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对一项调查结果的实证分析，该调查于2011-2012年在江苏和河南两省的两个城市进行，内容是2008-2010年这段关键时期的情况。企业问卷调查在河南郑州市445个国有、非国有、大中小型制造企业中进行，并以笔者之前在常州的调查作为补充。根据2008年销售额，这些企业可分为大型企业(24.9%)、中型企业(56.7%),小型企业(18.5%);根据固定资产价值，三类企业的占比分别为5.1%,12.3%,82.6%。
危机的影响与应对虽然郑州市只有11%的企业涉及出口，但2008年以来有近30%的企业遭受强烈冲击，59%的企业遭受较强冲击，共计87.5%，仅12.5%的企业只受到轻微影响。
然而有些经济指标不能迅速准确地反映危机的情况，因为70%的企业强调会在零利润或者亏损的情况下继续运营，它们认为风险是暂时的，可以渡过难关，因此，生产总值这样的指标可能保持不变，尽管危机己经很严重。
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80%的企业不同程度地选择了理性方式来应对市场，它们或平稳增产，或在停滞和下滑之后J恢复增产。通过降低成本(63.6%)、改变生产结构(38.7%)、职工再培训(27.5%)、提高国内销售额(19.1%)、投资研发(10.0%)和筹集资金(9.7%)以维持企业在市场上的生存，是使用最多的应对方式。它们较少选择的方式是从市场上“撤离”:削减出口(0.4%)、降低流动工人比例(2.7%)、减少工作时间(7.0%),降薪(7.4%)、裁员(10.0%)。
受到危机不同程度冲击的企业的特点分别是什么?它们的规模和所有制形式是否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我们可以根据官方提供的三个统计类别—销售、固定资产和就业—来区分这些企业受到冲击的程度。从销售的角度看，大中型企业受到危机的打击最大。从就业和固定资产角度来看，中小型企业受到的打击最严重。
企业的行为从生产、利润、固定资产、就业、厂址迁移以及对零利润或亏损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企业采取了符合经济逻辑的短期行为。这些企业是否会在危机中得到更加长足的发展，并在政治决策机制中获得更多的资源分配以弥补危机带来的损失，即资源分配是否按经济逻辑进行呢?
对各种资源的运用揭示了企业为其项目获取资金支持的可能性。主要的投资来源中最常见的是自有资源，占47.5%，其次是银行贷款，占16.9%，还有商业信贷，占12.6%。提供这些资源的机构如下:从银行贷款占55%，接受商业机构援助占29.4%自有资源投资占29.4%，银行承兑汇票占18%，民营企业资源占13.7%，国际融资占13.5%，其他非银行融资占7%。
在获取这些资源时，只有13.5%的企业会长期负债。依赖经济刺激计划的企业占多大比例呢?与抽样总量比起来，这个比例很低，这意味着在资源分配中存在较强的选择性。445家企业中的83家，即18.7%的企业，能够受益于2008年底推出的经济刺激计划的支持。其支持形式包括潜能开发、高科技开发、减税等。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刺激计划明显倾向于大型企业，而且这种倾向性在逐年增强。这将促使企业为了实现其资源配置的目标而单纯追求规模的扩大。
从所有制类型的角度看，对比样本企业的分配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分别约有1/5的国有企业和1/4的国有控股企业得到了刺激计划的扶持，但是也有部分集体所有制企业和私营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得到了刺激计划的支持。而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倾向于在资源分配中支持大型企业，即国有企业。因此，可以看出，在改革后的经济体制下，一方面大型企业仍在分配中占有优先权，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似乎不再垄断此优先权。
选择和资源分配: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在某种程度上，与政府的关系成为企业生存和获得投资的必要条件。我们的问卷调查包括了企业与政府关系的内容。
根据抽样企业的反馈，与企业关系最密切的政府机构是发展改革委员会，然后依次是国土局、住建委、组织部。数据显示，40%的企业与发展改革委员会有关系，36%与国土局有关系，30%与住建委有关系，远远超过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在全部企业中所占的比例，即14%，这意味着，经济改革以后，在政治决策机制中的选择性分配涵盖了私营企业，因为私营企业同样与分配机构存在紧密关系。数据还显示，关系的紧密程度与企业规模有关，大中型企业中与政府存在关系的企业所占的比例远高于抽样中的平均比例，此外，在调查期间这些企业的比例还在增长，也就是说小企业得不到照顾。
在受益于刺激计划的18.7%的企业中，那些同上述机构关系越密切的企业，得到刺激计划的支持力度越大。事实上，它们当中33.6%的企业与发改委有关系，30%的企业与住建委有关系，22.6%的企业与国土局有关系，42%的企业与干部管理部门有关系。
