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客观性。公共领域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会因为人们意识到它与否和喜欢它与否而存在或者消失，只要人类生活存在，它就存在，这一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与人的私人存在不同，公共领域是人的整体存在，其外观表现为一定的社会共同体。同时它还通过处理公共事务即实践去实现“我在”及“我”与“他”的“共在”。
其三，共享性或者非排他性。公共领域是这样一个特定的领域，在此领域中：（1）某个共同体中的所有的人均同时“在场”；（2）公与私是加以严格区分的，就是说，不得以私人事务来干涉公共生活，而需确立并追求共同利益；（3）对共同体中的任何人均一视同仁而不受歧视或者排斥，决不允许任何人对“他者”的存在持无视态度，决不允许制造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以及不正当竞争，决不允许一个成员威胁和伤害另一个成员的事情发生；（4）人们同生并存，同时共同创造条件以便让人们平等地享受公共利益。
其四，公共利益指向性。私人领域指向私人利益，而公共领域则指向公共利益，是追求和实现公共利益的领域。公共利益就是社会中所有的人的共同利益。公共领域的公共利益指向性内在地规定了在公共领域的一切活动主体的道德责任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毋庸置疑，不同的活动主体，其活动领域也是不同的，政府的活动和有效行为的领域只能是也只限于公共领域。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其一，政府的本质使然。政府实质上是社会中所有的人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公共机关，“政府是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机关”。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是政府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基础，政府的道德使命就在于实现和维护公共利益。但是，公共利益的实现离不开公共领域，换言之，只有在公共领域中政府才能实现公共利益，所以，政府的有效行为领域只能是公共领域。
其二，政府行为以不侵害私人领域的个人权利为限度。关于政府的“善“”恶”之辩，其焦点就在于政府能否侵害私人领域的个人权利的问题。无政府主义者更不消说，在他们看来，政府本身就是恶的，其存在本身就是对个人权利的威胁，是不具有道德合理性的，因而主张取消政府。西方自由主义认为，政府是必要的“恶”。政府本性虽“恶”，却是必要的。在他们看来，政府之所以“恶”，是因为它可能会侵害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而说它必要，则是因为没有政府人类将回到人对人就像狼对狼的自然状态，人类的共同生活就会难以为继“，再坏的政府也要好过无政府”，政府的存在是维系人类共同生活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因此，为了确保政府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权利并有效克服其“恶”的一面，自由主义者设计了一整套政治制度和完备的法律规约政府行为。其实，政府的“善”“恶”完全取决于它能否始终在公共领域为社会全体成员谋取共同利益。政府的道德责任和使命就在于在公共领域中实现公共利益，在此轨道上它就是“善”的，而如果政府“越轨”进入私人生活领域，甚至肆意践踏和损害个人权利，它则是“恶”的。所以，政府行为以不侵害私人领域的个人权利为限度，其有效行为的边界是公共领域。
如前所述，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资本家无限追求利润所造成的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的最重要的两个原因之一。从所属领域来看，资本家追逐最大化利润的行为纯粹是私人领域中实现私人利益的私人行为，是法律和制度规定的公民个人的合法权利，基于此，政府无权干涉，无权干预市场的微观经济活动，这就给经济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直到经济危机爆发，原来私人领域的私人行为才上升为公共领域的公共事件，这时，政府才可以予以有效干预。可见，经济危机防控中政府履行道德责任存在着范围的限度，它所采取的一切有效行为都只能在公共领域的范围和边界之内发挥作用。
四、关系限度
毋庸置疑，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不同个体、阶层、地区或者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对经济危机中政府承担的道德责任也会造成不同程度的限制，成为经济危机防控中政府履行道德责任的“关系限度”。它有双重所指：一是政府在履行防控经济危机的道德责任时要受到来自国际社会不同国家之间利益矛盾关系的限制；二是政府在履行防控经济危机的道德责任时要受到来自国家内部不同个体、阶层、阶级、政党或者集团的利益矛盾关系的限制。前者的直接结果是各国政府不可能共同承担起防控经济危机的道德责任，后者的结果是经济危机防控中的政府履行道德责任具有时间上的不可持续性和效果上的不理想性。
第一，政府在履行防控经济危机的道德责任时要受到来自国际社会不同国家之间利益矛盾关系的限制。如前所述，主权国家不仅依然是当今世界最为基本与稳定的行为体，而且也是具有各自独立利益的利益共同体单元。事实上，国家之间的集散离合皆根源于利益，丘吉尔说，“我们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利益一致时是朋友，利益对立时是敌人。从这个意义上看，国家关系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利益合作关系；其二则是利益矛盾关系。前者具有相对性、条件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而后者则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和稳定的，即使是基于总体利益一致所建立的合作关系（如欧盟）之中也具有利益上的嫌隙或者矛盾（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中欧盟成员国拒绝给予援助的态度就是例证）。之所以会如此，这是因为“合作关系”的基本单元是具有自己独立利益诉求的各主权国家，只要主权国家存在，这种利益矛盾就不会消失，只不过是程度不同罢了。
