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864—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 马克思开创了危机理论许多方面的研究先河。关于1866年危机的草稿和笔记本进一步呈现出马克思危机理论的主要轮廓。在编辑工作中, 恩格斯意识到了客观事物本身发生的变化以及马克思19世纪60年代所作文本的后续结论。尽管留有遗憾, 恩格斯仍然抓住了《资本论》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为普遍的特征之目的。
关键词： 马克思; 恩格斯; 《资本论》草稿; 1866年危机; 笔记本;
Abstract： In the Manuscript of 1864-1865, Marx created many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crisis.The drafts and notebooks on the crisis of 1866 present the main outline of Marx's theory of crisis.In editorial works, Engels was fully aware of the change of objective things and the subsequent consequence of Marx's writings in the 1860s.Although there are some regrets, Engels still achieved the purpose of Capital to grasp the mor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Keyword： Marx; Engels; the drafts of Capital; the crisis of 1866; the Notebooks;
根据学者们近年来的研究, 尽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曾对经济危机做出着名的论述, 但是,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已经出版而马克思在1868—1869年所作的摘录书尚未出版, 有关这一论述来源的新见解便出现了。一时之间, MEGA版引发了一些争论。事实上, 最初的文本并不等同于恩格斯版的《资本论》第二、第三卷。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草稿的出版表明, 为了以“马克思自己的话”出版, 由于没有前后连贯的材料, 恩格斯只能提供一个由一些不确定的着作构成的混合物。本文无意评价这场争论。然而, 《资本论》是有价值的;为了更好地理解当代现象, 我们应该进一步完善马克思所创建的分析框架。
一、从逻辑一致性到未完成的计划:MEGA时期的马克思
长期以来, 马克思的许多草稿计划和《资本论》的最终写作计划一直是饱受争议的话题。早期路径与后期路径的区别在于有关马克思的批判的逻辑一致性假设是否存在。格罗斯曼、 (1) 罗斯多尔斯基 (2) 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理所当然地认为, 马克思的批判有一个逻辑清晰而完整的计划, 并且恩格斯也完全忠实于这一目的。按照格罗斯曼的说法,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之间的变化是由于再生产计划的发现促使马克思调整了经济学研究的整套范畴。这一论证可能不正确, 但是, 这个结论在当时非常重要:“这不外乎意味着, 我们必须坚持这样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遗留给我们的不是一个‘片段’或者‘主干’, 而是一个完成的、完整的系统。” (3) 这一论证也得到了许多信件的佐证。马克思在这些信中计划他的研究将于19世纪60年代后期完成。受政治环境的影响,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作注定不是去填补空白, 而是通过实践将这一论述及其方法拓展到新的领域。
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后, 该观点发生了戏剧性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 许多学者强调《资本论》第二、第三卷手稿的开放性甚至概念的不完整性。以米歇尔·海因里希为例, (1) 他的论证后来又被罗特所讨论。 (2) 克莱特克不仅讨论近年来对恩格斯编辑工作的批评, 而且还讨论这一始于考茨基的问题演变过程。 (3) 在另一篇论文中, 克莱特克还进一步描述, 如果还有时间, 马克思会如何重写《资本论》第二、第三卷:它们将会是揭露出资本主义结构性变化的“更加具有历史意义的着作”, 而不再适用于19世纪60年代所创建的辩证法。 (4) 对于这个问题, 塞耶和科里根视马克思晚年着作为其研究工作的实证性、历史性、反思辨性的核心。 (5) 似乎他已经回到了提供“特定事物的特定逻辑”的最初目的, 而那是一种把握像美国与俄国这样不同现实的更合适的方法。
