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产品要力争客观、科学且及时。但是团体思维的存在使情报分析人员和团体极易受主流意识的影响而陷入团体思维的陷阱，从而影响情报产品的质量。情报分析人员应该认识团体思考并力争规避其不良影响。
1 团体思考的概念
团体思考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艾沃林·詹尼斯( I. L. Janis) 于 1962 年在 《预警的心理效应》一文中提出。詹尼斯在对团体组合、成员互动、压力因素、内部结构等团体特征进行研究之后发现，“在具有高度内聚力的集团内部，集团内部成员为了达成一致性，势必要压抑或者放弃其原有立场，从而使整个集团否定其他可能的选择方案，最终造成错误的决策。”［1］该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处于任何组织之中的个人在行为处事时的表现与其独处时有所不同。团体的成员经常有一种认为自己是无懈可击的幻觉，他们相互鼓励以增强自信，以至于当他们遇到同团体意见相抵触的信息或警示时也会置之不理。他们批评并拒绝那些与团体的估计和判断不一致的观点，认为持反对和怀疑态度成员的沉默就意味着团体思考已经达成一致。情报分析也是分析人员对客观事物的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团体思考也会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分析结果的准确率。
2 团体思考产生的原因
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泰特洛克 ( P. Tedock) 曾指出，社会因素在人们的决策和判断中起着关键作用。
2. 1 社会易化效应
心理学家罗伯特·扎伊翁茨 ( Ｒ. Zajone) 发现，对于那些简单的、熟练的行为，人们在有旁观者在场时通常能做得更好; 但是对于那些复杂的、还没有掌握好的技能，人们在有他人在场时则会表现得没那么好。扎伊翁茨认为这就是 “社会易化”的效应［2］。一例研究大学撞球室里观众在场或未在场对击球率影响的实验，证明了观众在场对被试完成任务的影响。在这个研究中，一些观察者把玩撞球的人分成技术高于平均水平和低于平均水平两组，然后记录这些球手在有观众和没有观众两种条件下的击球成功率。观众促进了那些技术高于平均水平的球手的表现，却损害了那些技术低于平均水平的球手的表现。有观众在场会损害个体完成复杂任务的正确率，同时对完成简单任务的正确率会稍有改善［3］。研究者在言语、教学任务以及其他涉及决策判断的事例中都发现了社会易化效应。
2. 2 社会性懈怠
社会性懈怠指在团体工作的环境下，作为团体中的个体会产生懈怠心理，不会像自己独立完成时那么努力，从而影响工作的效率［4］。
心理学家沃尔瑟·莫德的一例实验研究了拔河比赛中人们的投入程度。他发现，与参与两人组、三人组或八人组拔河时相比，个体独自一人与对手拔河时会拉得更卖力。平均而言，两人组的时候单个被试的努力程度只有单人组被试的 93%，三人组中单个被试的努力程度只有85% ，而八人组中单个被试的努力程度则只有单人组被试的 49%。
社会性懈怠效应的出现是因为处于团体中时人们不会像独自行动时那样直接感觉到自己的努力和最终结果之间的关系。与这个差异相关的是，对最终结果所担负的责任会在团体成员之间分散，而独立行动时个体则要对结果负全部责任。责任分散对决策和判断会产生强有力的影响。
2. 3 社会比较理论
社会比较理论是费斯汀格 ( L. Festinger) 在 1954 年提出的［5］。费斯汀格认为，人们具有评价自身能力水平和自身观点恰当性的需要。那么在缺乏客观的、非社会性的标准时，人们就会把自己和其他人做比较，从而从他人身上获取行动或决策判断的线索。
该理论的核心观点包括: 人们具有评价自己观点和能力的自然倾向性; 在缺乏客观的、非社会性信息的时候，人们会通过与他人的观点和能力做比较来评价自己的观点和能力; 在面临选择时，人们更愿意和那些观点和能力与自己接近的人做比较。资深情报分析人员一般会与资深情报分析人员的分析结果做一对比，而不会与情报分析新手的分析结果做比较。
3 团体思考的理论模型
团体思考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这个模型涵盖了团体思考产生的条件、症状以及导致的后果 3 个方面。根据这个模型，具有内聚力或高度内聚力的团体 ( 方框 A) 与结构上存在缺陷的组织 ( 方框 B-1) 以及外界的刺激因素 ( 方框 B-2) 相互作用会增大团体思考出现的概率。团体思考症状 ( 方框 C) 一旦出现，就预示着团体思考很可能要发生。当一个团体表现出这些症状时，决策欠妥的症状 ( 方框 D) 也会随之出现。决策过程存在缺陷在很多情况下会降低做出正确决策的概率( 方框 E) 。团体思考理论表明在具有内聚力或高度内聚力的团体 ( 方框 A) ，方框 B-1 和 B-2 中的状况出现得越多，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就越大［6］。
4 团体思考个案研究
可以通过几个典型的情报案例，对团体思考进行解读。
4. 1 决策部门内部缺乏处理问题的科学程序
