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完成经济危机理论的批判性建构以来，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每一次爆发都将对经济危机的研究重新拉回到马克思的视角。 诚然， 撇开历史情境不论，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给后来的研究者带来了双重的印象， 它 “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扮演着一个核心角色， 而与此同时， 它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为薄弱和最少得到阐发的领域”。[1]
但不可否认的是， 马克思为经济危机理论的建构提供了更深层次、更多维度的理论支柱， 其超越历史的宽大研究视野迄今无人可及。 目前仍未完全过去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 使国内外重新掀起了围绕生产过剩、 利润率、 资本积累和债务泡沫等问题的新一轮讨论， 这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生命力提供了又一个注脚。 回溯和梳理针对生产过剩的论述， 对于正确解读当前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 有着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一、 经济危机中的生产过剩与积累过剩
理论的发展往往是现实经济生活的直接反映。 马克思首先纳入经济危机理论研究视野的是生产过剩现象。 “在危机期间， 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 即生产过剩的瘟疫。”[2]
从生产过剩出发， 马克思批判性地建构了自己的经济危机理论， 并在研究中展示了独特的逻辑演进路径。
（一） 商品生产过剩与资本过剩
在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回溯中， 最早引起人们注意的， 是关于消费需求不足的论述。 消费需求不足与危机中的商品普遍滞销有关。 实际上， 在 1857 年以前的数次经济危机中， 商品过剩现象已然成为危机中的常态。 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如施托尔希、 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等， 都从工人阶级有限的消费可能性进行了解释。 在 1857—1858 年的早期研究中， 马克思认为该观点有一定的正确性， 这是因为， 资本主义生产驱使 “生产超越它按照工人 [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所应进行的生产的比例……如果‘超过工人本身需求的' 需求消失了和缩减了， 那就会出现崩溃。”[3]
不过， 在批判蒲鲁东的观点时， 马克思指出了消费需求的一个重要区别： 不仅工人有需求, 而且资本家也有需求。 因此， 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这种论点， 实际上不足以用来论证生产过剩。 不过， 当时马克思更倾向于将个人的消费看作是生产的最终界限。 在后来的研究中， 他开始更注重整体性的研究方法， 转向强调社会需求和社会消费：“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 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 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 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4]
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分析中， 马克思并没有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 暗示消费需求是危机的根源， 尽管群众的贫困和有限的消费并不能独立于危机根源之外。 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 “群众的消费水平低， 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 从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 但是， 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这种情况达到危机的地步。 因此， 群众的消费水平低， 也是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 而且在危机中起着一种早已被承认的作用； 但是它既没有向我们说明过去不存在危机的原因， 也没有向我们说明现时存在危机的原因。”[5]
