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决策一般分为系统 1 和系统 2 两种类型，与系统 2 的复杂运算不同，系统 1 在意识感知阈值外认知事物，快速产生结合情感特质的判断( Hodgkinson et al，2008; Kahneman，2012) ，直觉型决策在系统 1 中较有代表性。双过程论( Evans，2008; Stanovich and West，2000; Epstein，2010 ) 认为个体决策是系统 1 和系统 2 交互作用的结果，有必要关注各系统的作用机制，但国内现有决策研究主要集中在系统 2 领域，对直觉型决策涉及较少。国外管理学领域对直觉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自此，直觉型决策的应用和效用日益受到学者关注，近期研究显示，直觉在创业决策( Kickul et al，2009) 、战略识别和选择( Elbanna etal，2013) 、新产品开发( Dayan and Elbanna，2011)等方面被广泛使用，且对绩效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 Dayan and Elbanna，2011; Dane et al，2012) 。
与此同时，也有研究质疑直觉决策效力，如典型性、可得性以及锚定效应等都体现了启发式直觉弊端( Kahneman，2012) ，而定势效应( Einstellungeffect) 则体现出专业性直觉的不灵活特征( Bilalicet al，2008a) 。
直觉型决策是否有效? 针对上述不一致的研究结论，基于国外直觉领域的相关文献，本文从直觉概念类型出发分析专业性与灵活性对直觉效用的积极作用，指出二者间存在的悖论，并从知识探索和开发视角探讨悖论成因，最后依据悖论式认知和个体二元能力理论提出应对悖论的措施和未来研究方向，分析框架如图 1 所示。研究旨在分析直觉效用领域矛盾结论的原因，深化该领域现有研究，寻求提升直觉效用的方法。
一、直觉型决策的概念和类型
1． 直觉
在直觉的诸多定义中，有学者认为直觉是一种固有能力，从应用倾向和认知风格定义直觉，如“一种心理功能，无意识但有意义地传导感知，发掘未知和检测尚不明显的可能性”( Jung，1933) ，“人类强有力的能力，可能是我们具有的最为普遍的固有能力( Bastick，1982) 。也有学者强调直觉是后天学习的产物，如“直觉是分析固化成习惯”( Simon，1987) ，“可能是隐性、无意识学习的直接产物; 通过渐进式的隐性学习，对环境规律产生默会，并依此处理问题”( Ｒeber，1989) ，这突出了直觉的认知能力层面( Hodgkinson et al，2008) 。
通过整理多达 87 种直觉定义，Behling 和 Eckel( 1991) 将直觉概念分为六大类，包括超能力或第六感、个人特质、无意识过程、一组行动、经历提纯和剩余归类。其中，超能力/第六感赋予直觉过多神秘色彩，而剩余归类，即将除有意识分析过程之外的决策都归为直觉则过于笼统，“只告诉我们直觉不是什么，并没有解释直觉是什么”( Ep-stein，2010) ，上述两类不具备较大的实用价值。
剩余四类中，直觉的个人特质说属于认知风格范畴，认为直觉是一种应用倾向相对稳定的个人特质，而无意识过程、行动和经历提纯三大类关注认知能力，强调直觉表现存在定量差别，直觉效用可以培育和增强( Hodgkinson et al，2008) 。
Dane 和 Pratt( 2007) 整合了直觉的认知风格观和认知能力观，指出“直觉是带有情感的判断，来源于快速、非意识的整体联想”，直觉研究应包括对直觉过程和直觉过程的结果———“直觉性判断”的研究。其中，直觉过程侧重直觉应用，直觉过程的结果侧重直觉效用，现有直觉效用研究多沿承认知能力观，分析直觉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 e． g． Simon，1987; Leybourne and Sadler－ Smith，2006; Dane and Pratt，2007) ，但研究结论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直觉是兼顾决策速度和质量的有益尝试( Sadler －smith and Shefy，2004; Daneand Pratt，2007) ，也有学者指出直觉型决策存在诸多问题( Kahneman，2012; Bilalic et al，2008a; Dane，2010) ，因此，有必要从直觉分类入手，分析不同类型“直觉性判断”效用存在差异的原因。
