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十年有余， 但其余波仍在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变迁。与20世纪初的“大萧条” （the Great Depression） 相比， 21世纪的这场大衰退 （the Great Recession） 之后， 经济、政治秩序的恢复远没有当初那么强劲。对于经济学家和决策者而言， 他们试图寻找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规律和原因， 希望借助金融手段特别是金融监管， 防控经济危机再次爆发的可能。然而， 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并未减弱， 并成为国际社会上一系列混乱动荡的根源， 比如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兴盛、美国“特朗普主义”掀起的风波， 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反全球化浪潮。西方学界对金融危机的后续效应也有诸多富有卓识的洞见， 因此本文将结合相关文献， 探讨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政治的变迁。
Global 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Post Financial Crisis Era
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十年有余， 但其余波仍在影响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变迁。与20世纪初的“大萧条” （the Great Depression） 相比， 21世纪的这场大衰退 （the Great Recession） 之后， 经济、政治秩序的恢复远没有当初那么强劲。对于经济学家和决策者而言， 他们试图寻找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规律和原因， 希望借助金融手段特别是金融监管， 防控经济危机再次爆发的可能。然而， 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并未减弱， 并成为国际社会上一系列混乱动荡的根源， 比如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兴盛、美国“特朗普主义”掀起的风波， 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反全球化浪潮。西方学界对金融危机的后续效应也有诸多富有卓识的洞见， 因此本文将结合相关文献， 探讨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政治的变迁。
全球化：逆转， 还是重置？
当人类经济出现交往， 地区性的合作和全球性的合作就发生了。在金融危机到来之前， 全球化可以说达到了顶峰， 在1951年到2008年间， 贸易增长的速度要快于全球经济增速， 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境投资以及贷款也比全球产出增加的更快， 为此， 经济学家们大肆鼓吹优先进行全球化、自由贸易和资本的流动。[1]此外， 金融危机本身也是全球化的， 由美国的次级信贷问题冲击到全球的股市， 进而打击到了美国和欧洲的实体经济部门。二战后各国的经济的联系有多紧密， 遭受打击的程度就有多深， 一时间几乎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都陷入缓慢的境地。[2]同时， 金融危机的全球化还体现在应对措施的全球化上， 解决金融危机依靠一个国际性的监管机构， 不仅要对各国政府负责， 更要能够提供行之有效的国家间协调机制， 缓解金融风险的全球化。
然而， 全球金融危机后， 全球化出现了一个回落， 经济学家开始重新审视全球化带来的利弊， 由此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第一， 金融危机作为“逆全球化”的起点。
有学者以历史的眼光回溯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提出金融危机吹响了“逆全球化”号角的论断， 而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美债危机则是由2007年之前“全球化失衡”造成的。[3]根据学者沃尔顿·拜罗 （Walden Bello） 的观点， 逆全球化指的是世界各特定主体 （通常是民族国家） 之间相互依存和一体化逐步衰减的过程， 常用于描述各国经济贸易和投资下降的历史时期。[4]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 最近五十多年中， 全球商品和服务进口占GDP的比重大幅度攀升， 在2008年到达峰值， 随后由于金融危机迅速下滑并于2009年到达谷底， 其后有一定反弹但最近几年又走入下行的轨道 （图1） .[5]
