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震荡之中，既有传统与现代、迷信与科学之间的碰撞，也不乏专制与民主、封闭与开放之间的相互抗争。社会矛盾突出，民族矛盾尖锐，呈现出古与今并存、新与旧交替、中与西混融的纷繁复杂的局面。“内忧日急”、“外患日重”，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的特殊时期。处于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的北京大学学生社团组织及活动，具有一些自身的特点与规律。
一、从学生参与社团活动内驱力的影响因素来看，社会需要起更大作用
任何个体行为的产生，都是由需要而激发一定的动机，再由动机才产生某种行为。学生社团作为学生自愿、自由结成的一种群众组织，其参与活动的内驱力主要受学生个体兴趣、爱好以及特长等人格因素而产生的个人需要的影响。民国时期，北大学生参与学生社团活动的情况也是如此。像学生参与书法研究社、悠悠体育会、联大剧团、南湖诗社等都是如此。不过，北大学生参与学生社团活动更多的是受社会需要的影响。平民教育讲演团、平民教育研究社、新潮社、东北同学抗日救国会，以及西南联大时期的绝大多数学生社团都是如此。
二、从学生社团的组织行为来看，体现出更强的民主性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具有特殊的内外部环境，自蔡元培任校长后逐渐形成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指导思想，以及校内一大批曾留学国外、崇尚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知名教授的存在，使得学生社团组织行为表现出更强烈的民主性 ( 这里不准备就这种民主的性质进行讨论) 。
一些学生社团不设负责人，甚至职员都不要，由大家共同负责。或者实行委员会负责制、联席会议负责制、轮流负责等方式。1919 年 11 月 19 日，新潮社召开改选职员大会，罗家伦、孟寿椿通过投票分别当选为编辑和干事。然后，由罗家伦、孟寿椿推举产生了副干事、编辑、书记等。但是，大家又觉得这种形式不够民主，于是改为按照姓名笔画的多少来分配职务。
1917 年成立的实社，在 《实社意趣书》中就有 “本社无职员社长等名目”的记载，该社采用所有社员共同负责的方式进行管理，认为这样才符合自由、民主、平等的精神。
当时的很多同乡会，为了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产生少部分人独揽大权的所谓 “专制”现象，而实行 “委员制”或 “联席会议制”。第一届北京大学学生会内部管理机构设评议部和干事部，评议部的设置就是为了对干事部的管理活动进行监督，以防止干事部在管理的过程中发生不民主的行为。更有甚者，连职员的称呼都要体现出这种 “民主”精神。为了避免总揽之意，负责后勤保障的部门不叫总务股，而称庶事股。负责人不称正董，而称主任。学生会不设会长，平常开会的时候临时推选主席主持会议。学生社团的申请、审批、成立以及成立之后社团活动的开展，几乎采取完全自主的形式进行，没有过多的条条框框。只要是学生自愿、有共同的兴趣、共同的追求，都可以成立学生社团。就连出台过的申请成立学生社团必须要自己联系 2 名指导教师的条款，有时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学生社团成立的申报制度几乎形同虚设，而对之采取完全开放的态度。同时，上至学校领导下至一般教师，对于学生社团都持鼓励、支持的态度。这种支持不但表现在思想上，也体现在实际行动上，如积极、主动担任指导教师，接受社团邀请作学术报告、发表演说，以及主动给予学生社团各种帮助，如捐款、捐物等。这种在行动上的参与，可以说是对学生管理的民主化的直接体现。
三、从学生社团活动的内容来看，既做了大量的 “本职工作”，更完成了不少“兼职任务”
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学生社团，既做了大量的文娱体育、学术研究以及情感联络等 “本职工作”，也干了不少的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及反抗军阀专制统治等 “兼职任务”。
开展学术研究与文娱体育活动，是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学生社团最根本的 “本职工作”。学生社团作为以在校学生为主体，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与特长，自愿、自发组织起来的一种社会团体，其经常开展的活动必然与学生的本职工作 ( 即学习) 密切相关。因此，民国时期北大组织成立的学术研究类及文娱体育类学生社团不但数量多、存续时间长，而且活动频率高、学生参与度高。相反，其他类型的学生社团则往往存续时间很短。比如以宣传、从事抗日活动的学生社团，尽管抗日是贯穿大半个民国时期的学生社团活动的重要主题之一，可是这种学生社团个体存在时间并不长，一般都是因某些特殊事件的激发而临时产生，完成使命之后便不复存在。
情感联谊类活动是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学生社团经常开展的又一类 “本职工作”。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存在一种浓厚的 “安土重迁”观念，形成了中华儿女特有的强烈的“乡土情结”、 “恋乡情结”。远离家乡外出求学的北大学子，组织成立数量众多的以联络情感为主的学生社团。这些学生社团一般在一个学年活动周期内都要进行迎接新同学、吸收新成员、改选组织机构、编印通讯录、举办会餐及郊游、新年茶话会、欢送毕业同学等活动。开展这些活动的目的除维护各自团体成员的利益及服务家乡外，最重要是通过为成员提供更多的相互接触的机会，从而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加深相互之间的情感，缓解思乡之苦及孤独之痛，达到调节情绪的目的。
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及反抗军阀专制统治等活动，是 “内忧外患”日益严重背景下北京大学学生社团完成的 “兼职任务”。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处于深重的灾难之中，外有列强的欺凌，内有新旧军阀的封建专制统治。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更是对中国进行了长期的侵略，使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北大学子更是站在时代的前列，积极参与到各种各样的活动之中，完成了大量的 “兼职任务”。
四、从学生社团活动的政治环境、人员构成及主题来看，表现出更高的复杂性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学生社团及其活动与其他时期相比，具有明显的复杂多样性。政治环境。从政权更迭来看，有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两个阶段。北洋政府时期，北洋军阀忙于争夺地盘，根本无暇顾及教育，多次提出停办、改办之议，欠薪成为常态。