无论是消费不足还是商品的过剩， 都在另一个层面反映出生产和投资的过剩。 在 1858 年稍后的研究中， 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到, 李嘉图之后的经济学家的解释面临着困境， 即在看到资本的生产存在过剩现象的同时， 却否定商品过剩的可能性。 他们没有认识到， 商品过剩与生产过剩两者都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 因此， 只有从一个全新的角度， 才能说明这一事实。 “什么叫作资本的生产过剩呢? 就是预定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那些价值量的生产过剩 （或者， 从资本的物质内容方面来考察， 就是预定用来进行再生产的那些商品的生产过剩）， ———因此， 就是再生产的规模太大， 这同直截了当说生产过剩是一个意思。 更加明确地说， 资本的生产过剩无非是， 为了发财而生产的东西过多了， 或者说, 不是用作收入进行消费, 而是用来获得盈利、 进行积累的那部分产品太多了。”[6]
与 《1857—1858 年手稿》 中“生产超越它在对工人的关系上所应进行的生产的比例” 的观点不同， 马克思在这里强调了生产过剩与价值增殖的关联性。 换言之， 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太少。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批评说： “李嘉图及其整个学派始终不了解实际的现代危机， 在这种危机中， 资本的这种矛盾暴风雨般地突然爆发出来， 日益严重地威胁到作为社会基础和生产基础的资本本身。”[7]
在另一处涉及生产的 “社会基础” 的论述中， 马克思给出了一个更清晰的界定： “资产阶级的生产, 由于它本身的内在规律， 一方面不得不这样发展生产力， 就好像它不是在一个有限的社会基础上的生产， 另一方面它又毕竟只能在这种局限性的范围内发展生产力， ———这种情况是危机的最深刻、 最隐秘的原因。”[8]
在这里， 价值增殖可能性构成了一个界限和内在的基础， 使得资本在积累的同时， 也体现为社会生产超越简单再生产需要的过程。
（二） 结构性过剩与普遍过剩
通常意义上的比例失调现象， 在危机过程中表现为一种结构性的生产过剩。 马克思构建了科学的两部类模型， 其中， 两大部类之间的失衡是作为普遍性危机的典型形态来分析的。 在马克思看来， 部类内部的失衡往往引起的是局部性经济危机或结构性经济危机。 “这种平衡本身已经包含着： 它是以平衡的对立面为前提的， 因此它本身可能包含危机， 危机本身可能成为平衡的一种形式。”[9]
在比例失调情况下， 生产和消费的紧张关系涉及的供需比例， 本质上是社会劳动的分配。 在社会化的商品生产条件下， 社会生产的内在要求是按合理的比例进行。 但在资本主导的社会生产制度下， 资本逐利的本性实质上建立在超额劳动和超额消费等基础上， 社会生产超越合理的比例也就不可避免。 这种超越有时还表现为外在的强制， “在竞争中， 资本的这种内在趋势表现为一种由他人的资本对它施加的强制， 这种强制驱使它越过正确的比例而不断地前进， 前进！”而且， 从再生产比例关系的恢复机制来看， 遵循的是商品经济下对社会劳动进行重新分配的规则。 “危机的另一个方面是实际上减少生产， 减少活劳动， 以便重新建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正确比例———这个比例归根到底构成一切的基础。”[11]
马克思认为， 社会生产的比例性失调总是表现为总体上的生产过剩， 而不仅仅表现为生产部门间在供求上的不平衡。 特殊商品的短缺也并不表现为其他商品的短缺， 而总是表现为货币的短缺。 其原因在于， 马克思没有将产生生产过剩和货币短缺的可能性归结为人们的实际需要， 而是从资本增值、 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的角度给出了解释。 固然， 供求关系对生产具有调节作用， 但如果仅仅从供求去理解比例失调现象， 则危机发生的理由并不充分。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在比例失衡的情况出现时， 市场体系会如李嘉图所预期的那样， 通过供求关系的相互作用来矫正生产的比例不平衡， 但危机时期的情况却经常与此相反。 资本主义危机就其性质而言是总体性的， 并非市场竞争导致某个生产部门的资本不能获利， 而是危机时期所有部门都不能幸免， “在生产过剩的普遍危机中， 矛盾并不是出现在各种生产资本之间， 而是出现在产业资本与借贷资本之间， 即出现在直接包含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和在生产过程以外（相对） 独立地作为货币出现的资本之间。”[12]
至于通常意义上的竞争， 不过是将资本内在的积累要求转化为外部的压力加于个别资本家， 以确保社会生产局限于生产比例协调的限度之内。 不过， 在真实世界的市场中， 竞争的压力总是驱使个别资本家无意识地超越这一限度， 并引起连锁效应。 这样， 在互补的生产部门中， 将会逐一产生生产过剩， 直至整个经济体系陷入困境为止。
（三） 资本过剩与积累过剩
对资本过剩的考察是马克思创造性的观点之一。 在马克思的阐述中, 由于平均利润率规律的作用，资本过剩本质上是一种 “积累过剩”。 这种绝对意义上的积累过剩， 通常会导致追加资本实现不了自身增值的目的。 相反， 积累得越多越快， 会使原始资本增值得越慢， 极端情况下甚至还会直接导致原始资本的贬值。 在马克思看来， 在没有其他例外因素 （如技术进步等） 干扰的情况下， 利润率下降规律发生作用时资本积累就存在着过剩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一旦变为现实， 现实中哪些存量资本需要贬值， 哪些资本将被迫贬值， 就会成为竞争的主题。 作为竞争的结果， 往往是生产大面积停滞， 使原有就业者被挤出生产领域， 从而对其余在业人员的工资水平形成压力。 竞争还会导致另一个结果， 即机器的大量使用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这同样会导致更多的劳动力被排挤出就业岗位。 在不变资本要素的贬值和可变资本要素被压低这两种力量共同作用下， 处于极低水平的利润率将会缓慢抬升， 这样， 周期将重新开始。