问题是，各主权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对立关系对于防控经济危机中政府履行道德责任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众所周知，从本质上看，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运行因其内在矛盾而出现的恶化状态”，它会随着经济全球化波及每一个国家，并进而给各个国家的利益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为了避免这样的后果，各国政府无一例外均肩负着防控经济危机的当然使命和道德责任。这就是说，在防控经济危机方面，各国政府拥有着一致的或者共同的利益，它们之间理应是一种合作共赢的非零和博弈关系。但是，各国政府的实际利益会因为它们各自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历史传统、国际地位和国情国力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并产生矛盾甚至对立。比如，作为经济危机始作俑者的美国与其他国家在防控经济危机时便产生了利益上的矛盾甚至对立。美国政府的惯用伎俩和通常做法是凭借其超强的经济实力和至今仍无力撼动的美元地位利用危机并将此种危机向其他国家转嫁，因为在其道德观念中，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其转嫁危机从而实现其目的的对象。然而，其“转危为机”的做法给自己带来的是切实的利益和好处，却给他国带来的则是祸害乃至灾难。不仅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如此，而且每一个国家之间都视对方为转嫁危机的手段和工具。这就造成了经济危机防控中本来各个国家的政府应该共同履行的道德责任变成了它们之间的相互猜忌、利用和彼此防范，合作共赢搁浅，防控经济危机中政府之间的非零和博弈关系变成了零和博弈关系。
第二，政府在履行防控经济危机的道德责任时要受到来自国家内部不同个体、阶层、阶级、政党或者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关系的限制。利益无疑是一切有生命的个体或者集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个体、阶级、阶层、政党和集团概莫能外。“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决定了人们必须通过社会或者在与“他者”的关系中谋取其各自的利益，从而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利益关系。从其性质上看，利益关系表现为两种：一是利益一致关系，二是利益矛盾关系。前者表现为普遍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后者则表现为差异性利益或者多样性利益之间的矛盾甚至对立。那么，利益矛盾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它固然与资源的有限性以及分布的不均衡性有关，但它更与“市场失灵”有关。这在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等方面均有所体现。依据“马歇尔冲突”理论，在规模收益稳步递增的条件下，完全竞争意义上的市场主体会不断追加生产投资并扩大生产规模直到在某一行业内变成垄断性的市场主体。而垄断性的市场主体可以凭借其垄断地位谋取到非垄断性市场主体无法获取的利润，如此一来，垄断性的市场主体和非垄断性的市场主体之间就会形成不同的利润率和工资率，他们之间的利益矛盾便浮出水面。而在收入分配方面，按生产要素分配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但是，那些占据优质生产要素的市场主体所取得的收入必然会高于拥有劣质甚至毫无生产要素的市场主体，收入差距和贫富悬殊必然发生。于是，贫富阶层开始分化，他们之间的利益矛盾也就出现了。这些客观存在的利益矛盾的存在对经济危机防控中的政府履行道德责任产生了必然性的限制。经济危机对于同一国家中的不同个体、阶层、阶级等市场主体的价值或者意义是有差别甚至相反的。有着利益矛盾的不同市场主体基于自身切身利益的考虑和算计会对政府在防控经济危机中的道德责任持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态度和立场。垄断性的和非垄断性的市场主体、富者和贫者阶级或者阶层对政府防控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政策和举措会持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态度。经济危机防控中政府履行道德责任采取的税收政策符合部分人的利益但同时也会损害部分人的利益，不用说，前者当然会对政府的税收政策拍手称快，但后者则会质疑甚至抵制政府的税收政策。同理，拥有某种特定利益要求的市场主体会反对政府推行的福利政策，会制造股市楼市泡沫，扰乱金融秩序，会向其他国家或者同一国家中的其他阶层转嫁危机，也会寅吃卯粮，过度开发自然资源。此外，即使是同一个利益主体其在不同的时期对政府也有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期望，在一个时期，他们“希望政府对经济事务少干预，在另一个时期又希望政府多过问”。这一方面必然会对政府防控经济危机的有效性和持久性造成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又会加剧社会的贫富差距，成为经济危机的诱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