于现实的困难，以及危机的爆发，“里斯本战略”未能达成。危机中，法德提出的竞争力公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欧元区附加公约》，都将危机应对拓展到增强经济竞争力和促进就业。而更细致的规划则反映在“欧洲2020战略”中。它与之前的“里斯本战略”最大的区别是目标务实和重点突出。比如将欧盟经济未来的年增长率下调至2%,将要点归纳为三大发展重点、五大量化指标和七项发展计划，突出了知识经济、绿色经济和社会和谐等方面的内容。
（2）调整内部社会保障制度以适应全球化与老龄化的挑战。
欧元诞生前后，正值全球化方兴未艾之际，欧洲以“两高”（高福利和高税收）为特征的社会发展模式正遭遇新兴经济体的全面挑战。“两高”产生的高成本以及对研发及教育资金的挤占削弱了欧洲的竞争力，是欧盟国家必须直面的挑战，日益老龄化的欧洲社会更加剧了挑战的严重程度。本轮危机中沉沦的南欧国家，就是滥用加入欧洲一体化的红利，无视或故意拖延必要的经济结构调整，反而走上了推高劳动力成本和不惜通过借贷增加私人消费的道路。比如在2000-2007年间，在外部借贷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希腊、爱尔兰和西 班牙国内的实 际 私 人 消 费 增 长 了20%以上，而同期德国的私人消费增幅很小。
①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已日益成为欧洲迎接新时代挑战而被迫进行的又一次自我救赎，这对于促进欧盟内部劳动力要素流通，完善宏观经济一体化，进而增强欧洲的长期竞争力的作用不可或缺，而且，危机前的社保改革对德国在欧债危机中的优异表现居功至伟，亦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榜样的作用。
②在劳动力市场上，各国一方面鼓励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加大对就业培训和职业介绍的扶持；另一方面降低就业保护，缩减失业救济水准和领取时间，并且附加失业金领取者需接受相应工作安排的条件，以堵塞领取者借故长期逃避工作的漏洞。至于“欧猪”国家，如希腊等还采取了裁减公务员等措施来进一步增加劳动力市场的活力；在养老保障方面，多国推出了延长退休年龄的措施，如德国（65~67岁）、希腊（60~65岁）、意大利（66~67岁）、西班牙（65~67岁），同时鼓励社会建立多层次养老体系，适当增加企业与个人责任的措施；在医疗保障方面，削减过于优厚的待遇，方便跨国就医，并探索促进运行效率的方法。
（3）积极加强对外经济合作。
欧债危机造成欧盟内需不足，欧盟急于通过扩大外需来促进经济增长。然而，2008年底，有关贸易自由化的多哈回合谈判再次搁浅，欧盟不得不另觅出路，转而采取双边谈判的方式。不过，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欧盟认为，在WTO框架下以商品自由贸易为主的多边体系对拥有相对廉价劳动力的新兴经济体有利，难以发挥自身在服务贸易方面的优势，且无法在对外投资、知识产权保护与政府采购等领域取得突破。因此，重建对己有利的贸易体系显得尤为重要。
基于上述两点，欧盟一方面拓展与一般经济体的自贸合作，如2010年正式签署的欧盟-韩国自贸区、2012年的欧盟-新加坡自贸区等，以及磋商中的日欧、欧盟-东盟与欧盟-印度自贸区。
另一方面重启美欧自贸区议题，欧盟希望能借此达到几个目的：通过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来拉动经济与增加就业；抢先制订贸易新规则和新兴产业标准；利用欧美巨大的市场规模产生的区域溢出效应在全球新贸易体系建设方面获得主导权。这些目的恰与美国不谋而合，所以一度被搁置的美欧自贸区谈判方案在大西洋两岸重获青睐。
四、前景展望。
当前，欧债危机的危险期已过，欧盟将进入一段漫长的康复期的看法已悄然为许多学者、民众和政府官员所认可。但是，欧盟在康复期复苏缓慢，甚至出现一些反复的可能性较高。因此，笔者对欧盟前景所持的基本观点是谨慎乐观。
1.乐观的理由。
（1）欧盟仍是全球的强势经济体。
虽然欧债危机对欧盟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但是危机过后的欧盟仍被视为全球的强势经济体，主要的经济指标印证了这一点：