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 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 严重威胁了国际贸易与投资自由， 据统计， 2008年11月到2017年6月间， 二十国集团 （G20） 中的19个成员国总计出台了6616项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 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措施仅为2254项。[6]
各国出台这些举措也是有原因的，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 （Olivier Blanchard） 等的研究， 在全球化时代， 金融全球化导致国际间经济交往的两极分化， 一些国家经常出现大量财政赤字， 比如在中东欧一些经济体中， 在外部融资便利的情形下， 其负债水平会迅速上升；而另一些国家则有大量的盈余。[7]另有学者注意到， 发达经济体的外部资产和增长的速度都高于新兴市场。[8]
换言之， 在全球化进程中， 各国享受到的实际收益是不平等的， 不同国家之间贫富差距的扩大导致了政治矛盾， 在应对金融危机时， 部分国家开始反思全球化的意义， 并放缓加入世界性、区域性贸易组织的脚步，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进全球化的意愿也在减弱， 比如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主义战略， 英国在2016年以全民公投的方式退出欧盟， 以及在欧洲甚嚣尘上的“反移民”浪潮， 种种迹象似乎显示了反全球化的力量在不断积累。
第二， 金融危机后全球化进入了调适期。
大部分学者仍旧认为当今世界所谓“全球化的回退”, 事实上是全球化进入了新一轮的调整期， 而非全球化的全面衰落。从历时的角度来看， 全球化本身就有周期性的波动。[9]根据丹麦经济学家贝赫爱克 （Bergeijk） 的观察， 在历次经济危机中， 全球贸易都经历了一个低落的时期。[10]而二战后这一轮的全球化风潮却是建立在全球两大阵营的分裂时期，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 各自形成自己独立的经济共同体， 在内部国家间实现优惠， 同时以意识形态进行捆绑， 对外实行封锁和破坏。冷战结束后， 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展开， 全球化得以迅猛发展。
为什么很多学者认为这一轮金融危机不会导致全面的“逆全球化”?原因有三：
一是“逆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对比冷战时期的贸易壁垒， 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合作仍然在发展， 全球整合的程度要比之前紧密很多。
二是人们认为全球化涵盖政治、经济、观念等多个领域， 而人类大家庭对于全球融合的大趋势都是持赞同的态度， 一些国家或者群体可能会出于某些利益的考量反对全球化中特定的举措。但即便是退出TPP的特朗普， 也没有全盘否定国际贸易谈判， 事实上， 他仍然在积极推动美国的出口；而退出巴黎协定的美国也依然没有放弃在清洁能源上的努力。全球化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 金融危机的影响在于， 美国和一些拥有巨额贸易顺差的国家要求重新进行一系列双边和多边的贸易谈判。
三是因为作为全球化重要推动力量之一的科学技术， 仍然在不断地更新和发展。虽然美国在金融危机中遭受的创伤最为严重， 但美国拥有主导世界未来贸易的主要产品， 包括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 这种情况下， 全球布局仍然将围绕美国而展开。当然， 美国呈现出来的疲软状态也是值得关注的， 在这样的过程中， 一些次级主导力量， 例如日本、法国、德国， 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 （中国和俄罗斯） , 都可能在一定阶段超越美国成为主导这一轮全球化的核心力量。
总之， 目前的金融危机是全球性的， 然而却没有全球性的解决方案， 与此相反的是，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主意。换言之， 目前的全球性危机可以说是“地方性危机的聚集” （sum-total of several local crises） , 任何解决方案本身都是逆全球化的。[11]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家决策， 对全球化的影响可能是正面的， 也可能是负面的， 各国不同的回应方式也是当今世界格局显得混乱的源头之一， 比如穆斯林在全球制造的恐怖袭击。如果我们将眼光放长， 穆斯林国家在过去长达数千年的时间内， 垄断了国际贸易之路的核心地带， 中世纪可以说是穆斯林的全球贸易体系， 因此当他们在新一轮全球化中落后时， 恐怖主义成为他们的应对方式。面对经济衰退， 只有恐怖主义可以说是货真价实的逆全球化行为， 而其他由金融危机产生的对策只能成为全球化调整的重要例证。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家角色：放任， 还是干预？
