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与周期性繁荣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是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引发社会革命为认识前提的。《共产党宣言》宣告:“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P412-413)《资本论》通过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为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提供了理论证明:从危机、萧条、复苏、繁荣,再到更大的危机,这是资本主义的周期性规律;危机将一次比一次严重,在总危机爆发时刻,由陷入极度贫困的无产阶级起来进行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从而完成“对剥夺者剥夺”的历史使命。
但过往历史也昭示:经济危机过后,社会革命形势并不必然高涨,资本主义并没有在革命中被消灭;相反,危机后的资本主义往往会在更大规模上得到扩张和发展。现实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往往呈现另一个周期性规律,即从繁荣、危机、萧条、复苏,再到新的繁荣。以资本主义最大的三次经济危机为例:1873年危机结束的只是自由竞争的统治,资本主义此后走向垄断阶段;垄断是以私人占有为特征的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范畴内的一次质变,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空前的大危机,在“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引导下,通过一系列自我调整,资本主义形成了足以承载新繁荣的体制基础。在20世纪70年代以“滞胀”为特征的危机中,西方主要国家凭借新科技革命优势,及时以新自由主义替换凯恩斯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资本扩张和市场占领,使资本主义显得更加强大。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周期性危机和周期性繁荣这两个规律是并存的。
马克思通过考察1873年经济危机,注意到了资本主义运行的双重周期。他在给丹尼尔逊信中讨论1873年危机后果时指出:“不论这次危机可能怎样发展,……它总会像以前的各次危机一样地过去,并且会开始一个具有繁荣等等各个不同阶段的新的‘工业周期’。”[2](P531)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由危机向繁荣转化的原因时,特别强调了交通发达、交往普遍和贸易扩大导致世界市场拓展所发挥的作用,并据此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策略的设想。
首先,他充分肯定了工业革命推动下交通发达导致世界市场扩大对资本主义摆脱危机、重新走向繁荣的巨大作用。正是在给丹尼尔逊的信中,马克思将铁路称为“实业之冠”,认为它在那些现代工业最发达国家的大规模出现和远洋轮船、电报一起,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运行的“交通联络工具”;不但为巨大的股份公司出现提供了基础,也成为从股份银行开始的其他各种股份公司的一个新的起点,“它给资本的积聚以一种从未预料到的推动力,而且也加速了和大大扩大了借贷资本的世界性活动,从而使整个世界陷入财政欺骗和相互借贷———资本主义形式的‘国际’博爱———的罗网之中”。[2](P635)交通的极大便利在促使世界贸易水平大幅度提升的同时,也加速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扩展。正是世界市场的这种扩展和深化,资本才真正超越了国界,得以在世界范围自由流动。
其次,马克思注意到,随着世界市场扩张所产生的财富增殖效应,推动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关政策也在调整,使发达国家工人的生存状态发生了较大程度改变,工人阶级革命性出现衰退迹象。恩格斯早在1858年10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就对英国工人的“资产阶级化”有所警觉,他说:“英国的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弄到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它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2](P552)马克思在1878年2月给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中也指出:“由于1848年开始的腐败时期,英国工人阶级渐渐地、愈来愈深地陷入精神堕落,最后,简直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他们自己的奴役者———资本家的尾巴。”[3](P297)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更进一步强调:“参与世界市场的统治,过去是而且现在依然是英国工人在政治上消极无为的经济基础。”[4](P60)不仅在英国,这种情况在其他工业发达国家也在发生着。正因为如此,多次发生的危机都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反而推动资本生产继续扩张和发展。
马克思晚年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认为由于世界市场的作用,西方发达国家通过交往的转嫁效应,将内部运行和积聚的矛盾转移到东方落后国家,因此,社会主义“革命将从一向是反革命安然无恙的堡垒和后备军的东方开始”[3](P275)。我们发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由危机向繁荣转化原因的分析,以及对社会主义革命设想所作的调整,焦点都集中在一个重要的中介物———世界市场———之上,马克思晚年对社会主义的设想是以“世界市场”为前提的。
二、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载体和指示器
资本主义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资本剥削雇佣劳动基础上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的本性就在于它是以追求赚钱为生产的第一目的”[5](P37)。资本主义的运动法则,就是追逐利润的最大化,而世界市场正是资本主义追逐利润和无限扩张的必然结果。马克思说:“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6]
(P390-391)“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7](P348)资本作为一种没有国界的社会力量和天生的国际派,只有通过不断地积累和扩张,才能生存下去。
为了实现增殖目标,它不断地迫使自己突破自身的已有限制,在世界范围内不停顿地进行贸易和投资。世界市场作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载体和指示器,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世界市场发展与资本主义阶段性发展基本同步,它形成了资本主义在不同阶段赖以运行的现实载体。纵观历史,世界市场的发展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从19世纪中期到二战前后。随着垄断的发展,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列强纷纷在世界范围内争夺殖民地,以作为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形成了以“宗主国—殖民地”两极对立为特征的世界市场体系。列宁指出:“垄断,寡头统治,统治趋向代替了自由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越来越多的弱小国家,———这一切产生了帝国主义的这样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趋势之一,即形成为‘食利国’、高利贷国的趋势愈来愈显着,这种国家的资产阶级愈来愈依靠输出资本和‘剪息票’为生。”[8](P684-685)这一阶段世界市场的总体特征是随着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发展极度不平衡,不但导致世界范围反对殖民掠夺的民族斗争,而且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世界市场发展的危机直接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危机。