①欧盟依然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2012年的名义GDP是美国的1.1倍，日本的2.8倍。
②观察对外资本输出地位，欧盟的对外投资存量是美国的1.9倍，日本的9.3倍。
③剖析参与全球贸易活动程度的外贸额，欧盟亦达到美国的3.2倍和日本的8.3倍。
①作为欧洲一体化标志的欧元，其作为全球第二大储备货币的地位仍然未被根本动摇，按照IMF的统计：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第一季度，欧元占各国官方储备的比例为25.03%,在欧债危 机 爆 发 前 的2009年 第 三 季 度 上 升 至27.98%,之后虽然不断下降，但是到2013年第一季度底仍占23.68%,比2007年第一季度减少了1.35个 百 分 点；而 同 期 美 元 的 比 重 则 从65.08%下降到62.22%,下降了2.86个百分点。
这表明世人对欧元仍然保持一定的信心。
（2）欧盟依然保持强大的全球竞争力。
欧盟的竞争力依然为全球所瞩目。在拥有较高知名度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竞争力排名中，欧债危机前的2007-2008年度、2008-2009年度，美国两度排名第1,日本列第8和第9,北欧国家占据第3、4位，德国是第5和第7;危机后的2012-2013年度，美国反而降至第7位，日本为第10,北欧的优势保持，德国进至第6.
②具体到产业，欧盟在工业方面虽面临巨大挑战，但仍然拥有较强的竞争能力，其中德国的汽车制造、法国的高速铁路、英国的石油开采等仍处于世界前列。更重要的是，欧盟在新兴产业方面的能力亦不容小觑。
绿色环保产业就是欧盟抢占全球技术制高点的范例，也是欧盟极为关注并积极支持的新兴行业。以风电行业为例，欧盟在2007-2001年间的行业雇佣人数增加了30%,达到24万人，而同期欧盟的失业率上升了9.6%,同时欧盟风电行业提供的工作岗位超过全球同行业的三分之一。
③不仅如此，欧盟在可再生能源的应用方面也起到了良好的表率带头作用：纵向看，2010年欧盟27国可再生能源占全部能源供应的比重比2009年提高了0.9个百分点，达到10.1%,保持了近年来持续快速上升的势头；横向看，欧盟高于发达经济和合作发展组织的平均值7.8%,也远超美国的5.6%和日本的3.3%.
④作为制造业大国的德国亦不甘人后，它曾成功实施了鲁尔老工业区的转型，近年来在发展可再生能源方面亦不遗余力。根据德国联邦能源和水资源协会（BDEW）的统计，2012年德国国内的可再生能源的总发电量已经达到1362亿千瓦时，比2011年增加了10%,满足了德国国内电力总需求的23%,而2011年这一比例仅为20.5%,其中太 阳 能 发 电 的 发 展 最 为 迅 猛，2011年 和2012年的同比增幅分别达到65%和45%.
①（3）经济治理为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欧盟在危机催逼下实施的经济治理，不仅帮助欧盟暂渡难关，而且为今后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首先表现为欧洲一体化进程取得显著进展，主要是一方面通过签订《财政契约》等一系列法律文件推进了财政一体化，部分弥合了财政和货币一体化脱节的弊病，另一方面以牺牲欧洲央行政策的独立性为代价强化了货币一体化进程，欧央行取得了某些最后贷款人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其次表现为经济治理中融入了促进长期竞争力的措施，虽难言成效究竟几何，但毕竟是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最后是弥补了危机防范与救助的机制缺陷，有效降低危机发生的几率与减轻危机发生的危害，将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
2.谨慎的原因。
（1）核心与外围国家之间的差距难以迅速缩小将妨碍政策协调。
核心国家和外围国家在危机期间差距依然。