在应对危机的时刻， 国家的力量和作用被凸显出来。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 由于石油危机引发的国际经济动荡， 新自由主义得到全面的发展， 各国纷纷消除管制， 向外资开放， 以提升国内竞争水平。[12]无论站在何种立场， 对金融危机源头的认识基本是一致的， 即新自由主义中的某些政策虽然能带来短期效益， 但从长期来看造成了更大的波动性， 给金融市场增添了不少风险。因此，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各国普遍采取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干预政策。但是主流学界仍然对于国家干预的作用持不同的态度：国家的经济管控， 是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 还是走出经济危机的必然选择？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翰·泰勒 （John Brian Taylor） 提出， 正是国家的行为和干预导致了金融危机的恶化和延长， 他的结论基于对国家货币政策的研究， 在他看来， 根据经济中的传染理论 （economic theories of contagion） , 相比有迹可循的政策变化， 政策临时性、突发性的改变对市场的伤害更大。[13]另一位经济学者大卫·鲍兹 （David Boaz） 认为要根据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 倡导个人自由、自由的市场和有限制的政府， 不得剥夺个人权利和个人道德主张。根据这样的解释， 危机不是经济全面萧条的开始， 也不是资本主义的终结， 但是银行的金融监管已经处在非常紧缩的状态中， 解决的方案就是政府要进一步退出市场干预。[14]
金融危机后反全球化浪潮兴起
另一部分学者却认为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干预仍旧不够、监管放松， 因此国家需要制定相应的规则提前进行干预。左翼学者科茨从多个角度分析了新自由主义导致经济危机的八个面向， 包括公共部门的私有化， 削减社会福利开支， 减少对宏观经济的调控， 大幅度税改给富人减税等， [15]这些做法都使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穷人依赖贷款的消费增长， 而富人阶层的收入相对于工资水平大幅增长。同样是左翼经济学家的安德鲁·克莱曼 （Andrew Klima） 则更进一步， 在他看来， 如果说金融危机是新自由主义的产物， 毋宁说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危机。[16]不论是何种人为的刺激经济的政策， 也无法改变资本过度积累的情况， 因而长期看来都是无效的。
因此， 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学者认为， 在短期危机状况下， 政府必须采取改革金融监管体系的措施， 而在长期的范围内也应当加强对金融系统全方位的监管， 比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 （Joseph E.Stiglitz） 认为， 美国现有的银行规模过于庞大， 而管理风险意识又不足， 企业的生产利润大量累积到金融部门， 从系统的角度来看， 社会和私人收益之间不匹配， 市场体系不能很好地自由发挥作用， 因此要加强对金融体制的监管力度， 对现有监管体系进行改革。[17]在短期措施实施之后， 还需要转向长期的预防性措施， 而且针对的目标不仅是银行， 任何像银行一样经营的机构在危机爆发时刻也应得到银行类似的救助， 被当成银行来监管。[18]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则对这种观点持相反的态度， 认为理智的决定是让破产的银行自行被淘汰， 同样， 如果政府不插手干预， 房地产市场也会恢复原本的交易规律。在他们看来， 短期的低迷和大萧条尽管带来严重的衰退， 但同时经济的自我调节也能使得经济在触底后反弹， 他们更是高呼出“福利国家已亡”的口号。[19]在解决问题的事情上，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内部也出现了纷争， 部分人认为， 过度的金融监管是有问题的， 但是金融监管本身是必要的， 需不需要给银行注资应当视情况而定。[20]
在新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之间， 美国最终出台了多德弗兰克法案 （DoddFrank Wall Street Reform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 正如文本名称所显示的那样， 这部法案一方面针对金融层面进行监管机构和监管功能的重组， 提升系统性防御风险的能力， 同时涉及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问题， 比如允许在各州内颁布更严格的消费者保护法。此后， 国际层面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 （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BCBS） 也在2010年通过了《巴塞尔协议III》， 协议着眼于设定关于资本充足率与市场流动性风险考量等方面的标准， 提升了全球银行业的最低监管准则。在解决这场金融危机中， 新自由主义遭遇了一定的挫折， 而国家干预取得胜利。
危机后的希望：直接民主， 还是强人政治？