在这些观点中, 本文后退一步: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创建了一个他自己从未放弃的、有关经济危机 (以及许多其他方面) 的研究议程。恩格斯实际上改变了它, 而只追随马克思的观点和手稿。由此, 1866年危机以及马克思如何解读这场危机将为这个问题提供大量信息。马克思完全按照两年前创建的理论框架研究这场危机, 后来恩格斯也以同种方式使用这一材料去出版《资本论》第三卷———这三个时间点可以阐明马克思研究经济危机的路径以及我们如何运用他的一些见解来分析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因此, 我们暂且不讨论《资本论》的完整性或者不完整性, 同时也不忽视在这个过程中涉及的相关问题。卡利尼科斯认为, 未完成的理论并不一定表示它是模糊的或不确定的。 (6) 他进一步指出:
这是很明显的, 从1857年夏到19世纪80年代初, 马克思长期致力于加强理论确定性以及实证范围, 旨在提升他所规定的范畴与用之阐述的理论之准确性。当然, 在各种情况下马克思留下了一些未解决的问题, 然而, 他所提出并且似乎再未放弃的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已经勾勒出了19世纪60年代的清晰轮廓。
这也是克莱特克的观点: (7)
正像他五十年代所做的那样———于危机高涨之时研究1857—1858年危机, 在1868—1869年马克思更创作了一系列关于货币和金融问题的名着。最值得注意的是, 在10年后的1878年马克思重复了这一壮举。几个月间, 他再次完成了一系列关于包括美国、俄国在内的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货币关系的理论和历史的笔记本。而且, 他仍然继续着。从1878年12月到1879年3月间, 马克思对广泛搜集来的关于金融危机的最新出版物进行摘录以更新他的材料。
按照克莱特克的说法, 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创建了一个用以研究他后来所目睹之危机的研究议程。
二、《1864—1865年经济学手稿》:在结论与困惑之间
上述学者都认同一点:从1863年开始, 马克思便能描绘出《资本论》第二、第三卷最重要部分的草图, 而关于这些, 他将于1868年部分地做出结论。我们已经在其他地方讨论过第三草稿———构成了《资本论》第三卷的主要手稿———《1864—1865年经济学手稿》 (MEGAⅡ/4.2) 的主要特征以及它与未出版的关于1866年危机的笔记本之间的关系。自1992年出版以来, 《1864—1865年经济学手稿》引发了大量关于“恩格斯问题”以及《资本论》三卷架构的不完整性的讨论。考虑到各种可能的风险, 我们想要探究坚持执行的研究计划与客观事物本身需要进一步研究二者之间的准确边界。很明显, 和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许多其他手稿一样, 马克思的写作过程也是一个拓展最初假设、主题的研究过程。目前, 似乎可以这样说, 1864—1865年, 在“整个研究过程设计”上, 马克思想要论述资本呈现在社会上的表面上的各种形式。 (1) 马克思使用了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得来的许多见解写了那本七个章节的书, 该书对应于最终构成《资本论》第三卷的七篇。尽管最后一章没有完成, 但是前四章与后两章之间一脉相承这一点很明显。恩格斯本人也承认, 第五章 (恩格斯版的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 (产业利润或商业利润) 。生息资本”———是最困难的, 涵盖“整个这一卷最复杂的问题”。 (2)
该手稿第五部分在更大范围上包含着与其他一些部分同样的问题:马克思必须去处理他阐述中的不同抽象层次、逻辑范畴以及它们的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特征。马克思必须去创建最准确的示意图, 而非博尔赫斯式的。 (1) 只有创建出利润的各个方面和利润率, 并且通过对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分析, 才能使研究最终的资本拜物教、生息资本———历史上资本主义生产的前身———成为可能。这就是“完整的资本拜物教概念, 缘于客观财富……通过某种内在品质以几何级数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 (2) 换句话说, 在这个体系的表面, 钱生钱似乎是真的, M-M’。只有在全部阐明 (流通和生产的综合) 之后, 才能理解该现象;这也是批判重商主义甚至庸俗经济学等许多经济思想的关键方面之一。为了抓住这一点, 马克思指出, 研究信用和信用货币的所有方面是不可能的, 而只能“着重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特征所必须的几个要点。因此, 我们只处理商业信用”。 (3) 恩格斯用“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取代“商业信用”。 (4) 以上这些着名的引言表明, 在开始写作之前马克思看待《资本论》第三卷和这一特定部分的方式, 即“不去考察特定的信用工具和银行的特定形式”。 (5) 研究计划是谨慎的:研究生产、流通 (包括再生产) 的规律与信用制度运行之间的关系。这一章的开始部分 (从生息资本到虚拟资本) 进展顺利, 几乎一字不动地构成了《资本论》第三卷的第21—25章。接下来是恩格斯用于撰写第26章的一系列笔记。转折点正是这里:论述信用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作用就是论述它与商品、货币、资本、再生产以及利润之间的关系, 换言之, 就是论述到目前为止的整个路线。纵然有时以一种矛盾的方式, 作为这一复杂拜物教体系最表面特征的生息资本和信用也应该体现出先前论述的那些规律。