以伊朗人质危机为例。在伊朗人质危机中，美国在决定是否启动 “鹰爪”行动的跨军种联合秘密营救行动时，国务卿万斯刚好离开了华盛顿。当万斯得知这一消息时，他坚持要求再举行一次讨论会，以便陈述自己的主张。除了受到嘲弄，他没能说服任何人。参照团体思考的理论模型，当时的美国政府缺乏处理问题的科学程序 ( 方框 B-1) 。在美国人质被扣留的情况下，美国政府该如何沉着冷静地面对局势，确保人质安然无恙又能够避免发生流血战争，这需要情报界以及政府群策群力、共同商议以及研究讨论，制订出科学严密的实施方案。遗憾的是，卡特政府在国务卿万斯离开华盛顿的情况下便草率做出了营救的决定。在这种状况下，国务卿具备充分的发言权和决策权，但他却未能参与其中。这是决策程序不科学的体现 ( 方框B-1) ，由此引发团体思考症状 ( 方框 C) 和决策欠妥的症状 ( 方框 D) ，最终导致决策的失误 ( 方框 E) 。
再以基层单位的情报产品形成过程为例。情报上报的某基层单位，在整理阶段性或专题性报文时，通常会分配给某个小集团，指定专人负责统筹，集团成员协作完成。
首先，负责人召集所有成员开会讨论，形成初步提纲，按照成员各自的研究重点分配具体部分。接着，大家分头搜集资料，形成自己负责部分的初稿。最后，负责人将大家的初稿归纳整合成专题情报并上报给上级机关。在整个流程中，首次讨论的提纲是关键性的指引，它的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到情报产品的准确与否。从整个流程可知，提纲提出是在搜集资料之前，这本身就不符合情报的生产规律。
在占有可靠信息源的基础上形成的提纲才具备科学性和完整性，未占有信息源就商议提纲其实就是纸上谈兵。而且，确定的提纲再无进一步的商议与完善，这也有悖于情报生产的流程。美军对 “情报流程”的阐述包括以下几个环节: 准备—搜集—处理—生产，且每个环节之间应该保持紧密联系，形成合理的合力。该单位的情报生产过程缺乏合理的、科学的程序，在生产情报产品时，提纲的生成过程不够系统，成员间缺乏良性互动，负责人在最后阶段按照自己意愿整合归纳，从而使情报产品成为集团思维的产物。
4. 2 部属面临上级施加的高压
以 1961 年美国旨在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猪湾行动为例。事发前，许多顾问都认为该计划很不可靠。可是正如海军上将阿雷格·伯克在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肯尼迪总统再三告诉军方，那是中央情报局的一次行动，你们不要参与其中……我们选择了保持缄默。”副国务卿汤姆斯·曼恩回忆，“肯尼迪总统要求在场的人都对入侵计划表态，人人都表示支持，我也一样。我这样做是因为不想给总统留下一种印象———我不支持总统的决定。”最后，这个计划坚持不渝地执行了，但却以完全失败而令美国政府狼狈不堪。
根据团体思考的模型，肯尼迪总统的直接指示或暗示给部属构成了外部压力，形成了阻碍决策的刺激性外部因素 ( 方框 B-2) 。部属通常不会提出与团体的倾向性相左的意见，当其顶头上司持某种立场时更是如此。猪湾行动前肯尼迪总统的态度决定了部属的立场，加上团体本身存在内聚力 ( 方框 A) ，这就营造了一种外部压力氛围，即持不同见解者可能会遭遇被团体或领袖排挤的威胁，因此，他们宁愿选择与上司一致的意见，做到明哲保身。因此，团体思考症状随之产生 ( 方框 C) 。显而易见，团体思考限制了政策选择的范围，降低了政策选择的质量，最终导致决策的失误 ( 方框 E) 。
再以企业面临重大情报信息时的反应为例。企业的基层情报人员接触到意义重大的信息源时，一般不会直接形成报文上报，而是将初稿呈递给上级领导过目。如果情报内容涉及的话题较为敏感和重大，分管的各层领导会非常谨慎。上报前会召开会议，商议上报的措辞、方式和时机。但是在这样一种严肃的集体氛围中，部属的意见都会被束缚在团体领导的意志范围内，如果领导的意愿倾向于保守上报，大多数部属不会公然提出异议，因为那样的风险较大，事后也许会面临被排挤或压制的命运。集体中的成员都会采取明哲保身的立场，如此便会形成貌似少数服从多数的决议，其实，那种情境下的多数只不过是领导高压下的产物。
4. 3 决策者构成具有内聚力的团体
以美国情报界评估萨达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现状时的彻底失败为例。当时，作为美国政府利益代表的美国情报界、白宫和五角大楼在伊拉克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上抱成一团，形成了思想、步调和期望完全统一的团体。凡是符合他们想法的证据，他们就会大肆渲染其重要性，与他们的猜测不一致的证据，他们则置之不理。
“9·11”调查委员会报告透露，美国情报界是如何在评估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的现状时彻底失败的，以及一心要把美国拖入战争的白宫和五角大楼官员是如何毫不犹豫地采纳错误结论，支持了美国情报界的论断。这份由共和党和民主党共同提交的报告通过列举详细得出奇的细节，得出如下结论: 中情局、白宫和五角大楼自始至终都 “夸大”了伊拉克拥有生化武器并积极重新制定核武器计划的证据。例如，当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2002 年秋天重返伊拉克并报告说他们在该国无法找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中情局把这些核查人员斥为 “容易上当受骗的新手”，并说他们被狡诈的伊拉克接待人员耍了。当几名伊拉克官员和科学家主动说萨达姆实际上摧毁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库并放弃了核计划时，这些人被污蔑为 “说谎者”，而绰号为 “曲线球”的线人提供的可疑消息却被采纳，因为他们的故事与美国政府的想法一致，符合中情局、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共同利益［7］。
