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与马克思不同，沃尔夫并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积累的对抗性出发，而是从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矛盾———自由民主的矛盾着手，阐释了资本主义必然陷入危机的趋势和逻辑，但事实上自由民主的矛盾与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积累的对抗性矛盾是一致的，是后者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表现。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也有相关论述。他指出，经济领域中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积累的对抗性，与此同时，“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③。这段话指明了经济领域中的对抗性必然导致政治领域中的对抗性，即一方面是越来越少的拥有越来越多财富的资本家要求不惜一切代价进行资本积累的自由，另一方面是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要求抵制资本巨头的压迫、奴役和剥削的民主。因此，沃尔夫的合法性危机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立论基础一致，“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矛盾———自由民主的矛盾”是经济领域中“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积累的对抗性”在政治领域的具体表现。
奥康纳在财政危机理论的诞生地《国家财政危机》一书的开篇便公开声明，“构成这一理论框架的许多内容是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用于预算分析问题的结果”④。事实也是如此。财政危机理论的立论基础( 资本主义国家的两种矛盾职能———积累与合法性) ，是把马克思所说的经济领域中的对抗性矛盾应用于国家预算分析问题的结果，即经济领域中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积累的对抗性决定了政治领域中国家一方面要确保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积累的顺利进行，以获得资本家的支持，确保自己的权力源泉，另一方面要努力安抚工人阶级，以确保社会和谐，保证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国家的双重职能使资本实现了部分成本的社会化，但资本利润却归私人占有，因此造成了国家支出与国家收入之间的“结构性缺口”，导致国家财政危机。在《国家财政危机》第二章中，奥康纳更是明确指出: “财政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矛盾，即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⑤
( 二) 发展———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到资本主义政治危机
马克思从经济维度论述了资本主义必然陷入危机、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逻辑。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否认这一逻辑，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框架出发，进一步从政治维度论述了资本主义必然陷入危机，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趋势和逻辑。
针对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问题———国家调节能否避免资本主义危机，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强调，自由民主的矛盾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矛盾，这种矛盾决定了国家具有两种矛盾职能———积累与合法性，积累职能与合法性职能的矛盾性决定了如果国家竭力既维护其积累职能，又维护其合法性职能，那么国家终将面临财政危机，因为两种职能都要求国家加大相关支出，降低相关税收，这势必导致国家的财政缺口; 而当国家财政无力既维护其积累职能又维护其合法性职能时( 如经济危机时期) ，则国家更有可能牺牲其合法性职能以维护其积累职能，从而导致合法性危机。因此，国家调节非但不会使资本主义避免陷入危机，反而会加剧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和财政危机趋势，使资本主义陷入政治危机。
三、当前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马克思主义阐释
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进而演变为全球经济危机、欧美债务危机，2011 年又出现了“占领华尔街”和平示威运动，并在美国境内甚至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如何理解本次资本主义危机? 引发一系列危机形式的原因是什么?
危机发生后各国采取的政策能否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问题? 本次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未来发展趋势是什么? 这一系列问题需要学术界从理论的角度对其进行阐释、说明。美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合法性危机和财政危机理论，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一起，为理解本次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理论线索。
( 一) 本次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缘起———生产相对过剩危机
马克思指出: “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①本次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尽管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但其根源仍然是一场生产相对过剩危机。20 世纪 70 年代末后，新自由主义逐步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决策的主导思潮。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的主导下，两极分化严重，一方面生产无限扩大，房地产业等实体经济过度膨胀，另一方面劳动人民购买力相对缩小，生产无限扩大与居民有支付能力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为缓和这一矛盾，避免引发实体经济生产过剩危机，美国开始通过扩大消费信贷的方式刺激需求，鼓励广大居民“透支消费”，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房产，确保房地产资本家利润的实现。与此同时，银行为获取分期付款的利息，在抵押房产的条件下，不断降低贷款者的贷款信用门槛，甚至对信用记录不好或偿还能力较弱的人发放高息贷款。随后，为了规避贷款风险，银行再通过金融创新，将抵押的房地产在担保公司有偿担保条件下作价“创新”为房产抵押债券，向国内外市场公开出售。之后，买入房产抵押债券的金融机构或资本家再以这些债券作进一步抵押来融资。这样，当房产抵押债券在市场上几经易手后，风险被转嫁给了最后接手房产抵押债券的人或机构，而参与房地产买卖和“金融创新”的各个环节似乎都获得了收益并且摆脱了风险。