为达成研究目的, 马克思有两个主要关注点:论述货币与信用之间的关系、信用与积累的关系。关于第一点, 他论述了繁荣、停滞时期对货币和信用的影响。在繁荣时期, 由于资本家的收益增加, 他们需要更多信贷, 货币流通速度加快。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一种认为信贷是扩张的罪魁祸首之错觉。在停滞时期, 随着价格和交易数量双双下降, 作为流通媒介所需的货币会紧缩。信贷供给也会下降, 这将导致对以更高信贷需求为表现形式的“宽松货币政策”需求上升。在这种情况下, 对资本的需求并未上升, 而只是对借贷资本的需求上升。 (1) 因此, 在危机期间, 信贷保证了大部分货币作为货币资本起作用, 确保一部分资本家能够获得社会各阶层的大部分储蓄。马克思所称的“融资压力”无关资本本身, 而仅与银行资本有关。不论是政府公文、证券、银行票据, 还是抵押贷款, 在这里都只作为货币资本出现。它们都是资本本身的头衔, “这一点非常重要, 将银行资本的这种压力及其相对于需求的稀缺性与市场过剩中实际资本的减少相混淆”。 (2) 这导致银行资本因再次充当货币而下降;伴随着国家黄金储备的下降, 社会中的可用资本变成货币资本, 直至转化为世界货币。毕竟, 在马克思写作的那个时代的危机中, 银行最担心黄金外流。
几页之后, 马克思又继续论证信用和积累的关系。他再次论述了商业周期对信贷供给和需求的影响, 而从资本积累的角度看, 则意味着过剩资本的形成。如前所述, 马克思指出, 由于一场危机在各种形式上都展现出资本过剩, 危机时期增加的不是对资本的需求, 而是对货币本身的需求。表象是货币供应在减少, 实际上, 货币同时作为一种支付手段在为资本和财产提供积累。由此, 信贷以促进过剩资本之间财产重新分配的方式统一了整个体系的各个环节。当然, 在此过程中, 当作为货币的资本必须面对经济的现实面时, 为了保证价值额的独立, 包括最贵重的商品在内的许多商品都必须被牺牲掉, 失去价值和使用价值, 甚至事实上可能被销毁。危机的这种普遍性及其在社会层面可预见的失败者, 正是马克思在几页后所称的“资本主义生产中不可避免的和……最突出的地方之一”。 (3) 在这里, 我们并不认同格罗斯曼1941年关于马克思的经济动力理论一文的观点, 但是, 必须承认, 其论述包含许多可以用于对危机和商业周期进行动态分析的元素。由于危机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极其重要的, 从《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开始到“整个研究过程的设计”的具体普遍性, 即使没有一套完整的危机理论, 马克思至少努力开创了危机理论的许多方面, 并且呈现在了每一步的分析之中。
这一研究路径被恩格斯完整地转用于《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深知所有这些都应建立在严格的数据和更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1864—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 他开始做很多笔记以支持他的观点, 写下了他命名为“混乱”的一篇。 (1) 马克思意识到这份材料应该被用于后来的写作, 可能是一部不同凡响的作品。这份材料大多由从那一时期有关银行法案和危机的报告中得来的笔记组成, 尤其以1857年的笔记为主。恩格斯将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的章节中使用这份材料的一部分作为引文。在这里我们只讨论两点:恩格斯如何处理这份材料以及更为重要的———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和1866年危机之后, 在1868年马克思本人如何延续他的研究议程。
三、又一轮研究:1866年危机后的马克思
1857—1866年, 马克思建立了一个包括他的研究工作和《资本论》的实际写作在内的明晰的研究议程。在这条轨道中, 现实对他逻辑建构的对象提出了一些问题:1866年的恐慌提供了关于信用、股票市场、金融和货币市场研究的新材料。实际上, 如果对比先前19世纪的经济危机和恐慌, 这场恐慌就会呈现出特定特征。竹永进、 (2) 科特尔 (3) 和维勒, (4) 以及许多其他学者都发现了危机前后货币和股票市场的新特征。关于有限责任公司和铁路公司扩张的立法变化意味着新金融工具的创新发展, 比如优先股和债券;也就是说, 当马克思在建构关于这一问题的理论时, 信用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 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后, 马克思又继续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 做了许多关于1866年危机的笔记。尽管在下一部分里我们将讨论恩格斯如何处理这份材料, 但也许对于这一时期的工作, 他并未打算完整地呈现在将要出版的两卷里。这里要说明:草稿和笔记本 (摘录书) 对于马克思形成商业周期和危机的观点有怎样的贡献, 以及它们如何构成一项甚至对于我们这个时代依然重要的研究议程。