第二阶段,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末。一方面,新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结合,使发达国家的生产力获得30年迅猛发展,资本主义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另一方面,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崛起的新兴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稳住了阵脚,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市场转变为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两大平行市场”。资本主义借助于新科技革命成果,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使资本主义由“一般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阶段,发达国家极力支持跨国公司在世界扩张。在世界市场的制度调整上,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制度建立、国际金融及国际贸易机构与体制建立并完善,使得世界市场的整合程度大为提高。但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种种原因,不仅错失了新科技革命的良机,还导致了严重的内部动荡。总的来说,由于冷战和“两大平行市场”的存在,这一阶段世界市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被遏制,世界市场在曲折中徘徊。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今。新科技革命进入信息革命时代,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转型。这一阶段出现了全球的制度创新与扩散,以及跨国公司的更大规模渗透,企业经营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新自由主义思潮盛行。由于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的作用明显强化,这一时期也被称为“后帝国主义”时期。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这要归功于伴随多国企业的成长和扩张而在新兴发展中国家出现的、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的统治阶级的管理者资产阶级。把世界事务中的权力组织起来的依据,越来越是阶级的利益和价值观,而不是国家的利益和价值观。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它已经让位于国际公司资本主义。”[9](P27)苏东剧变后,“两大平行市场”瓦解,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获得了广阔空间,资本主导下的世界市场得到了空前发展。但受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心—边缘”结构的影响,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亚洲和拉美的很多地区在世界市场中仍处于被边缘化和受排挤的位置,世界市场的发展前景仍然曲折。
其次,资本主导下的世界市场发展极度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资本主义极端不合理性的指示器。列宁说:“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8](P554)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发现了这种不平衡性。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使世界日益走向整体化,但在整体化过程中,各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却是不平衡的,“处在有利条件下的国家,在交换中以较少的劳动换回较多的劳动”[10](P265)。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建立的过程,就是两极性世界分工形成的过程,“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1](P277)。在两极性世界分工体系中,资本主义发展依赖于海外市场,要以牺牲落后国家利益来保证自己进步。所以,资本扩张虽然把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卷入了世界性竞争之中,为落后国家加速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但资本主义列强又不允许落后民族和国家得到充分发展。同时,由于经济基础和历史条件不同,加上在资本国际循环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不一样。
“一个是先进的、发达的、成熟的资本主义,另一个是后进的、不发达的、成长中的资本主义;一个是处于世界中心地位的资本主义,另一个是‘外围’的或‘边缘’的资本主义”[11](P310)。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虽然大多数国家都肯定能从世界性市场经济的运作中获益,但效率较高和技术上较先进的国家却能比其他国家获益更多”,市场经济倾向于“把财富集中到更先进的经济中”。[12](P139)资本主义主导下的世界市场在造成经济危机的同时,必然会导致南北差距的扩大。
优胜劣汰往往导致强者通吃。可以预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世界市场,将拉大发达与后发、中心与外围国家发展水平的差距。“那些已经享有特权并且主宰世界经济的国家受益。代价却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由它们当中最穷的国家承担。”[13](P143)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中,经济落后国家总是会成为发达国家积累和掠夺的对象。随着时间推移,世界市场不平衡性———这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秩序不合理性的体现———会越来越剧烈,直至再一次以大危机收场。
三、社会主义要在世界市场中确证自己的合理性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开启了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进程,而世界市场是体现这一进程的载体。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他们断言无产阶级解放就是人类解放,并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为社会主义运动总的策略原则。