金融危机在爆发之后， 迅速引起了政策界的关注， 造成金融危机原因中的贫富差距过大也直接刺激了民众要求更多的福利和保障， 然而针对金融危机， 国家措施更多是扶持金融大鳄以及继续削减福利开支的预算， 民众和左翼社会组织不断在政府游说、选举活动中施压， 与此同时， 示威抗议型的活动也在展开， 并最终发展成去中心化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此后， 美国以及欧洲等地原有的民粹主义势力出现急剧性反弹。根据布里奇沃特 （Bridgewater） 对冲基金一份对民粹主义出现、成长和发展轨迹的分析报告中， 可以看出， 在最近一百年间内两次金融危机 （“大萧条”与“大衰退”） 都见证了民粹主义的大反弹 （图2） .[21]
这里的指标反映的是民粹主义或反建制类的党派候选人在全国选举中所赢得的得票数， 加总的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 从趋势上看，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 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持续扩张， 有充足的理由相信民粹主义在制定经济政策中的作用还会继续加大。民粹主义在经济中的政策包括贸易保护主义、民族主义、重视基础设施建设、预算赤字扩张和资本控制。当新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正围绕国家角色方面进行博弈时， 民粹主义以其倡导的民众与精英的直接对话， 成为双方共同利用的工具， 比如拉美的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和西班牙“我们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理论学者娜迪亚·乌碧娜蒂 （Nadia Urbinati） 认为， 民粹主义可以自我优化， 实现不同的面向， 而它之所以强大， 也是因为可以适应、迎合不同的政治形态。[22]此后， 民粹不仅席卷了现代民主核心的选举制度， 2016年美国大选代表商人阶层的特朗普上台以及欧洲民粹主义屡屡在大选中拿到的惊人的选票， 同时作为直接民主的体现， 民粹主义领导人还推崇全民公投以及各类议题的街头社会运动， 比如2016年英国的脱欧公投和女权社运的高涨。
为什么民粹主义在金融危机后有如此强烈的反弹呢？学者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 （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 的研究员曼努埃尔·冯克 （Manuel Funkea） 认为， 金融危机给传统的民主政治带来压力， 议会中党派数量增加， 议会出现分化， 这种极化和分裂使得极右翼政党在选举中兴起。[23]而密歇根大学以全球价值观调查 （WVS） 闻名的罗纳德·英格尔哈特 （Ronald Inglehart） 等认为， 在经济危机中， 人们在经济上失去了保障， 而原先的经济发展中劳动力结构发生深刻的改变， 进而导致价值观的转变， 这种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和文化上渐进式的改变是民粹主义发展的文化基础。[24]但是这种观点也并非全然可信， 另一项实证研究显示， 关于经济匮乏和民粹主义间的联系并非系统性的， 可以拿失业率与民粹主义的选举绩效做比对， 虽然一些研究显示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的联系， 但是另一些宏观研究表明两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关联甚至有负相关。[25]还有一种批驳则认为， 民粹主义是经济衰败的引发者而不是危机的受害者， 危机的表现正是民粹主义的核心特征。[26]因此， 经济议题本身就是纷繁复杂的， 其对政治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 人类也许暂时躲过了金融危机的再次爆发， 但是其对于政治格局的影响仍在持续。
严格来讲，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思潮， 并不足以概括金融危机带来的世界政治危机的发展， 当金融危机冲击了原本以代议制为特色的民主政治时， 全球的政治实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民粹主义所强调的“精英与人民”的对立， 事实上是基于更广泛意义上直接民主扩张的一部分。危机后的希望正是沿着这种直接民主的途径， 借助媒体的自由开放、信息的全球性流通， 促进了公共治理的继续推进。吊诡之处在于， 这种直接民主的发展对政治的一大冲击在于培养了地区层面的政治领导人， 有利于“政治强人”和“政治素人”的崛起。最典型的莫过于2016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 他在竞选过程中展现出的一系列个人特质以及竞选团队的操作， 都和共和党之前的选举有明显的差别。此外， 近些年世界政治层面的这一轮极右翼势力的扩散， 包括进驻议会的德国另类选择党等， 无一不是深耕基层， 以倾听“小人物”的声音为轴线， 向权力结构的高层发出自己的声音进而争取权益。[27]