外围国家若想通过经济增长来消除差距，在短期内恐无指望，危机期间它们与核心国家在竞争力方面的差距有所扩大即为佐证（见表1），同时今年第二季度德国GDP同比增长0.5%,而“欧猪”五国除爱尔兰没有数据外，其他四国依然为负，希腊更是达到-4.6%.另一方面，外围国家的债务负担日益沉重，“欧猪”五国2013年第二季度的债务负担比2012年底又有较大上升，其中绝对升幅最大的希腊从156.9%升至169.1%,达12.2个百分点，绝对升幅最小的西班牙和意大利也各有6.3个百分点，反之德国在同期下降了1.2个百分点。
统一经济体内各国经济地位不一致通常会带来政策协调的困难，这在当前采取何种政策来削减债务方面表现得较为明显。作为强势方的德国，虽在紧缩的力度方面有所松动，但其维持紧缩的决心并未根本改变，德国前财长朔伊布勒的言论就颇具代表性，他认为放松紧缩无异于爬山的人选择了下山的道路，与缩减债务的目标南辕北辙。
②然而紧缩无疑将对“欧猪”国家的经济复苏造成很大的拖累。
2010年IMF的一项研究表明，实施相当于1%的GDP的紧缩，将在两年内使GDP增速下降0.5个百分点，失业率升高0.3个百分点，国内需求（包括消费和投资）萎缩1个百分点。
③因此，作为弱势方的南欧国家，甚至包括法国在内，不断呼吁将经济治理的天平向刺激政策倾斜，以增长来扩大分母，最终达到降低债务指标（以“债务/GDP”的方式来衡量）的目的。
目前来看，法国所倡导的刺激政策开始逐渐与德国力推的紧缩政策形成分庭抗礼之势，但这也必然会影响到各成员国的预算制定和欧盟整体的政策协调，不利于欧洲尽快走出危机。
（2）危机缓解将减弱继续治理的动力。
目前危机局势渐趋缓解，苦于经济治理而寻求放松的呼声也就时有所闻。典型者如即将退出“三驾马车”救助计划的爱尔兰。回首过去，爱尔兰自2008年以来已连续实施了7个紧缩计划，以增税和缩减支出的方式累计减赤280亿欧元，而在今年的10月15日，财政部长努南向议会提交了2014年预算案，在这份被认为是第8个紧缩计划的预算案中，爱尔兰政府为安抚国内民众对紧缩的不满情绪和照顾执政联盟中其他党派的利益，将赤字削减规模下调至25亿欧元，比救助计划规定的31亿欧元目标减少了6亿欧元。
①欧盟层面亦有此倾向。自2013年起，欧盟在治理方面的动作就显得相对较小，主要成就是在今年5月通过的“二部立法”,内容也是强化预算监督，确保过度赤字程序的纠正，以及对遭遇困难的成员国实施财政援助。
如果欧洲经济在2013年末或2014年持续开始改善，那么欧盟或某些国家拖延部分经济治理措施落实的可能性较高。
（3）欧洲认同感下降影响到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动能。
欧洲认同感的下降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在成员国内，危机的长期持续导致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经济治理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加剧了经济萎缩的程度，并且改革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包括裁减庞大的公务员队伍）以及高福利体制也会使得失业增加。生活水平下降与失业增加使得普通民众对政治精英所描绘的欧洲一体化的美好前景产生疑问，国内的“民主赤字”扩大，不时发生社会动荡和政府更迭，如意大利总理蒙蒂的辞职和法国总统奥朗德的当选即为明证。
在成员国之间，迥异的经济状况和在救援中的不同地位扩大了彼此之间的裂痕。典型表现是欧元区外围国家因为承担了大部分紧缩的痛苦而对核心国家的“吝啬”颇为不满；另一方面核心国家的民众也对救援的不断升级颇有微词，只顾自家“门前雪”的呼声有所增强，如“德国另类选择党”在大选中的异军突起。
认同感下降的后果就是欧盟内部“离心离德”倾向加重，开始呈现从目标相同但速度不同的“多速欧洲”向目标也不尽相同的“多层欧洲”的转化，如英国国内出现了脱离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倾向等。这无疑与推进一体化的目的背道而驰，长此以往，不仅继续推进欧洲一体化将面临重重阻力，出现重大倒退亦有可能。
综合上述几年来欧债危机的表现、影响、治理与展望，笔者的结论是，鉴于一系列救助与经济治理措施的接连出台，主权债务危机已经大致告一段落，然而要重塑欧盟的竞争力、实现更高层次的一体化依然是任重道远。唯有以继续推进一体化为目标，不断改革旧有弊端，才是欧盟最终走出危机的正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