在当代,世界市场推动人类进入经济全球化状态,但从社会主义运动的角度观察,预期中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局面并未形成,当年马克思、恩格斯作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两大事实依据———经济危机和阶级斗争———虽仍然存在,但发生了很大变化:就经济危机而言,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反映市场信息的金融系统,例如股市、汇市、利率、期货等,即便是出现危机,也往往不再是直接源自实体经济,致使资本主义拥有了较大空间予以应对;就阶级斗争而言,资本主义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法制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规范和保证了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使多数劳动者接受了资本主义制度,即便是出现阶级斗争,其目标也转变为经济性质。不仅如此,随着产业结构的演变,传统意义的无产阶级人数逐渐减少,已很难再代表雇佣劳动者这一群体。
与此同时,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并没有取得预想的发展成就,社会主义国家反而拉大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差距。中国之所以需要通过改革选择市场经济,证明后者是更为有效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式。
无论是资本主义的演变还是社会主义的实践,都表明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世界历史进程还在继续,世界市场还在拓展,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仍然与之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实现人类解放目标需要时间后移,推动人类解放方式需要转变,社会主义需要在和谐世界环境中证明自己是最好的制度选择。
社会主义历史使命与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终要解决资本主义无法化解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通过自由竞争和优胜劣汰,促进了生产力极大发展和社会整体进步,但是它同时付出了生态环境恶化和贫富差距扩大的代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完成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必须体现出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同,目前这种发展方式初露端倪:即通过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方式来实现。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自然环境,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包括空气、水、食物等。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人类改造自然界的活动一向是在生态环境可承受的范围内进行的。但自从进入经济全球化进程,虽然生产力快速发展,但其资本主义方式过于强化利益竞争,“它异化了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在市场竞争的推动下,个人的趋利动机不断得到彰显,社会生产中的诸多要素和各个领域不断被商品化和资本化。厂家、商家在完成资本积累的量变的同时,其生产和经营的目的也悄然发生了质变:不再是为了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需要,而是为了竞争取胜,不顾一切地节减成本、最大限度地积攒财富。
无序恶性竞争、资源浪费、污染与废物排放、掠夺式利用并破坏自然资源等现象频繁发生”[14],最终造成了生态危机。中国在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同样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中国共产党及时认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于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即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它强调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协调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生态危机表面上看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出了问题,但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问题。生态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市场经济的恶性竞争造成的;如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变人与人之间的恶性竞争,就能从根本上杜绝生态危机。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生态危机强化了人类的整体性,既是人类进入“世界历史”进程后的结果,又是世界市场发展至一定水平的产物。以往对人类整体性的强调,要么突出的是人们生物属性的相同,要么突出的是人们阶级利益的相同;而生态危机的出现,首次从根本利益上突出了人类的整体性,也意味着人类联合起来的客观性。这种局面是空前未有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面对的基本关系是与自然界的关系,而人类是通过发展生产力的方式来发展与自然界关系的。现在,生态问题的出现把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凸显出来,是人类作为一个特定的生命物种与自然界的关系出现了危机;与马克思强调发展生产力水平的角度不同,现在出现的是发展生产力方式的问题。如果说,传统社会主义突出了民族国家的本位作用的话,那么,当代社会主义必须同时关注人类难题的化解;换句话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具备了世界眼光,才能形成自身合理性的确证。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善、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种和谐社会的逻辑延伸将是和谐世界。和谐世界要求国家关系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要求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要求避开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包括建立新型的两制关系。
无论是科学发展观还是和谐社会目标,其实践载体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将体现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既有模式的超越。显然,这种人类发展方式的创新,需要克服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需要经历相当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然而,人类历史就是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历史。可以期待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旦最终形成,不仅意味着市场经济进入了最新和最后的阶段,也标志着人类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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