在我们看来, 马克思在1868、1869年所写的被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编为B108、B109、B113并且出版于MEGA卷Ⅳ/19的摘录书构成了一项对1866年危机的系统调查研究。作为完成了一些《资本论》的实际写作后而首先做的准备, 人们容易将它们同关于1843年或1857年危机的摘录书相提并论。如果我们比较《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1864—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研究危机的路径, 就会发现区别非常明显。罗斯多尔斯基承认这一点并且指出, “就这一术语最初使用的意义而言”, 《资本论》第三卷 (及其草稿) “是马克思第一次超越了‘资本一般’的限制”。 (1) 从1865年起, 马克思处理了一系列更加复杂的范畴, 1868、1869年的笔记本是他这一时期所做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笔记本B108主要包含源自1866、1867年《货币市场评论》的摘录。照例, 马克思在第86页末尾写了一份主要论题的索引。按照竹永进的说法, 主要标题有:1) 英格兰银行与货币市场;2) 股票和股票市场投资等;3) 公司;4) 贸易;以及5) 铁路。 (2) 铁路的索引占据了整整一页而且以统计数据为主, 表明了这份材料 (56页) 的实证性。
这个结构显示出一个在此前几年中获得的全新视角。在这里, 马克思涉及的不只是货币市场, 还有资本市场。“商业危机”和“货币危机”被纳入“金融危机”之更系统的方法中。马克思关于“信用制度的作用”的着作也许是他研究的起点。 (3) 这一点在第二个笔记本B109中更为清晰。在这个笔记本中, 马克思主要从同一时期的《经济学人》中做摘录笔记, 也从《货币市场评论》中做了一些新笔记。最后的《附录》包含一个重要题目———“1866年危机” (B109, 285ff) :A) 英格兰银行, 1844年银行法案;B) 恐慌理论;C) 证券与恐慌;D) 股份银行及其他公司;E) 铁路;F) 货币过剩;以及G) 1862年有限责任法案。在这个笔记本中, 马克思也摘录了一些被《货币市场评论》评论过的书, 比如福勒和加西厄特的着作。在致力于《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一国际工作两年以后, 马克思努力使自己了解1866年危机的主要方面。此后, 他写了包含有1868年笔记和数据的笔记本B113。
这时, 可以说马克思对他的研究对象非常明确。像1857年一样, 马克思关心事件的完整图景以及报纸和其他学者所做的最重要的解读。而在1868年马克思已经写出利润率下降趋势及其阻碍影响的规律, 其中, 最主要的是信用制度和股票市场。1868、1869年的笔记本因而呈现出许多关于资本主义及其金融机构正在转型的笔记。更为重要的是, 马克思主要关心政府在危机中扮演的角色、1844年银行法案的终止以及最终会促使立法改革和完善的英国议会中的激烈辩论。马克思将在《资本论》第二卷的草稿中提及这一极为丰富的材料。 (1) 无论如何, 这些年的研究成果能够在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的编辑工作中得到展现。当比较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的草稿 (2) 和恩格斯的编辑工作 (3) 时, 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变化。正如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讨论的那样, 许多当时尚不系统明确的元素, 尤其是相反的趋势, 将于1894年以更明晰的方式呈现出来。
四、处理“混乱”:恩格斯的工作与那些笔记本
马克思会如何出版他的经济学着作一直是讨论的主题。为了以“马克思自己的话”出版, 恩格斯决定尽可能少地干预。然而, 他给《资本论》第二、第三卷带来的变化使我们得出结论———他不仅意识到了客观事物本身的变化, 还意识到马克思写作于19世纪60年代的文本所做工作的后续结论。关于1866年危机的笔记本部分地体现出, 决意提供一个有关“阻碍影响”的更加系统化的观点是马克思研究金融创新的直接结论之一。尽管在1864、1865年马克思就已经写作过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 实际上, 他在1868年才开始涉及许多直到1894年才成熟起来的金融创新。他对生息资本与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以及生息资本与资本集中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清晰认识, (4) 而客观事物本身还没有准备好。恩格斯必须处理这个问题。
恩格斯的《资本论》第三卷编辑工作没有像《资本论》第二卷那样良好的文档记录。但是, 恩格斯的一些工作记录仍然被保留下来并将在MEGA版中出版。 (5) 这些材料为恩格斯的编辑工作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证。足够幸运的是, 他处理“混乱”并且使之出版的方式得以被人理解。在为“信用和虚拟资本”部分编写了基本架构之后, (1) 恩格斯决定写一个特殊的章节———着名文本“交易所”———作为《资本论》第三卷的增补。文中, 他指出:
