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国债的金融保证CDS的急速扩大,虽然支撑了国债的信用,却也相对地提高了它的风险”。这就是金融危机与国债的评级联动的原因所在。因为国债能够轻易地得到金融保证,信用就会膨胀,在这样的信用膨胀之下,各国的财政赤字不断累积,一旦遇到金融危机,膨胀的信用就会崩溃,使得违约的危机一下子变得非常严重。正如井村所说,“的确, (忽视财政赤字)的这些国家有很大的责任,但是这些国家国债的70%~80%是欧洲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为了谋求投机性利益而购入和使用的。如果不去购买如此巨额的国债的话,持续的巨额国债的发行毕竟难以实现,也不会使债务余额超过GDP了。可以说,靠国外消化国债等于坐视资金的激增,这就会出现财政支出涣散、向金融机构注入庞大的公共资金以及救济金融机构等状况”。①从井村喜代子的第三个论点可以了解到,2010年发生的欧洲债务危机的背后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变质”,其结果是造就了 “从实体经济独立出来的投机性金融活动”的汹涌波涛,而且,进一步发展下去的话,将导致简单地依靠增加财政赤字的 “金融立国”政策走向穷途末路。
2.宇野学派对全球经济危机的认识
我们再来看看宇野学派的代表人物伊藤诚的现状分析。伊藤诚在一篇文章中,对当今的金融危机下了如下定义:“以现实资本和货币资本积累的全球化的重组为基础,反复出现的、因泡沫破灭产生的金融危机,虽在现代世界,且与古典的经济危机和70年代初期的通货膨胀危机有所不同,却未必就不能说这是一场产业现实资本的过剩积累,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润率的骤降导致的货币信用危机,要承认这个特性。”① 这一认识,其实在2002年伊藤诚出版的书中就有所论述,他认为:“从80年代末的日本、到1997年的周边亚洲各国产生的泡沫繁荣及其破灭导致的金融危机,其背后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无法为产业的资本积累完全吸收的过剩的货币资产的投机性投放,从而产生的不稳定性所致……在性质上,若是从第二种类型的货币恐慌在现代的出现的视角来分析的话,恐怕更为有力吧。”②在这里,伊藤诚所称的 “第二种类型的货币恐慌”,与 《资本论》中马克思与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功能相联系来说明 “独立的货币恐慌”的论述有关,是指与 “原本的古典的货币恐慌”相区别的投机性货币的独自运动引发的金融的 “不稳定性”。在他看来,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的进程中,反复出现的泡沫破灭的金融危机是17世纪的郁金香危机、18世纪的南海泡沫之后,资本主义原理性问题的内在性倾向在现代的重现。
而且,由于受到现实资本的自身金融化和缓慢增大的世界性过剩资本的投机交易的支撑,再加上波及至劳动者阶层的消费者信用的扩大,使 “工资收入背负上相当沉重的利率偿付的负担”,并使得 “所谓的在劳动力商品化导致的对剩余劳动的剥削之上,又加上了现代的劳动力金融化导致的双重剥削的倾向”一下子展现出来,形成了 “美国的住宅金融通过全球的抵押担保证券的流通注入全世界的资金二层部分,与这部分资金作为抵押贷款再贷给劳动者大众的一层部分构成的二重结构”,住宅金融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之间的背离越来越大,一旦各种贷款陷入无法履行债务的窘境,负面效应的连锁反应将向全球扩散开去。
此外,伊藤诚还列举了现阶段可以避免全球经济大崩溃的三个因素。第一个是约束现代跨国企业加强自身金融化倾向,以缓解金融危机的破坏力。第二个是中国及其他低工资各国的经济实力发挥缓冲金融危机冲击的作用。第三个是各国采取财政政策,持续努力,誓死阻止景气的下滑。只是,这些因素究竟对阻止资本主义信用、金融体系的内在的自我崩溃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还要看今后的发展,难以预测。笔者认为,遗憾的是,伊藤诚的这一现状认识与之前的井村的独创性的分析相差甚远。而他提出的三个因素不仅是效果 “难以预测”,而且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此外,展现宇野学派观点的还有金子胜的研究。金子胜认为,正在经历的世界金融危机是以金融自由化为基础的全球化引发的危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是必须真正去处理不良债权,可是无论日本还是美国都没有采取这样的举措,而现在采取的措施却可能引发泡沫的循环产生。彻底进行不良债权处理的同时,为了快速引发投资更新和需求更新, “除了采取如同战争般的全世界统一的投资,进而引起一场 ‘新的产业革命’之外,别无他法”。为此,金子胜提出,应该期待可能性最高的领域,即能源的转换,从而引发波及性创新。①
3.调节学派对当今危机的认识
说到调节学派的观点,主要还是以山田锐夫的观点为代表。山田锐夫认为,对当今的金融危机应该从 “时间轴”和 “空间轴”两个方面去考察。所谓 “时间轴”的观点,就是要将当今的危机置于结构性危机的延续性历史脉络中,即不是将危机作为循环性危机 (如同基钦循环和朱格拉循环那样的市场性危机),而是需要将危机作为结构性危机去把握 (这时,危机经过循环性危机→结构性危机→最后的危机的时间过程),这种结构性危机和发展如图1所示。