与这些机构的关系的重要性在于企业能够从政府为项目验收设定的初步标准等级中获益:55%的企业获得土地，48.5%的企业获得资格执照，45.8%的企业通过项目验收。
从市场标准看，这些企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竞争优势，也存在一些困难。其竞争优势按照降序排列依次为:灵活性((45%),低价(44%)、技术领先(42%)、创新(24%)、商业模式(13%)。其面临的主要困难按照降序排列依次为:高涨的原材料价格(56%)、高昂的劳动力价格(41.3%),新技术的稀缺(36.2%)、缺乏足够的流动J险(24.5%)、高税收(23.8%)。那些与政府有关系的企业和那些与政府没关系的企业在实现市场竞争优势和解决市场导向问题方面存在差异。
从2008年获得刺激计划支持的83家企业来看，其中与发改委存在关系的企业所占比例是抽样企业中的两倍(53%对28%)与国土局存在关系的企业所占比例比抽样企业中稍高(36.1%对22.7%)，但是与住建委存在关系的企业所占比例却只是抽样企业中的一半(13.3%对26%)。
同时，与银行和政府的关系将增加企业获得刺激计划扶持的机会。相比于那些与银行、政府关系不紧密或者没有关系的企业，那些关系更紧密的企业获得扶持的比例非常局。
此外，企业领导人参与政治决策对于提升企业在资源分配中的谈判能力非常重要。 但是，存在此种关系的企业数量不多(表1)。
上述事实可能促使企业在尽可能多的方面集中建立关系网以增强与政府的联系。资源分配的选择性哪些企业有机会参与不同的投资活动?在问卷调查中，我们列出了七种直接或者间接(部分重叠)的资源分配方式(表2)。
由任意一种或几种直接或间接的途径获取资源的机会(Ch)按以下方式计算:Ch=PrxN/PPrxN，其中P:为企业获得资源分配的某一类型的数量，N为企业数量，PPr为企业获得资源分配的所有类型的数量。根据计算，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涉及所有抽样企业的平均结果，以对比不同企业的机会比率。影响企业获得各类资源分配机会的因素有:规模、所有制、从属关系、个人和组织关系网(有/无)、陷入危机的不同程度以及不同的经济行为。
抽样企业享有特权的平均机会为11%o规模己经被证明是资源分配的重要标准，大规模企业享有特权的机会在增加。虽然存在不同的企业规模划分标准(销售、固定资产和就业)，但无论从哪种标准来看，企业规模越大，机会就更多，但是这种相关性在以就业规模为划分标准的分析中最明显，其次是固定资产，最后才是销售规模。
所有权在资源分配中也起着作用，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是资源分配的首选对象。企业所从属的管理层级也是资源分配的重要标准之一，从属中央管理的企业在资源分配中享有更多的机会—不论规模如何。
我们还发现，企业所从事的行业和受到危机打击的程度与获得资源分配的机会存在相关关系，如果这些企业出口商品，那么与那些不出口商品的企业相比，它们享有特权的机会会大幅增加。如果企业受到危机严重影响，那么获得资源分配的机会会有小幅增加，如果受到危机的打击比较轻微或者没有影响，那么获得资源分配的机会将急剧下降。
这些说明，资源配置具有应急性的特点，这种资源分配可能是为了弥补出口损失，或者是各种关系所形成的谈判能力的体现。前面的分析告诉我们，资源配置倾向于大型企业，因此我们要强调，企业在对危机作出反应的敏感度上也是具有选择性的。在这些被选中企业处于零利润或亏损的情况下，政府的反应也是如此。一般来说，有资源配置优先权的企业与抽样企业的行为方式不同。抽样企业更多地是通过使成本和生产结构合理化以及员工再培训来保持企业的市场地位;至于享有特权的企业，它们在筹集资金、投资研发和迁址等方面享有特权的机会更多。如果选择退出市场，获得特权的机会将处于平均水平以下，因此企业较少采取此种应对措施。在零利润或亏损的情况下，那些采取裁员、雇用农民工或者削减辅业的企业获得的机会低于平均水平。这说明一个事实，即通过投资追求增长才能增加享有优先权的机会，而不是通过市场导向的合理化方式。
结论
我们分析了在危机时期郑州市的资源配置倾向。在调查的三年时间里，当危机来袭时，中国所采取的主要的资源分配标准与一般的政党一国家体制所呈现的特征没有什么不同。根据政治理性的选择标准，政府在分配中的重点是将企业大规模地融入决策体系。事实上，分配存在着强烈的政党一国家特征，这在经济危机时期是经济应对措施中的主流，很显然，这推动了企业的矛盾行为。
短期来看，经济理性和利益敏感度通过合理化生产维持企业的市场地位。长期来看，为了获取资源，企业要不断追求规模增长和营造关系网，以满足政府在资源分配中所设置的政治理性标准。如果将抽样企业获得的平均机会与那些享有特权的企业相比，那么，企业追求规模增长和融入决策网的长期动机将变得更加强烈。那些优先获得特权的企业主要具有如下特点:规模大，属于国有或者国有控股类型，从属于中央，与银行和政府部门关系紧密，企业领导在党和国家机构有兼职，从事出口业并遭受危机强烈打击，在零利润或亏损的情况下会通过筹集资金和研发而不是仅仅依靠生产合理化来求得生存和发展。反之，较少获得特权的企业是那些非国有的中小型业，隶属于基层政府，未受到危机的严重打击，通过生产合理化来应对零利润或亏损的情况，与银行和政府部门没有紧密关系，也没有担保。在经济危机时期，尽管进行了诸多经济变革，但是由于国家干预所导致的资源分配中的倾斜，刺激了企业追求规模增长以及融入决策网的动机，而非适应市场环境的动机。因此，遵从政治理性的资源分配标准以及相应的对规模增长的追求可能是中国投资过热的制度性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