2． 直觉分类
个体通过外显和内隐学习获取的知识在长时记忆中以认知图式存储，包括属性( attributes) 和属性间关联( Friske and Taylor，1994) 。基于认知图式差异，Dane 和 Pratt( 2007) 将直觉区分为启发式和专业性两种，两类直觉的运作模式都是个体非意识地将外界刺激与其认知图式进行匹配和整体联想的过程( Dane and Pratt，2007) ，但由于认知图式复杂性不同，直觉决策的效果也存在差异( Dane et al，2012) 。与简单认知图式相比，专业性认知图式拥有众多属性节点和节点间丰富的联系( 简单和复杂认知图式的比较见图 2 － a，2 －b) ，更易产生有效直觉。如 Simon( 1987) 所言，直觉是分析固化成习惯的结果，对环境的快速反应需要基于多年经验和训练形成的复杂认知图式，新手利用启发式线索的直觉决策往往存在弊端，缺乏可信性( Leybourne and Sadler － Smith，2006) 。
专业性直觉又可进一步细分。Miller 和 Ire-land( 2005) 将直觉划分为自动专长( automated ex-pertise) 和整体预感( holistic hunch) 两种。自动专长是一种模式识别，如“对过去学习和经验的重演”，“一种熟识感”，整体预感则突出多样化经历和信息的重新整合，产生思维突破( Miller and Ire-land，2005) 。Dane 和 Pratt ( 2009 ) 区分了问题解决式的直觉( problem － solving intuition) 和创造性直觉( creative intuition) ，前者是基于多年训练和练习形成的模式匹配( pattern matching) ，通过对比现有情境与过往经历，寻找相似点、差异点，自动化地获取解决方式，这与“自动专长”一致，具备收敛特质。而创造性直觉同 Miller 和 Ireland( 2005) 提到的“整体预感”匹配，是创造力源泉，具有发散的思维特征。在非意识状态下，个体通过重组基于多样化经历的信息，产生突破性创新，而不仅仅是“旧瓶装新酒”的渐进式创新。两类直觉在作用领域和结果、思维特质、以及决策时间等方面均存在显着差异。
二、直觉型决策的悖论
1． 专业性与灵活性的悖论
划分直觉类型有助于解释直觉效用领域看似矛盾的研究结论，简单认知图式产生的直觉容易陷入各种启发式线索误区( Kahneman，2012) ，而基于复杂认知图式的专业性直觉更为有效。专业性是影响直觉效用的重要因素，但并非充分条件，专业性直觉的进一步分类表明，当直觉类型与任务模式不匹配时，直觉效用显着降低。Bonabeau( 2009) 指出，直觉最危险的弊端来源于自动专长式的运作方式，人们习惯将新环境归类，在记忆中寻找匹配的模式来处理新的情境，然而“自动专长”限制了个体思考范围，容易造成路径依赖。
“我们直觉决策的结果是效仿竞争对手而非创建与众不同的、带给我们利润的战略”( Bonabeau，2009) ，这也是研究发现专家直觉容易产生定势效应和缺乏灵活性的原因 ( Bilalic et al，2008a;Dane，2010) 。应对复杂混沌环境，个体需要具备随任务情境在自动专长( 问题解决式直觉) 和整体联想( 创造性直觉) 两种直觉类型中适时转换的能力，实现认知图式的一阶变化和二阶变化。
一阶变化培育专业性，个体结合环境线索累积和构建认知图式中属性以及属性间关系，随着包容的信息日益增多，认知图式越来越复杂、抽象和有序，这提高了自动专长或问题解决式直觉的效用。
二阶变化提升灵活性，个体能够有效处理矛盾信息，进行图式修正或增加图式中的子类别，超越范式限制，实现整体预感或创造性直觉 ( Harris，1994) 。灵活性不仅在认知图式的二阶变化中发挥重要作用，也是个体实现认知图式一阶和二阶变化相互转化、增强直觉效用的源动力。