【图1 发展与危机的世界史】
这次危机爆发之前,即1991~2008年期间,美国曾赞美其经济发展,称之为 “美国经济的复活”,那是一条什么样的 “复活”之路呢?实际上,在此之前,即70年代“福特主义”的发展模式受阻后,美国首先采取了国际化 (全球化)战略,进行了把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置于优先位置的政策转换,从此福特主义的劳资妥协发生改变,尽管工资受到抑制、雇佣环境恶化,但作为回报,美国的消费者却从国际市场享受到了低价的消费品,于是美国的消费者默认了这种新的状况。与此同时,金融自由化进一步发展,金融的损益日益占据了优势地位,即使在企业内部,从劳资协调的调整模式来看,也发生了优先考虑股东的支配性经营的、向股东主导型调整和公司治理 (corpo-rate governance)的结构性转换,从而,90年代美国实现了向金融主导型经济的转变。
那么,金融主导型的经济是怎样的形式呢?山田锐夫设想了如下的宏观路线:作为发展体制,资产价格 (股价、住宅价格)的上升成为整个经济的原动力,由此金融收益 (资本收益和红利收益)上升,这与轻信家庭收支的信用相连 (次级贷款等),刺激了消费 (资产效果)。此外,股价的上升导致筹措资金的成本下降,又促进了企业的投资。这样一来,暂时由消费和投资形成的总需求扩大,经济得到发展,这又给企业带来高额利润,而这种高额利润又催生对高利润的期待,资产价格再次上升。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 “资产价格→金融收益/投资→消费→需求→利润→资产价格”的良性循环,于是经济就复苏了。这就是山田锐夫的说明。在金融主导型经济中,循环的原动力并非福特主义那样的生产性上升,而是资产价格上升 (包括泡沫),不是 “基于高工资及以此为基础的消费”,而是 “基于金融收益及以此为基础的消费”。
然而,这种金融主导型模式伴随着2008年的雷曼冲击遇到了危机,良性循环转为恶性循环。作为原动力的资产价格暴跌,使得金融收益骤减,进而金融损失激增,这导致各类金融机构破产,金融体系麻痹,资产价格上升所支撑的过剩债务和过剩消费也崩溃了,这又使全世界的投资萎缩,消费和投资的降温又使需求萎缩、利润下降,进而对利润的期待也降低,资产价格再度下降,事态更加恶化。这段时间,与资本主义的多样性相适应,危机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山田按照各国采取的不同发展战略,将世界经济划分为七种类型,称按照 “空间轴”区分的类型。特别是将依靠金融创新促进增长的金融主导型经济的美国、英国,与依靠高品质商品出口维持增长的出口主导型经济的日本、德国、荷兰、瑞典,与拥有潜在的巨大的国内市场、还存在依靠内需主导增长的可能性的中国、印度、巴西相区别,通过弄清这些经济类型之间的层次性和互补性,分析今后的发展趋势。①
三、结论
综上所述,日本的马克思经济学者对当代危机的认识具有以下相同点和不同点。
1.相同的认识
首先,学者们都认为现在的危机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现代资本主义在迎接新的阶段过程中的危机 (井村喜代子)、恐慌 (伊藤诚)、结构性危机 (山田锐夫),虽然各学派所用词汇有所不同,但对于起点与危机的特点认识却是一致的。
其次,学者们都认为,现代资本主义面临的变化是从生产资本主导的体制向金融资本主导的体制转变的质的变化,即或认为是从 “福特主义”向 “金融主导型模式”的转换 (山田锐夫),或认为是 “逆流假设”或 “马克思的反攻”(伊藤诚),或认为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变质”以及 “金融的变质”(井村喜代子),他们对这场危机爆发的实质具有相同的认识。
最后,学者们对这场危机的定性也有相同的认识,即与产业的现实资本的运动相对独立地运动的 “独立的货币恐慌”(伊藤诚),“从实体经济独立出来的投机性金融活动”(井村喜代子),“作为魔杖的金融”(山田锐夫)发挥着巨大的威力。
2.不同的认识
首先,是主张 “金融的变质”,强调 “投机性金融活动”的历史独特性呢 (井村喜代子),还是主张独特的 “作为第二种类型的货币恐慌”,从原理论 (《资本论》)中寻找端倪?(伊藤诚)。显然,前者更具有说服力。其次,是将货币危机、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等具有连贯性的危机置于 “现代资本主义的变质”下的、在其结构性的一贯性中考察呢 (井村喜代子),还是回到古典资本主义的信用、金融体系来考察其在现代的表现 (伊藤诚),亦或是满足于将资本主义的增长和危机的 “历史交替”笼统地进行类型划分 (山田锐夫)?显然,井村喜代子 (正统派)的考察更全面、深入,而后二者伊藤诚 (宇野学派)和山田锐夫 (调节学派)的观点则只是从不同的侧面进行了考察,视野比较狭窄。
从上述各学派的观点中不难看出,正统派对这场危机的认识具有更为深刻、透彻的特点,把握得也更为准确,而其他学派的观点虽然比较片面,但也为我们了解这场全球经济危机提供了不同的思考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