因此，就有了索薪运动、读书运动以及 “挽蔡拒彭运动”等发生。由于北洋政府无暇顾及教育，没有精力控制教育，各种新的思想与思潮得以较为顺利地涌入北京大学，各种宣传新思想、新理论、新学说的学生社团在北京大学迅速发展。南京政府时期，政府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开始了国民党所谓的 “训政时期”，于是北京大学学生社团中信仰类学生社团迅速减少。从政治思想或意识形态的斗争来看，既有国共第一次合作之前的新旧思想，及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的 “左、右”之争，也有国共分裂时期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压制，及共产党对之进行的坚决斗争。
人员构成。民国时期北大学生社团的成员构成非常复杂，既有完全是校内人员的，也有兼吸收校外成员的; 校内人员组成的社团中，既有完全由学生组成的社团，也有由教师与学生，有时也包括工勤人员组成的社团。比如国民杂志社，它是由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爱国学生和部分同情他们的教授及爱国人士捐助经费开办的。当时，凡是给予过捐助的人士都被算作是国民杂志社的社员，社员人数达到将近 200 人。不过，参与日常工作的人不多，基本都是北京大学学生。再比如画法研究会，同样吸收一些校外会员，但是经常参与活动的大多是北京大学学生。还有像进德会、学生储蓄银行以及各种学会、同乡会，都有一些教职员工参与。
活动主题。整个民国时期，不同阶段所面临的突出矛盾不一样，学生社团活动的主题也随之发生着改变。1917年以前几无社团可言，只有零星的几个文娱体育类社团。
1917 年至 1927 年，信仰类学生社团活跃在北京大学校园。
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主义，以及国民党左派与右派等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1928 年至 1937 年，随着北伐成功，开始加强对学生的控制，使学生社团活动的主题转向了学术研究，于是各种学术研究类学生社团明显增多。1938 年至 1945 年，抗战爆发后，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北京大学学生组成各种团体，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以抗战为主题的活动。1945 年返回北平，随后内战爆发，反内战、争民主、反饥饿成为社团活动的主题。
五、从学生社团活动的性质来看，表现出更强烈的爱国性
爱国性是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学生社团活动的一个典型特点。既有宣传抗战、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各种临时性、长期性社团，也有以教育救国为己任的理论性和实践性社团。不管是开展以直接从事反对侵略、宣传抗战等活动的实践性社团，还是从事理论研究的学术性社团，其成员都怀着一颗爱国之心，都以促进国家、民族的独立、进步与发展为根本目的。
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活动中体现出来的爱国性。民国时期，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活动异常猖獗，国家主权受到侵犯，民族尊严遭到践踏。尤其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于 1931 年出兵东北，1937 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处于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北京大学学子积极行动起来，组织成立了各种学生社团，参与到反帝反专制的爱国实践活动中。这些活动得到了广泛、深入且持久的开展，体现出北京大学学生社团强烈的爱国性。
教育救国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的爱国性。20 世纪 20至 30 年代，教育救国思潮的发展在国内达到高潮。北京大学校园内一些从事教育研究、开展平民教育的学生社团纷纷成立。如由蔡元培提议设立的北京大学学生义务担任教师的校役夜班，就是基于蔡元培 “深知此社会之性质而各尽其一责任。故无人不当学，而亦无时不当学也”的认识而成立的。1919 年 3 月成立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更是以 “增进平民智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为宗旨，通过开展室内和露天讲演，以宣传民主自治、反封建迷信、普及科学、提倡读书等为主要内容，将平民教育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北京城及郊县的工厂、农村。平民教育研究社是北京大学部分学生鉴于 “平民教育如此之重要，认为很要有一番研究讨论的功夫，以求适合社会上实在需要”的认识而成立的，该社开办了平民学校、通俗图书馆，并进行平民事业调查、通俗讲演等。1922 年 2 月 24 日成立的北大教育研究社，主要开展一些教育实践调查和学术讲座等活动。这些学生社团都是成立于 “教育救国论”盛行之时，表现出北京大学学子心系祖国的爱国情怀。
文学艺术类学生社团在开展活动中体现出来的爱国性。
西南联大时期的文学艺术类学生社团，通过文学创作、戏剧表演、歌唱演出等形式，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提高大学生及民众的抗战意识、信心及决心，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性。如南湖诗社、群社、联大话剧团、冬青文艺社等; 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抗战胜利后相继成立的大众社、文艺社、北京人社、呐喊社等，也通过各种形式来表达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愿望，这些活动都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性。
理论学习、思想宣传类学生社团表现出的爱国性。还有一类学生社团，尽管从事的不是直接与救国相关的活动，但最终目的还是在为解决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而寻求出路。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批评社、国是研究会等，无论主张革命还是改良，是新村主义、国家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都试图从理论上、思想上为当时的中国寻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包括以反对科学社会主义为职业的北大国家主义研究会、北京孙文主义学会北大分会、中山主义研究会，以及以 “整理国故”为职志的国故月刊社、孔子学说研究会等，都是为了给垂危的中国寻找出路。只不过当时很多人未能认识到，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挽救中国的真理。