资本的积累过剩过程是伴随着资本的周期运动进行的。 “资本的生产过剩, 仅仅是指可以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可以用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生产过剩； 而这个剥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以下， 就会引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 危机、 资本的破坏。”[13]
在这里， 剥削程度太低或剩余价值率的下降与积累过剩发生了必然的联系。 当然， 他也注意到另一相反的趋势， 即资本在竞争下固有的、 转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趋向， 后者可以提高剥削程度。 在经济危机后期， 这往往成为缓解危机和进入下一轮经济周期的决定性因素。
马克思的进一步分析表明， 积累之所以成为其自身的对立面， 主要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度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紧张关系， 使得在生产无限扩大的同时， 社会的消费却相对缩小。 “因为一种生产推动另一种生产， 从而给自己创造了作为他人资本的工人而出现的消费者， 所以对于每一单个资本来说， 工人阶级的由生产本身造成的需求表现为 ’足够的需求‘。 这种由生产本身造成的需求驱使生产超越它按照工人 [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所应进行的生产的比例； 一方面， 生产必须超越这种比例； 另一方面， 如果 ’超过工人本身需求的‘ 需求消失了和缩减了， 那就会出现崩溃。”[14]
在马克思看来，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主体和消费主体完全不同于此前的简单商品经济， 他们在生产和消费中的地位比以前更复杂， 且产生了分离的趋向。 “普遍生产过剩所以会发生， 并不是因为应由工人消费的商品相对地 [消费]过少， 或者说， 不是因为应由资本家消费的商品相对地 [消费] 过少， 而是因为这两种商品生产过多，不是对消费来说过多， 而是对保持消费和价值增殖之间的正确比例来说过多； 对价值增殖来说过多。”[15]因此， 从整个社会的层面看， 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紧张关系， 实质上是造成经济危机的一个内在原因。
二、 信用制度与隐蔽的生产过剩
在今天， 生产过剩问题如果不与信用制度联系起来， 将失去应有的说服力。 实际上， 即使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经济危机也往往从货币市场开始。 在马克思的分析中， 在货币市场上呈现的危机， 其实反映着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 而由货币经济向信用经济的发展， 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失常。
信用关系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信用制度的建立， 不仅意味着交易关系的根本性变化， 更成为资本加速积累的杠杆。 马克思认为， “货币经济只表现为信用经济的基础。”[16]
而信用经济相比商品经济来说则是一个更高级的发展阶段。 本来， 货币和金融危机之所以有发生的可能， 是商品内在的两个属性 （即价值与使用价值） 的矛盾埋下的种子， 在现实中则是与商品形态向价值形态的转化过程有关。 这也就是说， 在商品经济中， 买、 卖之间的分离以及其在时间上的分离， 只是蕴藏了货币危机的可能。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由于劳动力也成为商品， 资本的流通过程的复杂和支付结算链条的延长使危机的可能性实现了向现实性的转化， 并且是在更容易得多的程度上转化。
在马克思的分析逻辑中， 信用与隐蔽的生产过剩是相关的。 根本性的原因在于， 生产同流通过程的分离因为信用工具的使用会大大地加剧， “信用使货币形式上的回流不以实际回流的时间为转移， 这无论对产业资本家来说还是对商人来说都是如此”。 在繁荣时期， 尽管货币形式的回流显得迅速而可靠，1长时间内保持下去， 因为信用的回流会代替实际的回流。“[17]这样， 实际的生产过剩就被掩盖了。 不过，信用制度有时也会缓和危机， 其前提是银行信用没有在危机冲击下动摇。 这时， 增加信用货币会成为缓和恐慌的有效方法， 反之， 收缩信用货币时则加剧恐慌。信用制度推动隐蔽的生产过剩的另一个原因， 来源于观念上的货币。 信用的扩张意味着货币在观念形态上的膨胀， 与之相应的是虚拟资本在总量上扩大。 在货币幻觉下， 相互独立的资本家将会倾向于扩大生产。 ”信用的最大限度， 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 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扩张。“[18]并且， 这种极度扩张又为下一周期中商品流通的中断奠定了物质基础。 ”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 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 同时， 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 即危机， 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19]