美国白宫和五角大楼之所以支持美国情报界的认定，是因为他们的团体利益一致，他们的潜意识中认定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此，在处理和接收情报产品时，自然而然地倾向于与团体利益一致的想法，与团体不一致的想法，统统遭到了摒弃。
同时，就当时的情报界而言，即使机构内部存在不同意见，在向国家决策者上报时只能有一个确定的结论。而负责上报工作的则是由几个高级官员负责的，其他情报分析人员并没有越级上报的权利。因此，迎合布什政府的意愿形成的内聚力团体，自然而然在决策判断时会产生思维的团体倾向。
5 避免团体思考偏见的措施
团体思考的弊端会导致情报判断的失误，应该采取措施避免。因此，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5. 1 在团体中设立 “唱反调” 的角色
“唱反调”也叫 “魔鬼的辩护”，这是团体避免陷入类似思维方式的一种创新思维方法。有的专家将这种创新思维方法叫做扮演 “傻子”。团体根据成员人数多少，专门设立少部分人扮演 “傻子”，寻找证据，故意和集体观点唱反调。唱反调的 “傻子”尽最大能力提出各种稀奇古怪的观点，并努力为反面观点辩护。目的是刺激异己观点，打破团体一致的思考方法。
5. 2 团体领导不要过早表达观点倾向
领导的意见不应太早提出，以免团体的主流意见受到扭曲。例如，华盛顿在美国联邦政府议会制定第一部宪法的过程中一言不发，因为华盛顿认识到战功显赫的总统的意见必定会使一派意见过于强大而失去民主制宪的基本准则。情报分析与研判应该依据所掌握的资料和信息，尽量避免团体的主流意识产生偏向领导观点的可能。团体的领导不应过早地提出自己倾向性的意见。一旦主流意识不是正确的判断时，最终的情报产品很可能受到团体思考的影响。
5. 3 在团体中分组讨论，分组拟议
各种意见的碰撞会帮助情报分析团体一定程度上规避团体思维，因此应该将竞争机制引入情报分析研判中来。在情报分析研判的过程中将情报分析团体分成小组，并将他们分别聚会拟议，然后再全体聚会交流分歧 ( 小组成员可以重新分配) 。这样容易形成各种不同的观点，制衡出现团体思维的小组，降低团体思维的发生几率。
5. 4 打破团体界限，吸纳外界看法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集思广益是避免团体思维的一个有效方法。在情报产品生产出来之前，团体应该邀请一些非团体成员来发表意见，请他们以局外人的立场评判团体的结论。这些局外人的知识结构和立场态度有别于团体成员，因此，在看待同样的问题时视角是崭新的，不受束缚的。况且，团体之外的人不太关心团体凝聚力的问题，不太在乎团体内是否有不同的声音。所以，他们的观点不会夹杂任何感情成分和功利色彩，这样征集到的异己观点往往更具有客观性。
5. 5 征求匿名意见，鼓励真实想法
在强调集体主义的中国，集体的利益常常是得到大多数人大力维护的，少数成员在团体主义的压力下很可能会屈就主流意见。为了鼓励每个成员的真实想法和观点，应该采取匿名投票的方式。匿名投票能使成员们都不必受领导者权威和团体压力的影响而各抒己见。情报分析团体的领导可以要求成员匿名写下自己的意见，使情报分析人员避开团体思维造成的压力，保证成员不必害怕团体的谴责从而提出他们的真实想法。
参考文献。
［1］ JANIS I L.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warnings［J］． Man and Soci-ety in Disaster，1962 ( 5) : 89-93.
［2］ ZAJONE Ｒ B. Social facilitation ［J］． Science，1965 ( 8) :269-274.
［3］ MICHAELS J W，BLOMMEL J M，BＲOCATO Ｒ M，et al． So-cial faciliation and inhibition in a natural setting ［J］． Ｒeplica-tions in Social Psychology，1982，67: 371-378.
［4］ MOEDE，WALTHEＲ. The conjunction fallacy: a task specificphenomenon? ［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1984 ( 10) : 243-252.
［5］ FESTINGEＲ L.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 ［J］．Human Ｒelations，1954 ( 7) : 117-140.
［6］ 王志可 . “集团思维”对情报分析的影响 ［J］． 军事情报研究，2008 ( 4) : 47-50.
［7］ 张晓军 . 美国军事情报研究 ［M］．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 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