1865年交易所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还是一个次要的要素。……自1866年危机以来, 积累以不断加快的速度进行, 以致在所有的工业国, 至少在英国, 生产的扩展赶不上积累的增长, 单个资本家的积累已经不能在扩大自身营业方面全部用掉。 (2)
像马克思本人一样, 恩格斯也充分意识到了三十多年来一直进行的金融创新所带来的问题。尽管如此, 他仍然试图保留马克思的原话, 他进一步的工作仅仅是根据主题将笔记拆分, 把许多来自“混乱”的引证材料作为独立的一章加以整理。 (3) 在每一个这样的“订单”中, 恩格斯都不只一次地修改条目清单, 设法在完成各章节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运用几乎所有的笔记。正如他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序言中所说, 用所有这些笔记组成一章是不可能的。但是, 它们都被部署于第五篇的许多章节之中。 (4)
罗特 (5) 论述了恩格斯编辑《资本论》第二、第三卷的方法。恩格斯必须做出一些非常困难的决定, 却总是意识到随之而来的风险。这些决定预示着马克思在写完《资本论》第二、第三卷草稿以后所做笔记的命运的两种症候效应。第一, 这些笔记中表现出来的新颖性只能通过恩格斯在其所做工作中被间接地提及。第二, 也是更重要的, 恩格斯意识到这三卷既定着作的视野, 即, 去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为普遍的特征。金融危机是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组现象, 而且包括从“危机的潜在性”到利润率下降趋势以及阻碍影响的一切其他范畴。在恩格斯之前, 手稿已经包含着这一理论建构的主要框架。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 这些有待分析的元素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结语
MEGA2版第四部分的篇幅是第二部分的两倍多。摘录书的研究表明了马克思撰写《政治经济批判》以及许多其他着作的关键一环。当他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 他必须做关于政治学和法学的笔记 (克罗茨纳赫笔记) 。如果没有此前对其客观对象的批判, 批判任何形式的观念论都将无从谈起。马克思意识到了这一点, 并且在1857—1868年的草稿之后的研究中体现出来。资本主义在快速发生变化, 客观对象在不断变换形式, 理论必须调整自身, 以达到为特定对象提供特定逻辑之目的。
那些笔记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涉及货币、市场、国际贸易、信用以及危机的非常清晰的研究议程。它们也构成了一份关于经济学史的重要记录。但是, 它们最重要的特征在于, 它们展现出:研究对象的极端复杂性, 被研究对象所挑战的学者最终超越了自己原有的设想。这份珍贵材料留给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最有价值的遗产正在于此。
注释：
1本文原载于《科学与社会》 (Science&Society) 2016年第4期。
2 Grossmann, Henryk, “The Change in the Original Plan for Marx’s Capital and Its Cause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21, no.3 (2013) .
3 Rozdolski, Roman, and P.Burgess, The Making of Marx’s“Capital”, London:Pluto Press, 1977.
4 Grossmann, Henryk, “The Change in the Original Plan for Marx’s Capital and Its Cause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21, no.3 (2013) .
5 Heinrich, Michael, “Engels’Edition of the Third Volume of Capital and Marx’s Original Manuscript”, Science&Society, vol.60, no.4 (1997) , p.465.
6 Roth, Regina, “Die Herausgabe von Band 2und 3des Kapital durch Engels”, Marx-Engels Jahrbuch2012/13, Berlin:Akademie Verlag, 2013, pp.168-182.
7 Kr?tke, Michael, “Das Marx-Engels-Problem.Warum Engels das Marxsche‘Kapital’nicht verf?lscht hat”, Marx-Engels-Jahrbuch 2006, Berlin:Akademie Verlag, 2006, pp.142-170.