此外， 信用扩张本身也会导致货币支付链条的脆弱化。 支付的链条越长， 抵消支付的对象和内容越多， 支付或抵消支付的环节就越不能有闪失， 否则将会引起灾难性的连锁反应。 ”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 只要信用突然停止， 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 危机显然就会发生。“[20]
显然， 充当支付手段的虚拟资本在数量上越是超过现实中的硬货币数量， 货币和信用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 后果也越严重。 不仅如此， 信用制度还会使危机变得漫长而难以恢复： ”这全部人为的使再生产过程猛烈扩大的体系， 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 用它的纸券， 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 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 就可以医治好。“[21]
可见， 资本主义下的信用制度往往成为其借以搁置内在矛盾的手段。 由于社会再生产普遍联系的性质， 一旦资本利用信用制度从事盲目的扩张， 原有的货币制度无法规避金融投机的惩罚性后果。 本来，在商品经济规律的作用下， 即使出现局部的生产过剩， 也会因信用扩张、 破产企业较少等原因， 通过市场竞争的法则来消解， 现在却出现了一个相反的后果。 在信用的扩张和竞争的联合作用下， 利润率水平从整体上被拉低， 全部商品的名义价值缩水。 在这一分析框架中， 信用扩张和繁荣相联系， 而信用制度的崩溃， 则又往往导致资本以坏账和滞销商品的形式出现， 并以资本的急剧贬值告终。 这种信用收缩———资本贬值———生产能力破坏———资本家之间财产关系重组的过程， 实际上是社会生产在危机水平上进入新的经济周期的必要环节。
三、 隐蔽生产过剩下的债务泡沫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
马克思关于生产过剩与信用扩张关系的论述， 仍然是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有效工具。 与信用扩张相联系的债务泡沫化及其破灭， 目前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典型表现形式。 马克思预见的信用扩张后果， 在 2007 年次贷引发的最近一次危机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正如大多数左翼学者认识到的， 战后繁荣结束后西方国家的生产和投资并没有取得飞速的增长， 反而呈现某种停滞的趋势。 伴随这种停滞趋势的是经济金融化进程的加强。 这同时也意味着西方国家资本积累路径转向金融化的改变。 考虑到国际垄断资本主导全球化、 美元具备世界货币职能的现实，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信用扩张， 实质上为全球经济泡沫化开辟了道路。 与此相对应，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资本过剩的基础， 不再是其内部商品生产的过剩了， 而是迂回地通过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过剩体现出来。 商品国际性流动的加快和规模的扩大， 同时也伴随着垄断资本的国际性积累进程。 资本国际积累带来了双重后果： 一方面， 过去数十年间， 发达国家内部劳动者所受剥削程度空前加重， 大量国家福利被消减， 工会力量受到打压， 工资增长被压低， 社会财富加速向大资产者转移； 另一方面， 由于全球市场的开拓和融入， 国际垄断资本大量地攫取了他国劳动者的财富。
经济的金融化和全球化， 是数十年来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但天下并没有免费的午餐。 过度的金融化， 也导致美国等发达国家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鸿沟， 债务泡沫化程度日趋严重。 乔尔·戈伊尔 （2009） 认为， 1987 年以后的短短 20 年间， 国际信贷市场的债务就翻了大约 4 倍，从近 110 亿美元猛增到 480 亿美元， 远远超出了经济增长率。[22]
尽管美国占有主导世界贸易体系的地位， 并且往往通过负债来维持和扩大消费， 但最终仍未能避免债务泡沫破灭的命运。
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 新自由主义起到了一个反面角色的作用。 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放松管制， 实质上使金融部门成为了资源配置的独立领域， 使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脱离了从商品到货币的 ”惊险的跳跃“ 过程， 还将大量的资源卷入虚拟经济的帝国中。 在全社会盛行的投机行为中， 对冲基金处于金字塔的顶端， 吞噬着社会新创造的财富。 在金融创新的名义下， 放松银行管控无疑就是取消或半取消银行系统的自律机制。 出于逃避监管的目的， 商业银行可以利用各种所谓创新工具或手段， 在账面上对不同类型的贷款和投资给予模糊化处理； 杠杆机制成为投机的新渠道， 即使银行达不到资本储备量要求， 也可以对包装后的债务产品进行信贷交易。 作为政策背景的则是经济刺激政策的滥用， 使本该被经济法则摧毁的过剩生产能力和过剩资本高歌猛进。 总之， 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债务泡沫， 躺在丰厚的利润上， 虽因管制的自由化暂时散发着致富的神话光彩， 却并不能在资产价格不断抬高的压力下而免于破灭。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 ”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 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 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 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 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23]