但研究发现，专业性与灵活性、认知图式的一阶和二阶变化很难同时实现。专业性常被视作有效直觉的前因变量，决策者需要具备专业性以达到一般意义或至少高于机会水平的有效直觉。专家拥有的领域内专业知识能帮助其快速感知环境中的核心特征，而新手则更多依赖容易发生错误的启发式线索( Gobet and Chassy，2008) 。但专业性认知图式亦有较大弊端，认知图式在累积专业性的持续培训和练习过程中不断被激活和调用，这种重复可能固化图式中属性和关系的结构，降低图式修正几率，形成“认知沟壑( cognitive en-trenchment) ”，制约专家灵活性( Dane，2010) 。复杂认知图式带来的灵活性缺失主要体现在问题解决、创造力和适应性三方面。解决问题时，认知沟壑导致决策者应用熟悉的欠佳方案，产生“定势效应”。Bilalic et al( 2008a) 比较了象棋选手在情境 1( 没有熟悉方案干扰) 和情境 2( 有熟悉方案干扰) 中的表现，结果显示高段数棋手在情境2 中的表现与低段数棋手在情境 1 中的表现相当，棋手们认为自己更积极地搜寻解决措施，实际上仍然关注熟悉方案，抑制了对最优方案区域的注意力。这正是定势效应的危险之处，人们没有意识到定势对自身思考方式的影响，认知图式指引棋手将注意力集中在熟悉的解决方案上，关注与已激活图式相一致的信息，而忽视或无法融合不一致的信息。针对创造力，突破式创新要求组合截然不同的图式或对特定图式中的属性进行实质性重组，尽管专家图式中大量的属性储备为图式组合与重组提供了丰富素材，过于稳定的结构却可能阻碍创新行为。基于此，专家更擅长领域内逐步改进的渐进式创新，而对突破式创新力不从心，这与专家受到更多传统规则的束缚有一定关系。
最后，适应难度指个体即使意识到问题解决需要新的方式，仍然不愿接受这一变化。长期重复形成的习惯是主要诱因，习惯在记忆中通过“脚本( script) ”存储，与新手相比，专家的行动脚本更精确，环境发生变化时也更易功能失调 ( Dane，2010) 。
综上所述，专业性有助于构建复杂的认知图式，提升知识应用效率，增强直觉效用。与此同时，复杂认知图式有缺乏灵活性的风险，当自动专长不适应决策情境时，将对直觉效用产生负向影响。提升专业性直觉的效用需要兼顾专业性和灵活性，但二者之间存在看似不可调和的冲突，却又相互关联，这两种“矛盾但相互关联的要素，单一要素出现时符合逻辑，同时出现却荒谬和不合理”，构成了悖论关系( paradox) ( Lewis，2000) 。
2． 悖论成因
Jones( 2003) 认为专业性是专业群体基于知识和实践产生的近乎排他性的资产，知识抽象性是专业性的基本特征，确保专家能提供权威判断，另外，专业判断还需要具体知识———过度抽象产生形式主义风险，而过度具体则使判断流于表象。
Dane( 2010) 整理了专业性在多个领域的定义，最终从心理学视角指出专业性包括由经验获取的高水平领域内知识，经验式的路径有审慎练习、隐性学习和经验式学习等。由此可见，知识累积是专业性培育的核心。
知识累积可分为知识获取、知识吸收、知识转化和知识利用四个阶段，获取指新知识识别与获得，吸收是对知识编译和理解的过程，转化阶段将新旧知识整合，利用关注知识应用( Zahra andGeorge，2002) 。其中，知识获取和吸收与探索活动相关，以新能力、新知识扩展为目的，知识转化和利用与开发活动相关，旨在挖掘现有能力( March，1991) 。专业性提升强调领域内相关知识累积，看重知识深度，通过对相同内容反复练习的开发活动形成长时记忆中组块和模板的存储形式( Chase and Simon，1973) 。由于关注在某一领域的渐进式积累，提倡规则和行业传统( Dane，2010) ，专家认知图式的稳定性较高。过分强调开发而忽视了探索活动，容易导致 March( 1991) 提到的“非最优平衡”，掉入仅关注熟悉领域、偏好可靠和可预测结果，以及就近探索的陷阱( Ahujaand Lampert，2001) ，丧失灵活性。研究显示，个体发散性创造力会随其创造力成功经验的累积而降低( Audia and Goncalo，2007) ，由于人们更倾向从既往成功经验寻找创意灵感，这种开发式活动使创意结果愈发缺乏突破性。
另外，新旧知识间的冲突在知识累积各阶段普遍存在，个体常使用既有的认知和行为框架来建构新事物，较难随外界变化适时调整( Lewis，2000) ，而随着专业性增强，“认知沟壑”逐步加深，这种冲突表现得更为显着。在知识获取环节，既往经验容易限制个体搜寻知识的范围，影响人们解 读 新 旧 知 识 间 关 联 的 能 力 ( Zahra andGeorge，2002) 。此时，知识搜寻一再成为对既有知识的肯定与强化，难以突破既有知识范畴。自我参照式感知增加了知识吸收环节意义构建的难度，认知惯性抹杀了效果逻辑、三角验证、联合、深思熟虑以及增强巩固等多样化的意义构建方式( Weik，1985) 。知识转化阶段，对既有知识的执迷阻碍个体在短期目标中融入长期学习规划，容易导致新知识闲置或冗余，难以实现知识结构协调配置( O’Ｒeilly and Tushman，2007) 。知识利用时，人们更难对利用机制产生批判式思考，形成超越常规逻辑的思维跳跃( Lewis，2000) 。整体而言，通过增强专业性提升直觉效用存在过分强调开发而忽视探索活动，执迷于既有知识的问题，造成专业性与灵活性悖论。