②马克思说:“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它的最表面和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③“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 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
④在次贷危机发生前，美国虚拟经济的发展就已经到了这样一种试图绕过生产过程而赚钱的程度，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使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再生产过程顺畅地进行，从而资本回流确有保障，这种信用就会持续下去和扩大起来……一旦由于回流延迟，市场商品过剩，价格下降而出现停滞，产业资本就会过剩……有大量的商品资本，但卖不出去。”⑤“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
⑥“危机一旦爆发，问题就只在于支付手段了。但是，因为这种支付手段的收进，对每个人来说，都要依赖于另一个人，而谁也不知道另一个人能不能如期付款; 所以，将会发生对市场上现有的支付手段即银行券的全面追逐。每一个人都想尽量多地把自己能够获得的货币贮藏起来，因此，银行券将会在人们最需要它的那一天从流通中消失。”
⑦2007 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完全验证了马克思的推论，事实证明，通过鼓励居民分期贷款购买房地产而带来的繁荣，尽管暂时缓解了资本主义生产力无限扩张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但终归无法避免危机。
( 二) 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发展: 欧美债务危机与合法性危机
本次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后，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出台微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危机。微观经济政策包括政策出资购买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央行向金融机构提供贷款及政府向问题金融机构注资等。宏观经济政策包括扩张性财政政策( 大规模减税和增加政府投资等) 和扩张性货币政策( 大幅密集降息和量化宽松等) 。这些政策尽管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趋势，但是却潜在地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陷入财政危机和合法性危机的趋势。
首先，欧美债务危机用事实证明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危机趋势。各主要经济体采取的减税和增加政府投资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增加政府支出的同时减少了政府收入，导致了巨额财政赤字，致使各国的财政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大大超过 3%和 60%的警戒线①，逐步陷入财政危机的边缘。2009 财年欧盟各成员国中希腊的财政赤字率为 15. 4%，爱尔兰 14. 3%，英国 11. 5%，西班牙11. 2% ，葡萄牙 9. 4% ，法国 7. 5% ，2010 财年希腊为 10. 5%，英国 9. 8%，法国 7%，德国 4. 5%。美国 2009 财年财政赤字高达 1. 42 万亿美元，赤字率为 10%，创二战后最高水平，2010 财年财政赤字为 1. 294 万亿美元，赤字率为 8. 9%。按照奥康纳的说法，在财政赤字高企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创办国有企业、增加税收和发行国债三种途径来增加政府收入。但是在此次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尽管政府向问题金融机构注资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机构实行了部分国有化，但由于这些机构都是问题机构，存在大量不良资产，因此政府在一定时期内对其的投资必定大于收益，此种途径无法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与此同时，由于各国纷纷采取大规模减税的财政政策，经济衰退进一步导致政府税收锐减，因此通过增加税收来提高政府收入的方法亦行不通。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发行国债不能真正增加政府收入，但毕竟可以进行财政融资，因此成为各国政府弥补财政赤字的最有效手段，导致各国债务负担率迅速提高。在欧盟27 个成员国中，2009 财年有 12 个国家的公共债务超过 60%的比例。如此高的债务负担率使欧洲债务危机首先于 2009 年 10 月在希腊爆发，随后2010 年 11 月在爱尔兰爆发，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也于 2009 年底发生主权债务风险。美国联邦政府债务 2009 财年为 6. 71 万亿美元，占 GDP 的47. 2% ，2010 年 6 月突破 13 万亿美元，相当于GDP 的近 90% ，截至 2011 年 5 月 16 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终于触及国会所允许的 14. 29 万亿美元的法定举债上限，面临如 8 月 2 日( 美国政府能够支付其开支的最后期限) 前不提高债务上限或削减开支，就会发生债务违约，陷入债务危机的困境。
其次，“占领华尔街”运动等用事实证明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危机趋势。随着全球金融、经济、债务危机的逐步深入，世界主要经济体越来越倾向于牺牲其合法性职能，以促进其积累职能，使合法性危机趋势日益显露。金融危机初期，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采取金融救助的微观经济政策，用纳税人的钱去救助陷入困境的金融企业，曾引起纳税人的质疑。随着危机的逐步深入即向实体经济危机转化，世界主要经济体在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采取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曾引起人们的质疑，因为这种货币政策在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的同时也将引起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变相转嫁危机成本。当危机进一步深化，转向债务危机之时，国家的积累职能与合法性职能之间的冲突更是愈演愈烈，为缓解债务危机，陷入债务问题的欧洲各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只能通过增税或减少支出的方式来平衡财政，而增税提案往往会遇到极大的阻力，难以获得批准，在这种情况下，裁员、削减社会福利以减少政府支出便成为大多数国家应对债务问题的对策。这必然触及大众阶级的利益，引发合法性危机。例如，2010 年 5 月 5日，为表达对政府削减财政赤字政策的不满，希腊爆发全国性罢工; 2010 年 6 月 16 日，为抗议西班牙政府为应对债务危机而公布的一项“劳动力市场改革计划”，工会宣布将举行全国总罢工; 2011年 9 月 17 日，“占领华尔街”和平示威爆发，号召“99%的民众起来反对 1% 的金融巨头，我们都是99% 中的一员”，并迅速蔓延至美国乃至世界众多城市。尽管这些抗议活动没有带来实质性的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促成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变革，但无疑已经从实践上证明了资本主义潜在的合法性危机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