四、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给中国的启示
在一个由资本主导的世界生产体系中， 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的理论是永远不会过时的。 目前， 世界仍没有逃离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阴影，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中国正确防范经济危机冲击和负面影响， 仍具有指导意义。
首先， 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如前所述， 消费不足、 生产过剩和信用膨胀都是与资本的内在矛盾相关的。 正如国内有关学者所指出的： ”中国反危机策略， 重中之重在于反私有化， 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24]
在私人占有制主导下的社会生产， 不能根本上扭转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 更不可能消解消费不足和生产过剩的难题。 须知，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归根到底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削弱， 既不利于扩大内需和改善民生， 也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更无力遏制国内外资本的投机。 这不仅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相悖， 更遑论抵御国际金融资本的冲击， 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其次， 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 虚拟经济的作用在于为实体经济动员资金、 提供融资支持， 也有利于转移风险和降低交易成本。 本质上说， 其定位应当是服务于实体经济和提高经济效率，包括社会资本配置效率和企业经营效率。 但是， 我们不能低估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带来的负面效应。 只有在实践中和政策上规范虚拟经济发展， 控制投机和非生产性投资， 才能消除经济过大波动。 同时， 在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和利用国外资本时， 也要做到以我为主， 坚持独立性， 避免成为国际金融资本的投机对象和转嫁危机的对象。
最后， 切实加强金融监管。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 也是经济部门中风险较大的领域， 监管是不可或缺的。 完善资本市场体系是加强金融监管的基础， 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有效规避和转移风险是金融监控的目的。 加强金融监管需要法律保障， 没有健全的金融法律法规和金融业管理规章制度， 就难以规范金融系统中的投机行为， 更无法应对虚拟经济的泡沫化发展。 此外， 成熟的市场和严格的法律也需要落实在实际管理工作中。 只有在金融监管中严格执法， 才能维护好信用制度， 防范泡沫，使金融部门真正为实体经济服务， 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
[参考文献]
[1] Simon Clarke, Marx's Theory of Crisis, London: Macmillan, 1994， p.7.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第 278 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46 卷 上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79 年 ， 第 407、 394、 397、 441、407、 393 页。
[4]马克思： 《资本论》 第 3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年， 第 548、 285、 546、 499、 554-555 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0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4 年， 第 310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