三、悖论应对———悖论式认知和个体二元能力
1． 个体二元能力
既然专业性与灵活性悖论的核心问题是专业性培育中过分强调开发而忽视探索活动，不能有效处理新旧知识间的冲突，因此有必要具备探索和开发的二元能力以同时培育专业性与灵活性。
Mom et al( 2009) 将个体二元能力定义为“在一定时间内，结合开发和探索活动的行为倾向”，涵盖平衡和组合两个维度( Cao et al，2009) 。平衡维度关注相对比例分配，认为开发和探索活动是一个连续体的两端，此多彼少，互相竞争资源，个体不得不寻求二者之间的适当平衡( March，1991) 。
而 Gupta et al( 2006) 则认为个体完全可以同时追求高水平的开发和探索活动，这种绝对意义上的度量是二元能力的组合维度。开发和探索可能不竞争相同资源，反而形成互补优势，发挥杠杆作用。一方面，高水平开发能提升新知识利用效果，在对已有知识和资源的重复利用中，个体能愈发清楚自身资源优势，更好地运用探索成果; 另一方面，成功探索可以促进开发实践，规避各种过度开发的陷阱( Cao et al，2009) 。无论是二元能力的平衡维度还是组合维度，二元能力帮助行为体“整合、创建和重新配置内外部资源和技能以适应环境变化”( Teece and Pisano，1994; Teece et al，1997) ，提升灵活性。为此，有学者指出二元能力本质上是一种动态能力( O’Ｒeilly and Tushman，2007) 。
探索活动和开发活动在战略视角、行为特征、关注焦点和资源配置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冲突和差异，要平衡二者，甚至同时实现高水平的探索和开发活动并非易事。Bonesso et al( 2014) 提出个体二元能力包括认知层面和行为层面，开发与探索在行为层面的整合需要以认知层面的发散( pha-sic) 和收缩( tonic) 为基础，认知层面对个体二元能力培育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2． 悖论式认知
悖论可能产生“二者取其一”的劣势循环，认为两种要素始终对立、不可调和，也可能带来提升绩效的契机。如 Smith and Tushman( 2005) 对社会悖论的评价，悖论是人们通过反思建构出来的对立倾向，一方面关注一个情境对立的两面，另一方面存在于个体认知中。这意味着悖论中的矛盾和不合理可能源自人们受常规逻辑影响产生的思维局限，适度质疑有助于产生新视角，对打破专业图式的过度稳定具有积极意义( Dane，2010) 。实际上，两种矛盾要素可能并存于更大的统一系统中，具备冲突对立却难以割裂的二元性( duality)( Farijoun，2010) ，形成“对立互补”的逻辑———内部边界强调差别和对立，外部边界构建统一系统寻求整合( Smith and Lewis，2011) 。这一特质在Smith 和 Tushman( 2005) “悖论式认知”的概念中得以体现，包括认知框架和认知过程两部分: 认知框架相对稳定，是个体识别和包容情境矛盾的心智模板; 认知过程指基于认知框架的思考和信息处理方式，有分化和整合两个阶段。分化过程强调辨识和清晰表述要素之间差别，属于认知层面的发散，整合过程旨在寻找要素间潜在、可能的关联，实现认知层面的收缩( Bonesso et al，2014) 。
承认差异化矛盾的同时坚信互补可能，被 O’Ｒeilly 和 Tushman( 2004) 称为“双面神雅努斯 Ja-nus”式的思维，或“悖论式认知”( Smith and Tush-man，2005) 。传统意义上，专业性培育过度强调开发，悖论式认知鼓励个体从事知识获取和吸收的探索性活动。Ingram et al( 2008) 的研究显示，包容矛盾和冲突的悖论式认知有助于个体二元能力建设，个体在认知的分化与整合过程中增强了集成复杂性( integrative complexity) ，具备开放灵活的多维视角，能够包容模糊和不一致( Miron －Spektor et al，2011) 。如表 1 所示，悖论式认知分化与整合的认知过程在知识累积四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升了个体二元能力。