8 Kr?tke, Michael, “Le Dernier Marx et le Capital”, Actuel Marx, vol.37, no.1 (2005) , p.160.
9 Sayer, Derek, and Philip Corrigan, “Late Marx:Continuity, Contradiction and Learning”, in Teodor hanin, ed., Late Marx and the Russian Road:Marx and“the Peripheries of Capitalism”,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 1983.
10 Callinicos, Alex, Deciphering Capital:Marx’s Capital and Its Destiny, London:Bookmarks, 2014.
11 Kratke, Michael, “O Ultimo Marx e O Capital”, in Luciana Aliaga, Henrique Amorim and Paula Marcelino, eds., Marxismo:teoria, história e política, S2o Paulo:Alameda Casa Editorial, 2011.
12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v.II/4.2, Berlin:Akademie Verlag, 2012, p.7.
13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v.II/15, Berlin:Akademie Verlag, 2004, p.8.
14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 , 20世纪名震世界文坛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常常用他所熟知的各种哲学流派的观点和看法表达对宇宙、现实的困惑。他的作品有“诗和迷宫”之称。参见豪·路·博尔赫斯:《作家们的作家》, 倪华迪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1-6页。
15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v.II/4.2, Berlin:Akademie Verlag, 2012, p.468.
16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v.II/4.2, Berlin:Akademie Verlag, 2012, p.469.
17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v.II/15, Berlin:Akademie Verlag, 2004, p.389.
18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v.II/4.2, Berlin:Akademie Verlag, 2012, p.475.
19 “如果我们考察现代产业周期---沉寂、勃兴、繁荣、过剩、危机、停滞、沉寂等状态……我们就会发现, 一般而言, 低水平的利率对应于繁荣时期或者超额利润, 在繁荣时期与停滞时期之间利率上升, 但是……达到高利贷之极端高度的最高利率则对应着危机。”参见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v.II/4.2, Berlin:Akademie Verlag, 2012, p.433;Marx, Karl, Economic Manuscript of 1864-1865, Netherlands:Brill Press, 2016, p.464.
20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v.II/4.2, Berlin:Akademie Verlag, 2012, p.517.
21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v.II/4.2, Berlin:Akademie Verlag, 2012, p.594.
22 根据恩格斯的说法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v.II/15, Berlin:Akademie Verlag, 2004, p.9) , 当时的政治家、经济学着作家和实业家都无法清楚地理解货币与资本之间的关系, 因此, 马克思使用“混乱”一词是来描述1848年和1857年的议会辩论。毋庸讳言, 这里我们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
23 Takenaga, Susumu, Excerpt Notes of Marx in the Late 1860s and the Economic Crisis of1866, Tokyo:Daito Bunka University Press, 2014.
24 Cottrell, Phillip L., “Domestic Finance, 1860-1914”, in Roderick Floud and Paul Johnson,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Volume 2:Economic Maturity, 1860-1939) , 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253-279.
25 Ville, Simon, “Transport”, in Roderick Floud and Paul Johnson,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Modern Britain (Volume 2:Economic Maturity) , Cambridge, 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295-331.
26 Rosdolsky, Roman, 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 London:Pluto Press, 1977, p.383.
27 Takenaga, Susumu, Excerpt Notes of Marx in the Late 1860s and the Economic Crisis of1866, Tokyo:Daito Bunka University Press, 2014, p.46.
28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v.II/4.2, Berlin:Akademie Verlag, 2012, p.501ff.
29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v.II/11, Berlin:Akademie Verlag, 2008, pp.107, 121ff.
30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v.II/4.2, Berlin:Akademie Verlag, 2012.
31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v.II/15, Berlin:Akademie Verlag, 2004.
32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v.II/4.2, Berlin:Akademie Verlag, 2012, p.505.
33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v.II/14, Berlin:Akademie Verlag, 2003.
34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v.II/14, Berlin:Akademie Verlag, 2003, p.244ff.
35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v.II/14, Berlin:Akademie Verlag, 2003, p.263;Marx, Karl, Capital (Volume III) , Harmondsworth, England:Penguin, 1981, pp.1 045-1 046.
36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v.II/14, Berlin:Akademie Verlag, 2003, pp.244ff, 267ff, 292ff.
37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v.II/15, Berlin:Akademie Verlag, 2004, p.9.
38 Roth, Regina, “Die Herausgabe von Band 2und 3des Kapital durch Engels”, Marx-Engels Jahrbuch2012/13, Berlin:Akademie Verlag, 2013, pp.168-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