其实， 从成熟民主国家的权力结构上来看， 传统的政府部门和政党组织中流行的精英主义文化和公民参与决策并不兼容， 官僚制和政党传统的招募 （recruitment） 机制难以为公民提供做出决定表达看法的渠道。因此， 通过基层政治的参与， 普通人能够影响到自己感兴趣的公共议题的决策， 加之对既有政党的不信任和疲惫， 也更加愿意投入到与主流声音以外的政治活动当中， 因此， 我们所称作的反制度政党和明星， 在某种程度上， 正是代表了一群长期意愿表达受阻的民众， 政党政治的极化和多元化， 亦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展现。
纵观全球， 金融危机衍生出来的对直接民主的渴求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世界各国由于经济发展程度、资源禀赋以及政治背景不同， 出现各类直接民主的实践形式， 有的被吸纳入立法， 并进入传统政治体制中， 也有一些做法被淘汰， 成为昙花一现， 根据学者的观察， 金融危机为这些直接民主的扩展大致提供两方面的条件和动力，
为什么民粹主义在金融危机后有强烈的反弹呢？
首先， 在解决金融危机中大量削减了公共福利开支， 这直接影响到政府提供给公民公共服务的质量， 最终承接金融危机的是普通民众。为了疏导人们普遍失落的情绪， 政府开始从政治上给予公民广泛的赋权， 让民众直接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28]
其次， 金融危机中， 政府和大银行的信誉遭受严重的损失， 出现去中心化的思潮， 代表如作为一种非由国家或任何权威机构发行及担保的交易工具--比特币的诞生。受这种观点的影响， 加上经济衰退影响中央集权， 地方政府的能力得到加强， 同时地方层面直接面对着社会要求的直接参与， 因此直接民主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层面， 没有涉及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变革。
在全球金融危机刚刚爆发的时候， 很多人都担忧其会损害全球民主， 经济学人信息部就曾公开称， 目前的民主化停顿也许将演化成一次撤退， [29]从全球宏观政治的变迁来看， 世界民主是遭遇了不小的麻烦， 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直接民主的潮流， 它在地方层面形成了改革的潮流， 不断推动世界民主的深入发展， 也正如政治学家拉里·戴蒙德 （Larry Diamond） 认为的， 我们要感谢金融危机， 这是一场坏事， 但却是民主变好前必须经历的阶段。[30]
小结
今年是金融危机爆发十周年， 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较十年前有了很多变化， 这些新现象中有被人津津乐道的逆全球化、民粹主义等， 也有两种政治传统--新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之间的较量， 金融危机是很多“政治新现象”出现的根源。危机本身是贸易方面的问题， 由此引发的政治变迁是制度上的发展， 而人类在解决和迎接挑战中得出的经验和教训有利于思想观念的进步。
在贸易、制度和观念三者之中， 贸易出于人类追求财富的本性， 是基础性的， 因此现阶段的政治和文化都与金融危机的影响脱不了干系。危机暂时得以平息， 我们却仍然生活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当我们防御金融风险再次出现的时候， 这种危机意识不仅要局限在经济层面， 加强金融监管， 更应当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紧跟世界政治局势的最新变化， 实现制度和思想观念上的创新。
有学者以历史的眼光回溯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提出金融危机吹响了“逆全球化”号角的论断， 而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美债危机则是由2007年之前“全球化失衡”造成的。
大部分学者仍旧认为当今世界所谓“全球化的回退”, 事实上是全球化进入了新一轮的调整期， 而非全球化的全面衰落。从历时的角度来看， 全球化本身就有周期性的波动。
目前的金融危机是全球性的， 然而却没有全球性的解决方案， 与此相反的是，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主意。换言之， 目前的全球性危机可以说是“地方性危机的聚集”, 任何解决方案本身都是逆全球化的。
一部分学者认为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干预仍旧不够、监管放松， 在短期危机状况下， 政府必须采取改革金融监管体系的措施， 而在长期的范围内也应当加强对金融系统全方位的监管。
针对金融危机， 国家措施更多是扶持金融大鳄以及继续削减福利开支的预算， 民众和左翼社会组织不断在政府游说、选举活动中施压， 与此同时， 示威抗议型的活动也在展开， 民粹主义势力出现急剧性反弹。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思潮， 并不足以概括金融危机带来的世界政治危机的发展， 当金融危机冲击了原本以代议制为特色的民主政治时， 全球的政治实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思潮， 并不足以概括金融危机带来的世界政治危机的发展， 当金融危机冲击了原本以代议制为特色的民主政治时， 全球的政治实践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