搜寻知识时，分化过程强调辨识和清晰表述新旧知识间的差别，这种对矛盾信息的搜索能有效扩展注意的广度、深度。此外，同时关注对立要素有助于个体超越常规逻辑看问题，寻找要素间的非典型联系，从而提升了获取知识的容量和多样性( Miron － Spektor et al，2011) 。吸收知识阶段，分化过程促使人们不断进行“悖论式质询”，包容而非消除持续存在的矛盾和冲突( Lüscherand Lewis，2008) ，接受而非否定环境模糊特质，强调矛盾的持续存在，不断调整归类逻辑，产生“可操作的确定”( Jay，2013) 。由此带来的“失调感”增强了个体认知和行为复杂性，潜在的矛盾得以挖掘、显现，形成更为复杂的多种意义构建方式( Smith and Lewis，2011) 。知识转化关注新旧知识整合，通过强化新旧知识的独特贡献和细微差异( Smith et al，2012) ，要素间的非典型联系受到关注，个体容易产生远隔联想( remote association)或交叉索引( cross － indexing) 以寻求新旧知识之间的互补关联( Zahra and George，2002) 。最后，悖论式认知促使个体对知识运用机制产生批判式思考，构筑质疑认知范式的双环学习路径来调整资源配置( Lewis，2000) ，激发新一轮知识搜寻( Greve，2007) ，形成挖掘悖论潜力的良性循环( Smith and Lewis，2011) ，培育高水平的探索和开发二元能力。
四、结论和展望
Zahra 和 George ( 2002 ) 指出，行为体之间的能力水平随时间推移逐步趋同，此时，绩效差异取决于个体识别和对外部变化的响应，适时调整、调用自身资源的机制，这体现出灵活性对绩效的重要作用。传统意义上以专业性作为直觉效用的单一前因存在弊端，“自动专长”式的直觉容易造成路径依赖，个体需要随环境和任务特质变化适时调整直觉类型，提升环境敏感度和图式重组水平，实现在截然不同、甚至矛盾领域看到关联模式的“交叉索引”( Hayashi，2001) ，增强认知图式灵活性。本文分析了专业性培育中悖论式认知和个体二元能力在增强认知图式灵活性层面的积极作用———缺乏矛盾要素分化与整合的认知过程，决策者很难平衡对立冲突的知识开发与探索活动，更谈不上构建二者互补优势，发挥杠杆作用。从矛盾互补的悖论式认知视角处理专业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悖论有助于应对专业性和灵活性冲突，构建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灵活性能增强认知图式复杂性，长时记忆模板分存储固定信息的组块和存储变化信息的插槽两部分，组块存储较慢，而插槽的存储非常快( Gobet and Chassy，2008) 。
灵活性能提升个体环境敏感度，在插槽中存储大量变化信息，丰富领域内专业知识。另一方面，专业性提升也有助于增强灵活性，二者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尽管复杂认知图式在初始阶段制约灵活性，超过一个临界点后，专业性可能带来更强的灵活特质，如 Bilalic et al( 2008b) 的研究显示，与普通棋手相比，高段数棋手处理问题时不容易受定势效应影响，显现出更强的灵活性。
未来有必要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专业性、悖论式认知和个体二元能力对直觉效用的作用机制，同时，有待细化悖论式认知和个体二元能力的影响因素。近年来，国外关于个体二元能力( ambi-dexterity) 和悖论式认知的文章日渐增多，但与提升专业性的研究相比，这一新兴领域仍存在诸多空白。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悖论式认知和个体二元能力可能的前因变量，考察变量间交互作用对个体二元能力的影响，这对提升直觉有效性和个体二元能力建设都将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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